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条约签署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_苏日中立条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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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已有多篇论文发表,但由于资料的不足,难以深入。С.Л.齐赫文斯基1990年发表的论文《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并未揭示事实真相,而是为当时的苏联对外政策辩护。近年关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谈判的苏联档案的公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有了新的依据。本文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际关系变化的角度论述《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苏联为了维护其远东地区的安全,1925年1月20日苏日签订《北京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便不断向日方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约,但未得日方的响应。1936年11月25日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签订一项秘密补充协定,矛头对准苏联。这样,日本完全关闭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也好,苏日中立条约也好,自然便无从谈起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时严重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于是苏联在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情况下,立即作出反应,与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以优惠条件与中国签订信用借款条约,向中国输送抗战所急需的飞机、大炮等军火物资,并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军事技术人员以及空军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目的在于拖住日本,使之无力北犯苏联。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与1939年5-7月诺门坎事件中,苏联给予挑衅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日本认识到苏军不可轻侮。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国际关系的变化

当德、意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在30年代初疯狂扩军备战,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时,苏联与共产国际高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在全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但是,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与共产国际改变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路线。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将“反法西斯战争”的路线改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即反对英、法反击纳粹德国的路线。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挫败本国政府策动和进行的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迫使本国政府立即与德国实现和平(注:参见侯成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路线的变化》,《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

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与西方英、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及德、意法西斯国家关系的演变。

法西斯侵略势力是全人类的敌人。自然西方英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对待法西斯侵略问题上有绥靖政策的错误,但苏联与共产国际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是应该揭露与抵制英、法等国的错误,以贯彻自己的反法西斯的政治路线。但是,斯大林被苏联一时的安全利益蒙住了眼睛,以致认敌为友,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

当英法与德国的矛盾加剧时,苏联进一步与德国接近。1939年3月德军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但泽问题”之后,英法相继发表声明保证波兰的安全。此时德国利用了苏联的心态,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德国的目的是避免英法同苏联结盟。1939年4月17日苏联驻德大使拜访德国外交部时,德方表示苏德关系能够改善,甚至可“进一步密切起来”。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公开发表演说,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次演说自始至终没有攻击苏联的言词。苏联则于1939年5月3日撤去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由莫洛托夫代之。原因很简单,因为李维诺夫是法西斯分子所仇视的犹太人,他从30年代中期以来,积极推行防止德国侵略、联合英法的集体安全外交政策。此后,苏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939年5月20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建议在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谈判之前,应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

1939年5月23日德国决定伺机进攻波兰,因此必须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7月22日,苏联宣布苏德贸易谈判在柏林恢复。8月15日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按照外长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拜会莫洛托夫,陈述了德国对苏联的友好意图和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并转告他,里宾特洛甫希望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阐明希特勒的观点。莫洛托夫听后表示很感兴趣,他问道,德国对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持何态度?在会谈中是否要谈到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舒伦堡立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莫洛托夫对里宾特洛甫将来访表示满意,并建议双方各自起草条约的文本。8月19日签订苏德贸易协定,同一天,莫洛托夫通知德国大使,里宾特洛甫可在8月26日或27日来莫斯科,并向舒伦堡提交了苏方的条约草案。希特勒因为已决定于9月1日进攻波兰,必须在此之前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是希特勒于8月20日直接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斯大林于8月22日最迟在23日接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拟定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并表示他接受莫洛托夫交来的苏方条约草案。8月21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

接到斯大林的回电,当天晚上11时,德国电台突然中断音乐节目广播说:“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已经协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外交部长将于8月23日星期三到莫斯科完成此项谈判。”(注:威廉·夏伊勒著、李耐西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734页。)

与此同时,1939年4月开始的英法为了制止德国侵略而开展的同苏联的政治谈判,进展缓慢,8月份三国代表又进行了军事谈判,但由于对“间接侵略”的定义争论不休,波兰与罗马尼亚政府又拒绝苏军穿越本国领土,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

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当晚即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该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第四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26-228页。)这就是苏联承诺,在即将来临的德波战争中,苏联不会给波兰“任何支持”,也不会与英法结盟。这样希特勒德国在发动对波战争时,就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这是德国外交的胜利。同时,苏联似乎也能捞到好处,这就是《秘密议定书》的有关规定:1.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同时成为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边界。2.一旦在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9页。)。8月19日莫洛托夫向德方提交的条约草案上已注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有在同时签订一项‘特别议定书’,并且以之为该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方属有效。这就是说,苏联要在德国的侵略中得到好处,即使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的东部成为苏联的利益范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里宾特洛甫于次日返回柏林,受到希特勒等人的欢迎和祝贺。伏罗希洛夫则于8月25日下午向三国会谈的英、法代表宣布:鉴于政治形势业已改变,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苏法英三国会谈所以拖这么久,看来斯大林的用意是对德国打英、法牌,促使德国同意苏联的签约条件,并不是真想与英、法继续谈判下去。斯大林认为,1939年夏天“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远远超过苏德之间的矛盾。所以苏联的任务是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以保障苏联的安全与利益,因此认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正确的。

