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介护保险”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
经过3年多的酝酿与讨论，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自2000年4月1日实施。由于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出生率不断下降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日本社会的老年问题愈来愈突出，养老保险的压力十分严重。尽管早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参照北欧的模式建立了以年金制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但随着近年来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日本中央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支持已面临很大的困难。于是，能否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建立一种能够减轻中央财政负担的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成为日本政府和学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介护保险”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介护保险”，就是借用社会或私人的力量，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口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与年金制从经济上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不同的是，“介护保险”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口因年老而带来的生理需求。如果说年金制通过经济措施保障的是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的话，那么，“介护保险”则企图通过相应的生活服务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介护保险”更多与医治、护理和生活照顾相联系。
日本“介护保险”的实施，以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市、町、村）为主体，“介护保险”保险金的构成，由政府承担50%，其中中央政府承担25%，县级政府承担12.5%，市、町、村承担其余的12.5%；“介护保险”的对象分为40～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两类，他们分别承担保险金的17%和33%。个人承担部分，以2700日元为基本水平在现职人员工资中扣除，或在退休人员的年金中扣除，对于自由职业者则要求其向专门管理机构上缴。“介护保险”的具体运作，首先由需要介护者本人提出申请，再由政府组织的专门评估机构对老年人需要照顾的程度予以界定，分为部分介护、轻度介护、中度介护、重度介护、最重度介护和特重度介护6种。不同程度的介护政府所给予的补贴程度也不同，介护程度越高，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越大。政府鼓励民间企业和私人投资者投资的服务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并运用市场原则和竞争机制由需要介护者选择。在日本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参与“介护保险”的服务企业，就连丰田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也参与到了为老年人服务的“介护保险”服务行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使日本经济回升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介护保险”实施不到一年，在日本社会获得了85%的民众支持率，中央财政节省资金达4万亿日元，大部分保险对象享受到了应有的生活服务。但是，“介护保险”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民间企业的盲目介入，使老年人口这一社会弱势群体成为企业赚钱的对象；需要个人部分出资的“介护保险”对象也会因昂贵的服务费而降低服务消费水平，进而又使得服务企业降低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如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外国劳动力，这就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语言障碍、文化冲突等问题，使得以满足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介护保险”产生了降低生活质量的客观事实。（注：日本中京大学访问西安代表团的交流资料。）
“介护保险”对中国的借鉴
尽管“介护保险”存在许多问题，但日本政府针对日本社会老年问题突出的状况，将养老保险从以资金运作为主的“年金制”保险制度层面发展为以生活关护为主的“介护制”操作层面，并运用市场化的理念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对我国社会的养老保险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才能体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社会主义保障原则。
老年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年老体弱，难以凭自己的力量抵御生存风险的冲击，而一个健全、美好的社会，有责任为老年人建立起抵御生存风险的制度保障。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这就为构建一个健康的老龄化社会、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提供了法律依据。
养老保险制度能消除老年人对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随着生命的延伸，老年人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也会接踵而来。我国优良的家庭养老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没有收入来源的老年人老无所养的忧虑，但是随着家庭趋向小型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妇女广泛就业，能否继续依靠家庭养老来防范老年人在以后生活中的诸多风险，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养老保险制度，可为老年人解决后顾之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责任和明智选择。
养老保险是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最有效的途径。“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既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来自于收入的保障；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收入从某种程度上只是决定着生活水平，但养老保险还与生活质量有关。因此，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要能够保证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仍有稳定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以保障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质量，以使他们能够安享晚年。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不仅包括一定价值原则、道德观念和明文规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还包括通过一定的组织实体和物质手段来操作的制度实现。养老保险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同样包括制度设计和制度实现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机制设计明确规定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和资金运行；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保障和政策落实确保养老保险的制度实现。从人的需求多样性原则出发，养老保险不仅要满足老年人口的经济需求，即通过基本的养老金来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而且还要满足老年人口的其他社会需求，诸如因年老体弱带来的医疗需求、生活照顾需求和消除孤独的精神文化需求等。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以来，经历了近50年的实践，对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1996年底，全国8758.41万职工和2358.31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分别占全部企业职工总数的78.4%和离退休人员总数的95.33%。