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戈”辨伪之翻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6年邹安编辑出版的《周金文存》卷六22页著录一件“周公戈”全形拓本，（图一）所附跋语谓“是戈陕西、河南交界之间出土”。但该戈曾先后被郭沫若、江村治树、林清源等学者认为是伪刻，近年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也因此未加收录，学界知者寥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深入，我认为此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器、铭都不伪，所以撰小文为之翻案。
从拓本看，此戈前锋尖锐，援微上扬，中胡较窄，有加宽加厚的戈栏，栏上三穿，斜方式直内三面有刃，内上有一长方形穿。器形完整。戈内自后端向内穿孔方向刻铭两行六字，读序从左向右，为：“周公乍（作）武用丯（戟）”。
我们先看郭沫若和林清源怀疑此为伪刻的主要理由。
郭沫若认为“古戈无胡”，“凡最古之戈仅有援有内而无胡”，“戈之有胡当为戈之第一段进化，其事当在东周前后”，“有胡之戈，由其有铭者观之，大率皆东周以后物。有刻款作‘周公作戈’云云者（见《周金文存》），伪也”①。
林清源认为，“编者邹安云是刻款，兹审铭拓，确如其言。然西周初年不当有刻铭之事，盖铜器刻铭非有刀尖淬火之铁刀不易致力，而此一熟铁局部淬火之技术，春秋晚期始渐盛行，非西周初期可有。其次，戈长胡三穿，内三面磨刃，当属春秋以降之制，亦非西周初期可得而有。合此二端，戈铭之伪已可论定”②。
从郭沫若和林清源所说来看，他们都认为戈铭“周公”是作伪者伪托西周初年的那位周公旦，其目的是为了抬高戈的价值；而根据一般经验，西周时代铭文大都是模铸的，此戈铭文则是刻画的，形制又属东周，因此在他们看来，戈铭内容与该戈形制、铭文的制作方法在时代上不相合，此戈至少是真器伪铭。
众所周知，战国兵器常见刻铭。该戈形制和铭文制作方法都合于战国兵器，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戈铭所见的“周公”，也是战国时代的人物，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伪托周初的周公旦。下面对先秦的“周公”称号及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周公”这一称号虽然源自周公旦，但并非只能指周公旦，后世继承周公旦之采邑和爵称者，都可以袭号“周公”。“周公”这一名号的构成方式，是“采邑”+“爵称”。周公的采邑周，原在西土岐山之下，先周时代为周太王至文王时所都，据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载，“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可见，周公采邑的名称就是“周”，据李学勤先生考辨，其地就是今周原遗址③。周公的爵称是“公”，按传统说法，为五等爵之最高一级。周公旦死后，“周公”这一称号及采地由次子君陈继承并世袭。平王东迁以后，虽然失去了周原采邑，但“周公”这一名号仍然存在。《左传》记载有好几位春秋时代在王官的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等，这些周公都应是君陈的后代，其职官都是世袭“冢宰”。《左传》成公十二年春，周公楚出奔晋，自此以后春秋时代王官无周公。
战国时代又有“周公”。《史记·周本纪》及《正义》引《帝王世系》记载，周考王分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西周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考王弟揭就是作西周、春秋时“周公”称号及其官职“冢宰”的继承人，此官及爵都世袭，后嗣者也都可以袭号称为“周公”。但战国之“周公”既不是君陈的后代，其采邑“周”（即“河南”）也跟西周周公之“周”名同实异。“河南”是指春秋时周天子所居的王城，春秋末年周敬王继位后从王城徙出至下都洛阳，王城因为是周天子的旧都，所以可以称为“周”，战国时代周公之“周”即指王城④。可见，西周时代周公和战国周公的采邑“周”，都因为采地原为周邦旧都而得名。
战国西周桓公及其后代的正式称号就是“周公”，但在传世文献中，他们常被称为“西周君”或“周君”，例如《周本纪》载，“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引按：原文误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称“君”是史家笔法，有贬义，战国西周的主君不会是这样自称，也不会愿意被人这样称呼。
战国周公跟西周春秋的周公名同实异，所以容易发生误会。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的第1、2号残简记载“周公”跟一个叫“狄”的人对话，这个“周公”也是指西周君，最早也曾被误认为是西周初年的周公旦。《太平御览》卷八○二所引《墨子》佚篇也记载了申徒狄跟周公对话，孙诒让《墨子间诂》认为“此周公或为东、西周君”，这是具有卓识的看法。李学勤先生后来由《墨子》佚篇重新讨论长台关竹书，他从孙诒让说出发，认为“考虑到申徒狄以及墨子的年代，此处‘周公’应以西周君为是”⑤。这是正确的判断。众所周知，战国之时的西周还曾分裂出另一个小国“东周”，根据以上讨论，称“周公”就是特指西周之君主，因为当时东周君也应该采取“封邑”+“爵称”的方式来称呼。据《周本纪》载，东周君封邑是“巩”而不是“周”⑥，所以不会也称为“周公”而跟并存的西周君主称号相混。
