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大学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发展潜力论文,评价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6-0005-06
大学在科技开发、知识发现及推广、公共政策完善、经济及社会问题研究等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现代大学尚未全面挖掘潜力，提升综合实力，高效推动社会进步。 《自然》(Nature)近期发表的评论指出，现代大学依然墨守成规，未能按照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的新规律进行改革[1]。其他文献也指出，大学教学及管理模式落伍，未能有效培育未来所需人才[2]。如何构建能应对未来挑战的大学，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工作是改变对现代大学的要求及评价。
一、当今全球大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对大学进行排名已蔚然成风。参与大学评价、等级评定的机构及组织主要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Report)、《英国泰晤士报》 (Times)、加拿大《麦卡林》杂志(Macleans)、《亚洲周刊》、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中心、《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3]。所采用的主要指标包括：大学的声望、学术声誉、教师资源、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学生情况、师生比、财政资源、硬件设施、捐赠情况等。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中心每年对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进行评价采用的指标为：科研总经费、联邦科研经费、捐赠基金总值、年度捐赠数额、教师中院士人数、获国家著名奖项人数、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在研博士后人数、大学入学分数(SAT)等九项[4]。
大学等级评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声望、科研经费与捐赠、生源及就业率，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在英语地区，排名靠后的大学对排名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甚至极力反对，而非英语地区的大学则强调排名方法存在语言偏见。由于大学排行存在诸多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欧洲中心与以美国华盛顿地区为基地的高等教育政策协会在2004年共同成立国际等级评定专家组(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并于2006年5月18日至20日在柏林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时提出了16条大学排行原则——高等教育事业机构等级评定柏林原则(the 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5 ]，要求大学等级评定要公平、公正、公开、专业，并考虑各国不同语言、文化、经济及历史因素。与此要求吻合的全球政治学系排行研究便添加了法语、意大利语及德语等语种的学术论文分析，以弱化主流期刊所用语言——英语的影响[6]。笔者认为，目前大学排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方法论的问题
英国Hix教授在2004年指出，大学排行方法多元化，各有利弊。总体而言，较为理想的方法应该包含下述三个元素：摒弃单一国家内部排行，而采用跨国排行；采用较客观的指标，如科研成果，而非主观性强的同行评价；评价成本较低的同时也利于评价数据的更新[6]。以《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S)的全球大学评价为例。THES评价选择了主观性强的同行评价，向全球88个国家的1300位研究员发出邀请，按照他们的专业方向及所了解的区域选出他们认同的优秀大学。此同行评价占排行总分的50％。其余指标包括教师的论文引用率(20％)、师生比(20％)、学生及教师国际化程度(各占5％)。排行公布后，澳洲《悉尼先驱早报》马上报道了按THES排名的全球50所顶尖大学中包括了6所澳洲大学。与此同时，德国传媒却质疑该排名，因为澳洲的6所“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及引用率都大大低于德国大学。这显示出带主观性的同行评价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各个大学的实力及贡献。又如，依据THES大学排名，复旦大学在2004年的排名是第195位；2005年晋升到72位！而2006年又降到116位[7]。大学排名在一二年时间如此大幅度地上下浮动，正显示出THES排名缺乏有效性及精确性。
与THES比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全球大学排行受到普遍关注及正面评价。上海交大采用较客观的指标，如科研成果。其研究人员指出：“学术声誉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指标；在此指标体系中，通过诺贝尔奖、‘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论文、‘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论文等可量化的国际可比性指标表达学术声誉。教师质量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之一，通过诺贝尔奖得主、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等显示教师质量；此外，科研经费也是衡量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之一。其他指标包括：师均博士后数量，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本科生与教师比例等。”[4]
