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地理横轴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地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构建长江开发开放的新思路》（科技导报，1998年12期）一文中，我们以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分析和构建了长江开发开放的新思路，其中指出由武汉和上海构成的中国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的驱动轴，应当予以重点建设。本文借鉴国际经验，从中美比较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美国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
当将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应用于美国的区域空间结构分析时，我们找到了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双核型空间结构，即由纽约与芝加哥组成的美国的经济地理横轴。
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出纽约与芝加哥的空间关联性。1820年，美国东北海岸有4个主要港口（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在竞争欧美间的贸易市场。1825年以后，纽约很快超过其它的竞争对手，一跃成为全美的主要城市，这导源于伊利运河的开通。
在美国资源和欧洲工业品回流之间，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个巨大的费用和时间障碍。纽约位于哈德逊河的入海口，而哈德逊河几乎是所有东海岸城市通往阿尔巴尼的唯一水上通道。在阿尔巴尼，哈德逊河与把阿巴拉契亚山脉切成山谷的默哈克河汇合。1825年伊利运河完工，将哈德逊河—默哈克河与伊利湖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美国中西部通往欧洲的大西洋贸易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结，而且必须经过纽约。这种与主要交通干线相关的区位因素，突出了纽约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纽约的发展。
纽约市区人口约732万，为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还是美国第一大港口，占全美对外贸易周转额的1/5左右。在贸易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工业中心。大纽约集中了全美工业职工的10%左右，工业部门繁多，贸易和工业又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美国以至西方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在这条不过500米的狭窄的街道两旁，集中了美国主要垄断集团所属的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与交易所，以及成百家的大工业公司和运输公司的总部。在美国起着国家银行作用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行即设置于此。
芝加哥是美国内地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278万，仅次于纽约、洛杉矶而居第三位。在这里，密执安湖向南深深插入发达的农业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周围农业的兴起和运河的修建，城市飞速发展起来。铁路修建后，芝加哥很快成为横贯北部的东西铁路干线的终点和联系西部与南部铁路干线的起点，现为30多条干线交汇的重要铁路枢纽。
芝加哥的工业产品以农产品的加工为发端。它恰位于美国几个重要农产区的中心，北面是乳酪区，南面是玉米带，西面是小麦带，许多农畜产品在这里加工转运。因此，它很早就以粮食加工、屠宰和罐头等工业闻名全国。苏必利尔湖区铁矿开发以后，芝加哥兴起了大规模的钢铁、化学工业，并建立起了运输机械与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后又发展了飞机、电子等军工生产与尖端工业等。另外，芝加哥还是美国内地最重要的金融、贸易与文化中心，拥有众多的银行、商行、公司、著名的大学与科学院，其印刷出版业规模仅次于纽约而居全国第二位。
总之，以海港城市纽约与区域中心城市芝加哥，以及分布其间的汽车城底特律、石化工业发达的克利夫兰等构成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构成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该轴线以伊利运河（由沿海地区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通往大陆腹地的一条可航水道、低地通道）的开通为契机，以综合性的束状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为标志。在这里，既可以方便地取得煤炭、铁矿，又接近发达的农业区“玉米带”和大湖水运。在大湖以南，还分布有不少专业化方向明显的中小工业城市。这个大致呈东西方向伸展的大产业带，被称之为“美国经济地理横轴”。
二、中美经济地理横轴的比较
应该说，上海—武汉与纽约—芝加哥这一对双核型空间结构具有特别明显的可比性。并且从区位角度而言，由于纽约—芝加哥位居美国东北一隅，而上海—武汉则位居中国的中间地带，故后者具有更为明显的区域效应，亦即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区域效应是指某一城市或区域在同等人口、GDP，或同等投资，或同等区域政策下对其它城市或区域的影响程度。区域效应的测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在这里，笔者仅运用城市位置中心性的确定方法，来近似地用作区域效应的度量。
通过选择1995年我国各省会城市的GDP、市区人口数、市区间（铁路）距离等指标，运用城市位置中心性的计算方法，得出了各省会城市的几何中心性和经济中心性（表1）。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几何中心性还是经济中心性，均以华北的北京、天津、石家庄为最，其次是位居长江流域的武汉、长沙、合肥、南京、上海等城市。前者导源于一特殊原因，即由于有两个直辖市位居其间。后者则主要是由于居中的地理位置和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上述结果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城市所具备的区域效应的差异，可以作为确定我国区域政策的一个基础性数据。