由此来看，凡是战国时代题铭中只称“周”的，大概都是指西周，而不会是东周。1987年出土于河南登封县八方村的一件戈，内上自内端向栏方向有铸出的阳文三字“周右库”⑦，此戈也应属于战国之西周。周右库戈的刃内作斜方式，有加宽的戈栏，这跟同属于西周小国的周公戈形制类同，也能证明周公戈的铭文不是出于伪刻。
根据以上对各个时代“周公”的讨论，这件战国戈铭的“周公”就应该是指战国时代的某位西周君。该戈铭文内容与器物形制、铭文的制作方法在时代上不矛盾，上述郭沫若、林清源疑伪的主要理由也就不攻自破了。
顺便可以指出的是，郭沫若、林清源所说“早期金文多出于模铸”，虽然代表了一般认识，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前些年，上海博物馆入藏西周晚期晋侯稣钟的长篇铭文都出于锐器刻画，是一个显例⑧。此外，著名商三句兵之一的大祖日己戈铭文有一处“且（祖）日丁”之“且”字也是在铸成以后加刻⑨。因此刻划金文的技术既可以追溯至商末，在西周时代也一直存在，并不是要迟到春秋末期才能出现。
判定此戈铭刻不伪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该戈的自名为“丯”。
此戈刃内，根据我们的研究，凡是刃内的戈都是作为复合兵器戟的戟刃来用的⑩。铭文所见戟类兵器自名之字，有一类是写作从“丯”得声。例如，曾侯乙墓出土有三戈一矛同柲的戟，其自名写作“
”，裘锡圭先生认为此字当从“丯”声读为“戟”，他说：“‘戟’字，滕侯昃戟作‘
’，从‘各’声（见《积微居金文说》第112页）。‘’字当从‘丯’声。《说文》有‘
’字，疑与‘
’、‘嘏’等两半皆声之字同例，似‘丯’声在古代有与‘各’相近的一种读法，故‘戟’字可以从‘丯’声。”（11）
根据韵文押韵和字书反切材料，上古音“戟”是铎部字，而传统认为“丯”及从“丯”声的字（如“契”、“絜”等字）上古音归祭月部，两者韵部似乎远隔。裘先生认为“丯”可能有与铎部字“各”相近的一种读法，当时只能举出“”是两半皆声之字这一条材料。后来发现的郭店简《缁衣》篇“君子言有物，行有
（格）”、“精智（知），（略）而行之”（第37、38、39号简），两处“”字在上海博物馆藏《缁衣》19号简中均写作“
”。“”、“”皆从“丯”声而读为“各”声”（12）。这说明“丯”确实有跟铎部字读音相近的读法，因此“”可以读为“戟”。
据此，周公戈自名“丯”自然也能读为“戟”。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一件戈的铭文为“七年得工戋，冶左官”（见《集成》11271），其自名为“戋”。相同写法的字见于包山二号楚墓出土遣策竹牍“车戋”，同墓269号竹简“车戟”之“戟”字写作“”（13），可证“戋”即“（戟）”字的两部分偏旁的借笔合书，“丯”跟“戈”公用竖划和一横笔。黄盛璋先生认为七年得工戈的国别属于东周，此说可信（14）。由此来看，两周地区兵器刻铭的“戟”字写作“丯”或从“丯”声之“戋”，是地域特征。
以上我们分析了戈铭“周公”和“丯（戟）”的含义及其时代和地域特征，可以说明此戈铭文和形制都合于战国时代西周兵器，早期的作伪者断没本事造出这样没有破绽的伪铭来。从拓本看，刻铭逼近内刃，有的笔划在修整内刃时被磨损，这表明刻铭在先，修刃在后，这种情况常见于战国兵器（15），也不会是伪刻者所能想到的。
林清源先生在“戈铭之伪已可论定”之后，又曾“由是复审其铭文字体”，如“周”字、“乍”字、“武”字、“公”字，“皆与周秦习见之体殊异，因之益信其铭伪也”。实际上翻翻有关文字编就可以知道，周公戈这些字均符合战国文字的通常写法。林先生是先有戈铭伪造的成见，才会越看越觉得字体可疑。
此戈铭读序从左至右，虽然过去没有人把这一点作为疑伪的理由，但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疑虑，这里稍作说明。林清源先生曾指出，郾王戈铭文常采取由左至右的读序（16），我们发现某些齐系戈铭文也是这种读序（17）。因此周公戈的铭文读序虽属特殊，但在战国兵器铭文中并非孤例。
最后让我们看看江村治树疑伪的理由。
江村治树曾发明新说，认为凡戈铭“用戈”的，是特定的贵族个人所使用，这类戈都有比较豪华的装饰或造型，因此他认为周公戈铭文相对于君主、贵族之用器过于粗糙，可以考虑是假托周公的伪作。此外，他还指出周公戈栏的形式近似于被认为是燕成侯所作的郾侯载戈（《集成》11220）（18）。
江村治树强调该戈的形制近于战国时代的郾侯载戈，恐怕也心存铭文假托西周时代周公旦的疑虑。但是他没说他所认为“周公”的时代，我们不好在前文把他和郭沫若、林清源的看法一起评论。跟郭、林二位先生不同，江村治树又指出所谓“用戈”的问题，这让我们不得不就此略加讨论。
据本文上述，此处“戈”为“丯（戟）”的误释。我们认为，“武用丯（戟）”的含义有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武”是讲此戈为出征作战时所专用，不同于在某些仪式上所使用的戈；二，“武”有可能是某个特定配属部队的简称，“武用戟”言此兵器为“武”这个部队所用；三，“武用”是一个词，《汉书·五行志》“马，武用也”，“武用”犹言“军备”。由于铭辞简短，“武用戟”目前仅此一见，所以此戈到底是给一般军卒使用的，还是属于周公自用，仍是一个尚可讨论的问题。《周金文存》编者邹安评论该戈：“刻文劲秀，确是王朝书，殆东征时所用欤？”虽然铭文劲秀与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即便此戈铭文不劲秀，也并不妨碍它可能是周公所自用。江村治树怀疑包括“周公戈”在内的某些铭文是伪作，不过是想否定对他的新说“用戟或用戈多精美或特殊”不利的证据。平心而论，他的这个说法虽有一些道理，但并非绝对没有例外。
综合上述，本文已经可以充分证明周公戈铭文不伪。从此戈具有宽栏的特征看，其年代应属于战国中期。该戈铭文可以见证战国时代西周君主的称呼方式，并反映了两周地区的铭刻特点，因此是一件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物。战国时代的西周和东周是两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小国，但目前可以确定为两周的兵器还很少见（19）。本文给这件过去曾被认为是伪刻的周公戈翻案，不啻新发现一件可信的文物，为有关研究增添了一项新材料。
