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原则性论文,灵活性论文,周年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摆在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面前。恩格斯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垄断趋势，研究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提出了新的结论和策略，使马克思主义及时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定策略的原则，衡量策略正确与否，必须看它对奋斗目标的实际效益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经济状况。但是对历史斗争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因此，斗争方式、斗争手段的制定必须从具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出发。
19世纪70年代，欧洲、北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各国的资产阶级依靠对本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广泛地利用科学技术成果，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资本主义的特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新兴工业和重工业部门首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其中德国和美国的垄断程度最高。随后，国际垄断组织出现，资本输出也在加强，垄断开始成为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基础。
针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晚年恩格斯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多次向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者重申无产阶级的策略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目标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284 页）他把这一策略纲领称为“永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这一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的执行的原则，坚持还是背离这个策略原则决不是小事，这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关系到斗争事业的成败，是一切革命工人政党的普遍准则，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89—290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是辩证的、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策略纲领坚定不移的基础上，恩格斯也指出，为了达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目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和手段应该是灵活多变的。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传统、风俗、地理环境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方法相应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对于策略纲领的实际运用，还要服从于斗争的客观条件，尤其是要根据统治阶级及其政策的变化、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适时调整无产阶级斗争策略。
恩格斯批评了那种为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远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时期的策略的人，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
在强调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制定策略的同时，恩格斯明确提出衡量策略的标准就是要看它对革命目的的实际效益，他说：“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页）他具体补充：“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看起来是温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70页）
〈二〉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积蓄群众力量，准备将来的最后决战
晚年恩格斯并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他密切注意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认真分析总结工人运动中的新经验，并勇于纠正自己曾经提出的个别不适当的提法，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随着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的变化，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那种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因此， 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任务，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最后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由不自觉变自觉，就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争取群众。利用合法斗争正好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普选权的利用是合法斗争最主要的形式，因为竞选活动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接触群众联系群众的机会，而议会斗争使得无产阶级代表可以更多更自由地宣传无产阶级的观点，唤起群众，积蓄力量。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斗争，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中期都认为，普选权是政府欺骗工人的工具，对工人来说是陷阱，工人政党决不应该受骗。七十年代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的经验，开始改变看法，认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此后， 他继续注意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工人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对普选权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提高，他认为“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是工人政党可以利用的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工人政党可以把这个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即通过普选权标志出选票数目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敌人的恐惧，为党提供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使工人政党做出正确的决策，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切实际的蛮勇。合法斗争策略的种种好处，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
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和手段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官僚军事专制机器十分庞大、没有民主制传统的国家，如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无序的、非理性的、暴力的手段来打碎旧军事官僚机器；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军事官僚机构尚不完备、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如法国，无产阶级有可能用有序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改造旧国家政权，但同时又必须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作准备，随时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恩格斯把革命策略与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水平越低下，革命方式越偏激进，反之，则偏平和，这实际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恩格斯在称赞合法斗争的同时，也时刻不忘提醒无产阶级政党合法斗争只具有相对意义，即“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1页）。这一策略应该和非法斗争、暴力革命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无产阶级不能宣布放弃革命权，也不能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放弃暴力革命。因为形势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今天合法斗争最有利，也许明天就变得很不利了，如果宣布放弃暴力革命，一旦形势骤变，就会措手不及，非常被动。他一再强调，合法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它最终还是为实现最后的“决战”作准备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应切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的，根据具体情况，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应按照具体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街垒战和巷战是欧洲近代武装起义的传统形式，是当时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要形式。在八九十年代，恩格斯深入考察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武装斗争方式的影响，认为随着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军事装备的改进，“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05页）。他提醒无产阶级不应只顾眼前利益， 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抵制反动阶级的任何挑衅，不要轻率地、不适时宜地举行起义，采取街垒战、巷战的形式来夺取政权，这样做只会把无产阶级政党长期积累的群众力量在无谓的斗争中丧失殆尽，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根本目标。
限于主客观条件，恩格斯也没有提出暴力革命的具体形式。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列宁、毛泽东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探索出了俄国式和中国式的武装斗争道路，并夺取了革命政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
