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苏联出兵波兰与英国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苏联论文,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出兵波兰东部对于战时欧洲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作为波兰安全的保护国，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为实施对德战略，防止苏德结盟而对苏联的行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积极改善英苏关系。英国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直接关系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是战争初期英国战时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 英苏关系 苏联出兵波兰 英国战时外交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标志着战前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大转变，即由积极的倡导集体安全转变为消极的避战自保。这一转变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大战爆发后苏联对于波兰东部的进占，从而使波兰在事实上遭到了历史上第四次被瓜分。毫无疑问，苏联的行动对于英国——波兰安全的主要保证国是一次严重的冲击，英国的反应对于战争形势的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苏联出兵波兰前后英国对苏政策作一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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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这是继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后介入波兰问题的第三方势力。欧洲的战争形势陡然复杂起来。世界舆论对于苏联的行动普遍采取谴责的态度：9月18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题为“斯大林动手了”的评论文章，指斥苏联的行为是“德国动手行凶而俄国来分赃！”同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将苏联描绘成“德国狮子身边的鬣狗角色”；法国的《费加罗报》则发表文章提出了应否对苏宣战的问题。甚至德的盟友意大利和日本的报纸也承认苏联的行动“打消了不幸的波兰残存的最后希望”、是“对德国在德波冲突中的帮助”等等。事实上，正如德国报刊指出的，苏联的行动正是依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彼此完全谅解的条件下进行的。[①]
苏联在世界舆论的抨击下，一方面照会各国政府阐明中立立场，一方面与德国合作加紧对波兰的占领：
9月18日，苏德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双方有义务在波兰恢复秩序。
9月22日，苏德划定了彼此在波兰占领区的分界线。
9月28日，苏德签订《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条约重申双方在前波兰国家境内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义务，划定两国边界并约定共同“反对第三方对于该解决办法的任何干涉”。[②]
遭到灭顶之灾的波兰政府自9月17日起便一再向英国呼吁，希望盟国承担义务对苏宣战。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波兰安全负有条约义务的英国政府在苏联出兵波兰的问题上态度非常谨慎，官方的反应仅仅局限于9月19日发表的一份措词考究的声明。宣布“根据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能认为苏联的进攻是‘有理的’，这些事件的全部含义尚不明确。”“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丝毫改变政府的决心，在全国的全力支持下去履行对波兰的义务，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直至达到目的为止。”[③]
声明的措辞是经过认真推敲的。一方面强调了英国承担对波兰义务的决心，驳斥了苏联出兵的借口，表明了反对瓜分波兰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没有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行动，一句“事件的含义尚不明确”为它维持与苏联的关系留下了余地。这与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而易见，在波兰问题上英国对苏联的行动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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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容忍态度是服从于英国战时总体战略的需要的。它的主要动机是防止苏德结盟。
9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在阐述英国对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的态度时强调要服从反德大局，即“考虑如何在与德国的冲突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和波兰的共同利益”。[④]当时英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战败德国。英国首相张伯伦在9月20日于下议院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欧洲从它对于德国侵略所抱的那种永久反复出现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使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保持他们的自由和独立。”[⑤]这个针对纳粹德国的战略构想早在1939年初便由英国军方与法国军方研究后共同提交政府备用，其要点在于战争初期的防御，正如其报告所指出的由于德国的战争准备远比英法充分，特别是空中和地面均占有优势，而英法方面仅是海上和综合国力方面强过对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抵御直接针对法国或英国或者是同时针对英法双方的进攻。为打败这种进攻，我们必须集中我们全部的力量，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战略是防御”。