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及其境内外的民族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境内外论文,西周论文,群体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周王朝的建立、发展和华夏民族的稳定
《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孕者”。其后乃生周之始祖父后稷（弃）。姜原是有邰氏的女子，有邰氏的部落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有邰氏是炎帝和黄帝族群中的一个部落，因为帝喾是炎黄族群中的代表人物、“五帝”之一。姜原既为帝喾元妃，有邰氏部落当然是炎黄族群中的部落之一。《史记·周本纪》又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有邰氏的部落分布在炎黄族群的西部边缘地带，最初较之黄河中、下游的其他部落为落后。至弃而农业生产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所以，在虞、夏之际，有邰氏的部落不可能成为炎黄族群中起而建立国家的核心力量。炎黄族群中建立国家的历史使命落到了夏族的肩上。夏朝建立之后，有邰氏（姬氏）部落是华夏族中的一部分。
夏、商时期，有邰氏的部落仍在迁徙流动。《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今武功县西北的漆水河上游）、沮（漆水河下游）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酆（今陕西旬邑县）”。弃（后稷）的儿子不窋之时，“去稷不务”，盖以当时今武功县一带的地理环境不太适宜于农业生产，且其部落的畜牧业经济仍占相当比重，所以不窋乃“奔戎狄之间”，从事游牧生活。戎狄指的是西部的氐羌和北部的匈奴部落群。至公刘时又复从事农业生产，公刘的儿子庆节乃定居于酆即今陕西旬邑县。则自不窋至庆节的4代约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有邰氏部落仍流动于今陕西武功、乾县、永寿、彬县、旬邑等县境内。庆节之后传八代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农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乃与私属遂去酆，度漆、沮（今漆水河），逾梁山（在今岐山东北的漆水河畔），止于岐下（岐山之下）。酆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向酆地进攻的薰育、戎狄，即北方的匈奴和西部的氐羌游牧部落。古公亶父自酆率众迁于岐山之下，最终安定了下来，筑城郭室屋，使农业、手工业、畜牧业都得到发展，政治制度渐趋完备，奠定了这个部落迅速向前发展的基础。《史记·周本纪·集解》说：“徐广曰：‘（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按：‘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古公亶父最后定居于岐山下的周原，其氏族部落也就称之为“周”了。其地在今陕西省西部的岐山县东北岐山下。
至古公亶父的孙子昌继位，即周文王，时已为殷商末年。此时周族内部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备，征服了犬戎、密须氏部落（在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等，又“自岐下而徙都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即从今岐山向东迁至今长安县西北的沣河畔。政治中心的向东移动，标志着周族势力的向东发展，它正准备控制当时华夏族聚居的中心地区。及周文王死，其子周武王发继位，周族已经控制了今陕西和山西、河南的一大部分地方，周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盟津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部黄河南岸的旧孟津。其时周族的势力已经到达盟津。接着周武王便发动对商朝首都殷（今河南安阳市西北殷墟）的进攻。周武王军至牧野（在今河南卫辉市北部、淇县南部），对他率领下的部队说：“嗟！我友邦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
、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可见，周武王率领之进攻商都的队伍中，除周的官员之外，还有被征服而纳入周统治系统中的其他氏族部落贵族“友邦冢君”，以及依附于周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后者分布在今陕、甘、川、鄂连接地带。周武王攻下商朝都城之后，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建立，使华夏族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趋于稳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之时，周族是炎黄族群中的一部分，但它分布在西部边缘地带，与戎狄相杂，比较落后。当时炎黄族群中各个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经过夏、商统治的一千年左右时间，西部边缘区周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终于赶上了中心区华夏族的其他部分，成为建立新王朝的核心力量。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对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政治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华夏族中农业和各种手工业都较之商朝时期有较高度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钟鼎文较之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有很大的改进，把华夏族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周武王在《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重民思想使西周王朝得以巩固，人民拥护西周王朝，华夏族也就稳定了。因为，华夏族人民认为西周王朝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西周的统治区域较殷商时期有扩大：西起今陕、甘交接地带，东到海边；北自今北京市南抵长江北岸。但辖境内除华夏族之外还有其他民族群体。而华夏族的分布区域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与殷商时期相比较，则是殷商时期华夏族中西部落后的部分（周族等）赶上了东部先进的部分，因而使华夏族自身趋于稳定。
