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孔德于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概念后，他十分兴奋地认为以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学，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思维方式变革的新学科。他把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看成是神学思维方式的变相，认为只有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才不仅超越了神学的虚幻，而且还超越了哲学的抽象，他声称实证主义社会学超出了一切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它满足并且调和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主张中的一切站得住脚的东西，而它在这样做时，就把二者都废弃了。”（注：孔德：《实证主义概论》，伦敦英文版，第56页。）
其实，问题并非像孔德声称的那样简单，他不仅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更谈不上把二者调和并加以废弃，他仍然沿袭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抽象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孔德看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是他未能从这种对立中抓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即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也未能从这种对立中揭示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追求的根本目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没有抓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与根本追求，怎么能谈得上超越形而上学呢？
柏拉图的理念论、法国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康德的传统理性批判、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欧洲哲学史上的所有形而上学理论，莫不都是在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前提上开展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上同形而上学并无区别，而真正的区别不过在于：实证主义社会学排斥价值判断，这充分地表现在孔德的实证原则中：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然而，也正是这个基本原则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牢牢地限制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中。因为这个原则的根本要求是克服人的理想、选择和评价等主观性，追求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等客观性，其实质仍然是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限制主观性，像物理学那样认识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联系”，这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把主观同客观更加尖锐地对立起来了，是一种更严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在社会学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虽然出现了反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流派，也出现了试图把实证主义同其它原则综合起来的社会学流派，但是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始终未能真正超越。斯宾塞和迪尔凯姆比孔德更加坚定地排斥主观性，追求更严格的客观性，这遭到了韦伯的坚决反对。韦伯认为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是具有主观意愿的个人行动，必须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才能理解社会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孔德等实证主义者抓住了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客观性一端，而举着人本主义旗帜的韦伯不过是抓住了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主观性一端。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分歧，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内部的分歧，谁也没能超出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帕森斯试图从结构功能主义立场融合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本主义社会学，然而他所做的不过是从双方借鉴一些为他有用的观点，并未在思维方式这个根本问题上做出深入思考。因而他建构的庞大而复杂的结构功能模式，不过是肯定了人们某些主观因素而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性概括。
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开展社会研究的结果是：社会生活不仅被看成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且还被抽象为一系列本质概念和结构模型，有情感、有意志和有选择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被“秩序”、“规律”、“结构”、“模型”等一系列本质论话语湮没了。在关怀现实、解救人生的旗帜下，社会学给出了各种控制社会、限制人生的概念系统或理论模式。
二
社会学未能真正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仅与社会学从哲学怀抱中挣脱出来的时间较短、难以摆脱哲学的影响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立足的现实基础还没有发生根本意义上的变化。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在革命与战争烟云笼罩下艰难地实现了工业化。用机器征服自然的工业生产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生活因进入工业社会而发生惊人的变化。然而，无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化有多么大，社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决定了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说：“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主观同客观的关系。当工业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都展开为人与自然关系时，以其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形式必然要在这种关系亦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中来展开自己的思维活动，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其思维方式一直是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这就不足为怪了。并且，其理论追求始终是认识社会的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提供控制社会的理论模式，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当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征服自然时，人类不仅必须尽力发展认识自然、为征服自然服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必须建立为管理社会系统、控制社会秩序服务的社会科学理论。
到了本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不仅解决了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而且也使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为人们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却迅速上升。到七八十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达70%以上。面对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即将结束，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工业社会同后工业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关系转为人际关系，社会中心任务由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转为为人服务、处理人际矛盾。人与自然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人际矛盾则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性质，当社会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关系转为人际关系时，社会性质也必然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来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深刻的变化。
