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雅》研究综述
陈波先
(豫章师范学院 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3)
摘 要： 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通雅》是一部重要的雅书著作，时贤对《通雅》做了大量而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至今未有学者做全面的述评。文章拟就时贤关于《通雅》的论述进行系统整理及较为客观的评价，既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又指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方以智；通雅；述评
《通雅》是中国雅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著。《通雅》全书共五十五卷。卷首有三卷：卷一是《音义杂论》；卷二是《读书类略提语》《杂书考究类略》《藏书删书类略》《小学大略》；卷三是《诗说》《文章薪火》。卷一、卷二研究语文，卷三专论诗学及文章。《通雅》正文五十二卷，专论训诂、音韵、文字之学。时贤对《通雅》做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现有《通雅》的研究述评三篇，分别是关童的《〈通雅〉诂训述略》，张鲁光的《〈通雅〉小学研究述评》，李庆立、崔建利的《〈通雅〉训诂学价值述评》。对以上三位已有的评价不再重复，对他们评价不当之处，提出商榷；尽力反映出以上三位之后《通雅》的研究状况。
一、《通雅》的小学成就
纵观《通雅》的小学研究，多集中于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研究较薄弱，还没有专门研究《通雅》文字学的论文。
(一)《通雅》的音韵学成就
1.上古声纽。在上古声纽上，周远富认为方以智的上古音研究对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有影响。“古无轻唇音”方面，周远富罗列了《通雅》二十六条材料来说明方氏论述的“缝唇相溷”，但同时又指出“显然，这与钱大昕明确提出‘古无轻唇音’尚有差距”[1](P49)。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因为方氏仅从材料出发，没有联系当时的方言，故未得出钱大昕的论断。“古无舌上音”方面，周远富罗列了《通雅》三十五条材料来论证方氏论述的舌头和舌上音的“音和”。周远富说：“同样，方氏亦未弄清古代究竟是舌头读舌上，还是舌上读舌头。”[1]这一评价也是准确的。方氏只是朦胧地认识到舌上和舌头的音和关系，没有进一步分析上古到底是读舌头还是舌上。这同样与方氏只从材料出发有关，而没有注意活的方言。周远富还论述了方氏对上古“喉牙音”的分析情况，这一点与前两点一样，方氏只是朦胧地察觉到与喉牙音有关系，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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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古韵部。在上古韵上，李恕豪[2]、牛云龙[3]、蔡言胜[4]、周远富[5]等的论述集中于《通雅》对语音的分期、上古韵部的归纳上。《通雅》对语音的划分有五：上古音(周秦)、汉音、魏晋隋唐、宋元、明。以上各人都论述了方氏给语音史分期的合理性。的确，方以智通过对谐声同部、音转、异文、叶韵等手段，做了大量古韵归部的工作，因此方氏的语音分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上古韵部的归纳上，方以智提出七类，即“中通、天人、亨阳、知来、无多、道咎、寒还”，但又不肯定，“古韵，或分为九，为十二”(卷五十《切韵声原》)。周远富对此有详细评述，他认为方氏之所以在古韵分部上超过吴棫而不及顾炎武，原因是“吴氏的‘通’乃至‘转’基本上是限于《广韵》的邻韵之间的，而方氏的韵部通合并不受所谓‘邻韵’的局限”，“方氏的古韵七部是不成熟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是方氏只知道‘合’，而不知道‘分’”，而顾氏能够离析《广韵》。周远富从历时对比的角度分析了方以智古韵分部的得失，可从。
另外，在上古声调上，各家观点相同，即上古有四声，可通转。
(二)《通雅》的训诂学成就
冒怀辛说：“对此，方以智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不但不盲目排斥西学，并且主张学习、研究从而吸收其合理的内容。”这话说得较中肯，从《通雅》卷十一《天文》的有关论述中可知。然后冒怀辛还说“科学的态度也必然与缜密的方法一致”，他列的那些方法，是否能称其为治学的方法，我们认为不妥，还应该是方氏个人治学的态度问题。“一、学术文化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造。二、在积累前人知识时，不盲目遵循古人成法。三、要通过学习、观察，掌握事物规律，得到正确理解。”