西周王朝仍然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参加周武王伐纣的非华夏族的其他民族中的一部分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后，显然被纳入了西周的统治范围之内。《尚书·周书·牧誓》载参加武王伐纣而非华夏族的民族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宋人蔡沈《注》说：“庸、濮在江汉之南，羌在西蜀，、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与战者”。则是在武王伐纣之前，这部分非华夏族的民族已经是服属于周了。西周王朝建立之后，这部分民族当然是在西周的版图之内。所谓“庸、濮在江汉之南”，即今湖北省西部、四川省东部与陕西省东南部连接地带，服属于西周的濮人，只是濮人中之北部近周的部分。而濮人的主要聚居区则是在今湖北西南的川、鄂、湘、黔、桂交互连接地带。又所谓“羌在西蜀”，即今陕、甘、川连接地带。服属于周的只是羌族中的少部分。羌族中的绝大部分则散在今陕、甘、青、川连接地带及其以西南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微在巴蜀”，所指为今四川东部与湖北西部连接地带。或谓“”即“苗”。服属于西周的“”只是分布在聚居区北部边缘地带的少部分。“”（苗）主要聚居区仍是“左洞庭右彭蠡”地带。“卢彭在西北”，乃是西戎中的一部分。西戎中的一部分纳入了西周的版图，大部分西戎仍在境外。在东方，则徐夷、淮夷都纳入了版图。
西周的各种制度沿袭于商朝而又有所改革。正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和商朝一样，西周在国内情况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方法，制订不同的规章制度。《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所说的“甸服”是周王的直辖领地——王畿，在此领域内分布着周王室的诸侯；侯服和侯、卫宾服，指周王畿以外的其他诸侯国的分布区。“要服”、“荒服”内则主要为非华夏族的蛮、夷、戎、狄的分布区域。对于“要服”、“荒服”内的蛮、夷、戎、狄，周初即规定其按期朝贡、拜见周王，仍“因其故俗而治”。如果“要服”、“荒服”内的蛮、夷、戎、狄不按期来贡、来王，“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即怀之以德，而不是动辄发动华夏族的武装去远征。当然，怀之以德还不行，这才发起武装镇压。
《国语·周语中·襄王不许请隧》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这里所说“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即指周天子的“王畿”。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就准备在伊、洛之间建新城，以镇抚东部原殷商族人的聚居区。及武王死后，周公仍按原计划在瀍水东岸修建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把反周的殷商“顽民”强迫迁移集中到这里来，加以严密监视；又在瀍水西岸修建王城（在今洛阳市内），派八师军队驻守，以为东方诸候朝会的东都。于是，西起岐山，东至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县西），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了周朝的“王畿”。西部的关中平原以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为中心，是周族兴起的根据地，称为“宗周”；东部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守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3]，这就是“规方千里以为甸服”。“甸服”内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设施，用“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它是控制全国的基地。而王畿之外的国内其他地方，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即分封给华夏族诸侯们作为领地。西周先后分封的较大诸侯国如下：
周公长子伯禽封为鲁公，都曲阜（今山东曲阜）；
太公望吕尚封为齐公，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部旧临淄）；
封康叔于卫，都沫（今河南淇县），“居河、淇间故商墟”，以统殷余民；
封召公的儿子于北燕，原都易（今河北易县），后迁蓟（今北京市西南）；
“封微子（殷帝纣之庶兄）于宋，以奉殷祀”，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城南），后改名睢阳；
封蔡叔度子胡于蔡（今河南上蔡县）；
封胡公满（舜的后裔）为陈公，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封东楼公（夏禹的后裔）于杞（今河南杞县），“以奉夏后氏祀”，后迁都于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又迁于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
封叔虞（成王之弟）于唐（今山西翼城县西唐城），其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至其子燮，是为晋侯，后都鄂（今山西乡宁县）；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封其庶弟友于郑，为郑桓公，初都于今陕西华县，西周末东迁，东周初年郑武公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西周时期所封的诸侯国不少，以上所述为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据荀子说，仅周朝初年便分封了71国，姬姓之国共有53个，占了所分封诸侯国的绝大部分。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者16国。即：管（在今河南郑州）、蔡（在今河南上蔡）、郕（在今山东汶上北）、霍（在今山西霍县）、鲁、卫、毛（在今河南宜阳县境内）、聃（今地不详）、郜（在今山东城武县东南）、雍（在今河南沁阳市东北）、曹（在今山东定陶）、滕（在今山东滕县）、毕（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原（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酆（在今陕西山阳县）、郇（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属武王诸子者如下：邘（在今河南沁阳市西北）、唐（晋）、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凡（在今河南辉县西南）、蒋（在今河南淮滨期恩集东北）、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市，春秋鲁湣公二年为翟所攻，迁至夷仪，即今山东聊城县西南）、茅（在今山东金乡境）、胙（在今河南延津）、祭（在今河南郑州北）。此外还有比较疏远的宗族诸侯国如虢仲（在今河南三门峡）、虢叔（在今河南荥阳虎牢关）等。异姓亲戚诸侯国除宋、齐之外，还有陈、杞、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北）、吕（在今河南南阳市西）等等。[4]
