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模式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相互关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人在对20世纪进行总结和思考“下一个世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一问题时都不能不考虑到日本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不能不考虑到日本的现在和将来。俄国人对日本这个东方的邻国尤为重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成了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它跻于起主导作用的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并对解决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最近几年来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其科技潜力和经济潜力仍然是相当雄厚的，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是非同小可和举足轻重的了。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A ·格拉乔夫不久前曾经指出：“这个世界经济大国的安全系数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放慢了速度仍然要使自己的主要对手美国大为头痛。看来，日本觊觎在新的形势下，即在“冷战”结束之后占据与美国对立的世界一极的位置，而在此之前，这一位置曾是属于苏联的。”接着，他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譬如：鉴于日本在急速地攀登世界的奥林波斯山，奥林波斯山也许很快就会改名为富士山了”。
根据世界的这一情况，可以得出很多重大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全球规模的政治结论。毫无疑问，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实业家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第一个结论就应当是：要更好地了解这个东方邻国，尤其要了解日本人自己的观点，了解日本人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对这个星球的未来的看法以及对日本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世界即将跨入21世纪前夕中的作用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笔者试图针对本该引起俄罗斯舆论界重视但却未受重视的事件谈谈一些看法，虽然有为时稍迟之感。我这里所指的是不久之前出版的由前日本首相和自民党党魁、有权威的日本政治家中曾根为首的四位日本专家集体创作的《冷战之后》一书的俄文版。大家知道，我国对译自英文的各种社会政治内容的难得的佳作是十分关注的。然而，现在该是知道在日本也形成了学术和社会政治力量的时候了。这些力量能够以高度的学术水平来分析国内和世界的社会关系，进行有充分根据的预测并针对世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构想和建议。
《冷战之后》一书于1992年在日本的问世是日本社会生活和科学生活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我认为，书中所阐述的问题的全球性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全面的理论观点使该书对任何一个外国读者都会是极其有吸引力和十分重要的。
四位专家、日本知识界杰出的代表的共同研究成果是面向最广大的读者的。在该书的护封上有一排醒目的敬告读者的大字：“请阅读，请争议，请思考！”的确，阅读这本书后，对日本在当今世界中的使命既有思考又有争论。
该书的作者们阐述了由于“冷战”结束世界所发生的变革，分析了日本和整个世界大家庭的当今的状况并对人类跨入21世纪的条件作了周密研究。书中将对形势的科学分析与作者们所关注的方面结合了起来，精辟地论证了日本在世界的使命，强调了自己同胞对世界大家庭中应有地位所负的责任。
中曾根作为该书集体创作的负责人，在该书俄文版的序言中指出：“从国际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的一个主要事件是从以军事势力为核心的‘势力竞争’向以经济潜力为基础的福利竞争的过渡”。这一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要环节。的确，当今只有不炫耀武力，而能够保证本国人民享有很高的生活标准并为教育、增进健康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国家才在世界上受到尊敬。遗憾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时已是很晚了，而俄罗斯的很多政治势力的实际行动多半是旨在破坏福利增长的源泉，而不是为福利增长提供广泛的可能。然而，国内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使国家的国际威望受到了无可补救的损失。而到底什么时候俄罗斯才能够拥有为提高人民福利所必需的经济政策呢？
日本的范例在这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多教益。日本为积极而有效地参与争取本国人民福利的这一“竞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难忘的1945年起，在差不多的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日本限制了国家的国防预算并将力量集中在发展大规模的经济和科技潜力上。书中指出：“国家以不惜一切可能的牺牲和失误的代价飞速地沿着经济增长的道路发展。”
日本以世界的科技潜力为依据，卓有成地利用了这一潜力并使其极大地扩大了。这也为国家积累的智力潜力对世界发展产生反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现在，日本很自然地在放弃长时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特殊的国家传统的孤立主义。书中谈到：“为使日本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必须推行广泛交流智力财富的政策。”
然而使人产生如下一种印象：书中实际上回避了日本对日本作为原料商品、载能体等的进口国参与国际联系进一步发展的依从关系这一问题。其实，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趋势如何？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趋向于加强还是削弱？尤其是日本是否重视从俄罗斯的相应的进口？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获得原料。我认为，日本与俄罗斯经济合作的潜力在加工工业部门也是很大的。但书中对日本方面关于这种合作前景的评价闭口不谈。