[⑥]在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构想中，波兰的利益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它的灭亡在英法研究该战略过程中也被设想到了。由于奉行防御战略的英国在波兰遭到德国侵略时无心也无力给它切实有力的援助，而单凭波兰的力量又是无法抗衡德国的。所以，1939年7月18日，英国政府在一份有关波兰利益在对德国战略中总体地位的备忘录中强调：“作为一个总的要点，我们要强调的是：波兰的命运将取决于战争的总结局，而战争的总结局本身又取决于我们彻底打败德国的能力，而不是我们能否在开战之初减轻波兰所受的压力。这一点必须成为我们采取行动时所要考虑的头等要事。”[⑦]由此可见，波兰在英国对德战略中的地位充其量是一张挡箭牌，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当英法与德国发生冲突时可以构成一条东部战线，以便牵制德国部分军事力量，为英法备战赢得时间。事实上英国在制定对德战略的过程中所关心的也正是一旦与德国作战，波兰能牵制德国多少个师，能够坚持多长时间等等，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在开战之初保卫波兰的安全与生存。因此，英法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宣而不战的表现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然而，战争形势的进展出乎英国的预料，波兰的迅速遗退打碎了英国的如意算盘，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寻找一个新的、可以替代波兰的盟友以维持这条正在消失的东方战线。不言而喻，战前一度与英法积极筹建反德统一战线的苏联此刻自然成了英国的首选对象。但是，英国战前一再推行的绥靖政策已使其错失良机并且令英苏关系产生了裂痕：8月23日，苏联放弃了与英法联合对德的努力，转而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苏联回敬英法绥靖分子的当头一棒。此举不仅使英法在与德国的私下交易中失掉了一张俄国牌，而且使英法面临与德国冲突的危险。正如英国自由党领袖辛克莱点明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含义是“希特勒今后的领土要求，将不在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在大英帝国来找寻。”[⑧]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宣战。苏联则宣布中立，置身事外。这使英国的绥靖政策彻底落空。面对形势的急剧恶化，英国日益意识到争取苏联合作的意义，并且作了初步试探。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政府便授命驻苏大使W·西兹探寻苏联是否可能为波兰提供战略物资或允许英国的援波物资过境，结果发现苏联对此毫无兴趣。[⑨]
绥靖政策的后遗症为英国谋取与苏联的合作设置了障碍，而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又为英国排除障碍提供了一个机会。
苏联在波兰的行动无疑加速了波兰的灭亡，这对于英国来讲是沉重的一击。同时，苏联在进兵波兰过程中与德国盟友般的合作更令英国忧虑。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巴特勒明确指出：“苏德的合作将对英国形成可怕的危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⑩]但英国在忧虑之中又看到了争取苏联合作、重建东方战线的希望。因为苏德在波兰领土上的直接对峙增加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对英国分化苏德是有利的。英国军方早在9月17日向内阁递交形势报告中便指出了这一点，强调苏德间缓冲国的消失增加了二者离析的机会，因而在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不用惊慌。[①①]英国下院议员罗伯特·布思比强调在处理该问题上要抛开道义先考虑国家利益，主张谅解苏联，因为在英国需要一切可能的援助时谴责苏联将有损英国的利益。[①②]英国驻苏大使西兹也主张在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应采取慎重态度。他强调赢得苏联的合作将不仅可以增加对德国作战的实力、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对波兰也会有所帮助，故与苏联保持全面关系并利用任何可能使苏德疏远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①③]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在9月25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地指出了苏联出兵波兰对于建立一条新的东部战线的意义，他解释道：“他们（指苏联）现在已和德国在边界相对峙，而德国要想不防守这个东部战线是决不可能的。它必须留驻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加以防守。……因此一个东部战线是可能存在的。……就现在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俄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应，……是有利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建立这条战线，增强这条战线。”“这种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同俄国重新建立关系。”[①④]10月1日，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对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表示谅解。他说：“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军队以波兰的友邦和盟国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驻守它们现在的阵线，但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阵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令纳粹德国不敢进攻的一道东部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①⑤]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表示他在苏联出兵波兰后对形势的分析，看法与丘吉尔“完全相同”。[①⑥]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在苏联出兵波兰以后所关心的就不是如何拯救波兰，而是如何避免与苏联直接冲突，为增进英苏关系重建反德东部战线而留有余地。要作到这一点，英国政府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设法避免在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承担义务；二、平息国内舆论。值得英国政府庆幸的是1939年8月25日签订的英波互助条约及波兰的“现状”为它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