〈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有机统一，既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是一个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割裂两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工人政党在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的合法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成绩最卓著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142万张选票，35个议员席位，并迫使政府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把工人运动的死敌俾斯麦赶下了台。法国工人党在18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得选票60万张，议员席位12个。
但有些人不能正确认识这些成就，过分夸大合法斗争的作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0页）。 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之一盖德认为，单靠选票这种合法武器，就足以使工人政党执掌政权。他甚至以他当选议员为例宣称这是一次革命，通过这次革命，社会主义就会进入波旁王宫。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公开宣称“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党应当放弃暴力革命，集中全力进行议会斗争。其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也常常大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一片鼓噪使得工人运动陷入迷途，严重危害到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帮助各国工人政党驱散思想迷雾，恩格斯坚决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一再告诫各国工人党不要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他明确指出：“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夺取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分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7页）因此， “我认为你们是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在德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家里。德国党认为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荒谬的幻想，这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
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恩格斯也并非一概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任何可能，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不过，这只是在具体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 要使之变成现实决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有许许多多的主客观条件要考虑，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工人政党对此应保持高度的警觉。
在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中，“左”的错误也是非常突出的，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左”倾错误的代表是德国非常法废除后一些大学生和作家组成的“青年派”。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得面目全非，否认利用合法斗争策略的重要性，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进行议会斗争。极力主张进行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他们谎称恩格斯支持他们，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恩格斯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
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用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策略，只有中学生水平。如果党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事，不顾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无策略地进行冒险活动，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其结果必然在敌视它的人们合情合理地哈哈大笑中把自己毁灭掉。为了肃清“青年派”的错误，恩格斯还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向他们指出必须同“青年派”斗争，斗争方式不应粗暴简单，要着眼于说服，要表明党内充满着批评的自由，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同时，恩格斯还直接写信给“青年派”领导之一的保·恩斯特，对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进行了批评。
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青年派”进行了坚持的斗争，在1890年10月中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青年派”不得不表示放弃自己的立场。对于在此之后仍然坚持错误、进行阴谋活动的少数人，党把他们开除出去，恩格斯也赞成这样做。
恩格斯坚持党内斗争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有机统一，既反对了夸大策略灵活性忽视原则性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不顾策略灵活性而片面强调暴力的“左”倾冒险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博大精深，要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和掌握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理论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彻底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的精神。由于经典作家的过世，出于种种原因，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便出现了种种歪曲篡改，就连经典作家本人尚在世的时候人们对其思想的解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歪曲篡改，这直接危害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就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歪曲地摘引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文字十分愤慨，他说：“《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2页）恩格斯逝世后，各种机会主义更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肆意歪曲篡改恩格斯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左”倾机会主义以托落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则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为代表，只有列宁真正理解、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策略思想，并把它运用到俄国革命中去，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如何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典著作确实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深刻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几经曲折，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把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明确了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根据这个总路线，毛泽东等同志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争道路。
在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具体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的重要性，他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坚决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坚决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同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确定了许多灵活多变的策略，如无产阶级取代软弱的先天不足的民族资产阶级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组织最广泛的强大的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等。毛泽东策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指导作用，对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灵活性与原则性统一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作出卓越的贡献。尤其是邓小平，他注重实践，尊重群众，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一百年不变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而非其它。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和策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提出了一国两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策略，他还大胆地突破了市场经济这一大禁区。1987年2 月他提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在南巡谈话中，他再一次肯定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大胆摸索，开拓前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斗争才有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同样受到“左”右两种错误的冲击。右的表现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动乱；“左”的表现主要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坚决地反对了这两种错误，他认为就当前而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左”的错误就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革命导师的这份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正确的方向前进，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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