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戊戌六君子的人生轨迹论文

殊途同归:戊戌六君子的人生轨迹

◇吉辰

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的名字,在诸多历史书写中成为一个为改革而牺牲的经典象征。“六君子”的合称,似乎显得他们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事实上,在经历、性格乃至政见上,他们之间颇有不同之处……

谭嗣同:“死得其所”的猛士

六君子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一人,自然非谭嗣同莫属。谭嗣同在六人之中家境最为优越,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幸福:自从10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饱受父亲宠妾的虐待,和父亲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差。

另一方面,谭嗣同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丝毫没有大少爷的纨绔脾气。他景仰墨子(春秋时期哲学家),多年来走南闯北,四方游历,行程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

以这样不羁的性格,在讲究中规中矩的科举考场上自然会碰壁。最后,还是谭继洵怕儿子无事生非,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1898年初,湖南巡抚陈宝箴(注: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爷爷)听闻这位年轻人才气纵横,邀他来湘办理新政。

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融入“纲要”课程教学是切实可行、浑然天成的,没有丝毫牵强附会的成分。高校如果能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就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在长沙,谭嗣同筹建学会,登台演讲,创办报纸,忙得不亦乐乎,名气也越来越大。6月13日,御史徐致靖上奏保举5名人才,谭嗣同名列第三。当天有旨,让谭嗣同准备进京觐见。9月5日,他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与前几天被召见的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人一同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身处权力中心,身份相当重要。当时,光绪帝下旨,允许大小官员、士子、民众可以不受资格限制地向皇帝上书。这个口子一开,形形色色的上书立即涌入宫中,让人手不多的军机处有些招架不住。四名新晋章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上书。

这样的案头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太后已经坐不住了,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制手段。于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也感到危机重重。

谭嗣同深夜方才离开法华寺。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同住的密友毕永年,自己已把计划全盘托出,而袁世凯的态度是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毕大惊,马上搬家,并劝告谭不要坐以待毙。但谭没有走。显然,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9月23日清晨,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

事后看来,这实在是一着错棋,就连谭嗣同的同志林旭当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劝谭嗣同游说董福祥(注:当时驻守京都的军事将领)起兵,不要指望心机深沉的袁世凯。

此时,谭嗣同做出了“百日维新”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举。9月18日晚,他独自拜访当时住在法华寺的候补侍郎袁世凯,劝说他先回天津诛杀慈禧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

林旭:陨落的年少英才

在六君子之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人。1894年后连续三次会试,林旭都是铩羽而归。1898年春,他拜入康有为门下。不久后,荣禄又将他招揽为幕僚。

在天津,林旭结识了当时应召进京的谭嗣同。谭嗣同的湖南同乡谭延闿(后来曾任湖南督军、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传神地记录了两人订交的一幕:当时,谭延闿与林旭在酒楼喝酒,忽然听到隔间有人叹息“有君无臣”。一看是熟人谭嗣同,他便叫来介绍给林旭认识。两人一见如故,高谈阔论,尽兴而别。

林旭的同乡郑孝胥(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也说,林旭太招摇了些。就连他的前幕主荣禄,也很客气地写信规劝,遇到新政事宜应当仔细斟酌,不要“遇事纷更”。可以想象,他的背后会有多少嫉恨的目光。

林旭随即步这位新朋友的后尘进京。军机章京任命一下,林旭曾邀朋友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说起曾有算命先生说自己“年不过三十,及三十当为军机大臣”,如果年过三十,这一预言看来真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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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康有为当时的活动,他是很有些看法的,觉得“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因此树敌过多。知兄莫若弟,这五个“太”字,确实戳中了康有为的软肋。他力劝康有为抽身而退,但根本无法说服兄长;想让康有为出使日本以便避祸,也是无果而终。最后,康有为在慈禧下逮捕令的前一天出京南下,康广仁却没有走。

李云[33]重点阐述碑学与帖学书风的风格差异,从其概念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古人对“南帖”、“北碑”、“帖派”、“碑派”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尽管有时并不十分科学,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还是很有道理的。相对来说,南派重优美,北派尚壮美,重帖者,偏好阴柔之美;重碑者,侧于阳刚之态。“帖”重“书卷气”,“碑”重“金石气”。书法中的“书卷气”是一种性灵、气质、情趣的流露。“金石气”相对于书卷气来说,所倡导的是苍茫、浑厚、朴拙的审美范畴。

康广仁:在兄长光环的笼罩下

4.aduud salkin-du ü1iyeɡdeɡsen egüle metü butaran-a(畜群被风吹的像云朵一样四处飘散)

