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文坛的新动向_日本作家论文

近年来日本文坛的新动向_日本作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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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初以来,日本文坛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动向。

文学的变化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与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密切相关的。70 年代初, 日本的政治、 经济形势都开始出现重大转折。 由于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访华声明,随后又宣布新经济政策, 迫使佐藤内阁倒台,促使田中内阁上台。田中内阁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二是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结果前者获得成功,后者遭到失败。1973年10月,爆发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其后尽管政局不断变动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可是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却日趋巩固着。

然而,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稳定增长时期这个转折不仅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同时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给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困难。文学史专家秋山骏将这种困难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人生的意义丧失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不知道怎样活着才好,而且不知道探求的道路在哪里,于是小说的现实性便发生了动摇。二是日常的形象丧失了。在青年人中流行着所谓“空白的日常”一语,它意味着失去形象的日常、任何形象也没有的日常,也就是说旧的日常消失了,新的日常又看不见,这也动摇了小说的现实性。与此相关,这时在日本文坛上就产生了许多新现象:诸如“内向一代”作家进一步趋向繁荣同时也开始变质,30多岁的一代作家没有应运而生,女作家在文坛上日益活跃起来,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作品颇为流行,更加年青的一代作家登上文坛等等;其中又以最后一点最为引人瞩目。

经过这个转折,进入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文学在前进的道路上又经历了许多的曲折,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产生了许多的变易。兹举其要如下:

其一是不景气。自70年代中期起,便有不少人频频谈到文学事业的不景气、不振作和停滞现象,具体表现为文学作品销售量减少,读者不再象以往那样关心文学创作。有的批评家提出“日本文学处于沉寂状态”的看法,有的作家提出“衣食足就能忘文学吗?”的问题,这些曾经引起众多热心者的关注。人们各抒己见,有的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坛本身,在于作家丧失奋斗目标,缺乏远大抱负,所以其作品不能引起读者共鸣;有的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状况,现实社会制约文学的发展,限制文学的作用,而不在于文学作品质量的降低。依笔者看来,以上两种意见既可以说是对应的,又可以说是统一的,或许正是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人们(包括作家在内)普遍感到旧的目标业已丧失,新的目标尚未确立,所以产生不了充沛的热情,寻求不到合适的方法吧。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不景气只是暂时的现象,1987年以来先后出现在日本文坛上的“村上春树现象”和“吉本芭娜娜现象”(即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的作品最为畅销),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是有力的证明。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作家力求突破不景气现状的尝试和成果吧。

其二是多样化。随着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西方当代文学的进一步渗透,日本文学显得更加光怪陆离,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当前日本文学的多样化趋势正在向前发展,它表现在文学理论、审美情趣、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等诸多方面。例如,不仅恋爱成为文学创作难以离开的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以更加露骨地表现性爱、变态爱、性滥交、同性恋等为主旨;又如,为了慰藉人们日益浓重的孤独心理,以抒发感情和记述生活琐事为主的随笔文学获得了施展才能的良好时机;再如,为了打破小说和评论的界限,一种被称为“小说的小说”的新文体应运而生,在故事情节中包容着理论问题的探讨,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所谓“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含糊不清了,有的纯文学作家借用了大众文学的方法和形式,有的非纯文学作品获得得了纯文学最高奖——“芥川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种类和形式越来越名目繁多了,非但有“推理小说”、“风俗小说”、“全体小说”、“历史小说”、“私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等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又有“经济小说”、“情报小说”、“政治空想小说”、“虚构小说”、“模拟小说”、“发展小说”、“15岁文学”以至“泛太平洋小说”、“20世纪小说”等五花八门的新东西粉墨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如“经济小说”往往通过真人真事表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课题,涉及有关经济的理论、规律、策略、手段等方面成败的先例,试图揭开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秘密,深受企业主和白领职员的欢迎;“模拟小说”以假设为前提,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重新进行虚构和模拟,其中不少作品成为大众读者青睐的畅销书;“15岁文学”是专门以女初中生为对象的文学作品,由于大多采用简明的语言和抒情的风格描写少女的恋爱故事,所以为同龄少女所迷恋,并且长期畅销不衰。