于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仅仅8天,德波战争便爆发了,欧战即开始,而德国在侵略扩张过程中遵守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德秘密议定书》,实际上苏联也乘机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与势力范围。

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首先违反了1936年的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补充协定。苏联驻日临时代办8月24日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在此间产生了令人十分震惊的印象,尤其使军人集团和法西斯营垒陷入了明显的张皇失措之中。”(注:《苏联为和平而斗争》(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за Mup),莫斯科1971年版,第637页。)在对苏问题上,日苏经过局部军事较量之后,日本放弃了北侵计划,准备南侵,但为了北部的安全,这次日本不得不采取主动,向苏联提出了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在此之前,1939年8月27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对来访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说,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观点来看“是不可容许的”(注:С.Л.齐赫文斯基主编:《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С.Д.Тихвинский,Русско-кumaǔскuе оmношенuя в ххвеке)第4卷第1册,第491页。)。但1939年9月满蒙边界协定签订后,日方认为,“这个协定使日本在中国可以放手地活动,使它能够加倍努力来达到在中国的既定目的。”(注:С.Л.齐赫文斯基主编:《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第4卷第1册,第513-514页。)

欧战爆发以后,苏联一直处于战争之外。德意日的侵略战争,推动了三国的军事合作。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缔约国之一方如遭受未参与欧战或中日“冲突”之一国攻击时,三国保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但条约规定不影响各缔约国对苏联的政治立场。三国军事同盟显然是主要针对美国与英国的,为避免两线作战,有意拉拢苏联。于是有1940年11月的苏德柏林会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10月13日致函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10月22日苏联政府表示接受邀请。

日本主动提出同苏联订约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1940年7月2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会谈时表示,日本希望同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与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日本大使认为,日苏关系要保持稳定,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如一方遭到来自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将不帮助进攻者。日本政府认为,目前两国签订这样的协定是适宜的,希望尽快商谈。东乡说,“日本希望苏联方面自愿地放弃向重庆政府提供援助。日本希望达成这样的谅解。”莫洛托夫说,“现在对苏联来说,这个问题不是迫切问题,因为现时关于援助中国的各种议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假如苏联帮助了中国,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现在所处的那种情况了。苏联有自己的需要,并且现在苏联正忙于确保自己国家的国防需要。”东乡希望就此问题照会日本。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的对华援助“也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苏联从中国得到了有色金属”。至于交换照会,认为不合适,但“莫洛托夫同志再一次重复说,如果我们现在援助了中国的话,那它就不会处于现在所处的情况了”。东乡仍希望苏联政府就交换照会的建议给予答复(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СССР),全宗06,1940年,目录2,案卷14,2(29),第95-106张。)。1940年8月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时,声称以近卫为首的日本新内阁希望尽快缔结日苏中立协定,请求迅速研究他较交的协定草案并给予答复(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СССР),全宗06,1940年,目录2,案卷15,第3-5张。齐赫文斯基著:《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С.Л.Тихвинский,Заключ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пакта о нейтралитете 1941),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1期(Новαя u новеǔшαя uсmорuя No.1,1990.)。

1940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召见东乡大使,在交给日本大使的公文中特别指出:“苏联政府重申:对于日本政府提出的缔结苏日中立协定的主张表示赞同,如果此主张正如本年7月2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东乡先生所声明的那样,不仅考虑到日本的利益,而且考虑到苏联的利益的话。”(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СССР),全宗06,1940年,目录2,案卷15,第63-79张。转见齐赫文斯基著《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1期。)

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在这里呆了4个月,苏联对中国的实际援助在这段时间停止了(注:维辛斯基与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谈话中所谈的苏日关系和苏联实际援助中国问题(摘自维辛斯基日记,1940年10月17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0100号全宗,24号目录,5号案卷,196卷盒,第34-35张。)。1939年12月“国联”理事会因苏芬战争开除苏联时,中国代表投了弃权票,苏联表示极大的不满,并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这件事显然促进了苏日之间的缔约谈判。不久,《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法西斯军事轴心形成,德国承诺为促进日苏关系进行斡旋。