英波互助条约及附件规定了英国对于波兰的安全负有保证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有限定的。条约正文第一条规定：“缔约一方如因受到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而进行战争，缔约另一方将立即对进行战争的缔约一方给予全力的支持和援助。”[①⑦]但此条约附带的秘密议定书的第一条第一款却对该条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定，指出正文中“一个欧洲国家的措辞应被理解为德国。”[①⑧]这样便使英国只有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情况下才承担上述义务。而对于德国以外的国家，附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如果与缔约一方发生冲突的是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缔约双方将就共同采取的对策进行磋商。”[①⑨]因此，在苏联进兵波兰问题上，英波互助条约的附带议定书便为英国采取灵活政策留下了余地。波兰方面曾试图将英波互助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联。9月17日，波兰驻英大使向英国外交部表示，由于秘密议定书中对于“除德国以外的国家”的指向并未确定，故应包括苏联。同时辩解说：“尽管陛下政府可能一贯注意意大利，但波兰政府则一贯担心苏联。”[②⑩]但是波兰的要求并未被认可。同日，英国外交部副政务次官兰斯洛特·奥利芬特向内阁报告说不能接受波兰的建议，他解释说“苏联侵略波兰并不涉及1939年8月英波协定，因为协定中的欧洲强国已被双方确认为德国。”[②①]9月18日，波兰政府正式递交照会敦促英国履行互助协定，并声明“波兰政府保留请求其盟国立即履行条约产生的义务的权利。”[②②]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则予以明确的拒绝，他表示任何企图将条约解释为适用于苏联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并指出：“我们有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且有决定是否对苏宣战的自由。”[②③]在同日内阁讨论苏联出兵波兰问题的会议上，哈利法克斯又重申上述观点，强调对苏政策应慎重。最后，内阁决定将英国的行动限制在发布一份声明。
1939年10月19日和26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巴特勒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先后就英国对苏政策回答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质询时又重复了同一条理由，即在英波互助协定签字时，“波兰政府和英国陛下政府都理解到，协定应只适用于遭到德国侵略的情况。”[②④]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强调苏联出兵波兰的益处，并且抓住苏德新边界线大体依照寇松线这一点大作文章以平息国内的反苏情绪，为英国的谅解政策辩护。10月26日，哈利法克斯在上议院演讲中表示：“人们必须正视德国与苏联在波兰行动的不同，而且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是符合寇松线的。”[②⑤]他强调在如何判断俄国人占领波兰时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德国人首开不宣而战侵入波兰的先例，否则俄国人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第二，苏联政府的行动，是要把俄国边界推向实际上就是凡尔赛会议时……寇松勋爵所建议的边界。”[②⑥]同时在国内大造舆论为苏联的行动辩护。保守党的报纸《每日快报》表示，“苏联的行动不会给盟国的事业带来损害。”《每日邮报》认为“苏联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来的俄国人不落入德国统治之下”；《每日电讯》则强调“无论未来如何发展，……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出现在希特勒的东部边界，将使他的一大部分军队在西进时被牵制住”，[②⑦]等等。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更明确地表示：“俄国军队占领的不是波兰的领土，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用武力掠夺的领土……如果把俄国的推进同德国的推进相提并论，这就是罪恶的丧失理智的举动。”[②⑧]
在一片谅解苏联的呼声中，英国政府遵循着既定的战略，坐视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仅仅于9月21日承认了波兰流亡政府，这是自9月17日以来英国给予波兰的最大的声援。而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英国的反德优先战略，听任英国采取改善英苏关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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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谋求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努力是从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入手的。其主要成果是1939年10月11日签定的英苏战时贸易协定。
战前英苏贸易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属于临时性质，其基础是1934年2月16日订立的英苏贸易临时协定。为便利双方贸易，英苏于1936年7月30日又订立一项贸易担保协定，规定由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为苏联贸易代表团提供高达1000万英镑的担保，使之可以在英国订购货物。然而，战争爆发后，英国借口战争需要，禁止苏联订购的机床、橡胶、可可等物资出口，使双方贸易产生裂痕。苏联于9月13日指责英国违反贸易协定，并于次日将已起航驶往英国的商船召回。9月15日英国对此作出反应：废除向苏联出口机器的特许令。此后双方的关系陷于停滞。
