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泽东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强国论文,之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过去，不仅有益于现在，更有益于未来。历史既有一再重复的一面，也有不断更新的一面，因此未来历史不过是它们的两面。历史如同浩瀚无垠的大海，我们又如何学习历史呢？我们应当向历史人物学习，他（她）们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人类历史中留下思想财富。学习和评价他（她）们是学习历史的最好方式和课堂，如同一艘航船引领我们到达历史的彼岸。无疑的是，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历史故事最丰富。这里，我们以5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故事为例，不仅恢复我们的历史记忆，更需要学习和吸收历史营养。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首次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性国家目标。他先是提出在钢产量方面用50年到60年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1957年他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的刺激和影响，又改变了时间表，提出用15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正式发动大跃进；受到王鹤寿部长等建议的影响，他又提出用7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用15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最终使大跃进走向“顶峰”，随之演变为巨大的经济灾难。①
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成功实现这一梦想，但是却为中国而后实现这一设想奠定了现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和工业化基础。
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率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地追赶上来；进入21世纪，中国具有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机遇期，毛泽东的强国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崛起并赶超美国正在成为历史必然。②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的？又是如何不断改变想法的？是谁刺激了毛泽东，又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怎样从成功的预言走入盲目性预言陷阱的？后来他又是怎样走出这一陷阱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并预言中国未来的？
重读和了解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故事是我们学习决策最好的实际案例。无论是成功的预言，还是失败的预言，毛泽东都堪称为最伟大的预言家，我们都会从他老人家政治智慧中汲取历史营养，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
一、毛泽东的强国梦想：赶超美国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伟大领袖总是心怀伟大的强国梦想，这就是赶超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赶超美国。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③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只有五年多就首次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国家目标，这与苏联领导人不同，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赫鲁晓夫才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不过当时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几十年”是多少年，这反映了赶超目标是确定的，但是赶超时间是不确定的。他还不晓得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到底有多大？赶超美国的含义是什么？在哪些方面赶超？又是如何赶超？对这些更为专业化的知识还“知之不多”。不过，他已经注意到这一弱点，他对与会者讲：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④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的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⑤应当说，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这一伟大的目标，而且还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本人没有来得及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专家，这就有可能动摇并改变自己的正确主张。在当时，“赶超美国”会被人们视为狂人之语，疯人梦呓，但这正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目标，从此就成为毛泽东的强国之梦。
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不要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责任。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⑥首先，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理想主义者，将赶超美国既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目标，也视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志，还作为中国对世界的重要国际责任。其次，毛泽东还是一个中国巨轮的伟大舵手，十分清楚地晓得“彼岸”，但是的确不晓得到底离“彼岸”有多远？到底要花上多少年的时间？尽管他首次提出了赶超美国时间表，却也没有什么把握，提出了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一个很宽的时间段。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比同代其他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
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不错，海岸线很长，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285万吨，到1996年超过了1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⑦这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钢产量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也会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的目标也会相继实现。毛泽东就是一个预言大师，如同他自己所言：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⑧
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⑨同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讲话，他注意到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他指出，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他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他坚定地说，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里，毛泽东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几倍，资源也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⑩这里，毛泽东把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赶超美国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也把超过美国作为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超过美国既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目标，既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贡献的全球主义。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再次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及时间表。他指出，十年（指两个五年计划）至十五年（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指40年时间）至十个五年计划（5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1)这里毛泽东把赶超美国的国家目标与过渡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相提并论。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进入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黄金发展时期（1953-1957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2%），(12)真正结束了中国百年来急剧衰落的历史，预示着新的百年伟大复兴的开始，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就一定会赶超美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当时只有毛泽东真正看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历史航行的“彼岸”，他所前瞻性地提出赶超美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是比较适宜的，他所提出的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是比较务实可行的。这是毛泽东独有的历史预见的伟大之处，但是也有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没有做科学地分析和论证，更多地是基于他的直觉和战略思维；也没有主动请教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更多地是基于他本人的思考和设想；更没有详细地说明“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什么含义和内容，既没有类似于GDP经济总量的概念，也没有人均GDP经济个量的概念，也无法真正准确判断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个量两个方面的相对差距，反映了他也受到知识与信息有限性、不完全性的限制，在没有真正“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难免在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下，就会改变了原有的设想。
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影响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设想和时间表，为此决意发动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实事求是走向主观主义，从正确走向错误，进而从成功走向失败。(13)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上，苏联在最近的十五年内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美国目前的各种最重要的产品的总产量。(14)这是苏联的“大跃进”设想，即使到了1972年苏联也没有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经济总量是苏联的2.4倍。(15)
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影响了毛泽东，他也考虑十五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8日和9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与他们讨论中国在十五年后钢产量超过英国可行性。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4000-4500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16)这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新想法和时间表。他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充分论证的情况下，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布了这一新想法和时间表。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阵线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7)