但上海交大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方法还存在待商榷因素，排行体系仍有待优化。对此，荷兰莱顿大学的专家Van Raan指出：上海交大排行总分的10％拨予获得诺贝尔奖(不含文学及和平奖)的校友，20％拨予获得诺贝尔奖(不含文学及和平奖)的在职教师[3]，存在权重过大的问题，尤其是获奖学者的原创及高产能力可能在获奖后受到年龄、社会活动因素所影响；在人才争夺战中必然存在财力丰厚的大学以高薪福利及科研条件网罗获奖人，诺贝尔奖的指标可能只是反映大学收揽人才的经济实力，而不一定是科研实力。事实上，位列在交大排名前的都是财力丰厚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耶鲁、MIT、剑桥及牛津等[7]。此外，Van Raan也提出，上海交大引用2003年科学引文索引的单一年份数据只能反映当年教师的科研成果，权重却达总分的20％，这会影响到大学排行的准确性[3]。如果上海交大也如全球政治学系排行一样包括5年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6]，便可以解决准确性的问题。
(二)理论的问题
现有文献及专家已注意到大学排行的方法论问题，然而，却都忽略了更值得关注的大学排行的理论问题。笔者的文献分析显示，目前大学排行工作的开展主要基于落后的资源基础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组织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即具有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决定了组织竞争力的差异。资源基础理论者采用分析组织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即以“资源—战略—环境”匹配的逻辑关系制定组织的战略。就该理论而言，只有战略性资源是有用的，而战略性资源的特征是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8]。
大学的声望、学术声誉、教师资源、科研条件、生源、硬件设施、校友支持等都是大学的资源，不同的大学拥有带异质性的资源，也因此决定了大学竞争力的差异。各大学能否达到“资源—战略—环境”的匹配，直接影响到竞争力差异的改变。然而，哪些大学资源是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战略性资源？如何界定科研总经费、捐赠基金总值、年度捐赠数额、教师中院士人数、获著名奖项人数、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在研博士后人数、大学入学分数(SAT)等是不是战略性资源？哪些战略可以确保“资源—战略—环境”的匹配？大学排行的专家尚未能解答。在战略管理领域，资源基础理论者对战略性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大学等级评定专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因此，当今全球大学评价仅采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这些指标促使众多大学为角逐排名而尾随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例如，大学为了提高自身的名气和地位而努力招募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高论文引用率研究者，却忽略了自身现状、历史使命及开创未来生命力的需要。
资源基础理论存在的缺陷，促使很多战略管理学者关注资源使用状况，并在90年代建立了动态能力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与其战略优势皆建立在所拥有的一系列特殊资源及其使用方式之上，故应重点分析个别组织如何整合并创造机制、条件与资源(包括战略领导与潜知识)，发挥潜能，造就竞争优势，从而在易变的运营环境中得到持续发展[8 ]。一脉相承，战略管理大师普拉哈拉德教授也在2004年出版的《竞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中，提出企业应发挥与顾客共创特殊价值的潜能的主张[9]。
当今一流大学已经摒弃资源基础理论，应用动态能力理论，不断整合内外部的资源，创新组织与管理功能性能力。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便成功地组合公共资源与专有资源，在几年间成为美国第三家大型综合大学，并应用组织与管理跨学科科研平台的能力，创新地建立了多个有重大先驱意义的科研中心[1]。该大学也强调内外部兼顾，以便适应运营环境的变化，并采用先发优势、同步竞争与合作、战略团体及地域群合作等手段，为学校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不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动态能力理论为现代大学提供了战略发展指导，使大学领导班子有效地制定发展战略，发挥与维持大学的竞争优势。大学等级评定专家有必要重新审视简单地采用可量化指标的途径，思考如何开发一套能够反映各大学继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因为现有的评价仅反映一流大学在特定制度下的竞争优势及发展能力，所起的只不过是强化现代一流大学地位的作用，而未能促使各大学领导班子反思自身现状，并按照运营环境的特殊性来采用适当的战略发展手段。比较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评价各大学的发展潜力，这包括战略思维的运用、战略发展能力的增加、战略的有效管理、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大学教研工作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动态能力理论的应用还不充足。