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汉文学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亚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亚洲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诸民族文学家创造的汉文学作品中，有亚洲文学中的瑰宝，也有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亚洲汉文学历经数个世纪的磨砺积累，留下了数不清的佳作。然而，迄今我国出版的各种中外文学史，大多对域外文学语焉不详，更谈不上对其整体的科学描述了。这与它悠久的历史及在世界文学中的贡献极不相称。亚洲汉文学概念的提出，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既是为了强调研究的整体性与开放性，也是为了通过对域外汉文学文化内蕴的探讨，寻求有关汉文学兴衰及其与近代亚洲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答案。（注：迄今各国进行的汉文学研究，多以国别为限，如有《日本汉文学史》、《韩国汉文学史》等，下有阶段性研究、主题性研究、比较性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式。20年前，已有学者提倡域外汉文学的整体研究，呼吁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中来，并已作出相当的成绩。在日本、韩国、越南，汉文学主要由民族文学研究者展开，近年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撰写的有关专著亦渐增多。在学者们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合作的共同愿望日益强烈的情势下，日本成立了“和汉比较文学会”，韩国也有“东方汉文学会”等，各国学者围绕域外汉籍的研讨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日本、韩国、越南乃至古代渤海国、琉球国等地区的汉文学，尚无统一的名称。鉴于笔者对该问题的看法，暂以“亚洲汉文学”相称，意在将其纳入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之中。）
亚洲汉文学的历史与现实
日本9世纪初学者斋部广成所撰《古语拾遗》（公元809年成书）说：“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花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遂代而变故，顾问故实，靡识根源。”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日本汉文学发韧的轮廓。即古代日本本无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人们便急切地追求新知，至9世纪初，该书的作者已产生了追根溯源、回顾历史的意愿。这说明当时日本的汉文学已经迈过了幼稚的仿拟阶段。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半岛的汉文学也正花开一方，曙光初现。
大约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周边国家便已先后进入汉文学的滥觞期。（注：如韩国学者权五惇指出：“韩国自罗丽济三国之中期输入汉文，盖中国之南北朝时代也。以后纯用汉文表示感情、记录事物，驯至于今，有千五六百年之久矣。”见权五惇所撰《韩国文人之中国文学论评》，载《东方学志》第5辑，延世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檀纪4294年6月。）受佛教兴盛影响吸引来到中国的各国僧侣，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踏上了接触中国文学的漫长旅程。曾到后周的新蜀定法师留下的一首五言诗正是弥足珍贵的证明。战乱中大陆文人学士的南迁与东渡，加快了中原典籍与思想文化的传播，定居高勾丽、新罗、百济及安南的文人学士，将他们的才智与当地文化的结晶留在了汉文学史的扉页。《宋书》蛮夷传所载倭王即雄略天皇的表文，文多骈偶，广引《诗》、《书》，与留存下来的当时其他稚拙的文字资料相比，足可推断存在中国移民文士润饰的可能性。（注：猪口笃著：《日本汉文学史》，28页，角川书店，1984。）《日本书经》有显宗天皇元年（公元485年）三月三日举行曲水之宴的记载，如果此说不诬，那么当时的好诗善赋之士便有数十人之多了。