在当时，苏联和中国领导人还不了解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测量和国际比较？只好用一个国家的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代表，以为这些指标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就意味着经济实力就强大了，以至于“东风压倒了西风”。对此，毛泽东讲，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8)为此，毛泽东列举了七个方面的事件来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包括苏联发射第一颗、第二颗人造卫星。但是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基本判断并不准确。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55年所谓“西方国家”（指西欧、北美、大洋洲，不包括日本）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56.2%，所谓“东方国家”（指苏联、东欧、亚洲社会主义国家）18.5%，其中美国GDP总量是苏联的2.79倍，是中国的5.15倍。(19)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是相当之长，绝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实现，因此赫鲁晓夫的“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急于求成”，而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还要“急于求成”，不久之后毛泽东还提出要比苏联更快。
三、党中央正式提出“超英赶美”目标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到后面。(20)
那么，当时的党中央确立这一目标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呢？对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做了说明：第一，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二，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口，不仅有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更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使我国具有最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第三，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加速工业的发展；第四，有建国已经四十年的强大的苏联的支援；第五，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在许多方面可以直接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缩短以至避开摸索的过程；第六，也是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中国有久经锻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毛泽东的领导，能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1)从以上六个因素看，前三个是国内有利条件，它们是客观因素，运用好是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第四、第五个是国际有利环境，它们也是客观因素，但却是可变因素，一旦中苏关系破裂，这些有利因素随之消失；诚如李富春所言，第六个是最根本的因素，它是主观因素，但是与人们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所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这也表明：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22)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错误。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提出了“超英”的时间表，也提出了“赶美”的时间表：在十五年（指1973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指1993年）到三十年（指2003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社论还号召，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胜利的开端，争取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23)由此“超英赶美”就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目标和政治口号。
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党中央、毛泽东提出这一赶超的目标是确定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赶超的过程本身是不确定的，发展的速度是不确定的，因此时间表就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是不现实的；从决策的角度看，党中央、毛泽东没有详细论证这两个目标，更没有详细分析中国与英国、中国与美国经济上的相对差距，只有同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王佩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作为重要依据。该文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差距，得出的结论是，钢、金属切削机床我国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内赶上并超过英国，水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即可完成任务，煤和化肥都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赶上和超过英国。(24)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批语“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25)据此党中央、毛泽东贸然提出这些战略目标及时间表，势必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也必然导致欲速则不达。
四、毛泽东反潮流大批反冒进
从建国以来，在党内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一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路线；另一是其他多数领导人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路线。诚如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所讲，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鼓足干劲，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也是一条路线。(26)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对发展方针、政策的不同选择。当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发生分歧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其他领导人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路线。(27)在第一次“大跃进”时，毛泽东反潮流大批反冒进，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也为再次发动第二次大跃进打开了政治通道。
1955年夏，国务院讨论编制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一五”计划8.6%；“二五”计划9.9%；“三五”计划10.1%，在1953-1967年的1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5%。(28)这仍然是一个高增长方案，基本处在潜在增长率上，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1953年的3.56倍；但它不是一个超高增长方案，因为“一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5.2%，工业总产值为18%（计划目标为14.7%），工农业总产值为10.9%，已经高于计划目标(8.6%)。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设想不满意，(29)还嫌太慢，主张在当前主要克服的是右倾保守思想。由此形成了由毛泽东为代表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就反映在1956年初经济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倾向，严重干扰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30)
周恩来、陈云等人实事求是，针对各地方、各部门出现的“冒进”倾向，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1)4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提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平衡。陈云也认为，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质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32)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和大多数人不赞成。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周恩来会后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就离开北京。(33)这表明毛泽东听不得不同意见，相当固执，就会在激进主义的路径“自我锁定”。
6月4日和10日，刘少奇主持的两次中央会议同意和批准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34)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是根据刘少奇的要求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刘少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社论是针对他的，只批“不看了”三个字。(35)
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36)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和正确选择，是在总结“一五”计划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指导方针。后来薄一波回溯这段历史时讲，1956年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制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37)
但是，毛泽东的看法和思路则不同，他一直就不同意反冒进，认为它给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当时他的注意力对外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38)对内集中在整党整风和开展反右派斗争，(39)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从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5月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先后八次点名批评“反冒进”。根据薄一波所详细记录的资料表明：(40)
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这里，毛泽东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具有“话语权”。
同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将周恩来的观点大批一通。
同年12月的杭州会议，指名道姓批评周恩来，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再次批评周恩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表示对错误负主要责任。2月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承担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两次谈话批评反冒进。4月上旬毛泽东主持的武汉汇报会，毛泽东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一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这一说法表明了党内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稳健主义派与激进主义派。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修改时加上了“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41)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再次自我批评。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闭幕的讲话提纲再次批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
