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与人的应然性———种希望意识的本体求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体论文,与人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5)03-0001-06 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显然具有强烈的未来情结和希望意识。不妨说，马克思哲学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中怀着美好的未来理想情结，抱持一种希望意识的本体求索精神，把人作为超越性、应然性的存在置于本体论的层面予以究问和阐发，最终采取了实践的、革命的方式来回答和解决，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希望意识的彰显、未来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一、人何以“向未而在”？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宣布他在哲学领域中的长期研究计划是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由知识论来回答，它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由道德论来回答，它解决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则由宗教学来回答，它解决信仰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由知识论来回答“我能知道什么？”的问题，形而上学地表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他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由道德论来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形而上学地表达了“人是伦理的动物”；而他通过宗教学来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则形而上学地表达了“人是向未而在的动物”。在康德那里，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凸显了人的未来意识，人是希望欲求中的超越性、应然性存在。马克思曾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始终关注和潜心探索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试图“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1]159-160，即在实践作为“深刻基础”的意义上面，把唯物主义和人的生存本性在本体论的层面“吻合”起来，结合起来，这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根本上说就是把人作为超越性、应然性存在，不是采用理性的、宗教的形式而是采用实践的、革命的方式来回答和解决。 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过程的基础是理性，而在过程始端存在的先有理性已经内在包含了历史发展的未来全体，即内含了一条绝对必然的发展路线，“如同胚胎中包含着未来一切属性和状况一样”[1]94。这种哲学的预成性，意味着哲学并没有自己的未来。因此，黑格尔认为：“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而希望和恐惧并不是历史。”[2]面对世界历史的演进，人们一切认识的超前、未来的前瞻、社会预见均是预成的和既定的，即在世界精神“同一”的观照下预先给定了的，并在世界精神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后所找到的自己的家——普鲁士王国中走向终结。可以说，未来，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终结中被先验地排除了。由此看来，也难怪黑格尔不屑于对历史的未来进一步发出追问，而宁愿做一只黄昏到来才起飞的猫头鹰。比起黑格尔，费尔巴哈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永远不要把将来作为自己的思想和关怀的直接对象。理性地享乐现在是唯一的对未来的理性的关怀。”[3]费尔巴哈的哲学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它主张客观世界只是人们外在的直观的对象，它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客观世界必然陷入单凭经验观察来描述客观世界的外部现象。对此，恩格斯说：“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践中，在劳动中。”[4]572直观的唯物主义无法达到内部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彼岸世界”，也无法把握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最终只能取消历史，或把人类史简单地归为自然史。 马克思说：“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415-416对马克思来说，历史既不能思辨地考察，也不能直观地理解，只有从现实的活动出发去实践地考察历史，才能揭示出历史的内在矛盾、内部本质和内在必然性，也才能把握人类历史的过去形态、现在状况和未来进程。马克思考察历史的方法是一种“从后思索”，也就是从现实的活动出发去实践地考察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但“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6]458。由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要么思辨地考察历史，要么直观地考察历史，因而无法把握现实历史的必然进程，也无法对未来世界确立起“明确的概念”。他们只能满足于解释现存世界“从何处来”，无法说明“往何处去”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5]415糊涂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19列宁进一步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8]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什么即将发生”、“未来将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给出教条式的回答，只能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未来社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始终是他们的思想眷注和关切的理想对象，他们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中，始终把面向未来、向往未来和实现未来作为自己的学说钟情和企望的理想情结。未来意识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思维取向，希望欲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诉求，理想情结是全人类自由解放学说的超越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对历史的未来发出了实践追问，这一追问是本体论的追问，是基于人的生存本性的形上究问，是人以实践为基础作“向未而在”的本体追问。黑格尔把历史的未来隐含在概念的预成性中，终于扼杀了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则把历史的未来寄托于实践的生成性中，最终拯救了未来。因此，他们不是密纳发的猫头鹰，而是高卢的雄鸡，“一唱雄鸡天下白”，唱响了人类自由解放的理想之歌。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恩斯特·布洛赫在他的《希望的法则》一书中，通过对“梦想”(Dream)考察表达了对“希望”(Hope)的强烈关注。在他看来，“梦想”最真实、最核心的部分是“希望”，而“希望”最本质、最重要的环节是“尚未”(Not yet)，也即“朝向……未来”。“尚未”并不表示纯粹的“无”或简单的“没有”，而是指当下尚未存在或尚未生成，但面向未来正在生成、可能存在或应该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开放性的过程。“希望的法则”是宇宙人生中最根本的法则，它显现人的生存的超越维度，表征人的开放的否定意识，召唤人的本性的乌托邦精神。布洛赫认为，“尚未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属人的精神结构，它可以被遮蔽、可以被歪曲，但无法被彻底消除。从“尚未意识”的视角出发，无论是人的存在拟或人的世界都不再是一个“给定”(Geven)的存在或集合，而是一个不断超越和正在生成着的存在。换言之，人不是一个封闭的、已经完成的，或按某种超人的力量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在自己的否定性、超越性的对象化活动中正在生成着的过程。这是一个向未来开放、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超越性过程。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由“未来”决定的，人和人的世界都是“尚未”，都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布洛赫一再强调“尚未意识”作为人的精神结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一个时代愈是怀疑地抛弃或教条地远离这一尚未，它往往愈要求助于这一尚未。无论如何，缺少这一未来的维度，这一我们可以想象的恰当的未来的维度，任何经验的存在都不可能长久持续。”[9]92布洛赫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向未而在”，是要建立一种关于未来的哲学，也是要倡导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不是关于过去的静态的形而上学，而更多的是一种不满足的、开放形式的形而上学。”