该书的作者在谈到世界民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警告：他们认为在自由经济战胜了命令式经济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内部的矛盾和竞争的发生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很自然，这里所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作者从这一观点评价市场经济框架内现存的各种体系的前景和效率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坚持认为，日本正在努力并应当努力对外部世界开放自己的经济。然而，日本也应当像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现行的做法一样，有一个“开放的限度”。作者在高度评价日本现在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时强调指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不得不对整个世界经济承担责任。”我认为，考虑到世界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需要列入对整个世界经济负有责任的国家至少还有中国，也希望有俄罗斯。
确认世界各国日益发展的经济上的相互关系这一观点使该书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上述三个国家中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书中提出了建设“大平洋经济和文化大厦”的计划作为日本政策的一个方面。作者在书中对国家主权“开始结束”的结论和国家国际化扩大的结论从这一构想的角度作了有充分根据的论证。
很自然，太平洋经济和文化大厦不会限制国际大家庭和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因此，作者所关注的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建立。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论述这一问题的。其内容主要是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模式与日本及若干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比较指出了每一种模式的长处和短处。从这一观点来看，比较对我国读者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读者十分关心使我们的国家选择符合本国条件的向稳定的经济增长过渡的最优模式。
作者对市场经济的上述两类模式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表述：“欧洲和美国的所谓经济自由化已经不能够永远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在东亚，虽然市场经济是基础，但越来越广泛推行的是‘发展主义’。‘发展主义’允许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市场过程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干预。世界经济的命运，因而，世界秩序的命运，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在这两种主要经济发展形式之间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成功地找到折衷的解决方式。”
作者认为，目前被他们命名为“发展主义”的第二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在全世界范围都正在逐渐增大。可以将其称之为东亚模式，或者称之为“发展战略模式”。虽然这一模式的形成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于日本的，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模式与重商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由此而强调指出，日本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根本没有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而是这一主要途径的继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表现。
在这一方面，作者引用了德国的一位保护贸易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思想。李斯特认为，要使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发展上能够赶上先进的工业国家，首先必须实行强化的国家干预政策并借助于关税对本国生产加以保护。战后的日本对保护贸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工业发展条件下，具有高效率的方法是要求政府在确定部门方面起指导作用的方法，因为这些部门具有最高的增长潜力，也就是在今后是发展最迅速的和高盈利的，并为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可能。在落后的国家中，这样一些部门的超前发展为这些国家的工业水平迅速接近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日本，这种政策叫做“目标设定”，换句话说，就是优先发展部门的目标选择。
由此而产生了类似于我国经济计划发展的情况。当时我国也面临着在工业化方面实行大飞跃的任务。老一辈的俄罗斯读者会清楚地记得，当时计划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被称之为“主导环节”原则。看来在这一原则和“目标设定”原则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之点。然而，两个原则之间也存在着质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所谓“主导环节”这里首先指的是为增强国家军事工业潜力，即为建立军事工业综合体服务的部门。而在日本，优先重点部门则是指将国民经济引向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加速众多的消费综合体部门（包括最新部门）发展道路上的那些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限制进口、实行高进口关税和低投资贴现率的办法来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国公司竞争的影响，并以此来支持发展的优先重点，因此而建立了特殊的封闭式经济循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费用的降低，政府逐步取消了保护贸易主义措施。
在费用不断降低的条件下，一直没有停止的国内竞争导致价格飞速下降，同时使投资不断增长。正如该书作者所说的，这是“计算好的”，或者叫做“可定量的”竞争。这是国家经济政策与市场经济内在动力有效结合的一个极其有益的典范。
