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研讨会论文,秩序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3月19日至20日， 《金融研究》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上海财大联合举办了“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近百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
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观点为：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指出现行的国际货币格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首先主要体现在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实力不对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经济实力；其次，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既缺乏统一、稳定的度量币值的标准，又缺乏汇率政策的协调，导致汇率波动剧烈；第三，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短期资本流动日益失控，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都有局限性，而IMF 的贷款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局面一直未得到根本改观，并日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
张文凯（上海财经大学）认为传统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是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1）轻视对金融危机的防范；（2）对金融危机反应迟缓；（3）国际金融援助导向性错误，IMF的援助政治色彩过浓；（4）缺乏国际经济有效合作与协调。
白钦先（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剖析了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和一国经济的十大挑战。一是全球各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稳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制约度空前增强；二是各国家或经济体及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三是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国别间争夺此类资源主导权或主控权的矛盾日趋激烈；四是金融主权弱化，从而政治主权弱化，出现维护经济一体化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微妙平衡的问题；五是民族国家经济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复杂化与深化；六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化的矛盾日益加强；七是金融在提升了它对各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提升和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八是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开发过度，金融泡沫化严重；九是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的合格金融人才的供给短缺；十是全球各国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增强。
黄范章、徐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则在文章中指出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客观要求金融监管国际化和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率、汇率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发展中国家却不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协调仍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
专家学者在研讨中还提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对离岸中心、对冲基金缺乏有效监管，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没有全球监测系统，而金融全球化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国际化，在全球金融监管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金融监管应提升到地区一级的层次上，否则无法防范金融风险。
许多学者还对IMF的作用提出了批评， 陈观烈（复旦大学）认为危机的发生应是双向的，IMF在其中处于中立地位， 但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暴露出IMF没有能真正充当最后贷款人，IMF的可动用资金相对于每天的全球资本流动太小了，而且由于IMF的政治色彩过浓， 成了美国的工具，在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只有单向调节。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以下探讨：
侯绍泽（中国人民银行）分析了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对目前世界金融动荡局面的意见及改革措施，着重介绍了英、美、法、日、澳大利亚以及二十四国集团、七国集团、IMF所提出的改革方案， 并归纳总结出十大问题：（1）汇率稳定机制问题；（2）国际储备货币问题；（3）稳定危机的援助方案；（4）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5）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问题；（6）建立亚洲货币基金；（7）私人部门参与危机的防范与解决；（8）建立危机早期预警体系；（9）国内金融体系监管；（10）改革国际金融组织。
徐忠认为一方面应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进程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可能性，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在向“多极化”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只可能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另一方面，各方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均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的，中国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立自己的战略和改革方案，目前，中国争取加入“7+1+1 ”方案可能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喻瑞祥（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则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具体方案，包括：第一，大力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其真正成为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行动中心”。为此：（1 ）建立健全对金融风暴的监测警报系统，加强这方面的功能，以防患未然。（2 ）加大救援力量，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平息金融风暴中真正有所作为。（3 ）坚守国际金融机构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应带有倾向性。（4 ）调整充实人员，在一国受到货币冲击后就会使得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产生在与之密切联系的另一国也会发生货币冲击的预期。于是在另一国家的经济形势还未真正开始恶化的时候，由于市场提高处事水平，增强声望，逐步树立权威现象。第二，加强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经常性磋商、沟通与合作。第三，严格控制国际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动，尤其要对一年期以下的全球性资本转移和投机性炒作采取严密防范措施。第四，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分别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逐步形成全球性的预警网络，以便及时发现险情，及时排除险情。
此外，有些学者探讨了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成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准世界中央银行的可行性，也有些学者提出重新分配基金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从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非民主性，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成一个公正的民主的国际机构。
周升业（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内在的稳定性，很难使汇率稳定，因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可行的。应从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稳健的金融体制，强调稳健经营与有序的运转秩序，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审慎地考虑金融开放，加强金融监管，并对外债的规模与结构进行调整。