唐代以来，各国派遣来华的留学生、留学僧增多，在长安等地直接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诗人唱酬赠答，晁、崔致远及《全唐诗》所载安南举子的诗篇，完全遵循中国诗歌的规范，与当时大陆诗风交融。（注：崔致远诗，见《东文选》。）留学生、留学僧回国时倾囊购回旧典新作，回国后不仅活跃于政治与宗教舞台，而且也成为汉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日本的山上忆良、吉备真备以及留下《三教指归》、《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遍照发挥性灵集》等多种诗文、文论与训诂学著述的弘法大师空海，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各国汉文学大抵经过中国移民作家群与留学生留学僧作家群活跃的准备阶段，便由成句拼接到独立谋篇，从步步摹拟到自如创作，从模写汉唐风物到描绘民族今昔，迈进本土汉文学阶段，并与中国的文学思潮形成彼伏此起、交相辉映的格局。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域外汉文学大致出现过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8至10世纪的日本，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近江奈良平安三朝，佛教大兴，汉学勃兴，学制完备。奈良平安两朝的贵族汉文学，以宫廷为核心，始被六朝遗风，继而追慕初唐四杰，终于元白崇拜。史有《古事记》、《日本书纪》，诗有《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文有《经国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英才辈出，奎星映空。同时期朝鲜半岛骈俪文风正盛，古体近体诗多佳构，而越南使用汉语文体也大局初定。从当时世界文学发展来看，汉字文化圈应该称得上是“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次高潮，以12世纪至15世纪的高丽为代表，是宋元文学的咀嚼期。陶诗韩文，奉为圭
，推举苏黄，称扬梅欧。诗话初兴，文集大备。禅宗文学风靡一世，而从以科举制度为依托形成的文人官僚集团中产生的基本作家队伍，使其在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摄取中自然呈现出与前一时期日本贵族不同的倾向。越南李陈两朝，尊佛友道，诗文取士，两朝宗亲多善文礼佛之士，故诗多禅语，文尚丽辞。日本在平安贵族汉文学陷于停滞并历经多年战乱的情况下，汉文学由远离政坛的以五山为中心的禅林一脉单传，其特点是“大陆文化的直接移入，吸收的是宋元文学，咀嚼的是程朱理学”。
第三次高潮，时为15世纪至17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朝鲜李朝崇儒抑佛，载道宗经，学奉朱子，诗尊李杜。各国民族意识高扬，民族文字的制与推行，在汉文学之外再辟新境，而两者的相互影响与浸透也趋向深刻。《金鳌新话》（注：《汉文小说选》，金起东编，大提阁，1979。）、《传奇漫录》、《传奇新谱》（注：《越南汉文小说从刊》，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第1辑，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7。）等一批文言传奇一源殊派，以《剪灯新话》为诱因而各写自己的乱世恋情、人鬼因缘。越南汉文志怪与朝鲜李朝的文人笔记，渐成气候，而日本汉文学则处于中古与近世的过渡期。
第四次高潮，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各国汉文学的全盛期，也是明清文学的咀嚼期。随着汉文学水准的提高，与中国文学思潮呼应的间隔趋短。明代拟古文学与唐宋派、性灵派先后在日韩引起连锁反响，汉文学进一步由宫廷寺院走向街巷。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汉诗文进一步与经学分离，出现了“海内文章落布衣”的崭新局面。朝鲜李朝后期唐宋派古文与实学派文学各擅其场，越南阮朝几度振兴“洪德文体”亦有成效，“文有超适，诗有从馁”。另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流传，虽不足动摇诗文在传统汉文学的中心地位，却也涌现出一些以写作为研讨小说为乐的文人群体。日本的中国白话小说仿作与“翻案”（改编为本国历史上的故事），从短篇仿到长篇，人物情节渐趋复杂，尽管不离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陈套，也以其适合町人武士消闲娱乐的口味而大受青睐。朝鲜李朝与越南的中长篇汉文演义小说，以明朝或本国历史事件为素材，结构渐繁，人物众多，辞彩华美。