其中，武汉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它与芝加哥有比较强的可比性。历史上将武汉称为“东方的芝加哥”，至今仍有其足够的现实意义（表2）。
武汉素称“九省总汇之通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25页）。武汉地处我国腹地中心，扼长江、汉水分汇处，又与云梦泽相通，干支蜿蜒，舟辑便利，渐为当时维系四方的交通枢纽，曾有“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之说，遂为我国开发较早的城市。据考古发现，武汉早在距今3500年的商代即已有原始城镇的存在。2300多年前，武汉地区的帆船已通达当时楚国所属的湘、郑、赣地带。唐宋时期，武昌城崛起江左，武汉水运愈加发展，自然形成为周围地区商品交流的场所和原始的集散地，并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至宋代，武昌商市更为繁盛。元代以后，由于河道变迁，汉阳成为商品集散转运中心。到16世纪，汉口因汉水改道而崛起，并一路成为商贾云集的“楚中第一繁盛处”以及全国4大名镇之一。当时客商蚁集，百货纷来，川木东下，漕粮北运，淮盐湘竹聚积，湘、郑、豫、赣、苏、皖、云、贵、川诸省土特产多在此集散，故“九省通衢”的称誉不胫而走。可见，这种滨临我国最大水上动脉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水交汇处、千湖环绕、得水独优的地理特征，确立了武汉“九省通衢”经久不衰的地位。
近代，武汉形成为全国内地最大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和对外通商口岸，扩充了“九省通衢”的内涵。清代初年，武汉已是全国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但当时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商品集散的规模较小。1862年，武汉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英、法、俄等10国列强相继跻身于此，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外洋铁壳轮船直航汉口。随后，京汉、粤汉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武汉初步形成东西靠长江、南北靠铁路，多种运输方式交汇的交通枢纽，迅速从门户关闭的中世纪城堡演变为我国内地通往世界的门户，进出口贸易日趋发达。就武汉交通、贸易连通的范围而言，已远不止9省。各种农副产品、矿产品由全国汇集武汉运至世界各地销售，越来越多的工业加工品、制成品，从海外经由武汉输入内地。据海关资料统计，在1862年至1931年的69年间，武汉外贸总额共有42年仅次于上海而居于全国第二的位置，故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中国匹兹堡”。武汉由4大名镇之一进而演化为闻名中外的我国最大都市之一。据《中国地理大全》统计，到1919年，武汉人口已达177万，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明确指出，武汉不仅是水运的“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且是“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还指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约如纽约伦敦之大”。1936年，从武汉输出的石膏占全国99%，桐油占80%，棉花、铁矿砂各占40%，茶叶占35%，猪鬃占16%，等等。全市货物吞吐量达2000万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4亿元（全市工业产值仅2亿元），当年转口贸易的盛况可见一斑。
三、构建我国的经济地理横轴
当然，要使上海—武汉能真正成为像纽约—芝加哥一样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成为我国的经济地理横轴，还有许多层次的工作要做。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对构建我国经济横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1.我国区域开发的宏观格局
对于我国的区域差异，目前已有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案，代表性的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等6大行政协作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新疆等8大经济区，东、中、西3大地带等。这些出于不同目的、不同角度的区域划分方案，当然都有其相应的价值。在这里，笔者将运用美国著名地理学家J·弗里德曼的核心一边缘空间结构理论对我国的区域差异进行新的划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核心区域大致在京津线以南、京广线以东、浙赣线以北的范围内（有关我国核心—边缘区域的划分，需要另文专门讨论）。这由区位和历史等原因所形成的核心区，是我国作为完整统一国家的基点。
一个国家的发展，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处理是关键的一环，但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概括说来，边缘区与核心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能差距太大，否则易产生较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边缘区的经济社会水平也不能明显高于核心区，否则同样会产生较大的离心力。总之，对一个国家而言，核心区的建设是关键，是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的区域基础，是维系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区域依托所在。
毋庸置疑，作为维系我国国土统一的核心区的凝聚力、向心力已有所减弱，抬升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更显得非常迫切和关键。在这一区域中，长江中下游的区域开发尤为重中之重。这是我们探讨由武汉和上海构成的全国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或构建中国经济地理横轴的基本的宏观背景。
2.扩大内需的新的经济增长区