不仅周恩来、陈云等人不得不多次检讨，而且刘少奇也南宁会议上做了检讨。他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42)
毛泽东没有尊重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意见，反而坚持个人主张，迫使中共高层一致性地接受，这就导致“大跃进”的发动。诚如薄一波后来所言，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反冒进的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43)
五、毛泽东不断缩短超英赶美时间表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工作会议。此时的毛泽东正处在十分亢奋之中，他先后作了六次讲话，与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形成了互动关系。这是继南宁会议之后发动“大跃进”标志性的重要中央会议。它的成果主要反映在3月26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之中。该报告草稿由陈伯达写出。(44)
首先，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此，毛泽东作了完整的表述：“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而奋斗。”(45)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一路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意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其次，再次缩短赶超美国的时间表。毛泽东写道：“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指1981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46)这比3个多月前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赶超美国的时间（指1993年至2003年）大为缩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公开提出赶超美国的时间表。
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是他与中央有关部门的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不只是他本人的“想当然”，而且是部长们“想当然”。在成都会议期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报告，说根据（毛）主席最近以来的许多指示，联系冶金工业的情形，我们的思想感到开朗了。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提出的指标（1050-1200万吨）、十年（指1968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指1978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47)该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说王鹤寿的文章好，敢于批评教条主义。(48)毛泽东还在3月25日的会议上一面批评国务院、中央政治局过去开会没有抓重点、解决本质问题，一面表扬冶金工业部党组。(49)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王鹤寿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50)可以说，王鹤寿是第一个建议者，因为用二十年时间中国钢产量赶上美国就会缩短整个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这里就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再次缩短赶超时间。
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了各方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51)毛泽东改为：“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52)同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写信：十年（指1968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指1978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3)
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首次提到“十五年（指1973年）能否超过美国？”(54)
5月8日至5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成为全面发动“大跃进”、全面“超英赶美”的政治动员大会。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到：“十五（年）赶上美国，可能的”。(55)他讲到：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在座的有没有新华社的同志，可不要发稿，对外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美国让苏联赶，大家分工赶，不过我们也能赶上。十五年赶上英国对内给你们讲了，你们是党的负责干部，是党的八大代表；对外就不要讲了，不要登报。(56)
5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57)当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批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报纸上还是宣传十五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美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七年就可以赶上了，有些项目还不要七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上海和别的地方有些品种已经超过。(58)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59)毛泽东与中央部委负责人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例如：机械工业部门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50%；冶金部门提出，实现“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41.5%；煤炭部门提出“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7亿吨，“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纺织部门提出5年内主要纺织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轻工部门提出造纸工业的产品产量5年超过英国；水利电力部门提出5年内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60)
6月16日，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坚持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十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6月17日，毛泽东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他要求此件即刻印发（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61)
6月17日，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了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在批发该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为此，毛泽东批语：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了。(62)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63)
6月22日，毛泽东批示冶金工业部报告：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64)
8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提出，到1962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65)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公报发表并指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66)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规定：1959年计划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见表1）(67)
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能料得。”(68)
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钢产量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的设想。他说：“今年（指1958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指1959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后年（指1960年）再搞两千万，不是五千万吗？苦战三年，五千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五千万，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五千万，接近苏联，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69)
11月初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70)拟订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其中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71)毛泽东对这个《纲要（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72)他还提出：大约到1960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73)最后因“大跃进”失败不了了之。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激进主义路线，以“高速度”为总路线的灵魂，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极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以大失败、大饥荒、大调整而告终。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74)他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又回到他原来的设想。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是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他承认：“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75)
六、历史的反思与历史的启示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已经有50多年了，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发动了“大跃进”，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中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和格局。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梦想和实践呢？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是怎么样务实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梦想？
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他总是纵观全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前瞻性地提出中国大战略、大目标。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不仅是富有长远的战略构想，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历史预言。这是因为他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即使是在“大跃进”失败之后的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未来世界作出了重大的判断：从现在起，五十年（指2012年）内外到一百年（2062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76)尽管他还没来得及说明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势，但是他已经感受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77)后来的历史正如他所预见的，中国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超过了美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大大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部分指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下一个十年绝大部分经济总量指标将超过美国。这是一个连续的不断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过程，(78)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强国之梦正在变成现实。我们不能不为毛泽东的伟大预见所惊叹！