其三是商品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几乎所有的东西商品化,当然也就要求文学作品商品化。在日本,文学的商品化过程早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便开始了。不过,在70年代初期以前,其商品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如小说要尽量迎合广大读者的心理,以便扩大销路等;到70年代初期以后,其商品化倾向迅速扩大,即不但在作品的内容上努力迎合读者,而且在作品的传播形式和手段上尽力进行革新,以便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最有效地开展竞争。如“电脑联网小说”是商业电脑公司所开展的服务项目之一,具体办法是利用电脑联网通讯逐日连载当时的畅销作品,吸引用户每日阅读,并且让用户将自己对连载作品的意见(如故事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推理小说中的犯人是谁等)反馈回来,使作家和读者互相沟通;“车厢广告小说”是专为某个公司进行宣传而写作的小说,具体办法是公司聘请作家写故事生动、情节紧张、富有魅力的小说在车厢广告牌上刊载,有的还配上醒目的插图,从而达到广泛吸引读者和顾客的目的。

不过,除以上几点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力求更加紧密地贴近处于稳定增长时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更加直接地反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现实状况和心理状态。于是,努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便达到回归传统文化世界的倾向,热心宣传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企图将西方和日本等同视之的倾向,着力描述人们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孤独体验的倾向,重点表现人们在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里的失落感受的倾向,专门追求富于神话般浪漫主义情调的倾向,以及精心描绘当代青年独特青春体验的倾向等,便纷纷崭露头角,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而最能代表这些新倾向的则是一批在这个时期陆续登上文坛的新作家。

中上健次(1946—1992)是7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第一位新作家。他的早期小说着重表现城市青年的孤独和不安。1975年,以短篇小说《岬》获得芥川奖,成为近十年来首次在20多岁便获此殊荣的作家。作为一个出生于战后的作家,人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不同于前代作家的特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是幸运的,是幸运的一代,既没有被战争驱使过,也未曾体验过母亲常常提起的B29 轰炸的灾难和恐怖”(《18岁》)。当着手进行创作时,他首先感到的是人生意义的丧失和日常形象的丧失所造成的困惑;随后为了确立自己的生活原理,他便将着眼点放在血缘关系上,而《岬》则是这方面的第一颗硕果。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竹原秋幸在其出生地纪州当土木工,他之所以不离开这片土地,并非因为特别眷恋这里,而是因为迫不得已。其实,他对家乡的印象是很不好的,觉得这里的山山川川仿佛被封闭起来,连海也仿佛被封闭起来,人们如虫如狗一般生活,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更何况他的生身父亲滨村龙造又是一个生性放荡的人,喜欢拈花惹草,秋幸便是龙造和其中一个女性发生关系所生下的孩子之一。秋幸的母亲只带着秋幸一人和现在的丈夫共同生活。大哥曾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摇晃着菜刀前来叫骂,但不久大哥就上吊自杀了。其后,秋幸的姐姐又因为家庭矛盾和疾病缠身而精神失常。秋幸感到痛苦不堪,或许是为了弄清自己身上流的是什么血吧,他前去寻访龙造和娼妇所生的女儿。在《岬》之后两年,作者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枯木滩》。《枯木滩》可以看作是《岬》的续篇,描写两年以后的故事。这时主人公竹原秋幸已经是26岁的青年,担任哥哥文昭经营的土建承包商竹原组的作业班长,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可是他的内心仍然饱受血缘关系纠葛的折磨。由于不知底细,他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发生了关系,这使他感到无限痛苦。为了适当减轻自己的精神负担,他终于鼓足勇气,向龙造说明事情真相,以便刺激龙造、激怒龙造,让龙造来处罚自己。然而不料龙造却满不在乎地付之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有办法,这种事哪儿都有”。这使秋幸感到绝望。其后不久,秋幸因打死同父异母弟弟秀雄而被捕入狱,但龙造仍期待着秋幸成为自己血缘的继承者。由于作者以动人的笔触描述了具有现代神话色彩的动人故事,提出了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和血缘关系问题,所以这部小说获得了第31届每日出版文化奖和第28届艺术选奖新人奖。从《岬》到《枯木滩》,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力图表现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包围着人的传统仍然是既广且深的。中上健次的其他作品还有《化妆》(1978)、《水女》(1979)、《凤仙花》(1980)、《火节》(1987)、《奇迹》(1989)和《赞歌》(1990)等,而出版于1992年的《轻蔑》则成为他一生最后的重要小说。