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国汉文学由蜕变而走向衰微，而日本明治时期的汉文学却攀上最后的高峰而后跌入低谷。幕府末年志士以诗明志，语多易水之悲；畅议国事，文系贾晁之风。明治初年，借新闻出版业发达之便，报刊杂志竞载诗文。诗社勃兴，诗人辈出。讽世娱情，唱和不绝。或主宋、或学清，亦有试图以汉诗文以表现西方新观念、新思想者。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文学才黯然退出近代文坛。越南韩国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学的建立以及文字的变革，汉文学彻底失去跻身现代文学的资格，欣赏汉文学成为学者与少数雅士的专利。
包括中国旧文学在内的汉文学的衰微，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有时代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我们今天研究亚洲汉文学，正是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待的。在亚洲汉字文化圈，作为科举教育内容、统治管理工具及宗教思想载体的汉文学，早已失去了现实的功用，然而作为高雅艺术的汉文学却永远不失其艺术的魅力，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汉文学，对于了解数个世纪该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认识价值，至今尚未充分利用。
日本学者中川德之助说：“日本汉文学考其由来，当然是从学习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常抱着以中国文学为本流的意识，在修辞上也一边考虑着中国文学一边写作。但是，具有漫长历史的日本汉文学的演变，使得作为日本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形式的汉文学得以确立下来，形成了日本化的汉文学。”（注：韩仓尚著：《禅林文学——中国文学受容的样相》，清文堂，1985。）韩国、越南汉文学与日本存在诸多差异，然而从总体上说来，上述说法也适合于这两国的汉文学。15世纪徐居正撰写的《东文选序》说：“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世焉？”他们都意在纠正来自不同方向的排斥汉文学的偏颇。今天中国研究这些国家文学的学者，当然应当抛弃“你学我的”之类盲目的自傲，切实将其作为邻国的重要文学遗产去诚心接近、虚心研读，唯此也才能发现它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域外汉文学的模拟性与创造性
作为汉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学，溶入了现今境内外诸多民族的智慧，又对诸多民族文化发展贡献良多。这正像汉字本身发展的历史一样，它无疑吸收了汉民族以外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影响于同一文化圈的历代学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汉字结构、意义与声响的和谐统一，汉语声调韵律的特点，即“电视型文字”与“音乐型语言”的特点，经历代文学家（包括民间文学家）的创造，发展为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这些文学形式，与儒道佛统一的思想信仰与中国历史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深厚文化意蕴，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学习才能领会与掌握的，各国作家为此付出了数代人的辛劳。他们不仅要纯熟地掌握作为第二种语言的汉语词汇（及其全部文化意蕴）和其建构规律，不仅要将文学批评的细微标准（包括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明言的细枝末节）烂熟于心，而且按照“语言与思维同步出现”的语言原理，做到感触内容与语言表达同步发展，才能进入创作状态。域外许多作家常常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写出与中国作家媲美的作品；不少作品采用了与中国作家唱和或中国作品的拟作、仿作、续作等方式，或者明显表现出模拟某些中国名著的倾向；朝鲜李朝的小说多有假托为明朝故事者，而日本江户时代以赤穗四十七义士事迹为素材撰写的章回体小说又署名为清人鸿
陈人以造成中国小说的假象。这些都应该说是域外汉文学模仿性的表现。