各诸侯国之分封在临边的部分，对于稳定边疆和使边疆一部分“夷”、“狄”的华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东方，《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在今山东临朐县南），北至无棣（在今河北盐山县境内），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齐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东部濒海的“莱夷”逐步华夏化。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公伯禽之初受封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故迟。’……”则西周初年封伯禽于鲁时，即对当地的情况（包括民族情况）作了较大的变革。又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一作‘鲜’，一作‘狝’。鲁东郊之地名），作《肸誓》，……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则是伯禽镇压了鲁国南部徐夷、淮夷的叛乱之后，把他们稳定地统治了起来，也使之逐渐华夏化。
在北方，封召公奭（shi式）长子于北燕，建立燕国之后，稳定和扩大了北部边境，抵制了北方山戎的南下。往后，燕国与齐国联合对付北方的山戎。[5]在抵制北方山戎的同时前后，且加强了与东北的“息慎”（肃慎）、“符娄”（挹娄）及东胡之间的联系。
在河东（今山西），封叔虞于唐之后，建立晋国，不仅巩固了河东的统治，并且加强了对北部戎狄的控制。
在南方，西周在淮水上游建有蒋（在今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息（在今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河和白河流域建有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北）、吕（在今南阳市西）等姜姓国；又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的诸侯国，其中以随国（在今湖北随县）最大。[6]这些诸侯国的建立，加强了对南部边境之外的巴、濮、楚等非华夏族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西周王室对于其所分封的华夏族各诸侯国具有很大的权威，周王是最高的主宰，各诸侯国都得听命于他。诸侯国君必须定期朝见周王以述职；定时定制向王室缴纳军赋和贡税，朝觐时还得贡献特定的礼物；各诸侯国拥有的军队要听从周王征调，被征调军队的诸侯要和自己的军队一起随同周王出征；周王室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各诸侯国都要提供劳役；王室的重大祭祀，诸侯国君要亲自前来助祭；周王室有死丧、嫁娶和周王出巡，各诸侯国都有特定的义务。任何诸侯如不遵从王命或违反规定，周王可以削减其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取消封地。这些，都体现了周王对诸侯国统一的权力。而华夏族亦即此稳定了。
西周自武王建国，十二传至幽王。《史记·周本纪》说：“幽王嬖爱褒姒。以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诸侯国，在今河南方城县一带）、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郦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雒邑（即周公所筑之王城，在今洛阳市内），避戎寇。”《史记·周本纪·集解》说：“《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
平王东迁是为了“避戎寇”，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的西部一片王畿，只好交给秦襄公去经营。《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正义》：黄帝之孙，号高阳氏。）之苗裔。”则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秦人也是炎黄族群中的一部分。由于杂在西戎之中，最初比周族还落后。《史记·秦本纪》又说，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殷商时期，有中潏（音决）者，“在西戎，保西垂”。西周中期，有“非子居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
、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非子之父）适嗣。……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清水县），使复续嬴氏祀，号曰嬴。……以和西戎。”“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公元前827年），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三十三年，死于戎。（《集解》：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按，指犬丘，时为戎王所控制）。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公元前777年）。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公元前771年）春，周幽王用褒氏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山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之后，秦逐渐从西戎手中夺回失地，成了西部的强国。
二、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