因为大学具备竞争优势及发展能力，并不等于发展路线的正确。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在1976年介绍了理性的世界观、研究法及应用手段。西蒙论述了两个层面的理性：内涵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10]。内涵理性指如何理性地发挥战略思维能力，找出应该办好的事；工具性理性指如何把事情办好。两者相辅相成：若管理者决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却成功地应用工具性理性将不该做的事情办得很好，将后果严重；若管理者基于内涵理性找到应该做的事，却未能应用工具性理性把应该办的事情办好，则徒劳无益。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一是管理者能够将内涵理性与工具性理性结合，找出应该做的事而办得很妥当，这是卓越的表现；二是决定做不该做的事情而且办得一团糟，这正是平庸世界的普遍现象，虽可笑，却无可避免。
基于内涵理性的考虑，现代大学的领导班子有必要确保发展路线的正确。这要求大学领导班子反思新世纪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运用战略思维，了解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新世纪的根本矛盾及矛盾转化的本质、方向及速度，以及对自身在新世纪必需的发展和改革路径，为大学战略定位，并做出初步的战略决策，继而进行相关的战略管理，即全面的环境分析、强弱危机综合分析、战略拟订、编制执行方案及战略执行等活动，以确保大学符合未来世界的要求。
二、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确保发展路线的正确需要理论的支撑。现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却缺乏所需理论。笔者的文献分析显示，新科学群中的量子理论有重大指导意义。上世纪60-70年代，自然科学得到突破并形成新科学群，驱使社会科学家从崭新的角度分析社会现象。新科学群理论主要包括：混沌理论、自我组织理论与复杂理论[11]。量子物理的研究显示，组成物质的粒子(基本微粒)本质上是高度集中并与其他粒子分享的能量，而物质并非离散的单元而是能量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从量子角度看，万物都相互联系且处于转成而非存在的状态。量子理论描述组织的管理世界的交互主观性、非确定性、普遍联系性，不同世界的并存、多种思路、非本地因果关系和参与式串连。量子理论要求领导者不仅关注实体，还要关注物体的能量与转变；关注事物渐变，而非事物的现状；关注转变趋势，而非显性因果关系；关注战略管理的改造，而非接受静态的现实[12]。量子理论引领领导者去重新思索当代人类认知与意识的形式，从而掌握复杂世界的规律与无规律，衍生智慧，先知先觉，统筹兼顾[13]。
在现代社会，人类行为个体化是普遍现象，即个人、组织以及国家都习惯从个体视角考虑问题，尤其是如何保护自我利益，因而受困于个体化世界。也因此，人类及其创造的组织只考虑个体存在、个体享用、个体创造、个体发展及个体成长，同时惯性使用单元化运作手段，而非协同增效方法。现代大学也受制于个体化思维，不思考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共转成的现象及含义，只致力于促进利益个体化和运作单元化，即便进行合作其本质也源于个体利益驱动，因而难以真正有效地进行大学内部的协作、大学间的合作、教与学的知识创造及分享、跨学科的教研以及社区内和地区间的合作与价值创造。换言之，难以发掘协同增效的潜力。当前大学单元化的运作也限制了自身的能力化——增加并提升系统资源与执行力的过程——以致弱化了大学对知识创新及分享的贡献，影响到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致使大学不能发挥潜力，难以为社会解决严峻的问题，有效地为人类谋福祉。
人类行为个体化与自然世界的连续性、共享性、转成性的固有本质相矛盾。基于量子理论，现代大学必须拥有共体化意识，此意识反对个体化思维而以共体化思维为依归，抛弃单元化运作模式而追求团结并接受协力增效化——通过个体与团体协作，创造出大于个体效力之和的合力，产生良好协作效果。量子理论驱策大学寻觅佳径以实现团结与协力增效化。能够理解协力增效化在大学实力化中的作用与价值的领导班子，将视世界为一个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共转成的和谐世界，而大学则应是共性和个性共存的有机结合体，既允许共体性和个体性并存，又同时促进共体中有个体性的配置(见图1)。
图1 组织的共体化框架
图2所示的共体化框架凸显了领先大学是在象限1内运作，它们能够将自身成长与发展的个体效益最优化，但也将被进行共体化的大学所超越。当代的大多数大学处于象限2之中，使用效果有限的个体化、单元化运作。而处于极权统治所构建的无限制共体化及制造的极度混乱环境中的大学，一般难以扭转乾坤，推动社会进步。相反，赞同量子理论和寻求战略化的大学则能够增进团结与协作，增强实力，在新世纪实现卓越(象限4)。此种战略化是一个理性使用手段，并发挥个体潜能，发掘协同增效化带来的潜力，创造出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实现组织长远目标的过程。简言之，从量子理论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的未来大学是为了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共同成长而战略化、实力化的大学，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作，共同为人类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
图2 大学的共体化框架
三、大学发展潜力的分析及评估研究