中国周边民族汉文学能够不断发展，并各自延续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有的是与民族战争与迁移、行政管理与教育制度的持续强化推进等诸多因素相关联的，有的则只是将其作为对汉文化广泛移入的一个方面以对民族文学发挥补阙、促进与丰富的作用。然而，归根结蒂，还是由于汉文学这种“电视型文字”与“音乐性效果”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与这些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意识存在契合点，在一定阶段适合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各国文学家的合作曾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外来文学本土化，培育出了民族的汉文学。也就是说，域外汉文学除了模拟性之外，还有创造性。
域外汉文学的创造性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阅读方法的多样性。各国根据本国语言特点，对汉文学（包括中国文学）采用着不同的诵读方式。韩国对汉诗纯粹采用音读，用韩语化的读音诵读诗歌，而日本则采用音训结合、颠倒词序的日本化读法，并发明了相应的标识方式。这样，读者不必学说汉语，作者也并非掌握了汉语听说读写的全面技能之后才能涉足诗坛。日本还根据日语语音的特点，在平安时代便发明了“朗咏”的吟诵形式，用日语吟诵汉诗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注：日本霞朗吟会拥有会员一千余人，举办全国吟咏集会65届，吟咏作品包括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汉诗，即为一证。）直接阅读方式的创造，使中国作品不需翻译，便能为更多人接受，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教育方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汉文学家。尽管江户时代荻生徂徕等人曾主张废止训读法，采用汉语直读法，但他们的主张实行起来相当困难，所以一直未能广泛推行。
其次是民族语言的汉化。汉文学一诞生，便存在如何与民族生活语言沟通的问题。在展现各国历史文化原貌的过程中，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语言，常被有意识地转化为汉语的表现形式，不仅人名、地名、物名采用汉语格调，有的作家还积极将本民族的俗谚、俚话、谐谭、笑话、琐谈、方言转化为汉语成语、俗语的形式，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与民族特色。朝鲜李朝的实学派文学家朴趾源就是成功的典型。金泽荣只说他“上溯先秦两汉，下包唐宋，融液群言，笃成一家，质朴而光辉，奇变而平实，其旨新，其词洁，其气旺，其味
，而其音轰如也”，赞语虽多而未及其语言的创造性所在。朴趾源自己便说过朝鲜汉文和中国文章“字所同而文所独也”（《答苍涯》），说明他具有自觉的创造意识。日本江户时代曲亭马琴创造的“混合和汉、折衷雅俗”的文体，既是吸收了众多中国白话词汇的文体，又将许多日语词汇转化成了汉语形式，对汉诗文与读本两者均有影响。可以说，这些作家用自己成功的作品培养了汉文学的读者。
第三是变体汉文及变种文体的创造。变体汉文即在汉文中夹入大量本民族的语法与词汇，这在各国均不乏其例。各国文士还将适合本民族欣赏习惯的文体大为扩衍，不管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对原有文体加以发展还是加以改造，都是在汉文学与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结合上做文章。高丽时期的李奎报等人受韩愈《毛颖传》的启示而发展出“假传体”小说的形式，（注：参阅拙文《高丽和朝鲜初期的假传体小说》，载《汉学研究》第三辑，1998。）朝鲜李朝文士借传奇小说写梦里乾坤的手法发展出“梦游小说”，借以表现壬辰卫国战争后的民族反省意识，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变种。汉户时代末期与明治初年流行的“狂诗”、“儿文”，则是中国古诗与古文的变种。它们以玩笑似的态度描写咏唱滑稽、诙谐内容，不重格律而重谐趣，语言不求古雅而喜俚俗，插入大量日语汉字词汇，与中国诗文的庄重雅洁背道而驰，大异其趣。（注：参阅拙著《远近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41-14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变体汉文及变种文体的出现，有些产生于文人自娱的需要，有些也具有讽喻现实的内容，都是在“俗”的方面发展汉文学，使其不仅具有政治、道德的严肃内容的样式，而有消遣文学、娱乐文学的样式。
