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主张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理由似无庸多说。一则现在已到了世纪之末，距离本世纪初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问世差不多足足有一百年进程，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回顾反思。而若要上溯中国古代有关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则历史更为悠久，可借鉴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这些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真的梳理。其次，从较切近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繁盛时期，著述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立意之新、勾稽之深，均属空前，不仅呈现出异彩缤纷、叫人眼花撩乱的景观，并且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乃至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探究、总结和提炼，以利于今后文学史撰写工作登上新的台阶。再一点可注意的，是最近期间学术界发出的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呼声，它不满足于单纯从事文学史的实践，更要求对文学史工作自身进行理论检讨，或者说，要在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原则来，诸如中国文学史的性质与任务、对象与方法、结构与形态、分期与分段以及文学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与当代、人本与文本、他律与自律、逻辑与随机、宏观与微观诸种关系，虽然在以往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中也常有所触及，而明确归结于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并引起热烈探讨，当属晚近的事，标志着文学史工作者自觉意识的抬头。可以预料，这个趋向终将导致一门新兴学科——中国文学史学学的诞生，它脱胎于原有的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反过来又会给予具体的文学史著述以积极推动；而为了实现这一理论上的飞跃，有必要率先对已有的文学史实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也应该成为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的重要理由。据此，世纪末的反思、新时期经验的总结和当前从理论上建设文学史学的需要，是我主张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现实依据，同时构成从事此项工作的基本的出发点。
由以上的考虑，必然要引起这样两个问题：一、什么是中国文学史学史？二、怎样来研究和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下面就围绕这两点展开说明。
谈到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界定问题，不能不联系其他相关学科作一辨析，首先是同中国文学史的关系。通常所谓的“文学史”有两重涵义，一是指文学自身的客观历史进程，二是指研究者主体对这一进程的理解、把握、概括、叙说，亦即客观历史进程的主观反映，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范畴其实也涵盖这样两个方面，既指文学史学自身的历史演进，而又指人们对这一历史轨迹的清理与勾画。两重涵义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不能没有差别；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因系从编写着眼，故侧重于后一种理解，指研究者视野中的文学史学史。
就后一种理解而言，中国文学史学史与中国文学史实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赖以建构的直接的基础。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是以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的结果便是各种形式的文学史撰著。但是，这一研究工作本身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能成为另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这正是中国文学史学史得以成立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史界说为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研究，那末中国文学史学史便是中国文学历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换句话说，它要对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和追溯、梳理和描述、分析和总结，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史或学科发展史，这可以算作文学史学史的基本定性。
