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框架探讨
张 宇 1葛新斌 2
(1.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2.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 对特殊教育进行监测已成为发达地区提升特殊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对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的重视程度不足。通过分析建立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必要性，结合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CIPP模型初步构建我国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设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纵向监测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教师及学生；横向监测各级各类特殊教育组织机构的运行情况。
关键词： 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理论基础；基本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缺乏行之有效的监测工具以及对特殊教育的绩效进行系统检视的惯例，造成了特殊教育发展的随意性较大，成效不显著等问题。由于以上原因，在教育领域，特殊教育时常处于边缘地带，缺少相应的话语权。为了展现特殊教育发展的成效，提高教育质量，我们进行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的构建的探索。
一、建立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教育监测实际是一种判断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也是教育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国际组织和先进地区早已开始对教育领域的质量监测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和实践。
(一)对普通教育进行质量监测已成为国际常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实现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中提出的六项全民教育目标，自2002年起，每年按照既定目标和一个主题，出版一份讲求实证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用以监测全球教育质量，跟踪实现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研究与其相关的有效政策，得出循证调查结果和建议，供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利益有关方在工作中使用〔1〕。2011年，世界银行推出《全民学习：投资于人民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发展——世界银行2020教育战略》，该战略关注教育成效与学习结果，并开发了8项性能指标和5项效应指标用以衡量各受援国教育绩效〔2〕。自2000年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和调查教师教学和专业发展状况的项目——教与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为世界各国教育决策者了解本国教育质量提供了信息。2000年，欧盟制定《欧盟学校教育质量报告——16项质量指标》，该指标是监控成员国学校教育质量状况的有效工具，也是欧洲各国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
可见，教育的评价已成为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其在检验教育绩效，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凸显重要的意义。国际上有影响的各大组织均对教育监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重视教育质量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国际共识。
(二)对特殊教育进行质量监测已成为国际趋势
特殊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领域对质量的高度关注，特殊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指出要确保残疾儿童能有效地获得和接受教育等服务。可见，获得有质量的教育是特殊儿童的权利。
单桩承载力发挥系数λ和桩间土承载力发挥系数β按地区经验取值。当没有地区经验时，按JGJ 79—2012《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第7.7.2条第6款λ可取0.8～0.9；β可取0.9～1.0，λ取高值时β应取低值，λ取低值时β取高值，一般不同时取规定的上限或下限，具体设计参数可根据试桩结果确定[3]。
英国全纳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udies on Inclusive Education，CSLE)为了测定学校是否走在通向全纳教育的轨道上，研制并试用了《全纳学校教育指数》。该指数为学校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支持性程序，它检视教职员工、政府人员、学生、父母和其他相关团体，其目的在于促进全纳教育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3〕。美国的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of 1997)和残疾人提高法(2004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要求密切关注特殊学生的教育成效。所以，各州根据地方特殊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特殊教育的评估方案。
2.CIPP评价模式重视评价的改进和决策建议功能
英、美等国和我国港台地区基于各自的特殊教育发展目标，从不同方面对特殊教育进行了评价，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标准。他们的实践经验表明，对特殊教育进行评价或监测不仅是提高特殊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我国高速发展下的特殊教育呼唤质量监测
我国的特殊教育从无到有，从刚开始的关注特殊学校数量到重视教育质量，特殊教育一路高歌猛进，倍受关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办好特殊教育”，然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朝着“好”的特殊教育发展？由此，需要以一系列评价标准或指标作为准绳，来进一步规范特殊教育的发展。
“2017年8月8日，我们联合西江（广东段）沿线六地市人民政府及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开展了创建‘平安西江’活动。一年来，牵头推动活动向纵深开展，使‘智慧西江、协同西江、绿色西江、文化西江和共享西江’的美好愿景逐步变成现实，古老的西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见到记者，广东海事局局长陈毕伍欣喜地表示。