第四翻译注释与改编形式的配合。汉文学规范性极强，借古言今是惯用的手法，这对鉴赏者与写作者造成极大困难。缓解困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韩国的谚解，越南的演音，日本的训读与俗译都是文人学士长期经验的积累，它们往往围绕中国或本国的名著反复进行。朝鲜李朝时期的杜诗谚解，《太平广记》谚解，越南对《征妇吟》等汉诗作品的演音，以及日本从五山学僧对《毛诗》、《古文真宝》、《文章轨范》、《唐诗选》等的延续不断的注释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普及作用，其本身也应纳入汉文学的范畴。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作者对汉文学的认同态度。即许多作家不仅不是将它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看待，而且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文学来看待的。前一点许多学者业已指出，而后一点则常被忽略。优秀的汉文学作者往往将汉文学作为个人抒情叙事的必不可缺的精神行为。日本平安时代的菅原道真(845-903)被视为文学之神、教育之祖，至今祭祀他的天满宫、北野神社在全国多达二万余处。他留下的诗文中生动地展现了“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人的悲哀、人的刚强与软弱，四季清爽的变化，岛国的自然美”（注：《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川口久雄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一方面是平静的平安宫廷蔓延的妖艳华美，一方面是人性的袒露：失去爱子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无可奈何地转徙的官吏生活的忧郁，同僚间嫉姑倾轧带来的烦恼，以及作为教育者指导学生时的兴奋与焦虑，最后在两府贬谪之处聆听底层贫苦痛苦呻吟的悲愤，都在他的诗中如泣如诉地倾述出来。这些诗中有诗人的自我形象，深深打动读者的不是身居相位的威严、博士学官的矜持与为官一方的自负，而是一位敏感的诗人日本式的哀愁与郁闷。菅原道真是在用诗与自己交谈。江户末期，诗人藤田东湖在痛感外侮内患交逼，需要“养一国之正气”，上下一心，“尊王攘夷”之时，仿文天祥《正气歌》所作长诗，历数日本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慷慨放歌，既是激励同门，亦是自励自奋，汉诗对他来说是抒发正气豪情的最自然的形式，因为不论是哪一种日本诗歌形式都不足以表达这种情感，俳句、连歌、短歌自不用说，曾经在《万叶》时代兴盛一时而后消失的长歌也不能倾吐得如此淋漓尽致。
在越南、韩国都有一批这样的作品，由于作者写出了独特的生活感受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继诗文之后兴起的各国汉文小说，在展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自由。朝鲜李朝时期涌现出相当多的供文人茶余饭后消遣的笔记小说，其中不乏针砭时弊的佳作。在当时，寡妇改嫁是绝对不得允许的，汉文小说中多有抓住这一问题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迫害与摧残的残酷性的作品，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越南院屿《传奇漫录》展现了各种人物的命运，写得最多的是憧憬情爱与幸福的贞烈女子，还有追求公正和精神自由的刚正之士，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下层官吏的酸甜苦辣。《传奇漫录》不仅在通晓汉文的文士中流行，而且在成书不很长的时间便有人作了“解音”即喃字翻译的工作，使与官场无缘的妇人儿童、市井细民也能读懂。它之所以受到粗通文墨的市民及妇女的喜爱，不能不与它在神鬼狐妖、地狱天曹的世界中写出了普通人的小小意愿有密切关系。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有关中国文学与本国汉文学的研究。汉文学对于以非汉语为母语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与学识相关的文字。自古以来，它被用于行政管理、社交往来、公私礼仪乃至个人精神生活等一切“雅”的场合。与此相对，民族文字创制本身，便首先是为了适应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源于俗而用于俗。15世纪朝鲜李朝世宗颁布训民正音时称：“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俗使人人易习，便于日月矣。”越南的喃字，同样以接近日常生活为特征，当时汉字被称为儒字，两者担负的功用是泾渭分明的。而日本的假名文字也是从古代物语、和歌等古代俗文学中发展起来的。