[有关周公旦采邑的问题，在2000年发现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后定名为凤凰山遗址）之后，学界多认为周公庙遗址更可能是周公采邑。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所载的报告与研究。]
注释：
①郭沫若.说戟.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179、181.
②林清源.两周青铜句兵铭文彚考.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68、72、79、81.
③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周原与周城.新出青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27～229.
④a.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东周王都.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34～245.
b.吴荣曾.东周西周两国史研究.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133～147.
⑤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332.
⑥《周本纪》记载西周惠公“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周比亡之时仅存七县，其中有巩。据《周本纪》，在周王赧时，周王赧自东周洛阳迁回西周王城，东、西周分治，此后洛阳可能也根据惯例称为“周”，传世有地名为“东周”和“西周”的两种圆钱，其年代上限似当在周王赧徙回西周王城以后。文献虽然记载东周君居于洛阳，但没有东周君以周王赧徙出以后的洛阳为采邑的说法.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登封县八方村出土五件铜戈.华夏考古，1991，（3）：30～31.
⑧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七.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⑨集成·11401。此戈也曾有人疑伪。马承源先生认为此“且”字是用琢玉法刻琢出来的，跟虢季子白盘铭“五十”二字的制作方法相同，此说可供参考。见马承源.商代句兵的瑰宝.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09.
⑩程瑶田《通艺录·冶氏为戈戟考》自言最初以柲端之矛为戟刺，刺之有无为戈、戟之分野；后来放弃前说，改称内上有刃之戈为戟。我们认为，柲端有矛跟是大多数戟同时并存的两个特征，但传世戟常常戈、矛离散，因此内上有刃是判断属于戟的戈头（戟刃）的重要标准。有关情况详见另文.
（11）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7）：33。裘先生又认为，“戟”跟“丯”可能也有“祭”、“月”、“元”一系的读音：“又‘戟’在古代亦名‘孑’（《左传》庄公四年）‘孑’、‘丯’（古拜切）古音同声同部（‘孑’为入声），也可能‘’本读‘孑’（‘戟’字似本从‘倝’声，‘孑’、‘倝’阴阳对转，音亦相近），后因同义换读（如‘石’也读为‘担’）而变读为‘’”.
（12）a.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0.
b.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
（1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图版二一一、二○六.
（14）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三题）.古文字研究，12.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例如《集成》11406、11308、11330号戈等.
（16）林清源.《殷周金文集成》11384号戈铭文读序检讨.见：第三届国际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423～437。又见其著《战国燕王戈器铭特征及其定名辨伪问题》24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一分。《集成》著录11015号“王（？）祗之戈”、11268号“庚（？）寅戈”、11093号“雍王戈”都是从左行读起，根据林先生这一论断并综合字体和器物形制特征看，也都可以考虑为燕戈.
（17）例如《集成》11035、11036、11082、11120号戈等.
（18）江村治树.春秋战国时代の铜戈·戟编年と铭文.东方学报，52，1980.
（19）目前所知，除本文所述三件戈以外，另有属东周的四件矛：《集成》11504、11505著录“东周左库”矛两件， 1971年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白设范窖藏曾出土“东周左库”、“东周右库”铭文予各一件，未发表。可参看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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