我们把冒怀辛认为治学方法的这三点与前面提到的“他不但不盲目排斥西学，并且主张学习、研究从而吸收其合理的内容”相比，发现还是称其为方氏的治学态度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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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方氏有较合理的态度对待西方外来科学和古代灿烂文化，所以才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2.系联绵。《通雅》对联绵词的研究，刘福根[8]、袁雪梅[9]均作了中肯的评价。刘福根说：“第一次对联绵字进行科学化研究的，是明朝的方以智。其《通雅·释诂》有《謰语》篇，所释355组语词中，有181组是‘双音节单音词’的联绵字。方以智抓住了联绵字的本质特点，突破字形，因声求义，以求正解。” 袁雪梅的评价是：“通过对方以智《通雅》‘謰语’及联绵词的研究，我们看到，方以智已经走在了段、王诸人之前，并且在他们的一些精当的论证中，还有许多与方以智的结论的相合之处。” 刘福根从方氏训释联绵词的方法评价，袁雪梅从方氏在联绵词的研究史评价，均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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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雅》的文字学成就
关于《通雅》的文字学研究，孙钦善[13]、蔡言胜[4]、刘娟[14]均有论述。孙钦善说：“在文字方面，主要成就有：“第一，依据《说文》，而又不局限于《说文》，上溯古文字以辨形体。……第二，考字不可限于字书，必须淹贯经史。” 同时孙钦善指出了《通雅》辨析《说文》错误时存在的错误。
蔡言胜分析了《通雅》订正《说文》文字的例子，他总结出方以智在订正《说文》文字时运用了金文等古文字的方法；此外，他还提到《通雅》考校经籍用字的问题。
关于《通雅》的版本，顾之川有论述。顾之川把《通雅》版本的流传情况清晰、详细地叙述了出来，从顾之川的论述可知《通雅》的版本大致(按时间先后)如下：揭暄手抄本——姚文燮刻本——四库本——光绪六年刻本。[10]
二、《通雅》的成书时间、版本及性质研究
(一)《通雅》的成书时间研究
关于《通雅》的成书时间，许福谦[15]、顾之川[16-17]、李葆嘉[18]都有探讨。许福谦最早探讨《通雅》的成书时间，他先反驳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的表述，即“《通雅》是方以智在万历己卯年(1579)以前完成的”。此时方以智尚未出生，明显有误。后根据姚文燮为《通雅》作的一篇序认为《通雅》是方以智在崇祯己卯年(1639)以前完成的。顾之川既不同意刘叶秋关于《通雅》成书时间的表述，也反对许福谦《通雅》在崇祯己卯年(1639)以前完成的说法。顾之川从《通雅》中找出了数十条方以智在明亡后流沛岭南时期所写的例子，据此认为《通雅》应是“‘通籍’前积累了大量资料，‘通籍’后开始编纂，后又经多年的加工修改，直到晚年才正式定稿的。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而且凝聚了作者毕生的精力和渊博的学识”。从顾之川给出的证据看，顾的结论较可靠。李葆嘉的文章基本沿袭顾的思路及观点，但值得一提的是李葆嘉较详细地列出了《通雅》成书的时间点，明确具体，一目了然。
(二)《通雅》的版本研究
刘娟对《通雅》的文字学研究论述较全面。她对《通雅》订正《说文》文字的分析与蔡言胜相同；其对《说文》的重文问题也略有分析，但没有深入详细地论证。此外，刘娟还对《通雅》中出现的“汉字简化与繁化”的论述及“古今字”“释奇字、僻字”的例子略做了分析。
(三)《通雅》的性质研究
关于《通雅》的性质，顾之川也进行了讨论。顾之川首先列出了关于《通雅》性质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杂考说”“百科全书说”“词典说”；接着对这三个观点提出商榷；最后把《通雅》的内容与《尔雅》的内容进行比较，认为“《通雅》是汉语言学史上一部杰出的训诂学专著。它继承并发展了《尔雅》一系训诂学著作的内容体式，对训诂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顾之川的文章能从《通雅》的内容，而不是从《通雅》的目录及形式去分析《通雅》的性质，他认为《通雅》的撰写目的不是要系统地介绍百科知识，而是解释有关这方面的词语。这一见解是正确的。顾之川的分析及观点，是对《通雅》性质认识的逐渐深入。
渐渐的，秦铁崖的脸上满是汗水，他不无忧虑地想到：这样下去，就算不至于落败，前景也不妙，因为接下来还有花五奇等着对阵。花五奇以轻功见长，江湖有云：“若逢花五奇，鬼魅挥不去。”倘若花五奇也以轻功周旋，别的不说，连战两场的秦铁崖，体力上肯定很吃亏。
三、《通雅》取得成就的原因及影响
《四库提要》对《通雅》的评价是：“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於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此评价甚高，因此冒怀辛[20]、关童[21]、石云孙[22]等人对《通雅》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做了分析，我们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治学态度，二是治学方法。
(一)治学态度
