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比的新思路_国企论文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比的新思路_国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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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沿着外、内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思路在进行改革,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即外部型混合经济的改革思路,通过股份制、中外合资等方式,在一部分国有企业中融入非国有资产,形成内部型混合经济的改革思路。

一、目前国企改革主攻方向应在内部混合所有制

当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有一个谜团,那就是“宏观好,微观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笔者认为,改革20年以来,我国大力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发展外部型混合所有制方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改变了以往纯国有经济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各种所有制混合发展,相得益彰的“亚稳态和耗散结构”特征的开放系统。从而顺利实现了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避免了苏东模式“休克疗法”试图从超稳态的计划经济直接跃进到市场经济系统时的危机。

然而,反观微观层次国企改革却是障碍重重。因为不敢触及一些思维禁区,大部分改革是“半心半意”的修修补补,形成不了真正的内部混合所有制。笔者认为,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指的是外部混合所有制。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国有企业那么沉重的“包袱”,内部混合所有制相形之下并没有那么迫切。相反我们在外部混合所有制稍具规模的前提下,调整主攻方向,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内部混合所有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其理由如下:

1.外部型混合经济的改革思路需将整个国有企业的资产全部出售给非公有产权的主体,包括个人、私人机构及外商等。从个人来看,我国社会资金比较多,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大。但个人投资购买国有企业的意愿不会很强,原因是:一是个人资金有很大比例是用于消费的储备;二是普通居民不是专业投资者,对购买企业这种高风险投资感到担心;三是个人资金分散,需求不一致,难以集中购买同一企业,使得国有企业“卖不动”。从私人机构来看,我国私人机构资本比较弱,而且也像个人资本一样分散,购买国有企业的能力也有限;另外分散的私人机构要联合起来才能购买得起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但股东不希望对一个企业没有控制力的情况出现。从外商来看,其资本实力较强,但如果外商通过购买大量国有企业,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则显然也是不妥的。因此,在短期内以正常价格大面积出售国有企业明显遇到购买力问题。如果像俄罗斯那样采用人人均有的“私有化券”的方式,则企业股权过于分散、均等,将来这样的企业弊端很多。

2.保持各种经济成分的合理比例对维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社会公平、正义、就业、稳定均具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内部混合所有制形成的艰巨性而放弃亦或轻视其重要性。正确的途径是重新认识我们既往做法的缺陷,并寻找新的途径。

二、“同体结合”难以实现“两权分离”不是混合所有制的本质

全民所有制内部如果都是国有背景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就不存在这种混合所有制,也就不存在规范的两权分离。第一,两权分离是指所有权和经营权在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分离。在国有制内部,国家和企业同属于一个所有者主体,是一个所有者内部的不同层次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享的一种“同体分离”,这其实是一种行政分权,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两权分离。第二,国有制内部的“两权分离”,事实上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国家和企业都是国有制,这两个层次就都具有国家所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是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者,对企业来说,本质上还是两权合一的。如果企业仅只有经营权、那么企业又如何能体现其全民所有制的属性呢?第三,国有制内部的“两权分离”与改革之前国有制的“自然形态”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产权关系并无质的飞跃。改革前国有制就处在一种自然分离状态:所有权归全民,支配权归国家,占有权归企业,使用权归企业内职工,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行政分权,国有制内部的所谓两权分离,并不是规范的两权分离。

排他性法人财产权概念也一样,在国有制内部,国有资产名义上是全体人员共同拥有,企业怎样才能排他呢,法人财产权对政府拥有的终极所有权具有某种天然依附关系,当然也就很难分开了。如果硬说在处置权等方面可以分开,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没什么实际意义。

三、“异体内部混合”才能真正体现内部混合所有制的本质

诚然,我们说在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内部不存在规范的两权分离,并不是说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就根本不能搞两权分离,只要是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逆行的分离,当然是两权分离。我们的结论是:企业内所有权与经营权同体分离不是两权分离,也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内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异体分离才是两权分离,这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企业通过融入体制外资本,实现两权分离,从而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从改革实践来看,比单纯在国有法人股基础上(即单一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混合产权经济更具有活力。原因是:通过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捆绑”使资本所有者在追求保值增值目标的同时,连带地形成追求企业资产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资产及企业中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