继中上健次之后,第二个登上文坛的新作家是村上龙(1952— )。比起中上健次来,他的登场似乎更带有冲击性和爆发性。因为他在24岁时便以处女作《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群像》1976年6 月号)连续获得《群像》新人奖和芥川奖,并且其发行量超过百万部,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两年后作者又亲自担任导演将其搬上银幕,甚至因此在社会上流行起“透明族”一词来。小说写的是主人公龙和一群日本青年在东京近郊美军基地周围所过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和美国兵在一起鬼混,吸毒,酗酒,跳摇摆舞,进行性滥交,终日沉沦,无所事事。龙替美国兵斡旋和介绍性交对象,他自己也成为美国兵寻欢作乐的工具,即使遭到警察搜捕也不肯罢手。但在发疯喧闹之后,他内心所剩下的却只有一片空虚,仿佛觉得自己的精神就要彻底垮掉似的。后来由于一种幻觉的作用,他用摔碎的酒杯划破自己的胳膊,让鲜血染红了玻璃碎片。他擦掉玻璃片上的血迹,透过映射在玻璃片上的光芒,只见眼前呈现出一片“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小说的题名即源于此,所谓“透明族”一词也来源于此。那么,这样一篇作品为什么能轰动日本文坛呢?秋山骏将其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它表明以都市生活为中心的世界各地变成了性质相同的所在,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意识象征的“美国”变成了日本的现实;二是它把以前描写外国人的外国小说光景挪到了日本,以日本为舞台,以日本人为主人公,因而外国和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三是它几乎没有战争、战败和战后之类的观念,而是直接表现“今日的现实”。1977年,村上龙又发表了题为《大海彼岸战争爆发》的小说,仍以世界各地变得性质相同的观点为基础,试图在日本确立所谓“今日的现实”。此外,他的重要作品还有《投币式存物柜里的婴儿》(1980),表现的是现代生活和暴力问题。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村上龙与中上健次构成明显的对照。中上主要以表现传统文化为己任,而村上则着眼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在70年代末期登上文坛的新人中,女作家增田瑞子(1948—)的名字是应当特别提出的。增田瑞子从1980年起专门从事创作,差不多一年出版一本创作集。 她第一篇引起注意的作品是《死后的关系》(1977),曾获得新潮新人奖候补的资格。1979年出版的第一部创作集《两个春天》,收入作为芥川奖候补的三篇小说——《单间钥匙》、《樱寮》和《两个春天》。自80年代初以来,又有大量作品付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麦杆笛子》(1981)、《自由时间》(1984)、《家庭趣味》(1985)、《单体细胞》(1986)、《降水概率》(1987)和《独身者札记》(1990)等。描写生活在日本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孤独生活和孤独体验,是作者刻意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麦杆笛子》里,女主人公冈野里子曾于学生运动高潮时进入过东京的大学,参加过学生的斗争,但不久便离开东京,担任弱智儿童设施——湖池学园的保育员。她觉得唯独这里才能使她不安定的情绪安定下来,唯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才能使她感到心情舒畅。事过七年之后,当她为取得正式保育员资格再度上京并重逢旧友时,她也没有为此激动不已,办完事后仍然决定返回学园,并与一个轻度残疾者结婚。在冈野里子看来,越是繁华的大都市,越会令人觉得孤独难耐。在《自由时间》里,作者描述了女主人公晴代长达20年的漂泊生涯。晴代早在16岁时便离家出走了。当时她是一个高中学生。不过,她的离家出走并非由于家庭不和或者讨厌学习等“常规”动机,而是为“在体内增长的自然物体”的力量所驱使。在她看来,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一切束缚,不用顾忌任何人,随心所欲地度过一生。起初,她在一家商店里工作了五年;随后,她又转到一家食堂工作了15年;最后,她突然决定再次“离家出走”,到深山里去隐居起来。有趣的是,她没有什么确定目标,只是不停地向前走,据说这是向着“无为的我”的自我还原过程。在《单体细胞》里,作者又从男性的角度来进一步表现人们的孤独性格。小说的男主人公椎叶干央正是一个孤独的“单体细胞”(所谓“单体细胞”,是指实验用作为单体而取出的动植物孤立细胞,如不经常搅拌,便会由于细胞壁逐渐加厚而导致死亡。这里指性格孤僻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过着孤独的生活。其后进入大学,又升入研究生院,埋头于生物学研究,没有心思游玩,也顾不上交女朋友,一心打算成为科学研究人才。但当他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导师却对他的研究能力产生了怀疑。受到这个沉重打击后,他逃到一家山间旅馆。一面整理学位论文,一面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在这时,旅馆里又来了一群女大学生,其中之一的棱子似乎对他产生了兴趣,跟他回到东京,并和他过起同居生活。然而棱子也是一个孤独的“单体细胞”式的人物,寡言少语,从不表露真心实意。后来干央顺利地提交了博士论文,并找到了新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棱子却突然不辞而别。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单体细胞”孤独性格的永久性和顽固性,无论怎样热烈的恋情也不能攻破他们的城堡。