确如丹尼尔·贝尔所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不比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的变化更深刻。人们通常说社会历史最深刻的变化是五种社会形态的转换，但如果同后工业社会引起的变化相比，前者并不比后者更深刻。五种社会形态转变，是由生产力发展而推动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整体变化，但是无论这种变化触及的社会层次如何全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中心任务和社会基本矛盾都没有发生变化。而后工业社会来临不仅有生产工具的革命（机器的地位让位于计算机）和生产力的飞跃，并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社会中心任务和社会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变化。
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变化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中，诚然是人在制造万物，但这些制品却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它们作为具体化了的实体而存在，具有超越人类的独立存在。在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只是互相认识，在此必须相亲相爱，‘要不就得死去’”（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200页。）。在工业社会里，人们可以用主观同客观分离的思维方式认识那个被制造或等待制造的客观世界；而在后工业社会，这个被制造的客观世界已经退居后台，人们看到的主要是人与人交往、冲突并且相依而存的世界，因此那个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已经渐渐隐退，代之而起的新思维方式——从人际关系亦即从主体间关系来看待世间的一切。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指出：要从人际交往出发，在主体间关系中看待人类的生命世界。这实质上已经提出了从人际关系理解世界的新思维方式，但是，这仅仅是哲学家批判工业异化和科学理性专断时向人们发出的呼唤，是试图引导人类走出工业化困境的理想要求，还不是世人的普遍意识，更谈不上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只是到了70年代后工业社会真正来临时，思维方式的转变才不仅呈现在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活动中，而且也发生在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之中。
同文学、艺术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相比，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来得较迟，这大概是社会学研究要从经验事实出发的缘故吧。文学、艺术和哲学可以凭籍丰富的想像力而超越现实地做出超越性思考，而社会学只有发现经验事实确实发生了变化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不过，走在当代学术前沿的社会学家们，往往同时在社会学、哲学、文学、史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几个领域里提问题，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超前性想像力也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活动中。罗蒂、哈贝玛斯、福柯、布尔迪厄等人就是这样一些既是社会学家又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学者，他们率先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完成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三
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罗蒂认为不仅要坚持老实用主义的经验一元论观点，否认现实世界的主观与客观二元划分，而且还要从当代发达社会高度组织化这个事实出发，在群体的社会交往和对话关系中重新认识现实社会。并且，各种社会科学在对现实社会开展理论思考时，不仅相互间是一种从不同团体出发开展的平等对话，而且它们同现实社会之间也不是主观与客观的认识关系，仍然是对话和交往。
哈贝玛斯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人际交往关系中来思考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他为之耕耘数十年的交往行动理论，把人与人的交往行动看作现代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认为不仅经济、政治和文化各种形式社会行动的根基在于人们的日常交往，而且它们的主要内容也是以语言交流、寻求理解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因此，社会学再也不能以实证科学的面孔出现，而应当重建一个从人际关系出发，在人的交往行动中思考现实社会问题的交往行动理论。于是，哈贝玛斯建构了关于人际交往或重建人类交往关系的“交往理性论”、“交往资质论”、“普遍语用学”等等社会学理论。
布尔迪厄也十分明确地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他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批判中，建立了他的“反观社会学”。
对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提出最尖锐而最彻底批判的应当是福柯。他不仅直面在二元论思维方式束缚下的欧洲文化现实提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现存问题放到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其实质。他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在欧洲文化类型、亦即思维方式类型的演化中揭示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生成、演化与毁灭。他认为欧洲文化传统经历了四种“知识类型”的演化：（1）16世纪～17世纪文艺复兴知识型：词与物统一；（2）17世纪～18世纪古典知识型：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3）19 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以人与历史为中心、以词表现人对物的关系；（4 ）当代知识型：由尼采掀起的超越词与物对立的思维方式。福柯认为前3 种知识型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当代知识型是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由于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仅语言与外物、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被消解了，抛弃了本质、本体、上帝等概念，而且对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站在自然对立面，受本质、规律控制与诱惑的“现代人”以及“关于人的现代观念”也荡然无存。于是，在福柯看来追求本质结构、概括一般模式的现代社会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代之而起的应当是肯定个性，承认差异，在无限变异中追求人类自由的新社会学。
综上所述，虽然各家之言视角不同、观点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反对主客二元思维方式，从人际关系、人同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学理论等基本点上还是明确一致的。或者说，走在当代社会学前沿的、主导着世界社会学学术主流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起了社会学一系列的理论变革。首先，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发生了转向。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实质上展开于人类的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正是适应了发展科学、推进工业生产的需求，现代社会学家们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虽然在科学视野中也能看到人、说到人，但是那是被抽去许多人的规定性的人，是功利化、对象化或物化的人。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从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返回到生活世界，这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科学世界是认识自然的领域，生产世界是征服和索取自然的领域，而生活世界则是人际关系的日常生活领域。当社会学专注科学世界和生产世界时，它必然要极力追求本质、结构和模型，以便为控制社会、征服自然提供理论依据。而当社会学转向生活世界后，在社会学视野里呈现的是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交往、沟通和共识，是一个由话语展开的生动具体的过程。于是，社会学又开始了语言学转向，在人们“说的世界”中理解人生、捕捉意义、追寻自由。