康广仁出生7个月后,父亲康达初便因肺病去世。康广仁父亲早亡,长兄如父,成长自须康有为扶持。他一向厌恶科举,在他22岁时,当时在外游历的康有为给他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巡检来做。康广仁遂去杭州当差,但只做了一年就弃官而去。之后,康广仁随兄长参与了一系列维新事业。

9月23日,四章京中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一齐被捕。第二天,有官员来到林宅,声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找他问话,于是一去不回。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比康有为小9岁。

康广仁入狱后用头撞墙,大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申报》报道,他临刑时“面色如灰土”。人们或许觉得康广仁这样太过窝囊,但他毕竟不是谭嗣同,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觉悟。他最大的罪状,就是身为康有为的弟弟。

PVT1在肝癌中可以通过作用于miR-214,调控EZH2蛋白,进而影响肝癌发生发展[15]。同时,PVT1在肝癌中还可以作用于NOP2蛋白,促进肝癌增殖,抑制癌细胞凋亡[16]。也有研究表明,PVT1对肝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17],还能在肝癌中调控Hippo信号通路影响患者预后[18]。本研究中,低表达组的1年无瘤生存率、3年无瘤生存率、1年总生存率和3年总生存率均明显高于PVT1高表达组(P<0.05),提示PVT1高表达时患者生存率显著下降,也提示PVT1对患者远期预后具有预测作用。

刘光第:新旧之间难善终

六君子中的另一名进士是刘光第。他的祖上几代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出过官宦,有时还揭不开锅。“光第”二字,自然寄寓了光耀门第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光第读书非常发愤,功名之路开始得也很顺利,24岁便考中进士,分发刑部。

在官场,刘光第显得落落寡合。他不喜欢拜客应酬,不喜欢巴结上司,甚至不愿拿地方官送的红包,因此被同事觉得太过孤僻。他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是个没有补上实缺的刑部候补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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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8月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保举杨锐、刘光第两人,他们由此被任命为军机章京。这看似是仕途一大转机,但刘光第心头另有一番苦处。他自认并没有新旧之见,觉得“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然而“参预新政”的名目,让他必然躲不开那场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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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狱卒说,六君子被提出监牢时,刘光第曾安慰怕得大哭的康广仁,说这不过是提审而已。没想到,接下来他们被押出了西角门。按刑部不成文的规矩,这是上刑场的路。刘光第大惊,随即大骂:“没有提审,没有定罪,难道就要杀头吗?”作为一名称职的刑部官员,刘此时脑中还想着“程序正义”。可是,六君子遇难事实上就是不审而诛!

杨深秀:为康有为“卖命”

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年岁最长的一位,也是进士。他与刘光第同样从刑部起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一路升迁,1897年12月转任御史。

1897年底,杨深秀因工作关系结识康有为,他很快被这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名士打动,成为“康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在他被任命为御史的第三天,便上奏了一篇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请求联合英俄两国对抗德国。之后,杨深秀频频为康有为代上奏折。

这样做自然会招来攻击。1898年7月8日,御史文悌递上一篇4000余字的长篇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蛊惑”,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指控。

对这篇奏折,光绪帝采取了强势的态度,下谕斥责文悌受人唆使,不能胜任御史,打回原先任职的单位户部。但在光绪帝失去权力之后,杨深秀必然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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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阴差阳错而殉难

在当时人看来,六君子中死得最冤的非杨锐莫属。他始终站在康有为一派的对立阵营。他的遇难,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在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康有为从经学中提出的“孔子改制”学说,另一种则是若干官员在实践中体会出的变法需要。张之洞是后一派的领军人物,而杨锐是张之洞最心爱的弟子和最器重的幕僚之一。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召这位得意门生入幕。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张之洞打探情报并处理各种事务,职责犹如今天的驻京办。

进入戊戌年后,京中风云多变,杨锐的工作对张之洞来说也越来越重要。 7月23日,杨锐的大哥杨聪在四川病逝。这时变法正在高潮,张之洞闻讯,连忙打电报要杨锐暂时不要奔丧。但他归心似箭,准备8月31日动身。

不过,由于此前陈宝箴的保荐,杨锐得以进入政治中枢军机处,不得不留在北京,军机章京的工作,让杨锐感到相当头痛。在他看来,当时的上书,大多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货色,没什么可行性。但如果加以驳斥,又恐怕和同事闹意见。

紧接着,越来越有危机感的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一道密诏,让他和同事们商议,怎样能罢免顽固昏庸的大臣,全面推进变法,又不至于惹怒慈禧?自然,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5天后,政变发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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