除了中上健次、村上龙和增田瑞子,在70年代后半期登场的重要新人还有三田诚广(1948~)、中泽桂(1959~)和川西兰(1960~)等。三田诚广以《我是什么》(1977)获得芥川奖,作品描绘60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表现自己的青春时代,但往往不是单纯的直接叙述,而是加入模仿、讽刺、滑稽的成分。中泽桂的出世作是《发现大海时》(1978),表现少女对异性的认识和体验,笔触冷静,风格清新。川西兰则以《初春暴风雨到来之前》(1979)步入文坛。

自80年代初期以来,又有一批新作家陆续登台亮相。在这批新作家中,最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无疑当属村上春树(1949~)。村上春树1979年以《听风歌》获《群像》新人文学奖。这篇作品描写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繁华都市里的青年男女的生活和心态,他们的物质条件是优越的,但他们却不觉得充实、幸福和满足,反而感到无限的孤独、空虚和无聊,甚至有时不免产生丧失了周围也丧失了自我的感觉,于是或者寻找强烈的刺激,或者追求颓废的享乐,或者干脆走上自杀的道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篇小说为村上以后的作品确立了基调,表现繁华都市人们的失落感受几乎成为村上以后作品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大约正因为如此吧,所以有人称他的小说为“都市小说”。其后,村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1973年的弹球戏》(1980)、《寻羊冒险记》(1982)、《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 )、 《挪威的森林》(1987)、《跳,跳,跳》(1988)和《国境之南,太阳之西》(1992)等。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作者展示两条线索并将二者交错对立起来:一是世界尽头,那里一派田野风光,显得寂寞、安静,属于非实际存在的幻想境界;二是冷酷仙境,即大都市东京,那里充满喧闹、竞争,属于实际存在的现实境界。而分别处于两个境界的主人公“我”则几乎具有共同的感受——孤独、空虚和无聊。如果说这两个“我”乃是一个人的两个分身,那么这部长篇则旨在说明人们无论在“世界尽头”还是在“冷酷的仙境”都是难以忍受的。不过村上备受欢迎的作品还不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而是《挪威的森林》;后者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只好一版再版,据说共计销售600万册以上, 非但一举打破了文坛沉闷的局面,而且创下了多年以来未曾见过的记录。这便是所谓“村上春树现象”。《挪威的森林》围绕大学生渡边和他的女友直子展开故事。渡边在自己的朋友自杀后,和他原来的女友直子交往,并发生了性关系。但次日直子不辞而别,住进了一所远离东京的精神病疗养院。渡边和她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同时又结识了另一个热情的姑娘——绿。尽管他抵抗不住绿的诱惑,可是内心仍然思念着远方的直子。不久他得到了直子自杀的消息,顿觉失魂落魄,无法控制自己,便单身离开东京,到各地无目的地漫游。当他最终返回东京后,直子的女友来访,劝他与绿和好。在小说结尾处,他打电话约绿会面,绿问他在什么地方,他拿着电话机围着电话亭转了一圈,也没有弄清自己的所在地。这个细节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形象地表现了男主人公的失落感。其实不仅是男主人公,在小说里登场的直子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也都不免怀有浓重的失落感,以致有的人不得不以自杀的手段了结自己的余生。也许正是这种浓重的失落感强烈地震撼了日本广大青年读者的心灵,所以本书才会受到如醉如痴的欢迎吧。当《挪威的森林》所引起的轰动尚未平息时,村上又于第二年推出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跳,跳,跳》。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多次提到“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继续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的失落感。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人们只有不停地跳、跳、跳,不必考虑为什么跳舞,也不必寻求什么意义。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挪威的森林》的继续,它使“村上春树现象”从1987年延续到1989年才算告一段落。