面向生活世界，社会学的知识基础发生了转移。现代社会学站立的知识基础是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它们都是以排斥价值判断而自居的科学；而生活世界是以价值为根本、充满意义的世界，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知识基础的现代社会学无法理解这个生活世界，只有站立在理解意义、评估价值为核心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上，社会学才能理解生活世界。正因如此，后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才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移向了人文学科。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共同推崇的是观察、描述和实证分析的认识论方法，而人文学科为捕捉意义而采取的是体验、评价和审美的理解论方法。社会学随着思维方式变革、理论视野和知识基础转移，它的研究方法也由科学的认识方法转为人文学科的理解论方法。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认知和概括，而理解则是主体与主体的沟通、体验、评价和共识。认识论方法形成的概念框架是观念论和本质论的，而理解论方法形成的概念框架则是语言学和生存论的。按照理解论方法提出的问题、形成的概念与得出的结论，呈现了崭新的形式，许多在现代社会学中未曾见到的、难以理解的新名词、新术语，在后现代社会学的文本中层出不穷，诸如平面、解构、边缘、分延、无中心、反结构等新奇的话语，足以让人们感到眼花缭乱。然而，正是这些奇异的语词，却表达了后现代社会学对当代社会巨大变化的深刻理解。
四
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仅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面临更为复杂问题的中国社会学，对此变化却没有什么反响，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学传统中或更明确说在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展开自身。如果追问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也许很容易就说出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同西方发达社会还有较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的现实基础就应当有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其实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不仅同西方发达社会有较大差距，而且也有许多相近、相容、甚至相同之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工业化城市已经遍及中国，而且后工业社会的许多场景或因素在中国一些发达城市与地区也清晰可见。因此，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多重矛盾统一体。并且应当进一步指出的两点是：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化、信息化的世界，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尤其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渗入中国社会的各种层面之中；第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际关系的地位和意义在中国社会也日益提高，不断增强的人的情感、意志和选择都越来越充分地向社会学显示，19世纪发展起来的模仿科学的现代社会学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变得苍白无力。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社会学应当超越简单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如果不谈后工业社会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变化，仅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中国社会学也不应仅仅局限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正如谢遐龄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伦理社会。既然中国社会本身就把人际关系放到首位，那么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中国社会学又为什么非要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呢？
最直接的原因也许在于中国社会学在发生和发展中单纯地继承了英美实证社会学传统。中国社会学自创建至今，不乏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前辈有许多富有创见的成果，但是就总体状况而言，中国社会学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今天，都一直在英美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中发生发展，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而且在概念框架和理论追求上，都沿袭着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从50年代至70年代，虽然受极左思潮压制而中断，但是实证主义传统并未因此有所改变。到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以严格的实证精神重建自身，试图以此保持科学性而回避意识形态的风险。从80年代初至今，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对欧陆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变化无动于衷，对于掀起层层激浪的后现代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更是置若罔闻。
西方社会学发生思维方式变革，是以坚决否定实证社会学传统为前提的，中国社会学要想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真正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就必须突破实证主义社会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建构能真实理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后现代社会学以坚持人际关系为基本框架的思维方式，无疑对中国社会学超越实证社会学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应当承认，中国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层面停留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层面上，就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而言，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尚未解决。因此，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把社会控制在一个稳定秩序中，保证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都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任务。面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同时顾及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回到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矛盾关系中展开中国社会学的新思维方式，这不仅能够超越现代社会学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而且也能超越后现代社会学专注主体间关系的思维方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矛盾统一关系中展开中国社会学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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