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仁义思想及其实践(二)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典籍之一，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其治国理政的智慧对当今社会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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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世东
推行仁义的方法
以人为本，本理国固。《霸言》篇围绕如何实现霸王之业展开讨论，主张君主“欲用天下之权，必先布德诸侯”，圣明的君主要“务具其备，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要以百姓为本，王者之心要方正而不偏执。该篇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的治国理念，“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一是君主应该让百姓能安定生活。“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这就是为什么“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君主一定要懂得“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要想拥有天下，必先争人。进一步指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意思是说，明君要想拥有天下，必须先争取人心，要广施恩惠，结交诸侯，这样坚持下去，百姓才会归顺，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大。二是君主应该采用仁义德行治国。《霸言》中说：“无德而欲王者危”，告诫君主，如果缺乏德行而妄想称王称霸是很危险的。作为君主“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提出“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认为君主要想称王天下，必须懂得“德义胜之”的治国道理。不仅如此，“王者之心，方而不最”，成就王业者的心，必须方正而不偏执。只有君主实行公道之心、秉持公正理念，才能使百业昌盛，百姓顺从。因此，在制定政策法律时，要顺应民心，“立政出令用人道”；在执行政策法律时，要讲求公平正义，“以正使之”。这样以德义、人道理念来治国理政，体现了以德治国精神。三是君主应该以民为本施行德政。《霸形》记述了齐国图霸的理论和实践。齐桓公问管仲：“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管子的回答明确指出民为君本，君主应当懂得怎样固本培元，巩固根本。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君主就要顺应民心。为此，他建议齐桓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齐桓公采纳了管子轻赋税、缓刑政、不劳民三项举措，并立即实施，用于治国实践。第二天对官吏颁布法令：“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通过实行这些仁义德政举措，齐国“民归之如流水”。
对于贫困生来说，贫困生档案是获取相关补助和奖学金的重要依据，为确保准确、无误、完整的留存贫困生档案，每年在固定时间都要建立新的贫困生档案，对已存的档案要进行核对，做相应的更改和调整。
与时俱进，顺应民意。治国的基本要求，得天时是首要的，得人心是关键。《禁藏》篇指出：“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要遵从一年四季的季节规律，春夏秋冬顺时施策，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为此，要做到“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可以达到“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可见，按照时令规律，顺时施治，才能内外无忧，民富国强。他还进一步论述道，善于治国的君主必须首先了解百姓拥有土地的情况，要懂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于百姓生产的重要性。“田备然后民可足也。”因为满足百姓生活的条件是吃和穿，而食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地和水。让百姓生存下去的食物产出是有一定标准的，“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也就是说，按照每人三十亩土地够吃一年，一亩收粮一石，一人就是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于十石粮，米糠秕谷和畜产品相当于十石粮，那么每人共有五十石粮食，还有布帛麻丝未计在内。可见，国家要按照这样标准，让百姓占有土地，最终才会做到“国有余藏，民有余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五辅》提出“德有六兴”，主张改善民生、疏导财货流通、改善交通、减税宽刑、救人之急、赈济灾害。首先就是关注百姓生产生活方面的“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要求君主及时下达发展生产命令，发展农业生产。《君臣下》说：“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君主如果不及时发布政令而耽误了农时，致使百姓不成为其百姓，继而也就不能执行守战任务，这是君主的过失。为了避免过失，君主必须重视农业。适时发布君令，推行仁义之道。《山至数》说：“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是说圣明的君主要用政令的缓急来治理国家，用政策的放收来控制国家，用轻重之术来盈利，用仁义之道来推行，因而能与天地同存。强调这是成就王业的君主的根本纲领。“王者乘时，圣人乘易”。君主要审时度势，赈济不足的百姓。因为君主对百姓失去控制就是失去基础。《山至数》又说：“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这告诉君主要把握时机而实行进退，将国库粮食留存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七全部放贷出去，赈济不足的百姓，显示自己的仁义。要采取多种办法来控制粮食价格，解救生活困难者。一是对付大夫，粮食分散导致谷价下跌；二是以乡、家的高价粮，来征敛大夫的粮食；三是投放粮食财货，散布仁义之名，平抑万物价格。成就王业的人要善于把握时机，圣明的君主要善于把握变化。
推行义体，导民行义。首先，实行七体，匡扶社会风气。《五辅》中，管子提出“民知德矣，而未知义”，劝导君主要“明行以导之义”，通过推行义来引导百姓，整肃社会风气，并详细论述“义有七体”：即“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是说，以孝敬父兄、慈爱和顺来供养家属，以恭敬忠诚来侍奉君主，以公正合宜来实行礼节，以严整谦逊来避免犯罪，以节俭省用来防备饥荒，以纯朴专一来防备祸乱，以协调和睦来防备敌寇。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因此说“义不可不行也”。
其次，设立官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国准》论述国家的平准政策，认为君主要“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要求君主设立官职，任用贤能，避免杀戮，倡导仁义，利用天道稳固来安定自己。什么是贤能的人才？《立正》篇提出，君主用人必须注意三个方面：“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强调用人必须使用品德与爵位相称、功绩与俸禄相称、才能与官职相称的人才。因而“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强调道义品德和功绩能力没有展现的人，不能给与爵位和俸禄，尤其是那些治理政事不能取得百姓信任的人，不能担任重要的官职。此外，还要避免用人失当和用人错误，“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可安排君子失当，也不可错误使用小人。“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并且告诫君主必须慎用四种人：标榜道德但做不到仁，见到贤能但不能谦让，优亲厚友而处罚不公，忽视农业生产而轻率征税。“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君主必须慎重对待这四种人，这四项巩固权力的措施，是事关治国安邦的大事，是国家安危的根本。管仲郑重告诉齐桓公要使用“有道之臣”，千万防止使用“无道之臣”。《四称》中就记载了几类无道之臣：结交不仁之辈，专门攻击贤者，遇贵如逐财货，逢贱如同路人；财货贪得无厌，酒食竞相争吃，不去亲近善人，专门亲近同伙；为人傲慢不敬，不愿交结善士，私下勾结小人；不去排解纷争，一味鼓动诉讼，整天沉湎饮酒，行为仪容不端；以及捐弃贤才善士，援引市侩门徒，入朝凌越等次，出朝结党营私，互赠财货相交，互请酒食相亲，都来惑乱君主，君主一旦有祸，人人各保自身，等等。这些“无道之臣”千万不能任用，否则，要祸国殃民，危及政权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