此外，参加11个行业养老社会保险统筹的职工已达1400万人，其中离退休人员359万人（截至1996年6月）。这说明城市职工养老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远远超过半数。参加各地社会保险机构经办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职工分别为206万人和219万人。参加各级工会举办的职工互助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职工为26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滚存额达到578亿元。（注：陈佳贵、罗斯纳等：《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第107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养老保险费用实行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确定了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的目标。1993年，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因此，该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又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注：中国劳动部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
中国养老保险实质上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保险，而是混合保险制度。这是在吸收外国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而构建的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在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社会统筹部分实现全国范围统筹后互济性最强，是典型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部分互济性较弱，具有社会保险的一定色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仅仅在企业范围内调剂，互济性最弱。
但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尽管涵盖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与老年人社会保障相关的内容，但在实际运行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按两个系统分别运行。或者说，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只是从经济（经费）保障上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了国家、单位和个人在养老保险中的角色地位。显然，养老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或经费问题，当一个人年老以后，他（她）不仅仅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他（她）需要生活的照顾和精神的慰藉。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介护保险”值得我们借鉴。
事实上，我国城市社会中曾经出现、目前正在逐步得到强化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老年人口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的功能。社区作为地域性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生活主体正是需要社会关护的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尽管青壮年也生活于社区，但他们更多参与的是各自职业的社会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壮年首先是“单位人”，其次才是“社区人”，而老年人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人”。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老年保障功能，但这只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基于社区老年人口需要和尊老爱幼传统而进行的自发行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个人、单个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即使对社会进步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也必须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因为制度化的人类行为才能最终保障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因此，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必须从资金保险的制度层面推进到生活服务、生理关护的制度操作层面，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准市场化的运作，最终走出“国家养老”的怪圈，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社会化。
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历了由“家庭养老”的非正式制度到“国家养老”的正式制度的变迁过程，这种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变迁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的劳动保险演变而来，1951年，我国就开始实行劳动保险，形成了一种以企业为主导并辅助以一定社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险的全部资金由雇主交费支持，个人无需交费，不体现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共济关系，仅体现了雇主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1969年，财政部规定企业不再缴纳劳动保险金，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险待遇从企业“营业外支出”账户列出，这样，劳动保险完全就成了企业的责任；由于那时的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并非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企业利润必须上交国家，而企业亏损则可以通过政府得到补偿，劳动保险支出对企业的损益并无影响，劳动保险的主体仍然是国家，保险对象是具有“公家人”身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因而，这种“企业保险”实质上仍然是“国家保险”。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动摇了“国家保险”的经济基础，随着政企分开、企业自主权扩大，改变了企业与政府的分配关系，社会保险主体的企业责任与国家责任开始分离，政府悄然后退使保险待遇的支付责任主要落到了企业身上，企业的利益直接受到影响。其后果是，在经济意义上企业保险待遇支出不同，难以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在保障意义上企业经营本身的风险使许多企业难以抵御职工可能出现的大额支付的风险，难以保证职工待遇的兑现，从而使社会保险失去依托。为了避免这一风险，保障职工的利益，从1984年开始，国家劳动部在一些地区试行以“现收现付制”（即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为已经退休的一代人支付养老金，而他们的养老金则等到下一代来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养老金社会统筹，强制要求企业为其员工支付一定比例的养老金。