中国文学史学史同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研究史等学科有一定的交叉关系。理论史、批评史研究历代有关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它们都有可能涉及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问题，这就进入了文学史学史的领域。至于文学研究史要求对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作全面概括，则必然包含文学史的研究在内，于是文学史学史的内容便成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学科都不能代替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建构。且莫说理论史、批评史、思想史各有其特定的视角，并非以中国文学史的有关问题为瞩目对象，即使象文学研究史那样包罗广泛，而其中文学史的研究也只是一个局部，不会构成其关注的焦点，更难以形成独特的系列。中国文学史学史则恰恰立足于文学史学科自身的历史进展，它要对这一进程的源流本末作出系统的归纳，就其方方面面加以完整的综合，这是任何别的学科所无法取代的。质言之，以历代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不限于理论形态）为其专门的领域，以文学研究中的“史”的意识为其把握的核心，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个性所在，也便是文学史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史、批评史、思想史、研究史等的主要表征，当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还要看一看中国文学史学史和拟议中的中国文学史学学的关系。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都是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实践作为自己的对象，力图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架构，并由此共同成为原有中国文学史学科派生出来的新学科，有如一母所孕的双胎。但两者在性格上又很有差异。史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侧重在历史进程的概括；史学学作为文学史原理的探讨，着眼于理论方法的总结。前者属历史科学，后者属理论科学，其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都并不相侔。比较而言，史学史的概括较贴近于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史学学的理论总结则更需要高度抽象，所以又可以将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作建构中国文学史学学的准备，前者因亦成为向后者过渡的桥梁。于是，从中国文学史到中国文学史学史，再到中国文学史学学，又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的三级结构，而史学史在这一学科集合群里的中介位置和承上启下的意义便也昭然若揭了。
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即怎样研究和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这里牵涉的方面很多，不是一篇短文所能交代清楚的。我们暂且将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如怎样收集和整理资料，怎样提炼出史学观念和逻辑架构，怎样着手编纂和采用什么样的体例、文风等）略而不谈，着重议一议如何把握文学史学史的内在结构，亦即其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是建立一门学科的知识系统的必备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又有两个方面需要顾及：一是横向的关系，即文学史学史这门学科由哪些层面构成；二是纵向的关系，即文学史学的历史发展该如何分期分段。一纵一横，一经一纬，两条线索串起文学史学史的内在结构，共同交织成它的学科体系。这是学科赖以建立的结合点，也是我们研究和解析这门学科的切入点，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切入。
中国文学史学史是由哪些方面内容组合而成的呢？众所周知，文学史的撰写离不开史料、史观、史纂三个方面。依据一定的史料，运用一定的史观，整合并落实为某种史纂的形式，这就有了文学史的著述；而要评价一部文学史，也越不出对其中史料、史观和史纂形式的分析。扩大开来看，要对一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总貌作出论断，必须全面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史学在史料积累、史观创新以至史纂编结上所达到的程度；而若要对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历史进程加以概括，当然又需要从史料的拓展、史观的演进和史纂体例的因革完形等方面作系统的追踪清理。于此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其实是由文学史料史、文学史观史和文学史纂史三个层面合成的，三者的分流并驰和交相为用，奠立了文学史学史的基本架构。
那末，三者各自的内涵与相互间的关系，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首先，史料史，指的是文学史料变化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它不断得到拓展的趋向，这是整个文学史学史赖以发展的基础。文学史作为历史，不能没有史实的依据；史料愈丰富，史实愈充足，文学史的撰写便愈能得心应手。所以我们考察文学史学科的成长，必须以史料的拓展为重要尺度。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史料的变化积累不只有拓展一种趋向，也还有订正、辨伪即清除废料的方面，“拓”与“收”是同时并举的。但从总体上看，史料的积累日趋丰富，“拓”应该是基本倾向，史料史毕竟要以拓展为其主线。