1940年10月30日,新任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同莫洛托夫会谈时表示,日本政府希望同苏联缔结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类似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之间的所有争议问题应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解决。建川美次认为,中立条约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对互不侵犯问题说得不够清楚。当日本同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之后,日本政府认为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适宜的。建川美次送交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日方草案。与此同时,德国为了争取苏联与三国同盟合作,1940年11月12日和13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莫洛托夫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该条约草案如下:

以三国同盟参加国德意志、意大利、日本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协定

三国同盟参加国德意志、意大利、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为在欧洲、亚洲及非洲各国的自然势力范围内确立有助于提高各国国民福利的新秩序,并对各国为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共同努力给以坚实基础,商定下列各项条款:

第一条 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的三国同盟中,德意日三国曾经商定,为使大战不致变成世界性的纠纷,愿以一切手段防止战争扩大,并为尽早恢复世界和平而努力。同时表明,愿意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各地抱有同一目的,并准备为此而努力的其他各国相互合作。

苏联现在宣布:苏联赞成三国同盟的目的,决心在政治上同三国合作,并为达到此目的而努力。

第二条 德、意、日、苏相约,互相尊重各自的自然势力范围。只要这些势力范围之间产生了必须交涉的问题,四国就召开会议,对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友好的会谈。

德、意、日宣布,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

第三条 德、意、日、苏相约,不参加并不支持同以上四国中任何一国相敌对而结成的其他国家间的联合协定。四国就一切经济问题互相支援,补充和扩大四国间现存的协定。

第四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

四国政府应在协定期满前,寻找适当时机,就延长协定期限问题相互会谈。

对于上述协定,苏联政府在莫洛托夫回国后,于11月16日作出答复,同意德国政府的提案,但附加以下几条:

1.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走。

2.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通过长期租借,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范围内设置陆海军基地。

3.确认从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为苏联在领土上所希望的中心。

4.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北部采煤和开采石油的权利。

这就暴露出苏德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方面根本的利益冲突,因此,德国对苏联的条件始终没有表态。事实上,当年12月18日希特勒便签署了第21号指令,即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这是绝对保密的,包括对日本与意大利(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本原书房1982年版,第31-32页。)。本来“关于日本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德意志国将尽量为增进两国的友好谅解而努力,并将随时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斡旋”。现在德国自然不可能为日苏关系的改善而进行斡旋了。但日本为了自身的利益,要继续改善日苏关系,并继续沿着苏德11月会谈的路子走。即希望苏联在德意日三国同英美的争夺中同德意日合作,这是符合日本的战略需要的。苏联也希望日本促成苏联同德意日的合作,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日本在以后与苏联的双边谈判中实际上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四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即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北部采煤和开采石油的权利。而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实际上驱使日本南下对付英美。所以斯大林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第一步,进一步是三国同盟与苏联合作。苏联同德国的矛盾虽然很深,但斯大林仍然希望德国将矛头对准英美,希望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希望德意日在与英美的战争中遭遇困难时,会答应苏联提出的全部合作条件。斯大林此时仍然相信,苏联同英美的矛盾大于同德意日的矛盾。

当时,在斯大林看来,所有资本主义列强本质上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物,法西斯侵略国家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更倾向于同德、意、日合作,因为此时苏联也已被开除出国际联盟,苏联要将法西斯这股祸水泼向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而自己不仅避免战祸而且可得到实利。

当斯大林正幻想四国同盟的时候,日本也继续本着四国同盟的精神与苏联进行双边缔约谈判。1940年11月18日苏联政府答复建川美次大使转交的日本政府提出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时,指出:如果日本政府不准备提出归还苏联早先丧失的领土——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问题,那适宜于讨论的是缔结中立条约,而不是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因为缔结中立条约时可以不涉及领土问题,只需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达成协议。为此,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递交了苏日中立条约草案与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的议定书草案(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СССР),全宗06,1940年,案卷18,目录3,第44-45张。转见齐赫文斯基著《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1期。)。

由于在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问题以及渔业协定问题上苏日之间的严重分歧,致使苏日中立条约的谈判无法顺利进行。但是,日本既然准备南进,便必须保证其北面的安全,使苏联保持中立。因此,日本不得不在改善日苏关系上采取主动。1941年3月24日,当日本外相松冈从东京前往柏林,途经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表示日本政府渴望改善日苏关系,松冈指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英、美是日本的敌人后,斯大林说:俄国人从来就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朋友,当然现在也不再希望同他们交朋友。但苏联只同意缔结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7日松冈从柏林返回途经莫斯科时,再次拜会了莫洛托夫,仍然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松冈表示,他可以将从莫斯科回国的行期从4月10日推迟到13日。