三、欧元的走势及其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欧元的诞生，在短期内可能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挑战，但从长期看，对于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减少汇率波动，遏止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是有巨大优势的。
伍贻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对欧元启动以来的运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虽然欧元启动80天来的表现不理想，它与美元的汇率一路下滑，而且将在短期内难以稳定，但他认为，欧元在近期内的走软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政治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出乎意料的强劲。因此，实际情况不是欧元太弱，而是美元太强，因为就总体而言，欧元的启动还是比较顺利的，其汇率虽有波动，但属正常。另外，国际金融秩序尚在调整之中，欧元区与欧盟等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伍贻康认为，在三、五年内，欧元与美元、日元将有所较量，从而不可能稳定，但不会有大起大落。从长期来看，欧元将是一种稳定的货币。
曾康霖（西南财经大学）对“大货币区”的方案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欧元的出现及大货币区的形成，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统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引发和克服了方方面面的矛盾，而且现在矛盾犹存。这些矛盾概括地说主要有如下三对：一是货币的统一与国家主权的矛盾；二是货币的索取权与政府经济利益的矛盾；三是货币政策的调控权与政府调控经济的矛盾。基于这三对主要矛盾，建立大货币区的构想是难以实现的，想以此减少对某些大国国际货币的依附也是不现实的。他对欧元能长期保持稳定持怀疑态度。
陈雨露探讨了欧元产生对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欧元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最大启示在于货币联盟是将汇率固定和货币稳定建立在经济趋同的政策协调的基础上，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仅从国际货币领域出发，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内部经济往往让位于外部均衡要求。由于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上的差异，当这些差异发展到根本性的失衡，而固定汇率本身对此无法作出调整时，固定汇率制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而欧洲货币联盟则通过经济上趋同标准的满足来作为汇率稳定的基础，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货币区。其次，欧元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的货币合作，以致忽视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缺陷。在全世界实行固定汇率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区域内货币统一对其他货币联盟的产生有示范作用。第三，欧元产生将在长期内形成国际货币的新三元格局，汇率机制的相对简化使得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协调，如，汇率合作变得容易。
专家学者还对“亚元”能否产生进行了探讨。有些学者认为：从短期来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亚元机制的确困难重重，但不排除在较小范围如东盟内试行的可能性。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来看，东盟国家的情况都更为类似，其耦合程度也较高，将这种构想作为建立亚元机制的起步不啻为一种良策。从长期来看，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亚元机制，必须消除或缩小东亚现存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衡，而其中关键是充分发挥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恢复东亚经济并营造一个和谐的政治环境。
四、金融危机的成因
1.游资论。华民（复旦大学）认为，国际游资的过分流动是当前国际金融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要防止金融危机，就应该减少或控制资本的国际流动。他评价了当前理论界提出的关于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两种对策，一是加强信息化和市场化；二是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加强金融监管。在这两种对策中，华民赞同第二种。他认为，前一种对策实际上仍是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方便之门。
2.发展模式论。陆家骝（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认为，由日本开始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就是对外部条件有一个强烈的依赖，依赖外部大的市场。外部需求变动主导经济体系的兴衰，而内部需求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有限。在50、60和70年代，对日本、亚洲四小龙来说，西方和国外的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只要你能生产出来，外部市场就能吸收，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只有供应的约束，没有需求的限制，经济能够高速稳步地发展。然而90年代以来，亚洲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和规模都大幅增加，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再有供应的约束，只存在着市场的竞争和需求的约束，因此可以说，这次亚洲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是亚洲经济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被动转变的代价。
3.金融与经济发展失衡论。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认为，由于金融活动已相对独立于实际经济活动，而金融又具有盈利性和投机性的天性，借助于现代科技，金融衍生品迅速扩大，导致资金流量规模远远超过了实际经济的规模，使各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变弱。在国际金融体系及监管手段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金融与经济的失衡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又很容易蔓延而酿成国际金融危机。
4.过度自由论。张亦春（厦门大学）认为，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味追求金融自由化，导致对基金进出自由。所以，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怎样对外开放，如何加强管理，现在香港政府已实行了提高保证金比例、增加透明度以及坚决强制平仓等措施，这些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赵晓菊（上海财经大学）也认为缺乏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5.国际金融体系缺陷论。喻瑞祥、潘英丽（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认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因素。现行的汇率制度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不平等，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又太迟、且其调整方案缺乏灵活性。
6.“内因论”。有些学者认为一国的内部问题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内因主要是指（1）货币政策失误；（2）经济结构失衡； （3）资金投向泡沫较大的证券和房地产行业；（4）银行资产质量低下， 呆帐庞大；（5）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监管不同步；（6）公众信心动摇，资本大量外流；（7）外债负担过重等等。 陆世海和谢树森（上海财经大学）从“内因论”对华民的“游资论”提出了反驳，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国内，国外游资仅起催化剂作用。
7.“扭曲论”。黄范章认为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关系的扭曲尤其是利率、汇率的扭曲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8.“示范效应和竞争性效应”论。陈学彬（上海财经大学）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和扩散是由多方参加的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造成的，危机的形成和扩散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性效应对危机的蔓延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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