这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有了重要的历史启迪作用。后代人总是比前代人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更大的发展舞台，这就需要有更大的战略目标、更大的历史作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就是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作出长远的预见、准确的判断，前瞻性地提出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任务，把握机遇，创造机遇。特别是当中国的主要经济总量指标相继超过美国之后，中国如何敢于超越美国的发展模式，独辟蹊径，大胆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简称“中国之路”）。(79)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1955-1957年访问苏联前提出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和时间表，这是我们充分吸取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和历史教训的政治前提。那么我们怎样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的财富呢，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这是真实的毛泽东。
首先，不能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80)因此，无论是地方负责人还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吹牛皮”，毛泽东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就需要领导人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真正认识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其次，不能自我否定，增加坚定性。本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但是一遇到赫鲁晓夫搞“大跃进”，花15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线（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81)。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主的发展，即使是在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都不必仿效他国，追随他国，需要主动国际合作，更需要自主决策，自主实施，既不受外部诱惑所改变，也不受外部压力而放弃。
再有，不能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就需要不断缩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82)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就在于此。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差距呢？以1958-1972年期间粗钢生产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对比来看（见表1），1958年实际值仅相当于目标值的74.5%；1959年相当于46.2-51.4%；1960年为37.3%；1962年为6.7%；1972年仅为5.8%（见表1）。这表明，主观目标值越高，脱离实际就越大，实际完成比例就越低。
最后，不能乱折腾、瞎折腾，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本来1955年国务院提出了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83)这已经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毛泽东“还嫌太慢”，并视为“右倾保守思想”，急于求成、急于求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84)对此，李先念同志有过深刻的反思，198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十二年的经验说明，三十二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他说，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再不要折腾。他首次提出“两个不折腾”：即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85)现在的党中央是不再会搞那样的乱折腾、瞎折腾的蠢事了，早已转向科学发展，但是不少地方负责人仍旧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大干快上”，还在搞“大跃进”，乱折腾、瞎折腾，(86)虽然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折腾，但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不少蠢事。
注释：
①1985年邓小平回顾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作者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四章第四节《“大跃进”的灾难与教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此作了定量计算和分析。
②在西方学者中，安格斯·麦迪森曾预言了这一历史趋势(Angus Maddison,2007.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I-2030 AD: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但也有持“并非必然论”，如乔治·马格努斯在《崛起：新兴市场会影响还是撼动世界经济？》一书中认为，如同苏联的崛起并非必然，日本的崛起也并非必然，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也并非必然。George Magnus,Uprising: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 Economy,Wiley (December 28,2010)。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毛泽东讲到这里脱稿对与会代表说“就是（指）美国。”
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页。
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3页。
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⑦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395页。
⑨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⑩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1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0页。
(12)(27)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167、298-299页。
(13)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二版，第五章，从“大跃进”到经济重建(1957-1965)，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20)《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12月3日。
(15)(19)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www.ggdc.net/maddison/.
(16)《毛泽东同波特立、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17)(18)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326、321页。
(21)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8日。
(22)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3)(24)《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
(25)毛泽东：《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的批语》，1958年1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页。
(26)(28)(29)(48)(49)(56)(58)(83)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0、10、126-127、129-130、154、155、10页。
(30)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31)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年2月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1页。
(32)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33)(34)(3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09、1110-1111、1112-1113页。
(36)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页。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39-540页。
(38)(40)(43)(47)(50)(59)(60)(63)(67)(7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5、635-657、635、693、694-695、666-667、669、702、707、709页。
(39)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66页。
(41)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4页。
(44)(51)(53)(68)(69)(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注释1、181页注释2、178-179、381、394、508页。
(45)(46)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7、158页。
(52)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54)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55)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在五月八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57)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61)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62)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8页。
(64)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65)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办公室，2008：609。
(66)(84)《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6月21日。
(70)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指当时正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73)毛泽东：《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74)毛泽东：《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75)(76)(77)(80)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303页。
(78)(79)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1期。
(81)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326页。
(8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
(85)李先念：《安排经济发展速度，要实事求是》，1981年9月2日，《李先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3-425页。
(86)胡鞍钢：《由加快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型》，《前线》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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