因此我们不妨引用经济学家、著名的日本通 B·Я茨韦托夫的看法。他写道：“日本的劳动组织、日本争取产品高质量的一整套措施、日本工人的勤奋和日本企业善于寻找最佳的技术方案的才干，所有这些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恐惧、羡慕和憎恨。但是，不光是这一点是促使美国和西欧对日本抱有嫉妒的敌意的原因。愤怒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妨碍他们正视除利用‘人的因素’以外促成了日本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国家在将科技成果推广实际运用方面的高明的，同时我应该说是没有强迫之意的政策指导。”
由于实行“发展主义”原则的结果，很自然就选择出一些有能力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因而增强了出口能力。然而，甚至在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出口在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仍然低于10%。书中写道：“可以有根据地说，出口之所以取得增长的成果是由于在日本建立了巨大的国家市场。”
日本的有益的经验有其拥护者和追随者。东亚的“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在日本成就的鼓舞下，以稍微现代化的形式利用了日本模式，顺利地实行了工业化。正如书中所指出的，泰国、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联盟的其他国家目前都在走这条道路。补充说一句，越南看来也选择了这样的发展道路。虽然这些国家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本着“发展主义”原则的。书中写道：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的东西是诸如稳定政治局面和中立的（不受某一个政党影响的）官僚体制这样一些有利的因素。然而，体制的政治上的中立性完全不排除其有效的活动。相反，正如书中指出的，“东亚所广泛推行的发展战略模式必定是以政府干预为前提条件的，并以此而与以往的自由经济模式相区别”。
降低生产费用和其他费用的趋向成了选择“发展主义”道路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势，这不仅与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生产因素有关，而且与实行强有力的技术革新有关。
日本的学者们认为，战后期间科技领域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以致于不可能再说什么技术进步是“不可预测”的了。书中写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革新经验。这些国家应当运用这些经验而不重犯错误。”大家知道，这里所说的主要不是技术进步的最初阶段（的确，技术进步的最初阶段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很大风险），而是重复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技术发展道路，即技术发展的加速度。
书中指出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如下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当技术进步已经是不间断的，变成了生产结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后，工业中到处都可以见到费用降低的现象。”
大家知道，在日本，科技革命确实已成为日本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茨韦托夫不久之前就曾指出：“在日本，科技革命已成为普遍生活的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他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在对科技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作了如下的表述：“如果说在我国（还有美国和西欧国家）人们深感不安的是因科研成果在生产中推广使用缓慢而积累了大量未实现的科学发明的话，那末在日本则相反，科研成果感到不足，因为所有多少有些价值的科学发明都会很快得到实际应用。”
在费用不断降低的体系和先前类型的体系的区别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书作者认为，费用逐渐降低会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天于：市场竞争只有在费用不断增长的条条下才能产生稳定的平衡和资源的有效分配，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早在马歇尔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以后，诸如皮埃罗·斯拉法和乔安·鲁宾逊这样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研究过“马歇尔问题”。而日本模式如同一般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使费用不断降低条件下的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该书作者强调指出：“这里，我们不打算陷进纯经济的论战中，然而不用说，在费用不断降低条件下产生增长可能的体系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东亚发展战略在增长速度上战胜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对东亚发展模式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许，其所偏重的正是这一模式，而不是欧洲模式。在拉丁美洲也有倾向于这种模式的国家。有鉴于此，该书作者认为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加以比较是极其有益的。
“发展模式”的优点就是节省费用的政策。该书作者认为“发展模式”的弱点是必须由政府对生产进行平衡调节。在他们看来，这就会导致在工业的“优先重点”和“非优先重点”部门之间产生不平衡。该书作者提出了有如下一种可能（这对我国读者是十分清楚的）：“甚至在取消干预的条件下，官员们显然不会轻易撒手不管调节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模式停顿下来之后就会转化为保护贸易主义，整个经济就会降低增长速度，而这一模式本身也将失去自己的长处。”