(1)文字的改进。西周初期沿袭使用商朝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西周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钟鼎文），与商朝时期基本相同。[7]随即逐步进行改进。《说文解字》第十五上说：“周宣王（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字或异。”即周宣王时，文字的改革基本完成，“与古字或异”即与殷商以来使用的文字稍有不同，是进行了改进的结果。史籀改进的文字称为大篆。《说文解字》又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示。指示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而成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史籀使后来汉字的基本结构趋于完备。周代文字，至今仍存者，有金有石，诸家著录的金文，确定为周代器物者达数百种，如师旦鼎、无专鼎、周寰卣、毛公鼎、孟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器物。石文有坛山刻石，其文云：“吉日癸已”，相传为周穆王时书，但真伪未定[8]。殷商、两周时期遗留下来的金文不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周时期的。金文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分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之为“钟鼎文”。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需要表达的事物、概念越来越复杂，反映在文字上，便是金文字数的大增。关于服装，甲骨文中的1个“衣”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2个字；甲骨文中的1个“食”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0个字；另外，关于住宅的字，也由甲骨文中的12个字发展成36个字。从文字的结构规律看，金文与甲骨文的明显区别是形声字的比例陡增。可见，从甲骨文到金文，汉字的形声化已成大势所趋。在文字组合、语法规则方面，金文继承甲骨文，变化不大。但在文字篇幅上有明显的扩充。甲骨文最长者为一百七八十字，而金文现已发现的最长者《毛公鼎》铭文，已达497字，翻了一番有余。这表明华夏族人当时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9]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大篆），在书法上与金文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10]。
(2)史学、文学和法学。《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西周史官专职记事，他们写下来的文献，不仅有史事，而且有些就是文学作品，与诗歌、音乐也都有联系。史官还能督促天子实践其诺言，在政治上也起着相当的作用。一般的史官既有较高的文字能力，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或谓“有史而后有文，故文学亦出于史官。周之典册，皆史所为”。[11]刘知几《史通·外篇》说：“《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中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不仅周天子有史官，诸侯也同样有史官。史官在西周实为史学和文学的作者，在政治上又有相当高的地位。又或谓“有史而后有法，故法学出于史官。《周官》太史掌邦法，内史掌八枋，即法律之学所以出也。”[12]依《史记·晋世家》所记周成王桐叶封弟事件看来，西周史官不仅掌握法制，而且又是监督和执行法制的职官。
西周时期由史官撰写和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甚多。今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尚书》即上古之书，亦简称《书》，它被儒家尊为经典，即称之为《书经》。自汉代以来，《尚书》即有今、古之分。今文是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经师们保存下来的，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写的。今存《尚书》共58篇，除33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之外，其余都是东晋人伪造的《古文尚书》，不可信。《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22篇。除《文侯之命》、《秦誓》之外，其余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大概都出于史官之手。《周书》散文记言记事较商代的散文更清晰而有层次，文学因素也有所增加。例如：“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牧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这些都是古代俗语的引用。又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洪范》）这是诗歌式的散文。同时，叙事成分也越来越多。如：“秋，大熟，未获，天火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金滕》）描写一次风灾的破坏，气象逼真。《尚书》的散文还处于古代散文的初步发展阶段，因而有些地方艰涩难读。但在用词选语上注意锤炼，甚至杂以精警的韵语，这些好的传统已在《尚书》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后世的散文形成简要洗练、便于记诵的特点。[13]
又《周易》卦爻辞是较之甲骨卜辞有所发展的简短散文。《周易》乃占卜之书，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卦象、卦辞、爻辞三部分组成。其成书年代和作者，说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是周文王被殷纣王“拘而演周易”。当代学者或认为成书于西周后期。《周易》卦爻辞记事生动，比喻形象，多用韵语，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成语、俗语和歌谣。[14]
