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人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全民的共同创造，社会各阶层都对文化大厦的建树有所贡献，然而，以制作和传播文化为专职的“文化人”，或曰“知识阶层”更发挥着使文化得以升华和延传的特殊作用。
同中国文化史的进程表里相依的中国文化人，大约经历了三种发展形态，这便是——巫史阶段、士人阶段和知识分子阶段。
一 从“巫觋”到“巫史”
世界各地最先涌现的专职文化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者，如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即属此类。在中国，三代以前的传说时代，原始宗教孕育出中国文化人的前身——巫觋。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而蒙昧及野蛮时代产生的原始宗教，在人与自然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间起联络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故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
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录符式、占卜式等。从事巫术和主持祭祀起初并无专门人选，往往由氏族首领临时担任。以后渐渐出现职业祭司和巫师，他们自称可以通神，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卜吉凶，治病救人。《尚书·周书·吕刑》载有上帝“命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国语·楚语》对这一故事的含义作了解释：颛顼时，九黎乱德，人人通神，“民神同往”，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天与地、神与民便截然分开，即所谓“绝天地通”，于是民众不再直接与天神交通，王也不兼司神职，而由巫专门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这种宗教职业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①，他们既以非理性的迷信为务，又是初民文化（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的保存者，其职司大略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从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前驱。
金属品的使用和文字的发展，使人类超越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迈入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文明时代（青铜及铁器时代）。东亚大陆文明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四千年的夏朝，而距今三千六百至三千年的商朝则正式跨入文明门槛，尤其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商王盘庚迁殷，结束了以往“不常厥邑”的迁徙游牧生活。殷都遗留下的城市基址、带字甲骨和大量青铜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早期文化社会范本。代殷而立的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771年）则发展了这一早期文明。
中华先民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即商代和西周，文化由国家也即王室控制，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学等专门知识均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外人无法染指。
巫在甲骨文中写成
，为两“Ⅰ”相交。“Ⅰ”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巫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了易占的基础。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②，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③，是典型的文化官员。
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礼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④。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贞卜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二 “士”的崛起
殷商西周是官学时代，文化教育与平民无缘，即所谓“礼之专及”。这种“学在官府”的文化政策，与同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掌握天下土地，身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同时也是观念世界的主持者，深居王室、公室以执掌文化的巫史是其附庸。
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土地国有（王有）向土地私有转化；此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现出来，各级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同时实行“贤贤”。这一切都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进入春秋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边鄙之地的文化繁荣起来，身为夷人的郯子到礼仪之邦鲁国来大讲礼乐，使鲁人自愧不如，所以后来孔子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⑤。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学”和“乡学”有倒闭之势，文化发达的郑国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毁乡校”之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室及一些公室的衰败，国学及乡学的难以为继，使得世守专职的宫庭文化官员纷纷出走。《论语》说：
大师挚适齐，亚饭于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⑥这段话描绘出春秋末期的一幅王室乐队四散图，由此可以推见当年王纲解纽、学术下移的普遍情形。
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的便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所谓“官失而师儒传之”⑦。春秋末年，私立学门者不乏其人，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⑧，私自著书兴学；又如鲁国乐师师襄、夷人郯子、郑国的邓析（？—前501），以及苌弘、王骀等，也都收徒讲学。而创私学、兴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孔丘，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⑨。私学勃兴，“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民间。近人章太炎概括晚周的这一转折说：
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⑩。
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未分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
春秋战国间，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11)，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以俸禄为主，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12)，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偏重于射、御等武术的为武士，充任下级军官，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王室图书馆馆长），孔丘曾任委吏（会计）。
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积文学，正身行”(13)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如淳于髡便由赘胥而为“稷下学宫”的名士；虞卿原为草鞋挑担的苦人，后来成为赵国上卿。“布衣卿相”在春秋战国间已不罕见。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士为公卿大夫所惜重，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37）等春秋霸主都以招贤纳士著称，战国时公卿大夫更竞相争取士人，最著名的“养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前251）、魏国的信陵君（？—243）、楚国的春申君（？—前238），“四公子”门下豢养食客数千，多为有某种才能技艺的士人。而士的向背，确乎关系列国盛衰，故有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14)之说。
春秋战国间的士，是继殷商西周的巫史之后的又一个知识阶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而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精神产品在王官内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由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独立创作，百家之学遂应运而生。
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身份羁绊，形成了新的品格——
1.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
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著的志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5)。士不以个人生活安逸为念，“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6)其怀抱开阔，“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7)。先秦诸子的理想各不相同，对“道”的诠解也大有差异，但以弘道为务，则是各家士人的共通特点，“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18)。孟轲放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19)，正表达了战国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心态。
2.政治参与意识强烈
春秋战国的士，虽然主张各异，却无不有着炽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孔丘三月无君，则惶惶不可终日，他还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0)孟轲奔走于王侯之间，并宣布“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21)急于向社会和执政者推荐自我，以图一展抱负。墨翟及其弟子则直接拿起武器，出智尽力，参加宋国的自卫战争。即使以“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聃，其实也深切关注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斗争；放任自然以“逃虚空”的庄周，却有“应帝王”的种种设计。至于法术之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战国列强先后兴起的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其策划者乃至主持者多由这派士人担当。