但是，这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要形式的养老金社会统筹仍然未能突破“国家养老”制度的框架，其实质依然是以国家为养老保险主体统收统支，而养老金受益人却缺乏参与积极性。同时，“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往往会损害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人的利益，造成“寅吃卯粮”的对人类可持续生存能力的损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国家对公民基本利益的保障外，任何行为主体均须对其利益承担责任，养老制度也不应例外。为了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险的主体角色和责任，在保障公民基本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养老保险，许多发达国家对养老保险进行了制度创新，其中“基金制”便是较有成效的方式之一。所谓“基金制”就是先一代人为了减少后代人的负担而自己承担一部分积累养老金的责任。具体是一个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在工作期间将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一个专门用于投资的基金机构，等其退休后，该基金再以其投资的回报向养老保险的参加者兑现当初承诺，养老保险参加者获得应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的投资主体，就不仅限于国家和企业，同时也包括了受益人；养老保险金的运作（保值和增值）不完全由政府或企业负责，而是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机构，通过养老基金的投资托管人（养老保险基金机构）向资本市场投资获得回报，以保证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但是，为了控制市场失灵，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阶段，还需要政府对养老基金的运作加以管制，以保障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利益不受损失。因此，养老保险的市场运作机制还不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准市场化运作。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实现，即以生活服务、生理关护等为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操作也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由所在社区的管理机构所建立的社区服务实体或所在社区内相关服务企业，通过服务竞争来实现。日本的“介护保险”在实际运作中借助民间和私人企业，运用竞争机制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这种动机和出发点值得肯定。只是在完全商业化运作中，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其商人惟利是图、大赚老年人养命钱的本质特征。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市场经济原则为老年人口提供生活服务，运用竞争机制提高为老年人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政府应对为老年人服务的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其服务地域、服务范围、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等作出严格规定，并使之与城市的社区建设工作相结合，通过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的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尽可能完备的服务和照顾，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保障原则，又符合我国社区、邻里人际相助、靠近家庭的传统习俗。
中国养老保险的准市场化运行
养老保险的准市场化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政府管制的条件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市场运作。针对我国的实际，准市场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包括国家养老金、单位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在内的复合型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国家养老金是基础，单位补充养老金是主体，个人储蓄养老金为辅助，最终实现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储蓄和保险三大功能。养老保险制度准市场化运行的内容包括：
1.筹资渠道与保险形式的多样化
当今社会，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实行了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在多种社会保险制度中，养老保险的项目覆盖面最大，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最大。综观世界各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从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的方式来看有以下模式：（注：韩大伟、厉放、吴家亨：《养老金体制：国际比较、改革思路、发展对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国家统筹的保险模式。这种养老保险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薪劳动者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均可享受国家法定的社会保险待遇，但国家不向劳动者本人征收任何养老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所需的全部资金都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或者说都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
(2)投资互助模式。投资互助式养老保险制度是由社会共同负担、社会共享的保险模式。它规定：每一个工薪劳动者和未在职的普通公民，都属于社会保险的参加者或保险对象。在职的企业雇员必须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定期交纳社会保险费，不在职的社会成员也必须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养老保险费，作为参加养老保险所履行的义务，才有资格享受养老社会保险。同时还规定，企业或雇主也必须按照企业工资的一定比例定期交纳保险费。这些规定都是强制性的。具体交纳的比例各国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德国规定，雇主和雇员都交纳工资额的9.25%，瑞士则规定，雇主和雇员交纳4.2%，还有的国家规定雇主交纳的比例要高于雇员的比例等。
投资互助式养老保险制度对资金管理难度较大，需要的科学性也很强。但全面衡量起来，这种保险方式具有很多优点。例如，保险基金来源比较丰富，由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投保；层次较多，也可以满足社会各层次的不同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此外还有社会覆盖面宽等优点，还是比较科学的。美国是比较典型的投资互助式养老保险制度国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改革，其基本目标就是向这种投资互助型的方向发展。
(3)社会自我保障模式。自我保障模式也叫强制储蓄模式。这种保险制度下的保险基金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两个方面，国家不进行投保资助，仅给予一定的政策性优惠。这种社会自我保障的做法必然要求企业和劳动者的投保费率较高，否则便无法得到足够的基金。因此，必须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水平也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我国1991年6月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即通过调整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养老金待遇的结构，将原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部分责任转移出来，由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承担。1997年7月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由原来的80%左右降为58.5%。为了不降低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水平，以保证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在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进一步形成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协调发展的准市场化运行机制。（注：李绍光：《养老金制度与资本市场》，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2.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社会化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方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已实行十多年了。就目前发展的趋势看，养老保险制度已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取向。这不仅是建立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目的所在，也是社会保险的发展规律使然。