总之，在这些国家，议论文体的作用几乎都由汉文来承担，而有关中国文学与本国汉文学研究的文献，基本上都用汉文写成。有关文学理论不仅反映在大量文人撰写的序跋书信、诗赋论说之中，而且经系统整理辑为专书。越南黎澄的《南翁梦录》、黎圣宗的《天南余暇录》、黎贵惇的《艺台类语》（注：参阅拙文《越南汉文论选读》（上、中、下），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3、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朝鲜李朝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正祖弘斋的《弘斋全书》等，都不仅收录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文学家的评论，而且多独抒己见。韩国学者权五惇在谈到历代韩国文人的文学论评时说：“至于评论等节，亦具独自见地，大胆去评，论中国文学，虽与中国评论家有所异同，不甚顾也。”韩国诗话总集的出现，早于中国，而日本江户时期的诗话，据日本学者船津富彦所列，其亲见者有65种，未见者有3种。（注：船津富彦：《诗话》，收入《日本汉学》（中国文化丛书9），130-138页，大修馆书店，1988。）笔者所读到的以《日本诗话丛书》为中心的各种诗话，也有几十种之多。它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诗歌与日本汉诗的资料，其中许多本身具有文学性。斋藤拙堂《拙堂文话》、海村渔保的《渔保文话》清末传入我国，受到学者极大重视。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承袭了旧汉学注重实证的朴学作风，以西方文学观念清理中国文学的材料。1882年刊行的《支那文学略史》，有末松谦澄(1855-1920)写于伦敦客舍的序文，借西方文学史的形式描述中国哲学思想史，而1897年古城贞吉著《支那文学史》已是最早以纯文学为对象的著述了。
亚洲汉文学区域的国际性与民族性
汉字与汉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汉字文化圈的学者视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字与文学，是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与文学对话的津梁。日本江户时代的熊坂台洲《律诗天眼》在反对以俗为美的观点时曾提出“若以易解为美乎，则我邦诗人何不以国字作诗，而穷年兀兀，学彼诗之为”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岂非以我诗仅可以传我日出之邦，而彼诗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朽乎天地之间邪？岂可以不学而容易作之者哉！”能坂台洲在通俗文学兴起的浪潮面前表现出极为保守的态度，而对当时汉文学在国际文学交往中的作用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汉文学所具有的国际性，是一种区域的国际性，是在国际交往受到巨大限制（与西方文化与东方其他区域文化的长期阻隔）的情况下的国际性，然而，其历史作用却不可低估。
汉文学在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交往中充当着文化使者。古代日本、越南、朝鲜在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时候，常常选派文学修养高的学士来担任，以显示本民族的文明程度，接待中国来使的官员也多要求能诗善文，以夸耀礼乐的进步与完善。各国文士学僧相互唱和的诗作相互载于各代典籍。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彼此交流的强烈愿望。《江谈抄》中白居易、元稹来到日本诗人梦境的传说，都良香等人的诗集在中国流传的传闻，以及朝鲜李朝沈义《大观斋梦游录》中李白等人与韩国诗人梦中会见的神异故事，都是这种愿望的写照。中国人理解周边文学，最先也是从汉文学开始的，汉文是彼此获取信息不能不采用的工具。直到上个世纪末，黄遵宪向日本学者介绍《红楼梦》还不得不借助笔谈的方式，而他写的《赤穗四十七义士歌》，材料来源则是室鸠巢的汉文传记《赤穗义士录》。中国文士常常从异国诗文中受到感动、激励与启示，视其为邻壁之光而加以珍视。