《诗经》收集了上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在小雅中有六篇“笙诗”只存篇名。《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诗经》产生的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大雅》和《国风》中的《荟风》、《豳风》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小雅》中多数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之作，《鲁颂》、《商颂》和《国风》其他部分都产生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诗，都是配乐的歌词，故风、雅、颂三类应是以音乐为标准的区分，它们原是音乐曲调名称。诗歌与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风是地方性的民歌，各有不同特点的声调和风格。雅、颂也各有不同的格律，都能配乐歌唱，组成一定的乐章。这些乐章是国家制定的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相当广泛。不仅国家的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需要有不同的乐舞，且在贵族们的社交宴享中，也要应酬演唱一定的乐章。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中，对诗与音乐都非常重视，这对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5]。
(3)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周人继承了殷商崇拜“天”，信仰“天帝”、“上帝”的宗教思想，周王和商王一样，都是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然而，夏、商、周之递代，使周人感到“天命靡常”。商纣之所以被周武讨灭，是因为他“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6]。所以，西周的统治者们除了崇拜天、敬天之外，还认识到了应该重视人民。重视人民的表现是要对人民有利。要使自己的行为对人民有利则必须明德。《诗经·大雅·思齐》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其类。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孙。”诗中的主要意思是：上帝（天帝）随时在观察天下四方，寻找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明德之君。从王季到文王都因为有德而被上帝选中为君，而且延及子孙。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上帝是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上帝是要选择明德之君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要重视人民，为君要明德，这是上帝的意图。周朝的统治者们把宗教信仰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了。《史记·周本纪》中也说了类似的事情。其文云：“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惧也）。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韬也）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先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我先王不窋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夫先王之制，……荒服者王，……有不王则修德（《集解》：“韦昭曰：远人不服，由修文德以来之。”）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布令陈辞而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按，犬戎之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集解》：言犬戎立性敦笃也。）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百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在这里，祭公谋公劝周穆王勿征犬戎，应遵照先王之训，“耀德不观兵”。周穆王不听，出兵征伐了犬戎，结果“荒服者不至”。被统治的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拥护周穆王了。西周的统治者们非常重视“修德”，而且把“修德”说成是“天”、“天帝”、“上帝”的要求。违反了“天帝”的这个要求，一切行为都会遭到失败。关于“德”的内涵。或谓“德字照字面上的看来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先正其心’……”[17]所谓把心思放端正就是不能损害别人以利于自己；或者是欺骗别人。商纣之所以灭亡，就因为他“降灾下民”——损害人民，而又“数欺诸侯”。
“敬天”、“重民”、“修德”，成为了西周统治阶级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尚书·周书·洪范》说：“惟十有三祀，王（按，周武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隲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蔡沈《注》说：“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周人已经明确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原素的性能和作用，如能很好利用其属性和发挥其作用，社会就能按其正常的秩序发展。这里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原素，是中原华夏族中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发生较早的物质基础。五行观念是我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周易》本来是巫史对占卜结果解释的记录。这种解说辞，必得从当时人们生活的实际和社会实践出发，因此含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因素。《周易》中的所谓八卦，是从自然界中选取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而天、地又是总根源。这是关于万物生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它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世界就是由于这对具有对抗性的势力交感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而一切事物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这又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18]。