所谓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化是指参保对象社会化、管理服务社会化、发放方式社会化和资金筹措社会化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紧密结合、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并且共同组成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化的目标方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把社会成员从单位所有变为社会所有，最终实现人的社会化，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化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和复杂的行业组织决定了养老保险从分散的家庭型保障必须转向统一的社会型保障。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世界各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形势都变得非常严峻。社会养老保险实质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互助互济来解决的，这也是一种国民收入的转移，包括纵向的后代人与前代人的代际转移、横向的收入多向收入少的转移，而这只有通过高度的社会化体制才能得以解决。我国的养老保险虽然已从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包”型旧体制中挣脱出来，并建立了基本框架，但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且复杂的问题，前进的步伐十分艰难。而且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帮助国有企业摆脱沉重的社会负担，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也同样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要继续运行，并能可持续发展，社会化取向是惟一的正确选择。因为只有走上社会化之路，才能使城镇各类劳动者都纳入统一的保障制度之内，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国民性，也促进了劳动者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只有走上社会化之路，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建立起持续稳定的筹资机制，特别是各级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经常性、稳定性地直接给予资金注入，使基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只有走上社会化之路，才能使养老金发放与所在企业相脱钩，彻底解决养老金拖欠和欠发问题，通过社会化发放的手段保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到位，保障离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只有走上社会化之路，才能使职工摆脱对企业的依赖与依附，企业摆脱对职工生活事务的包揽，把退休人员从企业中分离出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提供有力支持。国企走出困境后，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增加财政收入，财政就更有能力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形成，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进入可持续发展时期，这也正是社会化取向的最大价值所在。
3.养老保险金运营、管理的商业化
所谓投资运营商业化，即通过投资运营，增加保险基金积累，增强保险偿付能力，既是商业性保险发展的途径，也是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商业性人身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都只有具备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较好地履行保险保障义务。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来看，增强保险偿付能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扩大承保面，增加保险收入；二是通过各种投资方式，有效运用保险基金，使保险基金增值。实践证明，后一条途径已成为增加保险人收入、提高保险偿付能力的关键。我国不久前作出了准许商业性保险基金进行股市投资的决定，这对于社会保险特别是补充养老保险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补充养老保险中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也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基本对等的经济利益关系，保险人同样要履行约定条件下的补偿或给付义务。因此，设法增加保险基金积累，提高保险偿付能力，既是商业性保险发展的途径，也是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效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运营具有微观和宏观双重意义：
从微观看，合理运作补充养老基金并获取投资回报。第一，有助于减轻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负担，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第二，如果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就能够为加快实质性社会保险基金积累提供前提条件。第三，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给付标准。
从宏观看，第一，能支援经济建设。第二，养老保险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据统计，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占资本市场资金的1/3以上。第三，有利于盘活企业资产存量，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第四，有利于增大资本市场中长期资本投资的比例，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理性水平，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第五，较高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必然增大补充养老保险给付金在全部养老金中所占的份额，相对缩小基本养老金所占的比重，从而有助于逐步加大个人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推进养老保险向保险责任个人化和保险管理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72页。）
为了更好地运作养老保险基金，使之不断增值，应当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投资对象、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和投资管理的分散化。所谓投资对象多元化，是指投资对象选择的多样性，既可选择第三产业，也可选择第一、第二产业；既可选择国有企业，也可选择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既可选择民族企业和国内企业，也可选择外资企业和海外企业。至于投资工具多元化，是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投资工具层出不穷的发展态势提出来的。我国金融市场及市场配套机制发展较晚，但发展势头好、速度快，随着完备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的逐步建立，只要我们在合理运用传统投资工具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各种新的投资工具，就会有效规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风险，基金增值就能得到可靠保障。
所谓投资管理的分散化，即是把全国的养老基金分散到多家管理公司去组织投资，这样就不会出现集中投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践中，多数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私营化改革的做法与这一思想相符。各国都规定，职工个人可以根据各家管理公司的投资业绩，自由选择在哪一家公司开立个人退休账户，而且职工个人还可在各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转移自己的个人账户。这种以私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为核心的养老保险管理模式在各国的出现和扩展，可以说是有关国家经济结构改革的延续，并且又是以其为条件的。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私营化改革的基点在于：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把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尊重个人和企业的自由，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竞争以提高效益，政府则借助宏观调控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最终从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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