不应忽略的是，汉文字还曾是沟通汉字文化圈与远缘文化的重要途径。各国通过汉传佛典接触到南亚、西业以及更远地域的文学。收入《经律异相》、《法苑珠林》中的甥舅共盗故事，与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所载古埃及王故事同源，而日本《今昔物语集》又加以改编，使之流传于东瀛。（注：参阅拙著《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越南南部本为梵文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的交汇处，自古以来便与中国南方交换着神话与传说。明代以来，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各国汉文学均有敏感反应。朝鲜李朝柳梦寅《於于野谭》与日本汉文随笔均对利玛窦在华业迹著述予以评价。汉译《伊索寓言》、班扬《天路历程》等在日本很快翻刻，而在近代日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漩流地带之后，带有西方色彩的日本新汉文学又成为各国了解西方与日本的捷径。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上海等地的报刊刊载的日本文学主要是汉文学。应该说，古代汉文学由于儒家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保守倾向，不过非正统派文人也常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与之抗衡，积极吸取外来文化，在各国汉文学家中，都有一些摒弃偏见、勇于接触异文化的人。
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如果可以说为欧洲现代文学打下基础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如果可以说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影响下成长和繁荣起来的欧洲各国文学由于彼此互相影响而变成了世界性的文学，那么，同样可以断言，中国文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显然，离开亚洲汉文学的整体，就难以认识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这种意义不仅由于其历史悠久、作品丰富与作家众多而存在，而且更是由于它具有的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是通过其独特的作家群体来实现的，而这些作家群体，同时也是接受与鉴赏汉文学的主要群体。它们应该包括：
帝王群：帝王宗亲自主文事，为汉文学所特有。各国君主诸侯，均有效魏武帝、唐太宗故事者，自为文坛盟主，延揽文学之士，组织文学集团，于大兴文事的同时，也控制人才，左右文风。日本桓武天皇后历代天皇奖励汉学，特别是嵯峨天皇为当时一流汉诗人，所谓敕撰三集即《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即为其时编撰。其时文坛多受唐太宗《帝范·文范》影响，大发经国不朽议论，为日本文学史上所罕见，显然与天皇主文有关。越南李陈两朝，宗亲多诗人，黎朝圣宗惇皇帝仿《唐会要》撰《天南余暇集》，有“骚坛二十八宿”环围左右。朝鲜李朝第22代王弘斋颇好谈文，屡称“文词体格，实关世道污隆”，“诗者，关世道，系治忽，隽永冲融者，治世中和之音也；舂容典雅者，佩玉之资也；琐碎尖斜者，乱世烦促之音也；幽险奇巧者，孤臣孽子之文也”。其说固出于《乐记》、《毛诗序》以来的诗论，而其选诗专喜治世之音，又是出于安定天下、粉饰太平的政治需要。他选历代名诗全集，便宣布“唐之效岛皮陆，噍杀轻佻，非盛世音；刘沧偏于近体，无结伤于刺讪，不合被选”。帝王主文，自然常将个人的文学行为转化为政治行为，首先要求文坛归顺政坛，极而言之，其既可为修典藏书的主持者，亦可为种种类似焚书坑儒举措的实施者。朝鲜半岛早在三国时期便有史书传世，后又专设史馆史官；越南有《大越史记全书》与《大南实录》等的编纂；日本奈良时期安万侣受天皇之命修撰的《古事记》视史书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后来江户幕府初立，德川光国亲自过问《大日本史》的编撰，都给汉文学中颇为发达的史传文学打上帝王史学——文学的印记。
臣僚群与文人群；在施行科举制的越南与韩国，这两种群体处于转化之中。日本平安朝贵族汉文学以前者为主，但以文才而跻身最高政治舞台者仅有菅原道真等少数人，江户时代近世汉文学则以后者为主。身为臣僚，奏章应制，皆为君上；沦为流人，浅斟低吟，则为己心。同道言志，两者大相径庭。汉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出于这两类人笔下，他们是主要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享用者，是文风诗风的主宰者。有些作家始终关注着贫苦农民的困苦，如朝鲜李朝的丁若镛，但他作品中浓厚的载道教化意识，证明他的精神仍然属于臣僚群体。他们身居官场，精神陷入裂变，离开了官场，精神还是难以自由。越南黎朝开国贤相阮荐的诗文，展现了一位封建文人政治家风云跌宕的一生，汉文笔记中有关他的传说也颇富人生精神悲剧的色彩。