文学史料的拓展又有多种形态。其一是由当代文学资料转化为文学史料。任何时代的现实的文学活动其实都是历史的延伸，它和文学史的进程是一脉相承的。但处在当时代的人们并不把它当作历史，即使留下各种资料，也很少从“史”的角度来加以观照和整理，往往要等资料积累到相当幅度，时间上也形成一定的跨度，当前的这一页已然填满和即将翻过，这些资料才会被串合进历史进程而加以有系统的阐释。中国历朝以至近、现、当代文学资料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由现实向历史的转化过程，这可以说是史料拓展的最普遍的形态。其次是文学史新分支的确立，也会带来史料范围的扩大。比如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戏曲和各种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形式长时期来不被认可为文学创作，有关资料也往往不作为文学史料来加以收集珍藏，只有当这些文学形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它们的生命力的焕发受到人们注意，文学史家开始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时，新的史料学分支才有可能建立。同样道理，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主题史、意象史、范式史、区域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外比较文学史诸种概念，也必然会带来文学史视野的展开和文学史料的拓新。史料发展的第三种形态是非文学史料向文学史料转变，“红学”的演进可以作为典型例子。在“旧红学”阶段，《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鲜为人知，他的生平和家世也得不到文学史家的关注。“五四”以后的“新红学”考定曹氏是《红楼梦》的撰人，认识到小说所写的故事里有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子，于是其生平事迹、亲朋交游、家世渊源乃至旧居遗物一一被勤心发掘勾稽，都进入了文学史料的行列，《红楼梦》的研究便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当然，在这过程之中，原来被视为小说底本的如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情事、纳兰的家世等，则被剔出“红学”研究的范围，说明文学史料的拓展与清除确实是并存的。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失落或遗忘了的史料的重新发现。本世纪初甲骨文的出土和敦煌文献的重见天日，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文学史料，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史的建设，是人所共知的。至于那种有意识的“遗忘”，造成某些方面的史料长期湮没不彰，待到机运转换再重加发掘并表而出之，这在文学史研究的进程中亦非罕见。总之，文学史学史要把史料的拓展过程和演变规律作为总结学科发展史的一项重要课题，自是义不容辞的。
如果说，史料的拓展构成文学史学发展的基础，那末，史观的演进则对它起着主导作用。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凭藉史料，亦须立足于某种观点。因为历史从来就不是什么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同观照着它的主体紧相联系的，在不同历史观念的烛照之下，史料的组合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如说，同样是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传统文学史家心目中大多显现为一正一变、一盛一衰的循环，到“五四”以后新史家眼光里却分明看出一条进行、演化的线索，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分解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至于时下用辩证论、突变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等各种观念加以观照，更将汇聚成五光十色、奇姿异彩的景观。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历史，文学史不能不一再重写，原因即在于此。故而我们讨论文学史学的进展，亦不可光着眼于史料的拓展，更须注意其整合史料、建构历史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演变，也就是文学史观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演变较之于文学史料的拓展，更足以标示文学史学的总体取向。刚才谈到的从循环论到进化论，到阶级论，再到当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演进，不正体现出中国文学史学自身性质的转换，提示了这门学科由传统向近代、现代过渡的轨迹吗？
史观的演变既然在文学史学的建构上占据主导位置，它和史料的拓展便不能不交互影响。后者为前者提供材料的依据，前者反过来对后者起着引导和规范的作用。我们看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稳定，为循环论文学史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循环论模式的建立，又使得文学现象间正变盛衰交替的秩序得以巩固。同理，中国近世文学的新变和“五四”以后新旧文学的尖锐对立，给予进化论乃至阶级论文学史观的出台以有力支持；而在新的历史观念支配下，原有史料中的文学进化和阶级对立的迹象则被逐一发现出来甚至予以放大。延及前段所举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开拓和新旧“红学”的更替，其实也都有一个由史料发现引起史观转换，再由史观变革回过头来推动史料拓展的过程，史观史与史料史这两个层面总是这样相互渗透、相互推移的。
史料与史观构成文学史研究的两极，史纂则是它们的结合点与中介；换句话说，一定的文学史观念和一定的文学史现象，正是通过某种历史编纂的形式而联结在一起，成为具体的文学史著述的。这一史纂的形式也有它自身历史演化的过程，包括从不独立到独立，从不完形到完形；包括其范围的伸缩变化，如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分体史、区域史、民族史和各种专题史的编写；也包括其体例的多样化发展，如编年体、传记体、类别体、流派体、纪事本末体以及各种综合性体例。对文学史纂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追溯，亦是中国文学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
