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马之争辨析——陈寅恪先生说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陈寅恪论文,先生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对司马氏代魏这一问题的研究如同他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其它问题的研究一样，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的具体结论，即：认为司马氏代魏乃是“士大夫阶级”对“阉宦阶级”斗争的结果，却有未谛。而当今史家仍以此说分析魏晋之更替，各有不确，故实有必要对此说提出异议。
一
陈寅恪先生说：“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1]如这一观点正确，则必须能够证明：第一，整个曹魏时期仍然存在一个“阉宦阶级”；第二，终曹魏一代，始终存在士大夫附层与曹魏政权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兹从历史实际出发检验之。
曹魏时期是否存在“阉宦阶级”？无论从社会分层理论还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说，“阉宦阶级”这个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仅仅在皇宫内服务的所谓“刑余之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及社会功能看，都无法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级。我们理解陈先生所说的“阉宦阶级”应是专指东汉后期在“宦官专权”这一特殊政治现象中出现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由宦官及依附于宦官的宦官宗亲、官僚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产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东汉后期的宦官政治集团是“宦官专权”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只有在皇权受到“外廷”或其它政治势力的威胁，而皇帝无法借助其它力量时，皇帝才会借助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之力而巩固皇权。宦官顺势依托皇权而扩张其势，宦官势力随之坐大。而此时皇帝本人若无心问政或无能，便会导致宦官势力对皇权的窃取，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汉后期的“宦官专权”是在皇权受到外戚势力威胁之时，在皇权与外戚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离开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宦官专权”及其派生物——宦官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存在。东汉末群雄割据、皇权衰微，全国进入分裂状态，宦官专权局面无法继续，宦官政治集团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作为东汉宦官政治集团主体的宦官，也在公元189年被袁绍等剿杀，“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昔日显赫权贵一朝尽成刀下鬼魂。袁绍同时又令各州郡捕杀宦官亲属，宦官势力基本被摧毁。失去了生存的特定条件和集团的主体，东汉桓灵之际形成的宦官政治集团在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时期已是分崩离析，到曹魏时期便荡然无存。遍查史籍，我们看不到东汉宦官政治集团在曹魏活动的痕迹。这个集团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时间范围，如果说三十年后成立的曹魏政权，乃至半个世纪后“嘉平之变”时的曹魏仍然代表着这个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政治集团，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称帝后，曹氏转化为新的皇权，自不可能去代表一个背气的阉宦集团。曹丕上台伊始即颁布“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2]的命令，后又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3]，显示了皇权的独占性和至上性。专制皇权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性，“家天下”和权力的独占性使其不可能充当地主阶级中某一政治集团的代表。司马氏与曹魏之争，实质上是世家大族与皇权的斗争。司马氏所面对的是做为皇权的曹氏，而不是做为宦官政治集团代表的曹氏。
二
曹魏与士大夫阶层是否存在长期而根本的对立和严重冲突？这是检验陈先生上述观点的关键。如果这种对立存在，势必表现在：第一，士大夫阶层必如东汉党人“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坚决不与曹魏合作，甚至进行反抗斗争；第二，曹魏在政策上必然采取严厉打击士大夫的政策。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士大夫阶层看，大族名士为其代表，分析他们对曹氏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大族名士中，在不同阶段固然有反对曹氏者，如边让、孔融等，但大多数人对曹氏却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从曹氏起家到代汉，均有大族名士支持曹氏。
