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伟大旗帜 坚持基本路线——论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路线论文,基本理论论文,伟大旗帜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的关系上，叙述了对江泽民同志作出的“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的论断的理解，阐发了这一论断的两方面涵义：一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应当集中表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二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同时，就当前如何有重点地进行理论武装，提出了见解和建议。
江泽民同志今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指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坚持这个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这个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我认为这个论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应当集中表现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其二，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因此，这个论断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提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应当集中表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重要话题。说它“常讲”，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对它作了完整的概括和明确的表述以后，在党中央的重要文献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文件中，以至在广大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谈中，无不每每提到它，强调它，重申它。说它“常新”，是因为事实上并非在所有人中这是一个早已完全形成了共识、没有任何异议的问题。关于这条路线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便是明证。特别是在当前邓小平同志逝世和处于世纪之交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应当举什么旗帜，朝什么方向发展，也就是要不要和怎样坚持基本路线的问题，人们的认识更不是完全一致的。针对这些情况来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显然决不是老生常谈。
党的基本路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也不动摇，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基本路线之所以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是因为基本路线不同于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路线，它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总揽全局的路线，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都是从基本路线派生出来的，都要体现基本路线的要求，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路线。要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稳定，关键是保持基本路线的长期稳定。
基本路线之所以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也因为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上，不完善性和不成熟性更加明显和突出，而且在需要经历的时间上，将会更久更长，至少需要上百年。基本路线是贯穿于这个阶段始终的，所以也至少坚持一百年不变。
基本路线之所以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还因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最大宿愿和未竟事业。邓小平同志是这条基本路线的奠基者和实际制定者，又是最坚决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他的基本思想是：这条基本路线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已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受到什么干扰，都不能动摇。近十多年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波折和面临复杂形势的时候，他总是要强调和重申这一基本思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他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 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同志从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他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嘱。
基本路线之所以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归根结底，是因为这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的根本要求。这一理论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同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亦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以，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和要求，是使这一理论见诸于实践的行动纲领。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使这个理论在中国转化为现实，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理论的目标和宗旨，从而才是真正高举这一理论的伟大旗帜。
由此可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是出于主观的选择，而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使然。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这是代表党中央表明党的态度和决心，是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建功立业的动员令。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武装全党，是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
必须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怎样才能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当然，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但是从最根本最关键的角度看，就是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就是坚持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
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来说，理论始终是一面旗帜。革命的理论为党阐明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前进的方向，奠定路线和策略的科学基础，提供取得一切胜利的思想保证。恩格斯当年在谈到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理论时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2]。列宁也指出：“在我们看来， 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3]“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江泽民同志遵循革命导师的这些深邃思想， 历来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作用。1993年，他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强调：“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由此得出结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1996年，他在纪念建党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又作了发挥：“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这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根本标志。”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不仅是讲理论思维对于我们党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要求党的干部在理论上成熟，因为这是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和标志。现在，我们党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但这不等于党的干部都已经真正掌握了这个理论，从而在政治上都已成熟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六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把科学理论变成全党的共同认识和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仍然是一项亟待实现的战略任务。只有实现这项任务，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有了根本的保证。
理论上的成熟，必然内含着理论上坚定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懂得科学的理论，而且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科学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向。否则，一遇到风吹草动，就难免发生政治上的动摇。也就是说，理论上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理论上动摇是政治上动摇的根子。
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客观事实，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如下论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显然是符合实际的。基于这个正确论断，八大制定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政治路线。可是时隔一年，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改变了这个论断，重新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即指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于是离开了八大的正确政治路线，从此一步一步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去，到60年代初正式形成了一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最严重失误，是其他一系列严重失误的总根源。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理论上的不彻底、不坚定、不成熟。因为八大虽然对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正确政治路线，但是没有在全党从理论上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原理，组织深入的学习和讨论，没有使全党同志从理论上坚强地武装起来。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存在许多片面的和教条式的理解，这在随时都可能冲淡乃至否定刚刚确立起来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既然全党对这个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准备和深刻把握，那么就难免在一定气候下发生政治上的动摇。当年导致这一动摇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共运中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在整风运动中冒出一股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尤以后者为主要原因。且不说对这股思潮的危害性应该如何作恰如其分的估计，退而言之，即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也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导到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去。这是理论上不坚定导致政治上动摇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们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方面，我们也曾经有过宝贵的历史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遇到过不少风波，国内外都有人对我们党能否坚持基本路线，持怀疑观望态度。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智慧，冷静而又正确地处理问题，一再郑重声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987年初部分城市发生学潮和少数人闹事，党内人事变动，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一切照旧干下去。并且宣布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两个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波及全国的政治动乱，有些人因此而怀疑十三大概括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邓小平同志又坚定地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并且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5]1989年下半年以后， 国际共运中相继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了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我们党不能不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但是党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特别是立足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最根本措施。正是由于党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基本路线，才能使我们经受住各种风浪，站稳脚跟，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赢得了今天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大好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如此坚定，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自己坚强地武装起来，在理论上深刻论证和彻底解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特别是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阶段上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为什么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和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做到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排除干扰，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坚定，带来了政治上的坚定。