莫洛托夫回答松冈说,如果日本政府想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重大的政治步骤(苏联政府也希望这样),那么,眼下双方即能就缔结中立条约进行协商。同时需要商议的只有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与煤炭租让权,附带还有对日本租让者的投资补偿,以及苏联所承担的在今后若干年内向日本提供一定数量石油的义务问题。

1941年4月9日,松冈再次会见莫洛托夫时同意缔结中立条约,然而坚决反对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不签署取消租让议定书,便不可能签署中立条约。接着莫洛托夫作了如下评论,如果苏日之间缔结中立条约,那苏联方面希望这一条约不仅同日本与苏联有关,同样与它们毗邻的“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因此,说到承认与尊重日本的领土完整这一点时,应当说,同样应承认与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说到承认苏联的领土完整,也应当说,同样应承认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自然这一点需要在中立条约中得到表达。松冈同意中立条约应当提到承认和尊重与日本和苏联结盟国家的领土完整。此外,松冈说需要签署有关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指明日本的势力范围是内蒙古与华北,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疆。关于势力范围与承认“满洲国”,莫洛托夫说:“涉及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在条约条文中相互承认与尊重日本与苏联的领土完整的建议,也扩展到了同盟国家——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似乎充分答复了松冈关于承认满洲国的建议。至于其他一些问题,需要更认真的准备。所以,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目前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集中在中立条约与取消租让议定书问题上,对此他与松冈已有充分商讨。”

4月11日,莫洛托夫将苏联提出的苏日中立条约草案与取消租让议定书草案交给了松冈。松冈看了莫洛托夫提出的中立条约草案第一条后说,这一条款的措词必须修正,因为日本与“满洲国”之间没有联盟条约。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好像是保护国的形式,而这样的措词自然不能写进条约的条文中,必须找到适当的措词。松冈提出第一条的措词保留最初草案的原样,而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以宣言的形式作声明。松冈认为最好条约一签署,苏联就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满洲国”,交换外交代表,这样就会促进苏联、日本与“满洲国”之间气氛的改善。莫洛托夫则回答说,既然苏方关于中立条约的建议提到“满洲国”,苏方没有回避“满洲国”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他看来在本阶段这已对松冈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但是,由于在签署取消租让议定书问题上的分歧,谈判将中断,松冈已表示了遗憾。

就在谈判进入死胡同时,4月12日斯大林突然接见了松冈。斯大林说:“苏联认为在大问题方面原则上容许同日本、德国与意大利合作。关于这一点,莫洛托夫同志访问柏林时已告知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使三国条约成为四国条约。”斯大林指出,但希特勒声称,暂时不需要别国的军事援助。“斯大林同志认为,因此只要德国与日本的处境变坏,就会提出四国条约问题与在大问题方面同苏联合作的问题。所以,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现在仅限于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已成熟。这将是走向未来在大问题上合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斯大林同意“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以宣言形式表述。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他不希望松冈的处境发生困难,因为松冈不得不同日本的反对派斗争到底,并准备缓和他的困难处境,以便松冈在这里完成外交闪电式任务。

“斯大林接着说,好,假定我们以松冈的信函取代取消租让的议定书,那回答松冈的信,显然莫洛托夫同志将给予复信。松冈的信作为不应宣布的文件附于条约之后。如果是这样,那也许要对这一信函作某些措词上的修正。”松冈表示不反对修改,表示可用“在几个月内”替换“2-3个月内”这一词。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双方所有争论的问题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注:Б.Н.斯拉温斯基:《苏日中立条约:1941-1945年外交史》(Б.Н.Славинский,Пαкm о неǔmрαumеmе межу СССР u Яnонuеǔ:Дunомαmuческαя uсmорuя,1941-1945гг.),莫斯科1995年版,第74-100页。)。

1941年4月13日举行了《苏日中立条约》以及有关苏日贸易与渔业协定问题和取消在北库页岛租让权的函件的签字仪式。

事实证明,事情并不如齐赫文斯基所说的,莫洛托夫完全不理睬松冈关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苏日势力范围的建议,与《苏日中立条约》一起发表的“宣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关于外蒙古与“满洲国”的宣言,苏联实际承认“满洲国”问题,是苏联提出的。最初,苏联还要将这一问题放在中立条约的第一条中。