上文分析显示，有必要进行一项题为“大学发展潜力分析及评估”的研究，在完备现有大学排名方法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标准，以利于大学在新世纪发挥个体的潜能与发掘协同增效化带来的潜力，成为具备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未来大学。这个研究计划应该包括提供理论基础以促进大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开发评估大学发展潜力及实力的指标体系两方面，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大学排名系统。该系统将基于未来大学评价指标而产生新的全球大学排名，并将在此基础上指出大学在新世纪该如何发展与改革。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量子理论的研究所产出的最终成果，是根据大学发展潜力及实力指数形成一个新的大学发展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战略化能力商数(Strategizing Quotient[SQ])、战略行动化指数(Strategization Index[SI])、实力化指数(Capacitization Index[CI])以及影响力化指数(Impactizing Index[II])等指标。
(一)战略化能力商数(SQ)
要有效地发挥个体的潜能与发掘协同增效化带来的潜力，大学领导班子必须依靠战略思维，在量子理论的共体化框架下应用动态能力理论。战略思维是个人层面概念，是纯认知操作，涉及动态理解、抽象分析、智能运用等综合化、直觉化及非理性化等思维能力的应用。运用战略思维，大学领导班子可以构建大学的远景宏愿，从前瞻性角度考虑内外部环境有哪些转变出现的可能，每种可能(或多种可能的组合)对大学的影响，可以或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如何未雨绸缪地整合大学内外部资源以增加应对各种环境转变的能力，从而保证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战略思维的运作，促使大学领导班子正确地理解大学发展战略是涉及一个学校在较长历史阶段内带有全局性的规划，其内容涵盖了大学战略目标、办学思路以及重要战略实施举措等[14]。
大学领导班子战略思维的运作反映出大学战略化能力。因此，大学发展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包括战略化能力商数，以显示大学领导班子能否掌握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能否按未来世界的新规律构建办学理念，能否实事求是地设计发展战略，能否未雨绸缪地整合大学内外部资源以增加应对各种环境转变的能力。
(二)战略行动化指数(SI)
战略管理建基于战略思维的智慧。战略管理是行动主导，涉及环境扫描、强弱危机综合分析法、战略制订、重大资源调配、机构和工序重组的工具性理性活动。研究型大学就是创新型大学，就是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产出高水平创新学术成果，推进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说，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普利泽、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取得关键成果时都非常年轻，分别是32、22、24岁，后两位当时为在校研究生。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获奖依据都是他们在学校期间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这说明，中国的大学要想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不仅要有一流的教师，也要有一流的学生。而要选拔出真正一流的学生，必须改革现有招生制度。中国目前“考试分数定终身，单凭成绩论英雄”的高考招生制度，就不利于招收优秀学生。改革便需要战略管理，采取战略行动，如建立新的多元招生机制。
大学领导班子在量子理论的共体化框架下应用动态能力理论，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行动。因此，大学发展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包括战略行动指数的研究，以对比各大学发挥潜能的战略行动，如整合并创造机制、条件与资源，抛弃单元化运作模式而使用协力增效化的手段，造就竞争优势，创造共赢局面，得到持续发展，并构建一个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共转成的大学，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
(三)实力化指数(CI)
大学的声望、学术声誉、教师资源、科研条件、生源、硬件设施、校友支持等都是增强大学综合实力的资源。如何开发、使用这些资源影响着大学的实力与发展。因此，大学发展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实力化指数，以对比各大学的现有能力及成就。实力化指数包括的指标和现有的大学等级评定指标相似，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及量子理论，会增加反映大学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及使用方式，如构建跨学科科研与教学结合的平台和建立被置于实践境遇的学习课程[15]。
(四)影响力化指数(II)
基于量子物理的考虑，未来大学应该致力于促进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及共转成。因此，大学发展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影响力指数，以对比各大学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贡献。相关的指标包括：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率；社区内和地区间的合作与价值创造活动次数；媒体报导大学科研、教学、课程改革以及社会工作等成果的次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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