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以后，英国急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防止苏德进一步接近。英国外交部认为加强贸易关系可以作为改善英苏关系的突破口。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阻挠苏德的合作、为英苏加强政治联系奠定基础，而且可以满足英国战时的物资需要。如当时英国亟需苏联的原木以满足国内战时生产、特别是飞机生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由于英苏贸易关系的僵局而更加迫切。因此，9月18日英内阁开会讨论与苏联贸易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尽一切可能来满足1936年7月英苏贸易协定的要求。除英国战时工业所最必需的机器外，其它苏联所需要的橡胶、锡、铜、机床等均不应在限制之列。[②⑨]并且由外交部发起组织了一个由伦敦商会、英国工业联盟及伦敦谷物交易所的代表所组成的英俄贸易顾问委员会，以促进英苏贸易关系的发展。[③⑩]
9月23日，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召见苏联驻英大使M·迈斯基，这是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大使的第一次被召见。M·迈斯基向哈利法克斯解释了苏联出兵波兰的理由并重申了苏联政府的中立态度，同时也提到了英国政府废除对苏联出口特许证的问题。哈利克法斯则向他提出是否可以缔结一个战时贸易协定的问题。4天后，M·迈斯基拜访哈利法克斯，表示如果英国政府确实认为有必要缔结一项协定的话，苏联政府愿意进行谈判。此后，双方于9月底10月初进行了谈判，并于10月11日签订了一项用苏联的原木交换英国的橡胶和锡的协定。这项由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与英国供应部签订的以物易物的贸易协定，尽管涉及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均有限，但在英国的许多政治家看来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们纷纷强调英苏贸易关系的谈判可以成为达成政府协定的基础。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艾登和外交部政务次官巴特勒甚至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敦促土耳其和法国对苏联施加影响。[③①]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10月14日和26日在上议院的演说中一再强调10月11日的协定应该成为英苏间的一系列类似的协定中的第一个。并且为此目的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从9月下旬至11月底，英国的政要们频繁地与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接触，在各种各样的会晤中，无论是哈利法克斯、艾登、斯坦利（贸易大臣），丘吉尔，还是巴特勒、埃利奥特（卫生大臣），他们向苏联大使传递的都是同一类信息，即过去的事已经过去，英苏关系应揭开新的一页。海军大臣丘吉尔在10月6日会见迈斯基时，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英苏反德的共同利益并大谈两国共同进行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的必然趋势。
但是，英国为改善英苏关系所作的努力并未获得预期的进展。苏联方面对于英国态度的转变是心存疑虑的。鉴于英国政府以往的绥靖政策，苏联认为英国此举的目的在于“将德国与马克思主义隔离开来以削弱它，从而便于与它在一个合理的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③②]并非真心联苏抗德。因此，为避免被英国拉下水，卷入与德国的战争，苏联的态度就是恪守中立，对英国改善彼此关系的努力淡然处之。当丘吉尔发表了英苏联合对抗德的长篇大论之后，迈斯基的回答使他感到无可奈何：“我不敢对未来妄加评断，时间将会证明一切。但目前，我对苏联采取的中立政策很满意，因为它使苏联置身于恐怖的战争之外。”[③③]
除了苏联对于英国改善两国关系所持的消极态度外，另一个妨碍双方接近的因素来自英国国内绥靖分子的阻挠。英国外交部内部成员对于改善英苏关系的看法就不一致，其中典型人物是菲特瑞·麦卡林，他在苏联出兵波兰后强烈评击苏联政策，公开宣称英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不引起事实上的战争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地毁坏苏联的利益。”[③④]另一位绥靖分子保守党议员、前航空大臣伦敦德瑞勋爵在报纸上撰文写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德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一致立场去反对共产主义？”[③⑤]英国《新闻纪事报》在评论国内绥靖分子的活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死硬分子仍在玩弄让俄德互卡脖子而我们得利的把戏，大谈与德国保守政府讲和并一起反对赤色威胁，而不打算增进英苏间的真诚。这种言论随处可见。”[③⑥]
不言而喻，这种来自双方的离心力不仅使英苏政治关系的改善显得渺茫，而且对于双方贸易协定的谈判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英国方面对于贸易协定签字后能否安然实施没有把握，甚至担心苏联会事先通知德国击沉往英国运送原木的船，然后再要求英国履行协定向苏联提供橡胶和锡。10月24日，英国战时内阁讨论英苏签订贸易协定的有关问题。当时苏芬关系趋于紧张，工党议员斯坦福·克里普斯建议只要苏联不侵略芬兰，便要尽快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并力主由一名内阁成员亲自领队。但内阁以规格过高为由未予采纳。最终内阁达成协议：英苏贸易谈判将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苏联进攻芬兰则终止。[③⑦]10月25日，哈利法克斯将英国意见通知苏联大使M·迈斯基，但在11月底以前没有得到苏联的答复。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英国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努力就此告一段落。