还要看到，史纂既然是联结史料与史观的中介，它便不能不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就要受两方面的制约。比如说，早期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一般只容纳古代文学史，即使写到一些近现代文学变迁的内容，大多也是附在古代文学的末尾，并不作为独立的时期划分出来，这显然跟近现代文学史料尚处于初步积累的阶段，没有形成单独的史料学分支有关。而后，随着这方面史料的渐趋丰厚和整理工作的逐步加强，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逐渐由附庸蔚为大国，不仅形成独立的专题，且有了专门的撰著，表明文学史新分支学科的诞生。这应该是史料制约史纂的明证。另一方面，文学史观念的演变也曾给予史纂编结以重要影响。例如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一向以诗文论述为大宗，戏曲、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跟古代史家观念里崇雅贬俗的偏见分不开。但二十世纪以来，率先问世的分体文学史撰著恰恰是戏曲史和小说史，诗、词、文、赋各史居后，自然又是文学观念变革、民俗文学受到重视的结果。此外，象妇女文学史、劳动文艺史、抗战文学史在二三十年代的相继出现，亦明显打上民族民主革命形势下社会思潮变迁的烙印；而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区域文学史在晚近的兴起，更是改革浪潮下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编纂上的投影。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限于就史纂谈史纂，应当力求透过史纂形式的演变，来全面把握史料史、史观史和史纂史三者的相互关系和演进线索。
附带说明一点，即文学史学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体现了这门学科与其他方面的关联。所谓文学史料无非是历代文学创作和接受活动的留痕，文学史观与各种文学观、历史观、哲学观、美学观息息相通，文学史纂的体例、方法、文风也必然要受时代学术风气的制约，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特定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土壤和氛围。所以，把握文学史学史的内在建构，同时意味着把握其外在的关联，这也是编写工作中所不能忽略的。
现在可以转而探讨中国文学史的纵向发展，也就是它的分期分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通过历史的分析以揭示其自身的逻辑，使得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成长和演变的内在秩序得以显露出来。
大家知道，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发端于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而且是在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不仅“文学史”的名称传自“舶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撰著也由日本人古城贞吉和英国人翟理士分别用日文和英文写作，并于1897和1901年在他们国家里出版。由于事属草创，且系外国人来谈论中国的文学，其疏浅与舛误自不待言。但这股风气很快传入国内。1904年林传甲出任京师大学堂教席，设置中国文学史课程，当年编成讲义，于1910年正式出版。约略同时，黄人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亦编有中国文学史教材，由国学扶轮社印行。自此，中国文学史的著述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文学史研究成了一门显学。据此，我们将独立形态的中国文学史学的创建设定于二十世纪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文学史研究。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有关作品和作家的资料大量收辑于历代总集、别集、史志、书目、诗话、笔记以及文人传记、年谱等文献，是一笔丰厚的文学史料。历朝文人在其创作实践和批评活动中，为了借鉴传统的需要，都不免要溯及文学流衍变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各种关于“源流正变”的观念，这就是他们的文学史观。而他们依据一定的观念，对当代或前朝的文学流变所作的评述，尽管散见于各类序跋、题辞、传论、奏议乃至书信、杂著之中，实即当时的文学史纂，不过尚不具备完整的史纂形式罢了。正因为尚不具备完整的史纂形态，所以我们认定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史学彼时未告正式成立，但其间积聚的史料、建立的史观和已然出现的各种形式有关文学流变的评述，则仍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今人撰写文学史专著也少不了倚仗这些成果。因此，在建构中国文学史学史时，不宜将传统的积累从这门学科的机体中一刀切除，合适的办法是把整个历史进程划分为两大块：十九世纪以前（古代部分）作为文学史学的前学科（或称潜学科）时期，二十世纪（近现代部分）则是文学史学成为独立学科（或称显学科）的时期。前者又可称作传统的文学史学，后者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亦不单着眼于文学史撰著的形态，还包括古今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的不同而造成文学史内涵与外延上的歧异，包括古今历史观念、哲学观念的不同而造成文学史范式的对立，甚至包括古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和编纂体例上的差别等等，兹不一一列举。