1941年4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关于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及“宣言”的消息:“最近几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先生在莫斯科进行了谈判,谈判结果于4月13日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以及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边界不可侵犯的宣言。”《苏日中立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遭受来自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攻击时,缔约另一方保证在整个冲突时间内保持中立。有效期为5年。如缔约一方在本条约有效期届满前一年未声明废止,则本条约应视为自动延长5年。

条约所附“宣言”全文如下:“按照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并为了保证两国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注:译自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3册英文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第304页。)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首先《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4月14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即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同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注:《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4月15日。)

外蒙古历来为中国领土。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明确宣布:“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所谓“满洲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是日本扶植的傀儡,1933年2月国际联盟曾通过决议,不予事实或法律上的承认,通过《苏日中立条约》所附的“宣言”,苏联在事实上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当该条约签订10天以后,惊魂初定的蒋介石向各地军政当局发出的密电中说:“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条约,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侵犯性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所不及………故就此事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注:重庆市档案馆:《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24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2期。)苏联的做法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抗议,而且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

其次,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它特别关注苏日关系的变化,自然更不希望苏日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1939年12月1日蒋介石亲自致函斯大林,希望苏联不与日本妥洽(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356-358页。)。因此,中国政府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表示忧虑(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1页。),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甚至说:“至苏若对日订约,损伤道义感情已甚,递迭与拉次长(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С.А.Лозовскй。)等详言,最后告以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页。)直至1941年3月26日,也就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前夕,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向蒋介石报告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的谈话,说:“职谓本人有一信念,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拉答:贵大使此种信念系以事实为根据,当然正确。拉态度诚恳,似无隐瞒。职意我国此时对苏日关系一方应表示深切之关怀,一方应认苏之信任。”(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1941年4月5日《中央日报》还发表题为《中苏友谊的凝固性》的社论。直至4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时,潘友新还说: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招待”。张冲则向其表示:“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9页。)众所周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对华军事援助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援助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就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个关键时刻,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自然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不能不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讲国际信义。

4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说明,“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注: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32页。)。说“条约”未涉及中国,这是瞎话。但鉴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处境,对《苏日中立条约》,除针对所附“宣言”,因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即照会苏联政府表示决不能承认外,对于《苏日中立条约》本身并未说什么话,仅由《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一九三七年八月所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曾明白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缔约国之他方,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注:《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社论的词语是非常缓和的,因为当时中国要继续争取苏联的援助,“蒋介石政府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把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注:瓦·伊·崔可无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6页。)。《苏日中立条约》签订10天后,蒋介石又亲自向各地军政当局发出密电,对《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作了详细的分析后说:“是以苏日条约,就整个局势而论,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注:重庆市档案馆:《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24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2期。)显然是为稳定情绪。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当时抗日战争的影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4月1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向参政会留渝委员报告说:苏联援华的“西北运输现亦照常维持”(注:《新闻报》1941年4月20日。)。实际上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已通知中方,1941年3月10日前申请的货物将向中国供货,而其后申请的货物则不供货(注: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接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莫斯科,1941年4月3日),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0100号全宗,25号目录,6号案卷,200号卷盒,第15-18张。)。以后经中国政府交涉虽仍有军火物资援华,但数量减少,第三笔借款仅使用一半,苏德战争爆发后即停止。

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就日本来说,主要是针对英美的。1941年8月9日,苏德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帝国陆军作战纲要》的大纲如下:(1)以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极严格地执行对苏联的警戒。(2)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3)对于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希望当德、意、日三国处境困难时会答应苏联提出的条件与苏联建立联盟关系,《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是其第一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松冈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斯大林亲自赴车站送行,拥抱话别。这是苏联少有的礼节,可知在斯大林看来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苏联意义的重大。1941年4月1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苏日中立条约》“已将苏日间由来已久之传统的敌对关系宣告终止,而开辟两国间真正善邻友好邦交之新路”(注:《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4月17日。)。但历史并没有按斯大林的预想发展,不久,德国在西线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突然东进,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使苏联措手不及,吃了极大的亏,造成了十分重大的损失。虽然,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苏联利用了德日之间矛盾,使日本遵守中立条约,但这主要是日本已陷入南方战争,使日本无力北进,这同德国的处境是不同的。

由于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联走到了德、意、日轴心国的对立面,与英、美、法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苏日中立条约》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苏日中立条约》促使美英在远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并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援主要依赖美英。事实说明,《苏日中立条约》是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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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条约签署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_苏日中立条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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