事实雄辩地证明，“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我们要牢记八大正确政治路线半途夭折的沉痛教训，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正确政治路线不动摇的宝贵经验，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即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和前提，基本路线是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基本理论的实质和精华。只有熟悉和掌握基本理论，才能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基本路线，才能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现在，从总体来说，特别是从中央来说，我们党在理论上是成熟的，唯其如此，才表现出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全局，得心应手地妥善处理国内外的各种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但是，从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来说，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参差不齐，其中不少同志不仅缺乏理论功底，而且对理论缺乏热情和兴趣，还有少数同志还在贬低和蔑视理论。这一情况，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把它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所曲解，甚至把它归结为全民经商，人人“下海”，一切向钱看。它也使我们一些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面前无能为力，甚至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走历史的老路。它还使我们一些同志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改革、发展与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上，不能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地把握，从而产生许多片面性。凡此种种的深层原因，说到底都是理论武装不够，都是这样那样地背离了党的基本理论。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切实改变，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会变成空话。同时还要估计到，在一百年的长时间中，除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外，还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和自然规律所使然，必定会有多次人事上的重大更动。如何使这种更动不会导致党的基本路线的改变，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也是需要特别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本办法，也只能是用基本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使它在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的头脑中深深扎根，并且世代相传，从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循着这个理论行进，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总之，要统一全党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在于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基本路线不动摇，首先是基本理论不动摇；基本理论不坚持，基本路线就坚持不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只有坚持基本理论，才能真正坚持基本路线；只有从思想理论上坚强地武装起来，才会有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行动和实践。所以，全党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尤其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四个最重要内容武装全党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概括的这一理论的九个方面主要内容，都与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为了坚持基本路线，必须对它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和完整准确的理解，防止片面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当前可以也应当取其若干与基本路线的关系更直接的重要内容，作为重点进行反复的学习和领会，我认为这些内容是：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首先要搞清楚基本路线的科学依据，坚信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就必须真正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正确地确定了历史方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找到了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理论依据。党之所以制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与此相应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就是因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而别无他途。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多年了，并不是新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今天之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是因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党的十四大作出的重要论断。为此就必须真正掌握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它的主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一条最重要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但这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牢固地打下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穷，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使社会主义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思考、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所构造的思想和理论的基本逻辑。根据这个逻辑，他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这样地把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都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联系起来分析考察，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所有这些最重大问题的最根本条件，作为真正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物质保证，这就是他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基础，是他的全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精华之所在。正是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以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回答了为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为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的牢固确立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的理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包括坚持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之一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必须真正掌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的理论。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从政治上说，必须有三方面的保证：一是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有团结稳定的环境，三是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6]其后， 他又在一系列谈话和讲话中， 一再重申这个基本立场。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8]。 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揭示了自由化的危害性和反对自由化的长期性：“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9] 邓小平同志所以这样反复地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近二十年来，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着这种倾向。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和建党七十周年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主张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之间的对立，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反对思想僵化。邓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这就是说，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因此，不能以僵化的态度去对待它，在反对右的自由化倾向的同时，必须反对从“左”面来的对它的怀疑和动摇。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
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的复杂性，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前进道路上都难免遇到“左”的和右的干扰。排除这些干扰，我们的事业才能胜利。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的理论真正武装起来，我们才能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四）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理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包括坚持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之一的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必须真正掌握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思考得最多、最为深切关注、最是呕心沥血地对待的问题是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他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改革的关键，是目标模式的选择，即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崭新论断，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我们党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指导。
大家知道，改革是我国新时期的基调，是现时代的主旋律，是我们的强国之路；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根本途径和核心所在，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突出表现和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只有真正掌握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才能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坚持改革。
与改革相联系的是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把开放看成是改革的必然要求，或者说开放也是改革，因为革除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必然包括革除那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的闭关锁国的制度、政策和做法。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基本点。
开放的问题，同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思考和谋划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他就此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和价值的见解，如：“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等等。这一系列极其重要而精辟的论断，构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逻辑严密、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理论。这个理论从当今世界大势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高度，以及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深刻阐发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长期性，指明了正确实行对外开放的途径和手段，辩证地分析和权衡了对外开放带来的正负两方面效应以及我们克服其负面效应的条件。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是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最基本的理论指导。我们只有真正掌握这一理论，才能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坚持对外开放。
由此可见，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最直接、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深刻认识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客观必然性和正确性。所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基础和关键是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当前尤其要用以上四个内容从思想理论上充分地武装起来，务求对这些内容有完整的把握、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
注释：
[1][5][7][8][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296、379、181、379、3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669页。
[3]《列宁全集》新版第6卷，第367页。
[4]《列宁选集》新版第1卷，第312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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