[9]8 二、人何谓“应然而生”？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话：“人类诚然是够污浊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他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宇宙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有理性的被造物，才是一个自在目的(Zweck an sich selbst)。那就是说，他借着他的自由的自律，就是神圣道德法则的主体。”[10]康德的这段话意思是说，“人作为自在的存在”与“人作为自为的存在”是有区别的：“人作为自在的存在”不是能动的、自由的存在，而是受动的、定在的存在，“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则是能动的、自由的存在，因为人是向着目的、超越自己、完善自己的应然存在。康德的“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的原则，影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黑格尔说：目的“是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着的概念”。[11]387在黑格尔看来，目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对象的直接性的扬弃和超越，它表现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把客体建构成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并不断实现着观念性存在向客观性存在的转移与回归。这就是说，主体的本性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对一切自在性、给定性的扬弃和超越。在对象性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不断产生出新的发展自身的需要，但人已有的自在形式总是不能满足这种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人的自我意识就表现出对其已有的自在形式总是持一种超越的取向和否定的态度，而这种取向和态度，实际上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所要实现和满足的“应然状态”。所以，黑格尔说：“如果世界已是人所要求的那样，意志活动将会停止。”[11]420 关于目的，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也就没有目的。……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向、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12]94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前提和起点的目的，其意义在于它乃是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应然事物在观念上预先建立起来的主观构想，或者说，它乃是“作为内心的意向、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在观念上预先提出和设定的关于实践活动创造的应然结果。也就是说，作为反映需要的目的，是人们关于满足的活动的对象性的自我意识，它表现为在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展开的可能性空间中对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应然事物在观念上的预先占有，对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过程以及活动结果在意向上的应然把握。这种人对未来世界的预先占有和应然把握的关系，是以人的内在需要为尺度、“按人的方式”和按照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按照满足人的需要的可能性与对象世界建立起来的属人关系，它集中体现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目的性、超越性和应然性。对马克思来说，人之为人，即是他能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断超越自身的给定性和自在性，扬弃自身的已有形式，造就自身的应然状态。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不断产生出新的发展自身的需要，但人已有的自在形式总是不能满足这种发展的需要，而正是在实践活动中这种矛盾才能获得真正的克服和最终的解决。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6]491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作为经验上的肉体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必须遵循物质世界所设定的外在尺度，即由外在事物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给人的活动所设定的准则和规范行事。外在的尺度，从客体的向度展示了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具有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在性和给定性。因而，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他不能脱离他的对象物而存在，他的生存状态要由各种现成的对象性关系来规定，也就是说，他是以一种实然状态而存在着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因此，他有可能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与外在事物区分开来，并有能力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以确证自己“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13]。内在的尺度，从主体的向度揭示了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具有应然的、无可否定的超越性和理想性。与其它自然存在物不同的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即劳动，去超越各种给定的对象性关系，去打破那种预成的、定在的生存方式，去实现应然的理想目标。例如，动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处于自然界绝对定在之中的本能活动，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14]人的生存方式决不同于动物的被动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它是一种不断打破相对定在、越出既定范围，以及按照人的需要、本着自己的目的对外部环境进行理想改造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就是在肯定既定对象现实性的前提下，又积极扬弃和超越这一现实性和规定性，使之呈现某种潜在的可能性和显示某种预想的应然性的历史过程。由此来说，人是以一种应然状态而生存着的，或者说，应然状态使人获得了现实存在的意义，“应然而生”即是对人作本体论话语的一种历史解读。 三、人怎样祈望未来？ 马克思哲学把人作为超越性、应然性的存在置于本体论的层面予以究问和阐发，其思想逻辑展开了一种希望意识的本体求索之路： (一)社会总体性的把握。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乌托邦”的第一个样本。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用推理推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理想国家。照柏拉图看来，在理想国中，每一个人各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只应该去做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应该打扰别人，这样的集体才能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才能找到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受柏拉图思想的巨大影响，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作《理想国》的续篇。意大利的托马索·康帕内拉也十分推崇柏拉图的《理想国》，并深受莫尔《乌托邦》的影响，他幻想着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按需分配、集体消费的公有制国家，这就是他的《太阳城》。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法国圣西门的《新基督教》第一次明确地为无产者的解放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马克思说：“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5]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继承黑格尔世界总体历史的观点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由此可见，历史上，人类一方面要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的整体进步、和谐发展，这就是对总体性的世代渴望。