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建构主义?_战略管理论文

能否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建构主义?_战略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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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由于企业经营环境和企业性质的变化,加之后现代思潮在各个学术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冲击,战略管理领域开始了一场关于研究基础的旷日持久的讨论,这其中较具代表性、也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是用哲学建构论重构战略管理的研究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Smircich和Subbart就指出“立法化战略环境”的概念,强调战略为其环境立法,战略环境不是被认知的客体,而是战略参与者共同建构的行为空间;Astley则试图将整个管理科学置于建构论基础之上,把管理科学看成是社会建构的真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建构论重构的呼声日渐增强。Tsoukas被称为商学院里的职业哲学家,花大量时间研究管理哲学问题。他在1994年先是提出带有建构论色彩的冠之以转向后的实在论名称的管理学元理论框架,接着于1996年又明确提出基于建构论观点的企业战略管理的知识理论。Spendar更是明确表示,“我们遵循研究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论的学者,特别是Latour的路线,将企业定义为一个准客体,具有复杂的异质性内部认知过程。”Schere和Dowling则强调了基于建构论和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战略管理理论多元主义的重要意义。最近,Clark通过强调行动中的组织和语境竞争,试图将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战略管理等一起装进融合了哲学建构论和经济学新现代(Neo-Modern)政治经济理论的模子里去;而Mir和Wastson则采取了本体论实在论和认识论建构论的立场,声称为战略管理研究找到了一个融实在论与建构论于一体而本质上是建构论的坚实基础,在建构论帮助下,战略管理研究者将能更好地理解战略的语境驱动性质,以及他们在形成理论观点过程中的积极行动者角色。

这场关于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讨论至今仍在持续着,那么,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现实的语境怎样?建构论何以重构战略管理的研究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战略管理研究传统的历史分析,以及对战略管理所面临“基础危机”的语境分析,对上述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并在管窥建构论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可能性的同时,引申出关于引进和借鉴国外战略管理或其他理论成果的一孔之见。

战略管理的研究传统

战略管理的研究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商学院的课程设计。1911年,系统杂志(后更名为商业周刊)的出版商Shaw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讲授“经营方针”课程。当时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想从高层管理者的视角帮助学生整合各门具体管理职能课程中所学的内容。为此,Shaw邀请了大批公司总裁参与这门课程的教学,让他们介绍公司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关键性问题,并与学生一起讨论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经营方针”课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商学院“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风格;而且奠定了战略管理研究的主导方向,即集中于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从高层管理者的实践经验中归纳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并由此形成了战略管理研究中一个重要研究传统的雏形。这个研究传统可以称为战略管理的案例或经验研究传统,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前,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此后虽然受到来自经济学的新的研究传统的强烈冲击,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商学院“经营方针”课程开始超越教学的界限,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概念“战略”被引进到研究中来,并被赋予了比“经营方针”更加广泛的内涵。战略不仅被看成是管理职能的协调和整合,更被视为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关键性策略选择;战略不是单一的决策行为,而是一系列相关而又相互强化的资源配置决策及其实施行动。这一时期研究型的代表著作是Chandler的《战略与结构》(1962)、Ansoff的《公司战略》(1965)。正是从60年代开始,“战略”概念成为传统“经营方针”领域的核心概念,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开始形成,基于案例或经验的研究传统基本成型。

战略管理“基础危机”与建构论冲击

如果说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存在着“基础危机”,那这首先是因为该领域两大研究传统的基础和背景存在着巨大反差,以至于不同研究传统下的研究者深刻感受到沟通的困难,正如Montgomery所指出的,战略管理研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哲学性的。(来自于经济学理论传统的)演化理论家和(来自于管理学经验传统的)经营战略学者有着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其次,即使在某一研究传统内部,如基于模型或理论的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太多的竞争性理论,以至于在理论的频繁交锋中模糊了理论的经验蕴涵,使许多研究者感到由于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话,要么在理论平台上缺少相关的经验事实,要么一大堆经验事实缺少理论的承载。

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丛林”既容易使研究者迷失方向,也更能激发起研究者对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追问。

