战后东北国共之争及其对两党关系的影响_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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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在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都具有异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东北,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至关全局的事件。日本刚一投降,中共就审时度势地先机进入东北,并迅速地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之基。本文不揣浅陋,拟就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争夺东北的决策及对两党关系格局影响,略抒拙见。

东北地区(当时包括热河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总面积为130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3%。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在战略地位上越发显得举足轻重。从全局看,东北谁属,关系极大,争夺东北的斗争,严重地影响着全国的形势,它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

从经济和资源上看,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产地。当时东北是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区,也是全国余粮最多的地区。钢材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工业产值约占全国8%;年产粮谷近2000万吨, 其中大豆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60%以上;交通便利,拥有铁路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1/2 以上;且有稠密的公路网,几占全国公路之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等河及其支流形成广阔的航运网;南濒渤海与黄海,煞多优良港湾;矿产丰富,其中木材蓄积量为30余亿立方米,铁的储量为58亿多吨,煤为190亿吨。

从战略地位上看,东北地区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西接蒙古,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如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背靠苏、朝、蒙,南与冀热辽解放区以及整个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摆脱长期受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从而取得战略决战的有利态势,并且可有一个巨大的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反之,如国民党抢占了东北,中共的华北解放区与苏、朝、蒙的联系将被切断,华北解放区将处于国民党南北夹击之中,战略态势将对中共极为不利。

综上所述,争夺东北的斗争对国共两党都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东北的得失对国共两党在全国范围的斗争都将是举足轻重的。国共两党皆深谙此点。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为此, 国共双方围绕争夺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企图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从苏军手中把东北接收过来。为此在1945年8月14 日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承认其“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苏方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主权及行政与领土之完整,重申确认〔2〕。并承诺一俟军事行动停止之后,即把东北行政管理权交给国民党政府〔3〕。这表明,一旦战争结束, 国民党政府将依法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这不啻给中共争夺东北增加了一个外交上的复杂因素。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顿呈土崩瓦解之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彻底跨台, 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的覆亡。

抗战胜利的迅速来临,倒使国民党蒋介石始料未及。蒋介石虽然将“接收”东北列为“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但是,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主力部队远在大西南,与东北隔开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要运兵到东北非常之难。况且国民党在日伪军配合下和美国的帮助下正忙于抢占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大城市及交通干线,故东北问题一时无暇顾及,遂企图依据中苏条约,通过外交途径从苏军手中把东北整个接收过来。8月31日,蒋介石宣布设立东北行营, 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并划东北为九省;9月5日,又任命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不久又成立了以杜聿明为首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极力进行夺取东北的活动。

10月,苏联驻华使馆通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东北苏军将从10月中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退完毕,希望国民党政府派员赴长春,与苏军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有关事宜。熊式辉等人遂飞抵长春,准备接收东北,但未能如愿,接收碰壁。这主要是苏联执行其对华政策的结果。战后,苏联在全局上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中立的政府,并寄希望于蒋介石;可是在局部上,即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则希望在苏军撤退后,东北地区至少应成为它在远东地区的缓冲地带,极力反对美国染指东北,对此,苏方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表明。因此,苏军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敞开了方便之门,默许、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实力,争取控制东北。这样,熊式辉等人来到东北后,准备依据中苏条约夺占东北时,东北苏军当局又多方阻止国民党接收。为此,双方进行了1 个多月的谈判。

谈判一开始,国民党方面就要求由美舰运送1个军到大连登陆, 被苏方拒绝,理由是违背了中苏条约中关于大连自由港的有关规定。经再三交涉仍未果。蒋介石遂决定先于苏军同意的营口、葫芦岛登陆,然后沿北宁路进入东北。蒋介石指出,当前的“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因此,熊式辉再度与苏方交涉,同时杜聿明面见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事宜。不久,双方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国民党军队可由海空两路进入东北。可是,11月1日, 苏联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营口已被来历不明的武装部队占领。当美军运输舰到达营口时,发现中共军队已接管了营口,在葫芦岛也碰到相同情况。美舰无奈只好折返秦皇岛。杜聿明马上意识到,要想在苏军掩护下在东北登陆已根本不可能。蒋介石遂指令杜聿明以“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4〕,来“击灭”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共部队,独占东北。

关于空运军队问题,国民党与东北苏军几经交涉,苏方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东北,从11月17日起,先于沈阳降落,以11月20日为限;从11月20日起,在长春降落,以11月23日为限;逾期苏方概不负责,且空降飞机每次只许1架,空降部队驻地由苏方指定。 苏方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国民党空运计划,双方接收东北的谈判破裂。为了对苏联施加外交上的压力,蒋介石责令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这表明国民党外交接收东北政策的破产。国民党在外交接收同时,又积极地从陆路运兵东北。为了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同蒲路北上和沿平绥路东进,中共在各解放区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致使国民党军前进受阻, 行动迟缓, 至11月16日前仍被阻于山海关外。