马克思哲学中的总体性，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中形成的，是在社会历史研究的具体运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哲学中认识社会、预示未来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2]19他在《资本论》第1卷手稿中又说：“这种有机体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6]235历史过程中每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形成了诸要素与总体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中现有的要素从属于总体，完善的要素创造于总体，一切的要素都向着总体而发展。基于此，马克思预设了向着总体而发展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预示了向着总体而发展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关于自然必然性的决定论思考，拉普拉斯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宇宙中未来事件的发生依因果律由现存事件必然决定，因而同现存事件一样已成定局。对拉普拉斯来说，如果给出宇宙现存状态的完整和精确描述，依因果律的必然性推导，未来事件便可精确预知。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观点曾支配自然科学达一百多年之久，其间，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把它引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领域。但在傅立叶那里，历史必然性是完全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征加以理解的，也属于机械决定论的观点。他说：人类历史“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16]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7]736-737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必然性并不具有似自然的重复性和常规性的特征，加之它又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把握，只能用哲学思辨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历史进程受内在必然性支配的观点，但他们眼中的历史绝不是某种精神运动的轨迹，而是人们现实活动的结果。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18-119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8]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来把握历史的未来，绝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辩证决定论，因为历史活动的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不是二元分离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当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603时，实际上他对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作了非目的性的解释；当马克思说：劳动者“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时，实际上他又对历史进程的非目的性作了目的性的解释。前者运用历史的尺度对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作出客体向度的解释，即认知方式上合规律性的解释，后者则按照人的尺度对历史的客观进程作出主体向度的解释，即评价方式上合目的性的解释，两种解释在实践的基础上达致统一，共同作为预见未来的哲学前设。 (三)人类主体性的张扬。历史由谁创造、它能否被人认识？这是一个涉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维柯之前，神学宣扬上帝创造历史的历史观，怀疑论奉行历史无普遍意义的不可知论。维柯第一个提出“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命题，由于是自己创造的，人们就能认识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表达了对维柯上述观点的称许：“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9]维柯的历史哲学把历史的中心从神转向人类自己，把历史的本质由不可知变为可知，这一切取决于他站在人类主体性的立场上解释历史必然性的存在。但由于他把历史的动力归于人性的恶，而人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历史不能预示未来，只能演示神话的想象、原始宗教的信仰等非理性活动的诸种文化创造形式。黑格尔也认为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因为绝对精神与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20]。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是先于历史而从历史的外面输入给历史的预定的“绝对计划”，人只不过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活动对历史必然性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却彻底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性质，人类主体性在历史中彻底失落了。黑格尔哲学的先验预成性瓦解了人类的主体性，也断绝了历史的未来性。马克思第一个把历史的规律看作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4]308，他从历史与自然、历史与人的双重关系的角度诠释历史规律，改变了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历史与人的分离状况，他还从历史与自然、历史与人的双重关系统一为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阶级斗争等实践活动的角度解读历史过程，破除了维柯历史哲学中把实践活动完全排除于人类文化创造之外的传统观念。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活动，它构成了整个人类活动及其历史的基础。其次，历史的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它作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准则和尺度具有某种主体性。最后，人类完全有能力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并在这种认识和把握之中预示自己的未来。 (四)革命浪漫性的情愫。近代以降，“革命”成为一个时代响亮的主题。17世纪中叶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革命”遂与某个阶级的政治解放相一致。19世纪中期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革命”开始与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相关联。资产阶级革命指望通过财产私有制张扬人的自私性，无产阶级革命希冀通过财产公有制消弭人的自私性，“革命”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革命浪漫的理想主义，根植于对社会总体、历史必然和人类主体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改造之中。正如卢卡奇所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21]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近代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两种“革命”思潮对撞的时代。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权利优先，而浪漫主义则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情感和意义的归属，二者在价值的指向上有本质的不同。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但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的理想破灭。用恩格斯的话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7]607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浪漫主义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意义归属，同时也主张共同体对个体的情感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劳动的本质特性首先决定了个体必须依赖于整体，个体必须具备一定社会化程度的归属感，同时又决定了整体必须依赖于个体，只有充分享有自由的个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完满的整体。虽然现实社会中的劳动被异化了，但异化的“扬弃”则展示出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7]16。即使到了未来的理想社会，个体归属整体而存在与整体基于个体而存在的完满结合依然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924。 [收稿日期]2015-03-05标签：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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