3.道德自律严格
春秋战国的士，当然有朝秦暮楚、寡廉鲜耻之徒，但更涌现出许多终生不渝追求理想的高人义士，这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道德自律有关。例如，儒士崇仁尚义，倡君子行，有一种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追求，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励(23)。墨家推崇的“兼士”，交相利，兼相爱，为道义可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24)。法士则循名责实，严正无私，一断于法。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时代。先秦士子群体，应时而兴，才俊辈出，思想家如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医家如扁鹊；水利家如李冰、郑国；天文家如甘德、石申，可谓群星璀灿，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人群体可以并肩比美的，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哲。
士阶层形成以后，参政是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而士人如何走上仕途，一直是中国历来试图解决的问题。先秦实行世卿世禄制，身份决定一切，阻挡了平民的晋身之阶。秦代的军功爵制、客卿制和征士、荐举，其意都在打破世袭官制。至汉代，实行比较完善的察举制，按郡国及人口比例察举孝廉，推举明经明法、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是一逆向运行，强化了世家大族的参政特权。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度，则以国家考试方式，将“选贤与能”的古老理想付诸实现，使官僚制度摆脱贵族化倾向。
作为科举制经济前提的是北魏均田制在隋唐的推行。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大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正所谓“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文帝于开皇七年(587)设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置进士科。唐承隋制，又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常设仅为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及格者称“及第”，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可做官。进士科出身仕途更优于明经，头名进士称状元，为读书做官的极品。
科举制度以封闭式考试录取，具有公正性和法定性；又因不计生员出身，唯才是举，从而较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拔选人才，使庶族寒士也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立志“使寰区大演，海县清一”，从而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相传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5)。科举的吸引力，使士子竞相攻读、参试，“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唐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6)。这是画龙点晴之论。
武则天亲行殿试，此制后代沿袭，殿试中试者，皆为“天子门生”，从而以师生关系强化君臣纲常。武则天时还曾设武举，科举制趋于完备。
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学校生徒，因而此制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唐时学校分京师和州县学，各级学校主要研习儒家经典，此外还学习律令和书法、算学等专门技能。因此，科学制度既是一种选官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它自隋唐延及明清，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三 近代知识分子的勃兴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化从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近代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却又充满希望的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化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近代文化的新质细胞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孽、增殖，如书院改制和新学堂兴办，近代报刊发行及出版机构建立等等。
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依据他们产生的来源，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由士大夫营垒分化而出，一由新文化培育而成。
第一类近代知识分子，早年基本上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温和，在思想深处与旧文化藕断丝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均属这一类型，而张謇(1853-1926)则可以作为其典型代表。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状元资本家”，幼年攻经书，青年为幕僚，壮年中状元、办实业，晚年兴宪政、入内阁，一生经历坎坷且富传奇色彩。他提出并终生实践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是出身旧营垒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之下所能采取的选择。
第二类近代知识分子，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新文化，他们或者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式学堂，或者远涉重洋，负笈异邦，用新文化构件，组成自己的知识系统。一般说来，他们较少传统羁绊，对新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较为深刻，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显然超过前一类知识分子。其弱点则是易于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民众心理态势，试图机械移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于中国，而犯了空想主义、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毛病。这一类型以何启(1856-1914)、胡礼垣(1847-1916)、容闳(1828-1912)为代表。何启留学英国，先后学医、学法律，后在香港以律师为业，又创办西医书院。他认为“政者民之事”，反对君主专制。后又参与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胡礼垣科举屡试不第，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曾访问苏禄国（现属菲律宾），助其国王整理国政。1894年后，一度代理中国驻日本神户领事。何、胡两人合著《新政真诠》，批驳名教纲常，鼓吹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是19世纪后期十分活跃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容闳7岁即入澳门的“西塾”读书，19岁赴美留学，考入耶鲁大学。学成归国，他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向洪仁玕陈述建设近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方针，希望通过太平军来“为中国谋福利”。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鼎力协助洋务官僚建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新式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组织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以官费赴美留学。
近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时代意识
知识分子最先意识到时代之变：世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天下”，中国也不再是国人自诩的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夷夏关系在变，世道与人心在变。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明显特征。
(2)知识结构
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其内容和结构已非传统士大夫所可比拟。
(3)新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士人素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是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
进入近代，知识的门类急剧扩充，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价值地位逐渐被社会所承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职业分工更趋细密。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在内忧外患交迫、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并发挥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觉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治的先锋；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到静谧的图书馆、实验室内，潜心钻研，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的科学、文教事业，以此实现知识与个体人格的价值。
上述双向角色认同是就近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具体到每个个体，显然存在一种方向互逆的艰难抉择。不过，这种抉择的结果，却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而是依据个体性格、禀赋、觉悟的差异，分别表现为超然治学、学术救国、舆论干预、直接参政四类情况。政治与学术两极之间的多层次选择，使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面貌更加丰满，也使得近代文化的历史进程更加曲折。
注释：
①《国语·楚语》
②《书·多士》
③《周礼·天官》
④《说文·示部》
⑤《左传·昭公十七年》
⑥《论语·微子》
⑦汪中：《述学·周官征义》
⑧(22)《史记·孔子韩非列传》
⑨《史记·孔子世家》
⑩《国故论衡》
(11)《国语·晋语四》
(12)《左传·襄公九年》
(13)《荀子·王制》
(14)《论衡·效力篇》
(15)《孟子·梁惠王上》
(16)《论语·宪问》
(17)《论语·泰伯》
(18)《文史通义·原道中》
(19)《孟子·尽心下》
(20)《论语·子路》
(21)《孟子·公孙丑下》
(23)《论语·里仁》
(24)《淮南子·泰族训》
(25)(26)《唐摭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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