(4)科学技术。西周时期的华夏族中，贵族们对其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称之为“六艺”。数学是“六艺”之一。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周髀算经》中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律，传说是周公提出的。当然是假托。但西周时期已萌芽了这种算法，亦属可能。
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以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观象授时”，至西周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古代华夏族中的天文学家们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音秀）。它们的名称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依据这些星座，确定天体的位置和天象，如日、月蚀等发生的位置。从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日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这是天文学的一大进步。《诗经》中的一些篇章记录有不少星座的名称，如火、箕、斗、室、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宿的名称。西周时期观测恒星的知识已很丰富，二十八宿当时已完全确定了[19]。
医药学在西周时期也有发展。《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又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有“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而疾医则“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观察五官和大小便的变化），参之以九藏之动（观察内脏的活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药师（交主管医疗的部门）。”可见，西周时期已经有内科（疾医）、外科（疡）以及兽医的分科。在内科（疾医）中提出“以五昧、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的理论。有关中医的理论基础，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了。
三、西周边境之外的民族群体
西周时期，华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西周政权的稳定，使西周王朝进一步加强了与四周边境之外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交往。再方面，西周边境之外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也较之殷商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了互相促进，四周边境之外的民族群体也要求与华夏族联系交往。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时，由周公主持扩建成周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的白马寺东部），成周城扩建工程完成之后，四周边境之外的各民族群体都带着自己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前来祝贺。《逸周书·王会解》记录了当时的盛况，反映了西周王朝与四周边境之外的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1)东北的肃慎、东胡、秽人、高夷等。《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肃慎贡献的礼品是象鹿一样的动物，称之为“大鏖”；东胡贡献的礼品是黄罴。肃慎和东胡的分布区域仍与商朝时期相同。他们献给西周的礼品是“大鏖”和“黄罴”，可见他们是原始的狩猎民族。又《竹书纪年》亦载，周武王“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周成王“九年，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赐）肃慎氏命。”肃慎与西周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秽人贡“前儿”。“前儿若狝猴，立行，声似小儿”。《注》说：“秽，东夷别种。”盖即后来汉朝时期的“秽貊”。分布区域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交接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一带，并向东南延伸至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和朝鲜半岛东北沿海一带。又有“良夷”贡“在子”。“在子，□身人首”。《注》说：“良夷，乐狼之夷也，贡奇兽。”所谓“乐狼之夷”，即后来西汉武帝时设置的乐浪郡地区的民族。在今朝鲜以平壤为中心的地带。又有“高夷”贡“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注》说：“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在今辽宁、吉林和朝鲜北部连接地带，跨于鸭绿江南北两岸。
(2)北方的山戎、匈戎、奇干、
狁、楼烦等。《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山戎贡菽。《注》说：“山戎，东北夷戎。菽，豆药也。”此山戎分布在西周的北方偏东的边境，即今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接壤地带，再往东北便是东胡和肃慎的分布区域。山戎已经从事农业生产，故向西周贡菽。又有“匈戎”贡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匈戎”的狡犬用于游牧和狩猎。《注》说：“匈戎，北戎。”盖即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逸周书·王会解》又说，奇干人贡善芳。“善芳者，头若雄鸡。”《注》说：“奇干亦北狄。善芳，鸟名。”则奇干人与“匈戎”皆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狩猎民族，它与“匈戎”是近亲部落。又《竹书纪年》说，西周厉王“十四年，狁侵宗周西鄙。”又说，西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狁至于太原。”狁亦“匈戎”（匈奴）的近亲部落群，分布在今内蒙与陕西西北、山西北部连接地带。《逸周书·王会解》又说，成周之会，楼烦贡“星施”。“星施者，珥旄，所以为旄羽耳。”则楼烦亦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群之一，与“匈戎”是近亲。