1.探同源。《通雅》对同源词的研究，舒春雷[6]、李恕豪[2]、袁雪梅[7]均有论述。舒春雷几乎穷尽性地列举了《通雅》中的同源词，并对这些同源词进行了分析论证。舒春雷把一些异形词也当成同源词来分析，比如同源连绵词例举的“离娄、丽瘘”[6]，笔者认为把这两个词当成异形词较妥。李恕豪把《通雅》的同源词分成两种：“一种是异类之同名的词，这类词的声音相同，在词义上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另一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相同或相关的词。”后来袁雪梅沿袭了李恕豪的观点，只是在内容上有所扩充。李恕豪归纳的同源词较舒春雷的标准要严谨，所以归纳的这两种同源词基本上反映了《通雅》同源词的面貌。
1.3.4 MRI数据采集 采用飞利浦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Philips Achiva 3.0T）进行检查。Painful DPN组受试者在fMRI扫描前停止使用止痛药物3 d。扫描过程中，要求受试者保持安静、头和身体保持静止不动，闭眼并保持清醒，尽量不要系统性思考。使用专用耳塞以减少机器噪声的影响。
3.明转语。《通雅》中有关转语的论述，顾之川进行了整理并做了详细的分析。[10-12]他对《通雅》的转语术语、转语结构及转语的运用做了较全面详细的概述。他首先把《通雅》的转语术语分为四类，在此基础上对《通雅》的转语结构进行解析，又分析了《通雅》对转语的运用，顾之川说：“《通雅》对转语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运用转语解决了古书中大量的词语训诂问题，同时，对前人由于不明转语而误解词义之处也予以匡正。”此语甚确，方氏在《通雅》中运用转语只是为训释词语服务。顾之川还总结了《通雅》运用转语的目的：“一释方俗语词；二释古语词；三释名物词；四释联绵词；五释合音词；六释重言；七匡谬正讹。”其总结能从材料出发，也比较全面。
(二)治学方法
治学方法上，首先要提到的是《通雅·卷首一》“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这句话。正因为方氏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所以能破假借，探词源，明转语。几乎每篇涉及《通雅》的论文都会论述，这里就不再论述。
其次是训诂材料的范围。以上几位都有论述，现一并概括。方氏在《通雅》中征引的材料范围之广，包括：金石材料、方俗殊语、宋元明笔记小说、谶纬、志书小说等。《通雅·凡例》说：“志书小说，难可尽信，然引以相参，自可证发。”《通雅》卷首一说：“历代训诂、谶纬、歌谣、小说，即具各时之声称，惟留心者察焉。”方氏在《通雅》中运用的材料范围比清代乾嘉学者要开明，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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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们分析了时贤对《通雅》的研究后，发现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通雅》对《说文》的研究
方以智在《通雅》中除了订正《说文》的文字以外，还有大量关于《说文》的论述。《通雅》卷首一《说文概论》是对《说文》整体上的分析。在《说文概论》里，方以智提到：一是《说文》文字漏收的问题；二是《说文》引用文献证字义或明字音的异文问题；三是《说文》未沟通的重文及误释字义的问题；四是《说文》版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通雅》五十二卷正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值得进一步研究，可全面总结方以智在小学上的成就。
(二)《通雅》对“右文说”的贡献
《通雅》中含有大量的右文材料，并且对“右文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
、
崀，山、宀可通。〇今武冈、新宁，有崀山。
之为空，因“宝康瓠”之注也。《广韵》分为宫室空，崀为山谷空。《尔雅》作阝康，又作漮，空也。水、阜、山、宀，皆可通用。盖康空一声，皆属溪母。(卷八《释诂·謰语》)
方氏对含有“康”声符的形声字多含“空”义进行了探讨，指出康空一声，皆属溪母。对于《通雅》中的右文材料，我们认为应该穷尽性地挖掘，然后再与清儒段玉裁、王念孙等的右文观进行对比，分析其得失，以便给方以智在右文说上应有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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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19) 09-0092-04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陈波先(1985—)，男，江西余干人，博士，豫章师范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训诂学研究。
[责任编辑 萧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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