总之，二战初期，英国在总体上对苏联采取了一种谨慎的和解态度。当时英国总体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战胜德国，波兰的利益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因而，在苏联出兵波兰问题上，英国从战胜德国优先的战略基点出发，暂时容忍了波兰灭亡的现实，对苏联的行动采取了克制的谅解政策，并且进一步通过贸易谈判的方式，致力于英苏关系的改善。其目的在于改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不利的国际形势，利用矛盾防止苏德进一步接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11月1日向自治领事务大臣艾登解释了英国采取上述决策的动机，谈话中并未隐讳对苏联的潜在威胁的担忧，他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西欧扩散的危险。时间将会表明要么是希特勒可以左右这个运动，要么是这个运动导致他的灭亡。这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危险，而且我们必须下决心来应付这个危险：要么疏远俄国、要么甚至对她开战。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势必会将俄国进一步推入德国的怀抱。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是先集中对付德国的威胁，而这也正是英国政府已决定采纳了的。这就我们应该尽力避免与俄国的公开交恶……。”[③⑧]正是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使英国在苏联进占波兰后加强了改善英苏关系的努力，这种努力一度被芬苏战争所打断，但在战争结束后又迅速恢复，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英苏联盟的最终形成。尽管由于苏联方面的消极态度及英国国内绥靖势力的阻挠，英苏关系的改善在1941年以前成效不大，但不得不承认，英国在战争初期针对苏联所采取的政策为日后二者能迅速地建立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石。
Liang Zhanjun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t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Sovier takeover of the Polish Eastern Provinces changes the balance of European powers at wartime.In order to apply the anti-Germany strategy and to avert the German-Soviet alliance,Britain,as the protecting power of Poland's Safety,considering his national interests,decides to give countenance to the Soviet action.and furthemore to improve the Anglo-So-viet Relations.British reactions to Soviet action effects on the coures of war and itis the indivisable part of Britain's diplomacy at the begining of the War.
Key words:Anglo-Soviet Relation,Soviet Takeover of the Polish Eastern Provinces,Britain's diplomacy at wartime.
注释：
①索德主编：《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各省》（Sword,keith ed.,The Soviet Takeover of the Polish Eastern Provinces,1939—41），麦克米伦1991年版，第291～294页。附录。
②兰萨姆：《1918年以来欧洲历史的文件和材料》（Langsam,Walter,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18），纽约1951年版，第859页。
③⑨、③⑦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Woodward,SirLlewellyn,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62年版，第7、7、16页。
④⑩、①②、①③莱恩：《英国人眼中的苏联进占波兰》（lane,Thomas,The Soviet Occupation of Poland through British Eyes），载于托马斯·莱恩与约翰·希登主编：《波罗地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Lane,Thomas and HidenJohn ed.,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8、145、147页。
⑤、①④、①⑤、①⑥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下部，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68～669、668、670～671、671页。
⑥巴特勒：《大战略》（Butler,Grand Strategy volumeⅡ September 1939—June 1941），第二卷，伦敦1957年版，第10页。
⑦、①⑧、①⑨、②⑩、②②、②③普拉泽墨乌斯卡：《英国、波兰与东部战线，1939》，（Prazmowska,Anita,Britain,Poland and the Eastern Front,1939），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91、203、191页。
⑧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①①、②①、②⑨、③⑩、③④基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苏政策》，（Kitchen,Martin,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麦克米伦1986年版，第2、1、4、6、6页。
①⑦《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页。
②④、②⑥阿诺德·托因比：《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9、49页注1。
②⑤、③②、③③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Naisky,Ivan,Memor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The War 1939—43），纽约，1968年版，第34、34、32页。
②⑦、③⑤、③⑥科茨：《英苏关系史》（Coates,A History of Anglo-SovietRelations），伦敦1945年版，第622～623、627、628页。
②⑧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4卷，上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页。
③①平洛特：《休·多尔顿的政治日记》（Pimlott,Ben,ed.,The political diary of Hugh Dalton），伦敦1986年版，第305页。
③⑧卡尔顿：《安东尼·艾登》，（Carlton,David,Anthony Eden），莱恩1981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