发展模式的上述弱点可以说作为自己的反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长处。第一，经济自由主义模式一开始要求没有政府官员的干预，因而，在采用这一模式时不会产生及时取消这种干预的麻烦。第二，该书作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自动监督机制是这一模式的一大优势。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模式“不要求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或相当于这样一个政府的全世界的调节机构。”所以，该书作者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应当坚持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战略并放弃“发展主义”模式。并且，历史经验表明，只要确保市场自由，就足以限制官僚的机构的无限权力。
该书作者认为，“目前，最为必要的是领先国家要明确地阐明今天国际大家庭中现行的通用规则。只需要利用经济自由主义作用这种通用的规则就行了。日本人为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发展模式而感到自豪并坚持采用这一模式的做法是可理解的。但是，如果日本人无力抛弃这种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并继续坚持采取这一模式的话，那末，日本也许将不得不为世界秩序的解体承担自己的重大责任。”然而，书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大弱点普遍认为就是它“与欠发达国家的繁荣问题有关的严重缺陷。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不可能对自然资源实行有效的分配”。
很自然，自由贸易不能保证突前发展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有相对效益和平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领先地位在世界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差别逐渐拉平，反而不断扩大。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一类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东亚国家最为奏效。在当今的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完全不可取的。并且，如果没有在生态和原料问题上的合作，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就可能失去平衡。该书作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应当使发展中国家有权采用自己的发展模式。”按照该书作者的观点，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可以与“发展主义”融为一体，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每一国家有实施自己所选择的模式的权利。必须使发达国家积极地促进向欠发达国家转让技术，首先是转让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关的技术。
如下一点对于了解该书作者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认为试图“扩大知识产权方面的版权的作用”的情况是令人厌恶的。要知道“这种技术与普通私有财产不同，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作为资本主义的无条件的拥护者，认为资本主义十分明显地与现代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具有社会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并存的。是要考虑一些问题。但考虑的不是先进的技术似乎与资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要考虑的是资本主义与先进的技术、与承认先进技术的社会性以及先进技术不同于普的私有财产是完全可以并存的。俄罗斯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考虑和熟悉高明的日本学省所称赞的这一模式是有益的。
该书作者在强调指出许多国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很自然，智力发明权应当得到承认并予以注册。然而，发明权不应变成垄断。”所以作者断言：美国加强和扩大知识产权的方针是错误的。书中预言道：“如果目前的技术方面的自由主义倾向继续发展下去，那末，技术转让将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了，从而不仅使东亚国家，而且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国家都能够迅速地完成“发展主义”的道路。
结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问题将自然消失（笔者认为，这一乐观主义的预言不会很快实现）。在消除了这一差距之后，应当着手实行技术、贸易和资本运动的无条件的自由化。
该书作者认为，日本通商产业省最近时期在智力生产系统范围内所采取的技术转让自由化的措施是这一方面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不管侧重于哪一种制度，逐渐降低费用问题的性质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而为了实现逐渐降低费用以保证长期的经济繁荣，必须实行超前投资。书中指出：“目前，日本提供了一个最有效地实行长期计划的国家模式，也就是一个最适宜的超前投资的模式。这一点与日本的实际做法并不矛盾，也就是与公司间以相互持有股票为基础的横向联系的做法并不矛盾，虽然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实际做法是对外国资本设立非关税壁垒。作者主张“寻求对解释这一问题的共同点”。
在该书作者看来，当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一切领域，在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利益或者说相互对立的经济、政治和其他利益的共同点上寻求折衷的解决办法，即“综合的互补性的经济体系比竞争的经济体系更为有效。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结盟政策现在已是绝对不可取的了。作者认为前途就在于“促进空前规模的多维性和相互渗透”关系的发展。针对东亚来说，就是必须为在该地区内建立繁荣的经济联合体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然而，承认世界的一体化过程完全没有使作者得出了“革命”的结论。相反，日本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强调指出：世界大家庭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此外，正是民族国家的多样化构成了世界大家庭自由的基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了新式国际关系的产生，而新式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已经不是“国与国”的联系，而是“国家——企业”和“企业——企业”的联系。作者认为，这种国际联系形式“看来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整个面貌”。