以上对文学史学进程的两大块划分，自然是十分粗略的。进一步的考虑，便可以从各块内部再划出若干较小的段落，以期更具体地显示这门学科由胚胎、完形以至生长、壮大的历史逻辑性。由于传统文学史学阶段独立的学科形态尚未构成，我们不能不主要参照文学史观的演进来把握其发展线索，同时兼顾史料的拓展和史纂形式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正式成立，学科自身的成长轨迹便成为我们注目的中心，当然也不忽视文学史观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依据上述考虑，姑且将文学史学的古代部分大致划分为六个段落，近现代部分划分为四个段落，前后两期共十个段落，分述如下：
1.先秦两汉，是传统文学史观和史学的萌生期。这个阶段其实又可分解为两小段：先秦时期尚未有成形的文学史观念产生，更谈不上文学史学的建构，只是在先秦诸子和史家有关观乐观志和言辞辩说的讨论中，触及古今雅俗、先王后王之类命题，算是为文学史观的萌生种下的胎芽。两汉时期文学创作的积累已有一定规模，文学自身的流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毛诗》《郑笺》的“风雅正变”说，扬雄、班固的“诗赋源流”说，以及从刘安、董仲舒到桓谭、王充诸人对文学和文辞古今宗尚的论辩，标志着传统文学史观的诞生。与此同时，原始的史料学也在经传、史志、诸子以及最早的文学总集和书目文献中渐见滥觞，传统文学史学粗具雏形。然而，这里所说的“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往往同一般学术文化的内涵相搅合，充其量是一种“杂文学”，这也是传统文学史学不同于今天的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表征。
2.魏晋南北朝，是传统文学史观和史学的演进期。两汉时期关于文学和文辞古今宗尚的辩论，到魏晋正式展现为文学史观的分流，反映在挚虞和葛洪的趋向对立的言论中。到南北朝更形成复古、新变、通变三条不同的路线，围绕文学创作中“质文代变”的主题展开争议，奠定了传统文学史学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三派理论观念相对峙的格局。这期间，由于文学自觉观念的抬头和文学分科趋势的发展，文学史料的积累走向专门化，体现为各类总集和别集的编纂、文论和诗论的专著、史书中的“文苑传”、笔记里的“文学门”以及专业化的文学书目等，而各种萌芽状态的文学史纂形式如时序体、类别体、流派体、品评体、传记体、纪事体、选录体、题辞体亦已萌芽，文学研究中的“原始表末”、“溯源及流”的历史批评方法明确建立，皆表明这个阶段文学史学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3.隋唐五代，成为传统文学史观和史学的初步综合期。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学现象“质文代变”的大辩论，又经过隋及唐初人对六朝文学新变的反思，唐中叶前后终于实现了传统文学史观的第一次总结，确立“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发展道路，相应地构成以“正——变——复”为基本环节的文学史演进模式，传统文学史学特有的循环论历史观于此得到较完整的表述。此外，象诗文“体派”论的兴起和《诗人主客图》的出现，意味着文学演变中的流派分野已引起广泛的注意；诗格、诗式等著作的风行，为辨析多样化的诗歌体式、风格提供了素材；类书、笔记、本事诗中有关文学掌故和文人逸事的记载，大大扩充了文学史料学的范围：这些也都是本阶段文学史学特色之所在。
4.宋金元，作为传统文学史观和史学的转型期。自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运行走向下坡，反映于学术文化思潮，便是复古精神的高扬和“道统”、“文统”诸说的建立，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唐人“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路线，但确已将重心移向了宗尚古学古范的一面，为明清以后拟古思潮的盛行埋下了种因。宋人的“文统”说，还引发了“诗统”、“文统”（狭义的，专指古文）、“词统”的分流，进而造成诗文宗派说的提出和各类文学内部体派门户之争。由这种崇古范、标正体的风气，又逐渐凝定和结晶为“诗体正变”（包括“文体正变”、“词体正变”等）的理论观念，终于取代原先的“质文代变”说而构成传统文学史学后期的中心命题，它的确立和展开固然要到明清，端绪实出自两宋。余如文献整理的加强和文学史料学的多方面拓展，以《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音》为代表的纪事体、传记体、选录体文学史纂专书的因创，乃至通俗小说和戏曲研究的肇端，亦皆为转型期景观的一部分。
5.明代，称得上传统文学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发展的首要标记是“诗体正变”观念的充分展开和体系化，尽管这个命题在格调论者手里带有浓重的复古气息，但正是由这种“伸正诎变”的立场出发，他们不得不对各类文学形态的源流正变加以深入的探讨和细密的考察，从而建立起有关文学流变的系统理论框架。可以说，传统文学史学对文学史（主要是正宗诗文）进程的内在逻辑的把握，从来也没有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虽然大多用的仍是印象批评的手段。另一方面，性灵论者主张文学的新变，反对荣古虐今，他们与格调论者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六朝文学史观的分流，但有惩于六朝文变“以文溺质”、一往不返的流弊，性灵论者将文学新变的动因归之于“法因弊成”、“法立弊生”，于是变革过程也被纳入一反一复、交替循环的套子里去，这实际上是“诗体正变”观念的又一种表现。而随着文学史研究中“辨源别流”方法的深入展开，各类大型文集和文献资料的集成得到倡扬，文学史纂形式日趋专题化和严密化，加以小说、戏曲等文学史新分支的成立，传统文学史学的发展确实登上了新的台阶。