目前，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主要有3条：一是通过调整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扩大农村消费领域等来刺激消费需求；二是通过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三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推行适宜的产业政策，如住房、旅游、信息、汽车等产业的重点发展。这些政策对我国实现1988年的预期增长目标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简言之，现有拉动内需的思路主要是产业政策思路。
然而，中央以扩大内需拉动的经济启动，因面临买方市场制约、就业压力、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外需萎缩等因素影响，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望1年内完成，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靠“点”启动和靠投资“单轮”启动，目前需要转换大思路和采取大动作。
具体而言，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当前应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区”，以“区”带“面”，寓“点”于“区”，以带动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显然，选择富有增长潜力的区域就显得非常关键。比较而言，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启动全国经济，可以做到以下几方面的有机结合。
第一、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结合。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是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拟以3年作为启动，先从沿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沿江中小城镇建设、江道与两岸的整治开始，先易后难地分步实施。这样，在当前既可起到启动全国经济的作用，又与推动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相衔接。
第二、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在第一批沿江整治、开发区率先实行工资结构改革，使年工资收入与购买住房、小轿车形成合理比例，并同时实行住房与小轿车的信贷消费，以此带动住宅业与汽车业的发展。
第三、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采用市场机制吸引下岗干部和下岗职工流向长江流域，参与长江流域的整治、开发，这样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就业问题。
第四、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长江流域、开发区内率先进行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全实行新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第五、国资与民资、外资相结合。大规模的投资资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政府、民间、国外筹集，并据此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发育与发展。
总之，仅靠产业政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无论是谋求长期发展还是近期发展，都有必要实现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有机结合，有必要通过以武汉—上海这一双核型空间结构为核心的长江流域的进一步开发，来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3.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序判断
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系统分析，不难发现，由边缘走向中心是我国对外开放空间演化的基本轨迹。其过程可分为明显的两大阶段。(1)边缘效应阶段（1992年前）。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首先从与我国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的华南地区起步。这绝非偶然，而是蕴含有深刻的边缘效应原理：一是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毗邻港澳，可以充分利用两种制度、两个市场的不同所带来的边缘效应优势；二是华南地区位置较偏，距中原遥远，即使政策失败也无损大局。沿海战略的实施（包括后来海南岛的开放）则是将边缘地带的范围予以进一步扩大。(2)边缘效应与区域效应结合阶段（1992年后）。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将边缘地带的范围予以进一步扩大；而以上海浦东为核心的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步入了重视区域效应的新阶段。
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看，还是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序看，今后必将进入以区域效应为主导考虑因素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由于区域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某城市或区域的位置中心性，故中部地带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主体区域。而作为中部地带的中心城市以及我国内陆最大中心城市的武汉，就处于非常突出的发展地位。
换言之，通过对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笔者对我国今后区域政策的制订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总体思路，即应当以上海—武汉为核心，构建、完善和强化我国的经济地理横轴，以此推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这既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长远之计，也是拉动内需的当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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