该书作者根据他们所提出的假设规定了日本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内容。在作者看来，这一基本方针是：第一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极其重要的和平主义”，也就是建立区域政治合作结构”；第二是“开放的经济秩序”，所谓“开放的经济秩序”就是在发达国家（七大国）间就“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达成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该书认为七大国家应当发表“新自由主义”宪章宣言。“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将是反映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自由以及保护地区和全球的环境措施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在上述的这一构想中体现了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整个新的国际秩序问题的一个广泛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的观点。
大体说来，这就是上面所谈的作为集体创作成果的该书的经济内容。然而，该书在主要是阐述国际政治方面问题的最后几章中也包含有关于当今经济的重要观点。下面我们且来谈谈其中的几个观点。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主要的是要承认多元化。”
该书作者认为，新的矛盾取代了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新的矛盾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与“按发展公式的模式”之间的矛盾。选择应当侧重于经济自由主义。然而，该书作者提出对经济自由主义应当进行如下的修正：
——中止先进国家所占据的技术垄断的发展趋势并促进落后国家发展；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总的框架内承认以每一国家的历史特点为依据的具体的管理公式的差别：“当所有国家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这些国家应当直接解决规则统一的问题。规则应当包括允许每一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间的最低限度的差别。最近人们常常谈到的协调一致的实质就在于此”。
该书作者在指出精神颓废在当今条件下极其普及的同时，试图就寻求更高尚的全国目标的途径找到一个答案。如同对待经济自由主义一样，作者坚持在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化共同体时对待民族传统要有耐心。书中指出：“不论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现在该是马上思考新时代的意义和日本在21世界即将来临之即在这一地球上的作用的时候了。”这本很有价值的和我认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著作的作者在该书末尾写道：本书的宗旨就是为唤起日本人的社会意识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日本的政治局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大家知道，自由民主党已不单独执政了。执政的是一个联合政府。虽然如此，但在对外政策上看来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继承性，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的关系。日本将继续支持俄罗斯的改革。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该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对日本仍然有定向的作用，而且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诸如日本力图提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些事实就可心说明这一点。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日本为改善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所作出的努力。
我认为，日本力图在一系列国际关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当的。1993年底，中曾根发表了《联合国改革时代》一文。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冷战’之后》一书的续篇，是该书中所包含的观点从实际政策的角度的转述。中曾根在谈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革时写道：“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结束了，一体化力量通过在地区和国际方面的安全、政治和经济上多元的和多层次的结合开始支配世界。联合国是这种一体经力量的最高层。”现在，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改革这一国际组织的要求成了国际社会舆论的主题。中曾根批评了日本对世界政治的消极观点，而消极观点的产生是因为担心人们可能重新把日本看成为笑祸的根源，担心日本又走上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的道路。中曾根认为，这种消极的观点与日本宪法相矛盾。日本宪法宣称：“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受人尊敬的地位。”这里所指的是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确，日本现在在联合国开支中承担数额上为第二位的财政负担，在对发展中国家粮食援助的数量上不是第一位也是第二位。
最后我想指出：日本四人位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了日本的社会学已超出了自己传统的、主要是地区的范围，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所研究的过程所包括的范围的广度、分析的学术水平、分析结果的深度和分量。它已成为现代世界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显然用不着证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和日本对我们跨入21世纪的所要遵循的经济秩序的观点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就是我阅读该书后所产生的一些想法。
左彤舢 译自《社会与经济》，1994第7-8期
标签：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