内部型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的改革思路中,融入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成分具体有以下四种情况:(1)私人资本的所有者是企业高层管理者;(2)企业私人资本所有者是企业内部员工;(3)拥有股份的是分散化的社会公民;(4)私人资本成分是外资。依融入私人资本成分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员工持股制”企业、“经营者群体持股制”企业及实行各种形式的以资产抵押的“国有民营”、“注资责任制经营”等体制的企业。含国有经济成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类型的多样性也正是公有制实行形式多样性的表现。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自然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适应范围。

内部型混合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即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优势互补的优点,即: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低成本(甚至免费)地享有其投资方的资金、技术、管理信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而单纯的外部型混合经济中的企业,企业是单一所有制的,不具有上述多种所有制混合在同一企业的体制互补优势。即使单一所有制(如私营企业)也可能有多个投资方投资而成,但因各个投资方属同一的所有制背景,其资金、技术、管理及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性总体来看不如前种。另外,混合所有制企业含有一定比重的国有资产,且投资主体多元化,因此,推行内部型混合经济改革在社会公平目标上优于推行外部混合经济改革。

四、授权体制外资本抵押经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升华”

无疑,内部混合所有制(包括企业剩余混合所有制)通过融入体制外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带来了活力,正像清华大学赵玉芬教授发现的磷对氨基酸的作用一样,国有企业从了无生机的行政附属物摇身一变成为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独立主体。

然而,近年来这种混合所有制在实行过程中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最为市场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上市公司却出现了种种令人难堪的问题,诸如造假帐、假重组、假上市,参与做“黑庄”等等,层出不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严重者,象上市公司银广夏经营层竟然越过层层管理和监管,捏造经营业绩,欺骗众多中小股东,到头来短短一个月不到股东们的资产缩水80%以上。不仅是银广夏,还有中科创业、亿科技等等,太多太多的黑幕,让股东们甚至对中国股市及股份制本身感到了绝望,问题出在哪里?是混合制所有制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吗?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多元化主体基本上都是国有法人,这种混合没有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超稳定晶体结构”。以致很多国企虽然形式上具有了一些内部混合所有制的特征,比如股份制改造上市后的所谓“企业内剩余混合所有制”里,私人中小股东占有小部分股份,但这些私人资本在数量和控制权上均无法和国有大股东抗衡,实际上行使不了什么控制、监督等方面的权利,形成不了实际意义上的混合功效和“亚稳态”结构,也就无法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跃迁、演化,本质上这种混合所有制还算是“国有企业”从两权分离角度看,这就是我国面临的现实国情。

我们应该肯定,以国有股占控股地位为特征的股份制,通过引入机构型体制外资本形成内部异体混合所有制,这是我们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但国企改革并没有到达终点,为了遏制股份制过程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中小股东利益被“内部人”侵害的情况,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出路是在这种混合所有制内形成一种内在的成长机制和制衡机制,让经营者的私人信息公开化,让国有资本和中小股东搭上拥有私人信息和剩余控制权的经营者的“便车”。可行的途径是实行保险授权经营以实现创新力和控制力的统一。经营者须以自身资本入股并作抵押以契约形式保证企业整体资本按比例成长,从而真正产生突变在混合所有制内形成“亚稳态”结构,使企业演化成一个真正实现“同股同权”原则的股份制企业,使剩余控制权、剩余收益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风险对称起来,而不是像某些人设计的那样,只讲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对称,而漠视剩余风险的对称,以致经营者的权利有了,国有资产却慢慢流失了。国有资本、中小股东、经营者在混合所有制框架内因此形成一个“多赢”的新格局。应该说国有资本、中小股东实现了无为而治的“升华”。这时候的“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概念才有真正的意义。

有人曾把国企改革喻为公有制+X=高效率的方程式的求证,我想这个方程式或许可以这样改写:公有制+体制外资本+市场机制+创新力与控制力统一的制衡机制等=高效率+“三公”原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中国正在实行的混合所有制评价极高。他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向纯粹的资本主义转变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一味追求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会出现许多问题,如社会不满情绪增强,最低收入者愈来愈贫困,增长速度降低等。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中,最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最严重的贫困状况,将由于精心设计的政府调节而得到缓解,这种混合经济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的,可以行得通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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