曹操起家时距“党锢之祸”不远，士大夫阶层如认定曹操为宦官集团的代表，必定在其初起时就予以坚决打击。因此我们可以把曹氏与士大夫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曹操起家时。事实上从曹操起家开始就得到了大族名士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曹操政治上认同，在反宦官斗争中引为同党。反宦官的领袖人物李膺之子李瓒在临终前对曹操的评价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士大夫阶层对曹操的政治认同：“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设，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也。”[4]李瓒与东汉宦官集团有杀父之仇，而瓒却以其子依于当时地位低微的曹操而不依于张邈和老牌世族袁绍，可见他并没有把曹操归入宦官政治集团而视为政治异己，相反非常看重曹操。不独李瓒，当时对曹操具有政治认同感的大族名士不乏其人，甚至包括袁绍及其友。袁绍虽然在后来与曹操有生死之战，但在青年时代却与曹操为友。《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云：“太祖少与（绍）交焉”，后又使操预闻诛杀宦官与欲立刘虞为帝之谋，以及表曹操为东郡太守，使曹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根据地[5]。袁绍的五个“奔走之友”——张邈、何颙、吴子卿、许攸和伍琼五人中，张、何、许均与曹操为友：张邈被《后汉书·党锢传》列为“八厨”之一，而“太祖（曹操）、袁绍皆与邈友”[6]，何颙称赞曹操“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7]《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善”。汉灵帝中平年间（184年以后），“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8]这些材料都说明东汉末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大姓名士、党人在内都没有把曹操视为宦官政治集团的成员，相反却把他引以为政治上的同党，让其参预反宦官斗争的核心机密，对曹操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和信任感。曹操建立割据政权后也是如此。如赵俨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9]。邢颙、郭嘉也有类似的议论。
所以，从曹操起家始士大夫阶层就不存在因视曹操为宦官集团的成员而与之对立的情况。袁绍讨曹檄文中“乞丐携养”、“赘阉遗丑”等语，只是政治斗争中攻击政敌的惯用方法，不能将此视为曹氏与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分野的标志或阶层对立意识的象征。
第二，给予名誉。东汉士人尚名誉，士子之名誉关乎一生的政治前途。曹操起家时即得到大族名士的较高评价，获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为其走上政坛奠定了基础。曹操知名于世，始于东汉太尉桥玄的赞誉。《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曰：“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桥玄为世家大族，其家自玄七世祖桥仁学《礼记》于戴德，创“桥君学”起家，玄祖、父均为东汉太守，玄本人历任东汉司徒、司空、太尉等高官，政治地位很高，加上“世名知人”，他对曹操评价的份量和影响是极大的。此外，何颙、李瓒等对曹操的评价，已见上述。此类评说均为曹操在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和将来的发展确定了一个较高起点。
第三，投身曹操政治集团，为曹氏集团的发展壮大尽力。这主要表现在帮助曹操建立武装力量——如“世以儒雅显”的鲍信，“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余乘。是岁，太祖（曹操）始起兵己吾，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10]，“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11]；为曹氏集团出谋划策，如荀彧及其所代表的汝颖名士集团。陈寅恪先生认为：“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末始或忘也”[12]。即认为士大夫阶层参加曹氏政治集团是迫于政治压力。但从时间上看，曹氏集团的骨干大多是在官渡战前投奔曹操的。如鲍信投奔曹操时，操兵不过五千，没有割据的地盘，在汉末众多割据势力根本排不上号。荀彧于初平二年（191年）投靠曹操时，曹操在关东诸将中尚属最弱者。荀彧所推荐之“汝颖名士”如荀攸、钟繇、陈群、杜袭、郭嘉、戏志才、赵俨等及其它地区的名士如卫凯、李通、何夔、刘馥等都是在官渡之战前投身曹氏集团的。当时袁（绍）强曹（操）弱的形势十分明显，因此很难用迫于政治压力一说来解释大族名士参加曹氏集团的动因。何况这些人投身曹氏集团后大多十分卖力。如曹操称荀彧“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13]。其它如杜畿、司马朗之经营地方，陈群、桓阶之力主代汉，高柔之诤谏，郭嘉、荀攸的运筹帷幄，其实绩是很难用“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来解释的。
从《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看，曹丕代汉之际，也得到了辛毗、刘晔、卫臻、桓阶、陈矫、陈群、司马懿、羊秘、鲍勋等大族名士的支持。没有这批人的支持，曹丕无法达到代汉的目的。