80年代末期的日本文坛热潮迭起,比“村上春树现象”稍迟,又有“吉本芭娜娜现象”兴起。女作家吉本芭娜娜(1964~)善于以通俗、细腻、流畅的文笔精心描绘八、九十年代的青年男女独特的青春生活和青春体验;故事情节往往富于新意,不落俗套,给人以新奇之感;人物感情往往是纤细的、哀伤的、病态的,颇能引起当代青年的共鸣;小说的开头往往开门见山进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结尾往往戛然而止并且收到发人深思的效果,所以很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1987年冬和1988年春,她的处女作《厨房》(《海燕》1987年11月号)及其续篇《满月》(《海燕》1988年2月号)一发表, 立即引起广大青年的热烈反响,成为“吉本芭娜娜现象”的起点。小说以女主人公近乎透明的青春感受和孤独感受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心。“在这个世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这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这话乍看起来似乎颇为奇怪,但若仔细思考便会觉得并不奇怪。因为对于女主人公樱井美影来说,厨房是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场所,吃饭是家庭成员不可缺少的活动,而饭桌的消失便意味着家庭象征的消亡、家庭成员的消灭和血缘关系的断绝。美影喜欢厨房是由于她深深地感到在做饭做菜的过程中,在和家人共同进餐的过程中,自己就会全身充满活力,就会产生强烈的“亲和力”。如今又与最后一个亲人——祖母诀别,终于成了孑然一身的孤独者。这对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少女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幸而这时旧友田边雄一来访,他劝美影寄居在自己家里。为田边家的好意所感动,为田边家的气氛所温暖,美影的心灵创伤逐渐得到治疗。但这种境况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其后雄一的母亲(其实是父亲,男扮女装)被人杀死,这使美影再一次尝到了生活的苦涩味道。不过小说的结尾似乎又被作者涂上了若干亮色——雄一为了解除痛苦,单身出外旅行;美影得到消息,前去寻访雄一;两人共同用餐,觉得彼此间充满了亲近感。这表明作者力图把感情情绪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不肯任其自由发展。《厨房》和《满月》为吉本芭娜娜的小说打开了文坛的大门,也为她的小说确立了独特的风格。在《厨房》和《满月》之后,她又接连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集,如《泡沫·圣殿》(1988)、《白河夜船》(1989)和《一种体验》(1989)等,同样受到好评,长期畅销不衰,使“吉本芭娜娜现象”延续了两三年之久,显示出雄厚的实力。

可是比起备受欢迎的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来, 或许岛田雅彦(1961~)的创作为日本文坛带来了更多的新因素。尽管岛田雅彦作品的问世未能在文坛上造成那么强烈的风波,但他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新世代的语言感觉、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不同以往的艺术手法、浓厚的浪漫情调和广阔的国际视野等,都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在岛田雅彦的成名作《献给温柔左翼的嬉游曲》(《海燕》1983年6月号)里, 上述新倾向便初步显示出来。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千鸟姬彦的大学生,他热心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滑稽团”的小组,该小组支持苏联,反对现行体制,并且由于成功地举行纪念萨哈罗夫博士诞辰讲演会和出售萨哈罗夫纪念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来由于有的组员要到法国留学以便直接接触苏联人,有的组员为了挣钱而参加色情饭店的服务工作,千鸟不得不决定停止小组活动,自己则加入到女友所在的管弦乐队里去了。总之这是一篇生动描绘当代大学生群像的青春小说,而以所谓新左翼为中心。令人感兴味的是,作者故意不用“左翼”这两个汉字,而以假名代之;据说这是作者有意创新的表示,因为在他看来用汉字是代表传统的旧文体,而用假名则是对传统旧文体的否定。在1983年以后,他又陆续付梓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有《天国降临》(1985)、《我是仿制品》(1986)、《未确认尾随物体》、《犹太系毛孩子》、《病毒奇迹》(以上1987)和《彼岸先生》(1992)等。

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和岛田雅彦差不多同时在8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作家还有几位也应特别提到:立松和平(1947~)、田中康夫(1956~)、高桥源一郎(1951~)和干刈县(1943~)等。立松和平以《远雷》(1980)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其他重要作品有《太阳之王》(1981)、《路上的爱》(1982)和《性的默示录》(1986)等。田中康夫的登场作品是《总觉得,水晶》(1980),小说描写追求心情舒畅、没有烦恼的都市青年的生活,不仅题名是由两个互不相关的词语组成的,而且附加了424个注, 表现了作者执意标新立异的倾向。高桥源一郎的《再见,匪帮》(1981)成为《群像》新人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成为符号的化身,并不包含多少实际的内容。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在虹的彼方》(1984)、《优雅而感伤的棒球队》(1988)和《太阳落于企鹅村》(1989)等。干刈县因《树下家族》(1982)而获《海燕》新人文学奖,小说表现的是当代社会的家庭危机——丈夫因工作忙不回家,妻子感到寂寞难堪,于是徘徊街头,反思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留给读者的印象是鲜明而深刻的。作者1983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也以此为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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