2017年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是我国现行的、用于规定特殊教育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在总则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将残疾人教育实施情况纳入督导范围，并可以就执行残疾人教育法律法规情况、残疾人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等实施专项督导。即是说，对特殊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是法律法规中的应尽事项，是相关教育部门必须开展的一项工作。北京和广州这两个特殊教育发展的先进地区，均开始开展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相关探索工作。《北京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要求：探索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质量监测与评价机制。《广州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8-2020年)》指出：逐步建立健全广州市现代化特殊教育学校评价体系。可见，有关部门在政策层面强调了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目前，我国鲜有与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关的前期调查或研究也较为欠缺。但是我们仍可以汲取已有的普通教育和国际上特殊教育的质量监测经验，用以构建我国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二、 CIPP模式：构建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质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特殊教育质量进行监测，实际是与影响特殊教育质量的因素互动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框架，才能科学地选择相应的指标，规范监测行为。
(一)特殊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
《教育管理辞典》将教育质量定义为：教育活动水平的高低与效果的优劣〔5〕。监测则是动态、综合和循环地对相应对象进行“测量、评价、反馈和修订”的活动〔6〕。我们认为特殊教育质量监测即指对特殊教育活动水平的高低与效果的优劣进行动态、综合和循环的测量、评价、反馈和修订的活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特殊教育的质量进行判断，一是特殊教育活动水平的高低；二是特殊教育效果的优劣。影响特殊教育质量的因素主要有：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师的素养；学生的基础和师生的互动等〔7〕。也就是说，影响特殊教育质量的因素主要是：教育影响、教师与学生这教育的三要素或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可知，对特殊教育进行质量监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考察特殊教育要素的各种活动。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是用于进行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工具。因此，如何选择监测指标，何以将其合理并符合逻辑地组织起来，显得至关重要。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监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需要借助一定的评价理论。
这是他第一次行这样的礼节，据说中州人就是这样行礼的。看对方的面相，似乎是中州人，或者中州妖，用这样的礼节应对，大概是不算错的。
(二) CIPP模式的产生背景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测量学在教育中广泛被应用，当时的测量就相当于评价。它主要强调教育的标准化测量和科学管理，评价倾向于对学生身体特征的测量，如智力、学业、心理等。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泰勒在“八年研究”时，非常重视课程的选择和实现程度，因此形成了以目标为导向的课程评价模式——“泰勒模式”。泰勒模式主要用于解决课程的目标、选择、组织和评价4个问题。该观点认为对课程评价就是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它忽视了其他影响课程实施效果的因素，如教师水平、教学条件和学生主动性等。20世纪60年代，由于目标模式无法解释教育失败的许多问题，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很多因素会影响评价结果，如政治环境、领导方式和执行意愿等，进而讨论教育过程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其中，较为突出的是Stufflebeam提出的CIPP(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模式。CIPP模式的评价目的和评价对象与泰勒模式有较大差异，但是它与泰勒模式并非完全对立〔8〕，它们都重视定量目标，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输入条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CIPP评价就会转化为泰勒的行为目标评价，所以有的学者又认为泰勒模式就是CIPP模式〔9〕。
(三)CIPP模式的适切性分析
(1)CIPP评价模式重在改进特殊教育活动
特殊教育的活动同所有有目的的活动有相同的过程，包括计划、组织、实施和结果四大环节。泰勒的目标模式仅将结果环节作为评价的对象，它忽视了教育活动的整体性、过程性和全面性等特点。CIPP则根据计划、组织、实施和结果四个环节，分别对应每一个环节设计了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具体见图1)。该理论将纷繁复杂的特殊教育活动通过一定的逻辑框架进行规范，并能够评价到特殊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而具体说明特殊教育的质量状况。
图1 CIPP评价模式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十分重视对特殊教育质量的评价。早在2003年，香港就对融合学校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照顾学生个别差异——共融校园指标》即是帮助教师仔细检视学校所有层面，从而提升所有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参与的有效工具。除此之外，2016年，为了配合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推行，香港教育部门制定了《香港学校表现指标——中学、小学及特殊学校适用》，用于全面检视学校表现指标的内容，促进特殊教育的发展。2013年，我国台湾地区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的评估体系，考察其在校长领导、行政管理、课程教学与实习辅导、学务辅导、环境设备、社群互动和绩效表现方面的办学成果和产出〔4〕。
1.CIPP模式有助于评价特殊教育活动的全过程
水上稳定坡角β取北掌水库库区现状两岸土质岸天然坡角，Q3pl低液限黏土取45°，Q2pl低液限黏土取55°。
综上所述，CIPP评价模式与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的需求和目的有诸多方面的契合之处，能够满足特殊教育质量监测的多种要求，因此，该模式是理想的、可借鉴的教育评价理论。
结合访谈数据结果，从教师层面、学校层面和教育行政部门层面，提炼出可行的小学教师情绪劳动管理策略与建议，具体如下。
CIPP模式认为在教育活动的计划、组织、实施和结果四个环节均存在教育决策，它们分别是计划决策、组织决策、实施决策和再循环决策，教育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四类决策提供信息。所以，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之间便有了评价和建议之间内在的联系。背景评价主要对特殊教育活动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解，考虑特殊教育实施的前置条件，其评价为计划决策提供服务；输入评价是分析特殊教育实施的环境、条件，以及可利用的人、财、物等，其评价为组织决策服务；过程评价即对特殊教育活动过程进行不断检查，向实施者不断提出反馈信息，其评价为实施决策服务；成果评价则利用收集到的各方面的资料，衡量特殊教育活动的效果，是为了再循环决策服务。从CIPP模式与教育决策的联系可知，评价活动是以特殊教育决策为导向，为决策者提供建议以改进特殊教育质量服务。
(2)CIPP评价模式为特殊教育决策提供建议
3.CIPP评价模式关注各种评价方式在评价中的作用
传统的教育评价观念是静态的和片面的，认为评价即利用一定的测验或检查以证明教育活动的适当性，评价结果主要用于鉴别优劣。与之相对，CIPP模式认为：“评价的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Not to prove but to improve)。”〔10〕CIPP模式理念指导下的特殊教育监测活动，可对特殊教育的发展进行不断地检查，及时反馈信息，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其成果评价不仅能反映出最终特殊教育的质量问题，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追溯特殊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通过对比成果与过程，导向特殊教育正向发展。