Montgomery、Wernerfelt和Balakrishman明确提出,借助科学哲学的观点,我们将战略管理研究过程看成一个包括理论产生、反驳和应用的连续的知识扩展过程。更进一步,他们借用科学哲学的相关理论观点提出了5个命题,作为评价战略管理理论的标准,更作为一种规范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努力。这5个命题是:命题1——所有理论的产生都应该建立在某些过去的观察基础上;命题2——所有观察都应该在某些理论指导下并为理论所解释;命题3——一个理论是好的,当且仅当(A)它是可反驳的,(B)它是与已经存在的理论相一致的;命题4——一个好的检验是能够明确反驳一个理论的检验;命题5——科学应该服务于最终应用的目的。他们认为命题1—5刻划了一个开放的互动研究过程的形象,在这里理论得以产生、被反驳、被应用。基于这5个命题,他们对战略管理研究基础进行了反思和清理,最终得出结论: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急需理论基础建构,商学院战略管理专业博士生应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建立在一个明确的专业学科基础之上。

Montgomery等的观点深刻地反映了来自于模型或理论研究传统的研究者意欲用经济学研究基础统一和改造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努力;同时,他们的努力也清楚地表明该研究传统的哲学基础是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和立场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另外一个研究传统的研究者的强烈反驳,并在战略管理领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关于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争论。

针对Montgomery等的观点,Seth和Zinkham用库恩理论作为立论基础,认为在战略管理的研究、应用以及战略管理认识发展过程中,不仅研究者和管理者,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公共政策制定者、出版机构和大众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防止形成霸权规则以主导研究进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事实上会阻碍战略管理研究向有组织的和被承认的科学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持久的、艰难的和开放的进程。

虽然从哲学的角度看,建构论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阵营,而是拥有众多的流派和理论,但对于战略研究者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冲击是来自于建构论各流派和理论所共有的一些特征的冲击,正是这些共同特征成为某些战略管理研究者试图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基本素材。归纳起来,那些在战略管理研究者视野里建构论的共同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创造过程是一个理论驱动的过程。实在论者将研究过程看作是一个挖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获得自然产生的有价值的矿藏,现象领域不断地被采掘;而建构论者将研究过程看作更象是一个雕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的想象力(或理论基础)与现象这一媒介相互作用创造出我们称为知识的实在模型。因此,建构论的信念基础是:研究者总是通过一个关于问题性质的预设的观念(或默认的理论)来认识问题,并隐含地确定可能的答案。

(2)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现象是不可分离的。根据建构论的观点,研究者所持有的哲学立场决定了他所能发现的东西,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同样是不可能的。从建构论的立场看,谈论理论推动实践,还是实践推动理论是没有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总是交织在一起。

(4)研究者从来不是客观的或价值中立的。理论本身就是负载权力的,研究者有责任明确表达自己理论中蕴涵的价值观的、政治的和其他的权变的性质。

(5)研究活动是一个社会互动性活动,它出现在一个更宽泛意义上的学者共同体中,在那里基于共同持有的假设和公共知识进行对话。

(6)建构论主要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gy),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method)。方法仅仅是用于探索过程的工具或技巧,而方法论则可以被看作是研究者带进其研究工作中去的一系列内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方法论代表了将思想系统化的信念。为了清晰表达思想,研究者必须清楚的表明他们的方法论偏好及其选择。

应该说,对于那些习惯于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基础上思考问题的战略管理研究者,以上观点对他们的冲击是巨大的。建构论视野里的战略管理研究是语境驱动的,研究者不再是战略管理实践的观察者和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组成部份,这个共同体通过一系列基于规则的讨论制度化地产生出关于战略的知识,而研究者在决定哪种结构和哪种知识可能易于被采纳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持建构论的战略管理研究者眼里,目前流行的绝大多数战略管理理论不是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基础之上,就是建立在传统实在论基础之上,要么就是两者不和谐的混合物。例如,Godfrey和Hill就明确指出,盛行的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战略管理理论、基于代理理论的战略管理理论以及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都建立在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之上,并声称这些实体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建构论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呼声。但遗憾的是,讨论战略管理研究的建构论基础者众,而真正在建构论基础上构建出战略管理理论者寡。Tsoukas和Spender试图以建构论为基础构造企业战略管理的知识理论,但尚未引起共鸣。倒是借用建构论的某些观念和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管理领域的传统问题,却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果。但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分析思路来反思战略管理研究中建构论者的立场,以及他们意欲用建构论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的努力,也不难发现,正象M型组织能否成为所有企业组织的理想类型需要借助历史和语境分析一样,建构论能否重构战略管理研究基础也同样需要借助历史和语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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