大族名士愿意支持曹氏，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要求政治环境的安定。自黄巾起义至汉末割据，长期的战乱和政局动荡破坏了大族名士及其它士大夫的政治、经济生活，他们希望恢复政治环境的安定。具有这种能力的曹氏成了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首选对象。邢颙云：“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14]，正代表了这种思想。其二，希望通过投身曹氏而建功立业。战乱带来了破坏，也带来了政治上一展才华和升迁的机遇。此时士大夫们搏取功名的政治意识是很强的。而要实现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就需要首先选择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和广阔的政治舞台的人。郭嘉云：“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令而功名可立也。袁公（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因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安霸王之业，难矣！”[15]。而曹操为其所看好，故荀彧因“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而弃袁从曹。此为士大夫支持曹氏的基本动因。
从曹氏来看，自曹操开始，对大族名士总体上采取了一种依靠的政策，虽然在曹操时期尚能不时予以打击。建立割据政权后，曹操采取了大量吸收大族名士参加其政权的政策。除重用投靠自己的大姓名士之外，还多次征辟。如破吕布后，礼辟颖川名士陈纪、陈群父子，为司空后礼辟大名士北海邴愿、管宁等，定河北后，从郭嘉议，礼辟青、冀、幽、并四州名士为掾属，破荆州后又征辟荆州名士。征辟之后大多予以重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建安后期曹操仍大量任用大族名士。从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可看出，自建安十八年置魏国到建安二十四年止，曹操共任用官员47人，据史传对其身份进行分析，其中属大族名士者达23人，占总数的49%。至曹丕曹睿两代，曹魏政权进一步依靠世族大姓，给予重任要职、设立九品中正制，逐渐在公卿中实行给客制，予其更多利益和特权。史家论及此事甚多，此不赘言。
曹魏对于破坏其政治权威，阻碍其夺取皇权威胁皇权之势力确实予以坚决打击，如曹操之杀边让、孔融，曹睿之破“浮华”等，但从总体上看，曹魏与士大夫阶层并无根本冲突和严重对立。
三
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与司马氏之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尊儒与反儒之斗争。而曹氏反儒的标志就是孟德求才三令。因此，反儒者即为曹党，反之就是司马氏党。此说亦可商榷。
首先，以是否尊儒来区分曹氏与司马氏两党是不严密的。司马氏党中也有不尊儒术者，如荀粲以六经为“圣人之糠秕”[16]，却仍然与司马氏党之骨干傅嘏善。而且司马氏集团的构成也相当复杂，很难用儒学为框架来概括。其中有一部分是司马氏之姻亲或曹魏得罪冷落者。如王肃，其女为司马昭妻，即文明皇后。司马师娶羊氏女，与泰山羊氏联姻。颖川荀氏之荀彧死于曹操，彧子恽又为曹丕深恨，恽子娶司马懿之女。他们的联合似与儒学无关。
第二，不能对士大夫坚守儒学的态度估价过高。陈先生已意识到汉魏间社会思潮出现大变革，这是他的卓识。更进一步认识，可以看到汉晋之际正是士大夫们对儒学的至尊地位产生怀疑的时代。黄巾起义和党锢之祸，使士大夫在政局动荡之中对儒学的信仰出现了动摇。对儒学的怀疑、批判乃至摒弃，成为社会思潮变化的新特点。从王充之问孔刺孟、荀粲以六经为圣人糠秕，直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而“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正说明士大夫学风之变化。即使是以名教相标榜之司马氏也无力阻挡晋初“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17]的潮流。所以，曹魏时期出现的“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18]的士风与此社会思潮的变革是一脉相承的，并非曹氏反儒之结果。因此，在对儒学信仰动摇的思想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并不会因为曹氏之不尊从儒学而与之对抗。
第三，曹氏并非坚决的反儒派，从曹魏的政策发展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依然一直坚持尊儒的方针，而且尊儒政策不断升级。建安十年，曹操接受荀彧、袁涣的建议，下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19]。这道命令是执行了的。高柔在魏明帝时仍称之“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反正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20]。
曹魏建立后，更加提倡儒学，并把学习儒学与选官录用结合起来。曹丕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21]。在选举上“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22]。曹睿更进一步提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的口号，要求“贡士以经学为先”，并下诏：“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23]。至此，能否通经成为入仕的先决条件，儒学获得极高地位。
曹操的三次求才令亦并无彻底否定儒学之意，其所反映的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思想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自汉武以来两汉取士均以儒学及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为尺度，士子欲求功名必先在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面赢得声誉，到东汉后期遂演变成士大夫追求虚名不图实绩的弊病。由此造成“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4]的名实不符的状况。到“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25]，故士子恨名实之不符，而形名之义见重。于是在东汉末年兴起了“综合名实”的政治思潮。仲长统、王符、徐干等纷纷批评名实不符、士人追求虚名的风气，要求“名实相符”、“实立而名从”。