教育评价按不同的职能分类，可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目标评价模式属于终结性评价，它强调对结果的审查，但忽视前置的诊断性评价和过程的形成性评价。CIPP模式不仅重视终结性评价，而且将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纳入考虑。在整个评价中，背景评价即诊断性评价，输入评价和过程评价即形成性评价，成果评价即终结性评价。这一评价模式关注特殊教育活动的全过程，监测包括需要、问题、目标、条件、计划、实施、结果等活动，将特殊教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不同功能的评价都充分进行考虑，满足了特殊教育评价的多种要求。
2.面板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于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作用，京津冀城市群土地潜在综合承载力挖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优化。
专利文件有相对固定的语体程式和要求,国外一般由律师捉刀代笔。MIT专利方向学生的训练除了一些基本课程外,还有一系列专业的“孵化课程”,包括预备课程和真实项目演练。孵化课程由熟悉专利的专职教师授课,剖析语类语篇运用的特点和交际特点,分析文体特点与核心句型,使学员认识专利文献的特征,提高检索技能。这些都需要通过学习ESP“窄式课程”,让学生掌握今后实际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训课的基础上做仿真练习,从英译汉做起,练习专利说明书的摘要、说明条文、权项要求等具体操作。之后,经审核合格,再进入汉译英的训练。
三、构建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尝试
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以CIPP模式为理论框架，纵向监测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教师及学生；横向监测各级各类特殊教育组织机构的运行情况。该监测体系共设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见表1)。
表1 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
(一)背景评价
背景评价共设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主要对特殊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判断，考察特殊教育发展的机会。特殊教育起源于人道主义〔11〕，功能定位是培养身心健康的公民而非社会精英，所能取得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因此，特殊教育注定处在以追求效率和利益优先的当代教育生态链底端。正是由于特殊教育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获得与普通教育平等的话语权，政府行为便成为保障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制定的政策、规划和预算决定了某地是否要发展特殊教育，如何发展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它们是实现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前提条件。
(二)输入评价
输入评价共设1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从应对特殊教育进行资源投入的基础设施、人员配置、教师专业和经费四个方面进行监测。首先，新建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和资源教室，才能保证特殊学生有合适的安置地点；然后，特殊教育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离不开数量充足、能力较高的特殊教育从业人员；最后，经费是维持特殊教育运转的原动力。输入评价中既有量的评价，也有质的评价，其中量的评价依据是国家规定的发展特殊教育的最低标准。
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在排水沟密闭闸板装置上的优化……………………………………………………… 吴文辉（4-132）
(三)过程评价
过程评价共设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对特殊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同教育要素进行组合的过程，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在特殊教育实施过程中，需要监控的内容较多，本次监控选择特殊教育领域中较为关键的领域，即转介安置、课程教学和学校氛围，它们分别代表了特殊教育的入学公平和过程公平。
(四)成果评价
成果评价共设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主要评价特殊教育实施成效。评价特殊学生的什么？怎么评价特殊学生？借助什么工具评价特殊学生？目前仍存在争议。特殊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公平尚难以实现，结果公平更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标的设计考虑到特殊教育特别是培智类特殊教育难以通过纸笔测验的方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所以教师的观察与记录是评价特殊学生的重要方式。
四、小结
建立完善的特殊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并非易事，需要考虑诸如监测主体、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式等相关问题。本研究的定位是探索性研究，仅对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有待深入的问题还有很多。第一，监测主体不明确。该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初衷是为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发展特殊教育提供决策意见，但是某些地区并无专职或兼职人员，监测工作相应便由有关的职能部门或行业协会承担，监测的效用受到影响。第二，监测内容不全面。本次监测指标选择的原则，一是政策高度关注的领域，二是要有利于大范围内进行质量监测。因此，监测的内容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忽视了对送教上门、特教班和教师能力等许多领域的考察。第三，CIPP模式存在不足。CIPP模式并是唯一和绝对适合的模式。一方面CIPP模式本身就存在着重视决策者忽视其他评价人员价值取向的缺陷，另一方面各地的特殊教育发展现状、侧重点和特点不同，所以应灵活看待和应用CIPP模式。综上，特殊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尚存在较多有待厘清的问题，需要将来继续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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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宇(1993-)，女，四川德阳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政策、融合教育；葛新斌(1967-)，安徽蒙城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一般课题“学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基于郑州、广州和重庆的比较分析”(编号：2019-JKGHYB-0741)。
中图分类号： G7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76( 2019) 11-0068-06
(责任编辑：林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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