6.清代，则为传统文学史学的总结期，亦即其终结期。清人在明代格调论“崇正”和性灵论“主变”的基础上，总结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的理论，将传统文学史观的演进推上了它的顶峰。清代文学流派繁多，诗中“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词里云间、阳羡、浙西、常州各派，文坛上古文与骈文对峙，学术界“义理”与“考据”相争，各各建立自己的统绪，也各各对文学史作出自己的概括，尽管其手眼并跳不出前人的窝臼。明代有关文学史料的集成在清人手里得到衍续，而考订更为精审；明人就文学流变作系统归纳的作风在清人身上得到继承，而阐说愈加周详。清人治学的这种重实证、讲逻辑的风气，实已构成由传统史学方法向近现代历史科学方法的过渡。一部分清代学者重视并致力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亦预兆着文学史学的新的取向。至于清中叶以后对小说、戏曲的社会价值的高度发扬，诗文创作领域主“逆”、主“变”说的提出，以至晚清时期文学进化观念的引进，则分明显示出传统文学史观的解体和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蜕变。
上面六个段落，其实又可以归并为两个周期：从先秦两汉的发端、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到隋唐五代的综合为第一周期，文学史研究基本上围绕“质文代变”的命题而展开，“质胜”还是“文胜”成为时代注目的焦点；从宋元的转型、明人的拓展到清人的总结为第二周期，文学史研究的主旨逐渐移向“诗体正变”，“崇正”或“主变”转为争议的热门。两个周期合成传统文学史学的基本框架，其中心线索便是文学发展中的“源流正变”，而那种以“源”为“正”、以“流”为“变”，进而辨源别流，力求返本归源的态势，因亦构成传统文学史观的思维定式。它同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杂文学”内涵，共同成了二十世纪文学史学科建设中所要更新的目标。
7.二十世纪头二十年，这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学的草创时期，也是传统文学史学向近现代历史科学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文学史的名称已经确立，文学史的课程已有开设，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和专著亦已出版，一门新的学科正式宣告成立。它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学，在于它有独立的学科意识和完整、系统的编纂形式，从而能将史料、史观、史纂三个层面更有机、更圆满地结合起来，这是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所难能具备的。但是新的学科在草创阶段仍带有明显的因袭传统的痕迹。以最早问世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不仅历史观是传统的，所叙述的内容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词章以及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独独没有小说、戏曲之类文学样式，可见依然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杂文学体制，同现代人对文学的理解相距甚远。这样的例子在早期文学史著作中并非罕见，后来陆续增添了诗文以外的文学品种，而杂文学乃至泛文学的格局还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与此相适应，文学进化的观念虽已传播，而源流正变的辨析亦属常见，传统与出新在这里也呈现出二重变奏的过渡痕迹。
8.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是文学史学科的成长期，也是现代文学史学建设中的一个高潮。大约在二十年代前期，一部分史家如凌独见、胡怀琛、谭正璧等就开始对杂文学的体制展开清算，并由新的文学观念出发界定了中国文学史应有的内涵与外延，从此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同时，进化论的史学观念亦已深入人心，经多方面的鼓吹和应用，发展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观念的全面更新，带来视野的开拓和思想的活跃，不仅前一阶段有所萌芽的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和某些专题性研究得到推广，还开辟出诸如白话文学史、音乐文学史、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妇女文学史、宗教文学史、劳动文艺史、战争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样一些崭新的领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认识，反过来为文学通史的编纂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又推动了理论的建树，三十年代前后掀起有关文学史方法论的探讨，一些新的思想命题如“白话文学正宗”论、“民间文学本源”论、“外来文化促变”论多创立于这期间，国外文学史家如泰纳、勃兰兑斯、郎松等人的理论观点得到译介和引用。另外，中国近代文学和“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史料开始有意识地搜辑和整理，史的概括也已着手进行，这些共同组成新兴文学史学科群体的繁盛局面。