(3)西部的氐羌、犬戎、渠叟。自商朝以来，氐羌一直分布在华夏族的西部。即今陕、甘、青、川连接地带。氐羌是过游牧生活的部落群，不同的部落又有不同的具体名称。《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渠叟贡
犬。“犬者，能飞食虎豹。”《注》说：“渠叟，西戎之别名也。”西戎即西羌。“渠叟”亦称“叟”，它是西部氐羌中的一部分，以从事游牧、狩猎为主，故贡“犬”。又有“邱羌”贡鸾鸟。《注》说：“邱地之羌不同，故谓之邱羌。鸾大于凤。”又说，“十卢”贡牛。“牛者，牛之小者也。”《注》说：“十卢，卢人，西北戎也。”卢人亦氐羌中的一部分。又说，犬戎贡“文马而赤鬃缟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注》说：“犬戎，西戎远者。”犬戎也是西羌中的一部分。《竹书纪年》载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于青鸟所解三危山。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这里所说的三危山周围地带是犬戎各部落的聚居区。关于三危山之所在，说法不一：一说即在今甘肃敦煌县东南三危山；一说指今西藏中部、东部及四川西部地区；一说在今云南境内；一说在今甘肃、青海至黄河发源处之巴彦喀喇山一带。总的来说是在今甘、青、川连接地带往西南的广大地区。犬戎是西戎中的一部分。西戎亦即西羌。周懿王七年，“西戎侵镐”。这部分西戎的分布紧邻镐京，是在西周统治区内的部分。而绝大部分的西戎尚末纳入西周的统治区域范围内。
(4)东南沿海地带的越人。《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东越贡海蛤。《注》说：“东越则海际。蛤，文蛤。”东越是越人中的一部分，其分布区域以今福建为主，及于今福建与浙江、江西连接的部分地方。又说，欧人贡蝉蛇。“蝉蛇顺食之美。”《注》说：“东越欧人也。”则欧人是东越中的一部分，分布在今浙江省西南部的瓯江流域地带。《逸周书》又说：“姑于越纳□姑妹珍。”《注》说；“姑妹国，复属越。”意思应该是说于越中的姑妹贡珍珠。《竹书纪年》说，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于越是越人中的一部分，分布在今浙江沿海一带，即后来春秋时期的越国。《逸周书》又说，且欧贡文蜃。《注》说：“且欧在越。文蜃，大蛤也。”且欧亦越人中的一部分。其分布区域当近东越欧人，或在今浙江西南与福建连接地带。《逸周书》又说，若人贡元贝。《注》说：“若人，吴越之蛮。元贝，照贝也。”此若人亦越人中的一部分。若人的分布区当在今长江以南的江苏省境内和上海市。《竹书纪年》说，周成王十五年，“越裳氏来朝”。此越裳氏亦越人中的一部分，当指分布在今广东、广西、越南北方属于越人系统的部落。
(5)西南的巴人、蜀人、卜人和白人。《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巴人贡比翼鸟。《注》说：“巴人在南者。〔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曰鹣鹣。”巴人分布在今四川省东部地带。又说，蜀人贡文翰。“文翰者，若皋鸡。”《注》说：“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蜀人分布在今四川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带。《竹书纪年》说，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逸周书》又说，卜人贡丹沙。《注》说：“卜人，西南之蛮，丹沙所出”。“卜人”又写作“濮人”。这里所说“西南之蛮”的“卜人”在今贵州省境内。《逸周书》还说，白人贡乘黄。“乘黄者，似麒，皆有两角。”《注》说：“白民亦南夷。”作为“南夷”中的主要部分的白人，即分布在今云南境内。
(6)中南地区的苗蛮和荆蛮。《尚书·周书·牧誓》中记载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即分布在中南地区的苗族。《竹书纪年》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汉水），遇大兕”。又说，周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庸（庸国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至于鄂（今湖北鄂城市）”。楚即商朝时期的荆楚，是苗蛮中的一部分，西周时期开始逐步强大起来了。
注释：
[1]见1954年6月江苏丹徒出土的西周初年的矢簋，簋上有铭文120字。郭沫若有考释，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2]见《论语·为政》。
[3]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89页。
[4]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90-91页。
[5]《史记·齐太公世家》说，齐釐公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在今河北卢龙县南）而还。”
[6]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91页。
[7]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113页。
[8]见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卷，190页。东方出版中心出版。1996年2月第2次印刷。
[9]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第316-317页。
[10]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113页。
[11][12]见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卷，195页。
[13]参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印刷。第54-55页。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4-55页。
[14]见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53页。
[15]参见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25-26页。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114页。
[16]见《尚书·周书·泰誓》。
[17]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336页。
[18]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111页。
[19]同上书，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