释门群：中国佛教传入周边的有净土宗、真言宗等，而以禅宗为盛。各国僧侣对推动汉文学发展贡献极大。在战乱频仍、民族关系多变的时代，他们常常作为唯一的异文化携带者维系着传播的残局。新罗僧慧超旅行天竺的记录，见于敦煌遗书。越南李陈两朝既与周围的小乘佛教接触，又以大乘佛教为国教，佛教之中圆照、应善工诗、法螺、玄光各有诗集。僧侣为理解汉传佛教而亲炙汉文字，是偈颂、公案与奉献给神佛的各种书类的作者。日本平安文学盛行的愿文，当时被视为第一位的文学。所谓愿文，是在修缮神祠、供养塔寺、造佛纳经等诸种法会法要或为死者祈冥福的忌日法要追善等场合，讲述施主（愿主）愿望的文章，而当时的作者在代施主表达愿望时常注入个人哀伤的情感，使其颇具文学性。（注：渡边秀夫：《平安朝文学与汉文世界》，537-588页，勉诚社，1990。据相田二郎著《日本的古文书》(1947)，日本古文书中将为神佛而作的文章分为告文、愿文等九类。平安时代的《本朝文粹》刊录多篇。）僧侣在吸收当地传说，并借鉴中国志怪小说而发展说话文学方面也有所作为，高丽一然法师的《三国遗事》、日本的《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及越南韩国的志怪、笔记小说中，在宣扬鬼神实有、放生行善的同时，保存的民间传说十分丰富。（注：参阅拙文《越南汉文志怪小说的艺术成就》，载《汉学研究》第2辑。）禅僧在将追求事实之外的“真实”的宗教活动与捕捉万物品味的文学活动结合的过程中，积极接受并传播了“参诗如参禅”的文学思想，进而影响到禅门之外的文人。朝鲜李朝申钦论诗，说“唐诗如南宋，一顿即本来面目；宋诗如北宋，由渐向进，尚持声闻辟支尔，此唐宋之别也”，又说：“古人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清是诗之本色，若奇若健，犹是第二义也。”此类议论，为严羽《沧浪诗话》之远应。
道门群：即道教及与道教有关文学的作品，他们并不一定是道士，而受道教影响深刻是共同之处。汉代以后，道教传入越南，道士一度曾与佛僧平起平坐，奉为上宾，但时期并不长。道教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常不能在与儒佛的交锋中取得优势，但在越韩民间一度流传甚广，而道教文学中羽化登仙、骑鹤升空、吸风饮露、游仙远世的想象常为文人创作吸取。韩国《东文选》收录的多篇青词，属地道的道教文学，因为青词是斋醮道场所用疏文的名称。（注：李肇《翰林志》：“凡大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朝鲜李朝许均写的游仙诗，则是借游仙以遣忧闷。越南小说中的范员、韩国小说中的田禹治等都是有名的道门理想人物，是道教深入民间的产物。他们凭借幻术，使老弱贫病、孤苦无助者逢凶化吉，是深受贫民欢迎的文学现象。日本道教不成气候，但山上忆良《令反惑歌序》已引《抱朴子》，都良香作过偓佺赞、老子赞，应试时撰写的《神仙》被誉为对策文的极品，散文《富士山记》中的天女实为道仙的影子。各国小说中的刘晨阮肇型遇仙故事都述说着男子相似的梦想，仙姝神女的传说也附丽着被漠视的女子的恋情与无望的追求。
闺秀群：即女性作家。越南《皇越诗选》仿《全唐诗》以来惯例，收入数位女诗人的作品，多为个人抒情之作，唯美倾向更鲜明。日本平安时代已有女词人。中国女诗人各代均见，女小说家则罕有所闻，而越南18世纪却出了一位以汉文小说名世的女学士、女文豪阮氏点。她的《传奇漫录》虽然没有摆脱男性视角，但将作品视为砺学、戏文、谈艺之具，将谶纬易占、阴阳杂说、拆字猜迷等一古脑写进小说，插入大量诗词歌赋，奉湘妃樊姬、徐妃卢后为典范，作品中的女性，无不是“易安复生、淑真再世”，这与明代小说中女子以才自珍、弘扬女才的倾向十分相似。汉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在数量上尚不能与男性相争，却并非没有值得珍视的佳构。
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再之山川阻隔，风云异向，中国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对应、平衡、全面的。各国汉文学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性，这表现在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浸透及对文体文风独特的选择等各方面。在汉文学中，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蕴。以赋为例，日本平安朝贵族文士用它来吟唱隐逸之趣、风月之幽、男女之欢，而越南黎朝文士一方面用它来慷慨放歌击退元兵的大捷，一面又发展了滑稽性讽刺性的喃字赋。朝鲜李朝的李膂一改江淹《恨赋》的低沉情调，大赋祖逖、岳王之恨，金泽荣为安重根刺杀日人而死写下的《呜呼赋》痛赋丧国亡士之恨。在这些作品中，民族的情感异常鲜明。它们既是亚洲汉文学的精品，也是各自民族文学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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