9.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文学史学科的演变期，它构成了现代文学史学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五十年代以后的总形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普及，马克思主义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文学史研究，便导致着重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观察文学现象，它有助于揭示文学流变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重视文学传统中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但若加以狭隘的理解和直线式推导，也会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复杂的文学运动变化过程简单化。建国以来的文学史工作，便是在这一矛盾的态势中曲折前进的。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政府的支持、文化的积累，促使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得以广泛开展，包括史料整理、史籍出版、教材与专著编写乃至研究的分工与组合，都走上有计划运行的轨道，理论观念上也纠正了庸俗进化论者偏重形式演化、不问政治倾向的偏颇。另一方面，那种一正一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一以贯之，甚且愈演愈烈，终至用“儒法斗争”来贯串整个文学进程，完全脱离了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其所产生的束缚视野、任情扬抑的弊害也是极其严重的。这期间文学史学发展的又一特点，是大力从事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在各大专院校设立的有关专业课程和先后出版的大批研究论著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得到了系统的清理和阐说，革命文学的传统获得充分的发扬，而由于现代文学史上新旧对立的尖锐和党派斗争的激烈，这方面的论述便也巩固和加强了两极对立的思维，并将这一定势延伸到建国以后文学思潮的批评和总结上去。
10.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进入文学史学科的创新期，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工作的“拨乱反正”，是从打破僵化的两极对立模式入手的，它力图恢复科学论断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把理论概括建筑在足够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因此，文学史科学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方方面面都有显著的推进，在文学史学的演进中可以说是空前的。随着史料的全面拓展，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新的开拓，视角也不断更新，诸如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音乐、绘画、民俗、心理等因素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在主题、意象、结构、范式、文体、风格、思潮、流派等方面的流变，都有了专门性的论述，分体史、断代史、专题史充分发达，当代文学史成立、现代文学史重构、近代文学史复兴，少数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台港文学史和中外比较文学史兴起，文学通史建构，加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域外史学的输入与借鉴，文学史学科的推陈出新十分引人注目。与此同时，理论探讨也日趋活跃，不光停留在具体问题的争鸣上，还提升为文学史学一般原理原则的归纳，如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文学史的基本轨迹、文学发展的动因和动向、文学演化的形态与逻辑，以及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文学史学科自身的二重性（历史与文学、人本与文本）和内部层次结构等等，都有所涉及并展开交锋，各种理论学说如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结构批评、范式批评、原型批评、意象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亦尝试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给文学史学的建设带来了多元互补、分流并进的欣欣向荣气象。总的来说，这一创新的趋势还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实践形态或理论总结均不成熟，也不免有种种偏差，而其前景则无疑是广阔的。
追踪文学史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门学科从潜学科到显学科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把握这一逻辑，不单为了回顾历史，更其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开创未来。当前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是从历史演变而来的，今后文学史学的新局面要由眼下的努力去开创，因此，文学史学走过的路程，包括其间的种种经验教训，都应该成为今天从事这门学科建设并为它创造美好未来的出发点。如果割断了传统，只看到循环论史观为进化论所否定，进化论史观为阶级论所否定，而当前多元互补、分流并进的趋势又扬弃了单一、片面的两极对立模式，那我们在理论路线上就会无所适从，我们将两手空空地进入二十一世纪，这对文学史学的建构是非常不利的。而若我们不鄙弃向历史学习，能够细心地考察文学史学演进中诸种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交互作用，实事求是地估量各种理论观念、史料工作和史纂形式的历史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认真地探索与总结其发展规律，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不少宝贵的经验与教益，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武装，从而更自信也更有准备地迎接未来。这正是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用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