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发展观——发展战略——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的形成机理及其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低迷论文,发展观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发展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2X(2009)-02-0042(04)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四方面的问题：其一，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1]其二，造成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失衡，进而导致并加剧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金融结构的失衡，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大大降低。[2]其三，加大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92年的34％上升到2007年的64％，使得我国与相关经济体的经济与政治摩擦大大增加。[3]其四，降低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滞后与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及不合理所造成的需求制约紧密相关。[4]
为什么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呢？理论界对此有这样几种解释：一是独特经济阶段论。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人均GDP只有2000多美元，按国际标准，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期，在这一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论。这一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近几年来，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仅为GDP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也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我国，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约占60％左右。正是如此众多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现实购买力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力，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低迷。三是不稳定预期论。居民的消费决策与其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项改革措施高密度、大力度地向纵深推进，使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双重加大。居民不得不在存款实际上是负利率的情况下大量存款以备不测。上述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打击了居民消费上的乐观预期，从而使他们在消费上趋于谨慎。四是独特的消费文化。中国人有着崇尚简朴的文化传统，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很多人往往量入而出，甚至“节衣缩食”，在消费上常常是小心翼翼。此外，还有收入增长缓慢论、消费环境恶劣论等观点。
在笔者看来，上述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消费率低迷的问题，但大多比较凌乱，缺乏一个逻辑一贯的框架。笔者试图构造一个“发展阶段——发展观——发展战略”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以便更进一步的探究我国居民消费率低迷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二、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
(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通过表1与表2的对比，[5]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世界银行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私人消费率以及政府消费率分别为15％、73％和14％；工业化中期，投资率提高到20％，私人消费率下降到6％，政府消费率上升5％；在工业化末期或经济发展达到初步发达阶段时，投资率上升到23％，私人消费率下降到60％，政府消费率上升8％。最终消费由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所以最终消费率等于私人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在工业化初期，消费率为87％；在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下降到81％；在工业化末期，消费率下降到78％。[6]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首部工业化蓝皮书指出，[7]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5-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这意味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而“九五”期间，中国消费率平均为60.3％，投资率平均为37％，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消费率低27个百分点，投资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投资率高2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消费率51.9％，投资率为42.6％，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投资率高近23个百分点。因此，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之所以如此，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这个阶段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对城市基础设施及铁路、电力、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的要求大大提高，其发展大大提速；其二，这个阶段也是重化工产业大发展的阶段，钢铁、水泥等建材和化工工业发展迅猛；其三，与消费需求升级相适应，住房、汽车等行业也处在大发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投资，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资本倾斜，结果是用资本挣钱相对容易，用劳动赚钱更加困难。于是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我国的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差别如此之大，仅从发展阶段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还需找另外的原因。
(二)“GDP崇拜”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认知框架、指导思想和基本的评价尺度。“GDP崇拜”的发展观从国际范围看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盛行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持这种发展观的人们看来，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因而又被称为增长发展观或“GDP崇拜”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核心观点有这样三个：其一，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和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其二，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其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尺。[8]由于这一发展观契合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迫切愿望，而被他们奉为圭臬，成了普遍的发展情结。新中国建立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传统的发展观很容易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广大群众所认可，“大跃进”等左的作法就是典型的表现。由于领导层没有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热情区分开来，利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等政治手段去实现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人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受到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复出和1978年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标志着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中国开始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门的开启，使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发展差距。原本就有基础的传统发展观再次征服了中国。突出表现在：
其一，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9]
其二，官员们用GDP作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标，认为追求GDP增长就是为人民服务。[10]
其三，GDP是一种象征，它维系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发展愿望。[11]
(三)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这一发展战略有两大基本支撑、三大基本特征。所谓两大基本支撑，对内而言，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对外而言，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所谓三大基本特征即：其一，地方政府是内公外私的产权组织。[12]在辖区内，它是公权组织，代表公共利益；在辖区外，它又具有一定的私权组织的性质，是准市场主体。其二，地方政府以强制干预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层层行政审批的手段进行资源配置。[13]其三，地方政府相信出口导向战略是带来经济腾飞的唯一出路，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后，逐步采取这一战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看，它是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延伸。我国形成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对保持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价值判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国有经济占重要地位、传统文化的影响等。[14]之所以形成地方政府主导，是中央向地方下放事权、财权的结果，而这又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情原因。中国要实行政府主导，但中国是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为降低配置成本，中央政府只能向地方转移大部分事权。二是时代原因。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要实行分散决策、市场竞争，培育地方经济，又不能很快脱离政府主导，因此只能把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三是文化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东方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在历史上能够保持中央集权和地方诸侯的长期并存。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看，这样几种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示范效应。二是全球产业结构的“模块化”。这一趋势降低了我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模块化”(modularization)是基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设计、生产、销售等生产环节细化为多个更小的模块，通过分包的方式来组织生产。[15]三是低劳动力成本，这既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有关，又与城乡分割体制下大量的农村人口相关。[16]四是扭曲的要素价格。我国是能源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但电力、煤炭、成品油、水的价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成品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20％～40％，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17]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发展阶段、“GDP崇拜”的发展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耦合在一起，使得我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长期、大幅度的失调成为必然，其内在逻辑如下：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发展阶段，投资率高，消费率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是“GDP崇拜”的发展观使GDP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指挥棒。三是为追求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两大“热衷”。其一，地方政府热衷于采取上项目，特别是上工业项目、上重工业项目、上房地产项目等见效较快的增长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既“跑部钱进”向上要投资，又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内资外资，甚至不惜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而增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现，劳动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弱化，造成国民收入更多向资本倾斜，为更多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量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一方面各个地方相互压低出口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公路、铁路、港口基础设施等，为出口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力图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及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以确保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从而增强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三是地方政府依靠大量投资和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地GDP的增长，消费的拉动作用必然大大降低，而消费拉动作用的下降又进一步逼迫地方政府依靠更多的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进入恶性循环。毛中根[18]、梁东黎[19]等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三、解决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的路径
根据上面对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有效解决我国消费率低迷问题，至少应从三点入手：
一是大力消除“GDP”崇拜发展观的负面影响。按照中央的要求，扎实推进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HDI评价体系，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民主法制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纳入评价体系之中，让科学发展真正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统治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的转变。以《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市关系，缩小审批范围、简化审批程序，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将过多承担的职能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去做；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事权与财权统一；将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去。
三是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推动城乡一体化、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多种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通过上述三条路径，可以在保持一定的投资率以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外，最大限度地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并由此有效地改变我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现象，[20]真正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