曹操三求才令的目的正在于要求用人重实才，而不图虚名。不用有“廉士”之名而无实才之人，而要把那些背负“盗嫂受金”之污名而有实才者选拔出来。所谓“矫枉过正”，为突破以名取人的风气，曹操不得不用偏激之辞。而曹操用人实际上仍要讲究其人的德行。邢颙被称为“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用为平原侯家臣且下令“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26]。郑浑、杨训等也因曹操闻其“笃行”、“清贞守道”而任用。要求名实相符的用人准则在实际的选拔录用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称，曹操为司空丞相，毛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曹操求才令所体现的思想核心是要求名实相符，是针对东汉士子求虚名不图实绩的状况而制定的用人政策。曹操用人并非不讲德行。
另一方面，在自汉末群雄割据至三国鼎立的严酷斗争中，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而徒有虚名者既不堪经邦济世，故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实才，才德间以才为先。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思想是当时通行的人才观。桓范说：“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27]，东吴陆瑁认为“如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今善恶异流，贵汝颖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28]。甚至以“仁孝治天下”标榜的司马师也持相同观点。《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云：“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
司马师的这段话与曹操三次求才令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而晋武帝更公开提出“用人唯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29]。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曹操求才三令的主旨并不在破除儒家思想。而“唯才是举”与“用人唯才”的用人观是一致的。因而孟德求才三令并不构成与司马氏等世家大族的思想矛盾。“唯才是举”的“才”仍然是以大族名士为主要的选择对象，并没有把他们排除在选拔范围以外。相反，由于大族名士的文化优势和政治经验使其在这一时期人才济济。他们并不拒绝“唯才是举”的方针。
由此观之，所谓孟德求才三令攻破了世族士大夫几百年来的精神堡垒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魏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不可能成为已经消亡的东汉宦官集团的代表。曹氏与士大夫阶层间，无论在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存在长期而根本的对立。司马氏与曹氏之争的性质并非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曹马之争的实质是世家大族与皇权的斗争。此点将另文阐述。
注释：
[1]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2]《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3]《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李膺传附瓒传》。
[5]事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6]《三国志》卷七《张邈传》。
[7]《后汉书》卷六十七《何颙传》。
[8]《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9]《三国志》卷二十三《赵俨传》。
[10]《三国志》卷十二《鲍勋传》注引《魏书》。
[11]《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12]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13]《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
[14]《三国志》卷十二《邢颙传》。
[15]《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16]《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17]《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18]《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19]《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20]《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
[21]《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22]《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23]《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24]葛洪：《抱朴子·外篇·审兴》。
[25]《抱朴子·名实》。
[26]《三国志》卷十二《邢颙传》。
[27]《三国志》卷二十二《徐宣传》。
[28]《三国志》卷三十三《陆瑁传》。
[29]《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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