在国民党外交接收东北失败,从陆路进兵东北受阻的同时,中共利用苏联对华政策对己有利的一面,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并妥善地处理了与苏联的关系,在东北得到迅猛的发展,迈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一步。

早在抗战后期,中共制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即“南进”战略,要“反攻、收京、入沪”。中共“七大”虽然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但并未付诸实施。苏军出兵东北后,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依据这一形势和东北的具体情况,迅速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8月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布命令,令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所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李运昌部接到命令后,立即兵分三路挺进热河和东北。在苏军的配合下,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并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

8月26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 中共中央初步研究后决定:派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大批部队暂于热河境内待命。这时冀热辽军区北进各部分别与南下苏军会师,张家口地区的中共部队也与苏蒙军会师。中共中央遂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对中苏条约作了进一步研究,对苏方的态度有了基本正确的判断。8月29日,中央发出迅速进入东北, 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往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开往东北,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5〕。

9月,中共中央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 果断地作出对东北乃至全国局势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决策。9月5 日, 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曾克林部进驻沈阳,受到苏军欢迎。曾克林与苏军代表协商,苏方同意八路军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工作,甚至表示,只要你们把住南满,整个东北就是你们的了。进城部队很快与抗联人员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配合下,接管了沈阳,建立起沈阳市人民政府。9 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获得的情报, 指示山东分局: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近3万人,分路进入东北〔6〕。9月14日, 东北苏军代表在曾克林陪同下飞抵延安。曾克林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有关东北的情况,并转交了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给中央的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汇报的具体情况,作出了重新调整全国军事部署的新战略决策,命令原来南下的干部、部队转赴东北,向东北调派几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为加强对东北全局的领导,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赴东北。

与此同时,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与苏军代表进行会谈,达成协议: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可以八路军名义活动;中共不得在中长铁路沿线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可以在东北广大乡村开展工作;苏军承认察哈尔不包括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承认热河、锦州两省(伪满之建制)是属于中共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的地区,将这两省交由中共军队接管。这样,中共军队便顺利控制了从陆路进兵东北的要道。

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9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7〕。11月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使“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更加完备和具体化〔8〕。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迅速向东北调派重兵和大批干部, 截止11月底,进入东北的部队共计13万余人,干部2万余名, 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10名(内含4名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名。可见, 中共对夺取东北这一战略基地的重视程度。10月31日,中共决定成立以林彪为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因而,中共很快在东北打开了局面,并初步站住了脚根。

综上分析表明,从抗战胜利到1945年11月,国共两党为抢先进入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复杂的外交与军事较量。不难看出,中共计高一筹,抢着先着,凭借智慧和实力,在战略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集中主力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进入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这预示着中国国共双方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力量的对比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交接收东北政策破产,军队控制华北、抢战东北又遭失败的情况下,决定海运的第十三、五十二军集结于秦皇岛,利用美军控制秦皇岛、唐山一线的有利态势,打出山海关,夺占东北。11月16日,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26日再陷锦州,打开了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而此时苏联在国民党外交攻势压力下,答应延期1 个月从东北撤军,并将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给国民党接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控制整个东北,特别是控制东北的一切大城市的计划已不可能,遂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将主力迅速转向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工作,以图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1月10 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在美国授意下,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于是,国民党将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等5个军海运秦皇岛,转赴东北。 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猛增至7个军达30万人。3月初,苏军按协议开始从东北撤退。国民党军立即进占沈阳,并分路向解放区进攻。4 月18起,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街进行了1个多月的保卫战, 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后主动撤离。5月23日,国民党进占长春,28日再占吉林,控制了松花江南岸的大部分地区,达到了它在东北攻势的最高峰。此后由于兵力分散及其有生力量被歼灭,已再无力继续北进,不得不在6月6日同中共达成东北暂时休战23天的谈判协议。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东北角逐的结果,国民党军只占领了全东北地区30%的点和线,而中共军队却在70%的广大“两厢”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从全局上看,中共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遭到失败。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成败,对两党关系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国共两党争夺东北,是双方第二次合作破裂的重要基因之一。国共均把东北看作必争之地,尽管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与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东北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蒋介石一再拒绝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内政问题可言”,公然破坏、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结果使停成协定签署后,一度出现的松缓和平局面遭到破坏,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因此可以说,国共东北之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难以维持下去的重要基因。

第二,国共东北之争,改变了双方的战略态势,成为国共两党命运与前途决战的转折点。我们知道,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从建立那天起,就处于国民党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始终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共在敌后建立的广大抗日根据地,仍未摆脱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锁和日伪包围的局面。直到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才使得中共获得了一个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全面内战爆发后,东北解放区与关内解放区互相配合作战,使国民党军队顾此失彼,极其被动,国共双方的战略态势明显改观。经过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提供了战略总后方。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使关内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占优势地位。以后又经过平津、淮海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歼灭。因此可以说,国共双方东北之争,成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起点,国民党失败的开端。

注释:

〔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0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第二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4页。

〔3〕〔4〕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5〕〔6〕〔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274、395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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