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新加坡论文,其对论文,态度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态度是人类语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通过语言使用来体现；而语言使用，又往往给语言能力的大小以决定性的影响；语言能力转而影响到人们使用语言的频率，通过使用语言的效果，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区分：首先可以分为感情方面的和理智方面的两类。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在说到、听到某种语言时，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和反应，它常常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出现的。这类态度，往往密切联系于说话人或听话人从小成长的语言环境、文化传统乃至个人生活上的特殊经历，比如曾在通用某种语言的地区生活多年，或是曾经遭遇的某个愉快（或不愉快）事件与某种语言有关等等。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对特定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理性评价。这种态度表面上是主观的，但在实际上，不能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理智的语言态度，当然主要取决于特定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以及它可能附加给说话人以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把语言态度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个人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者或听话者个体，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态度；而社会的语言态度，则指的是整个社会，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反应和评价。虽然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个人的语言态度，也有可能与社会的语言态度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由于语言态度在语言生活这个大圆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国政府往往通过一定的语文规划，力图对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又可从是否有政府的有意干预，而把语言态度区分为上加（即有政府法令为强力后盾）的语言态度，和下加（由社会自然形成）的语言态度两类。当然，上加与下加也是相对的，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政府的语文规划，不能不考虑社会的意愿；而政府的态度，又往往会对社会的语言态度施加强大的影响。
语言态度、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所构成的这个互相扣得很紧的大圆环，从共时的平面上看，甚至很难断定到底是谁先影响了谁，而只能看到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才能找出这个圆环中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并探讨它与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仅有62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共有人口2,705,115人，其中华人2,102,795人，占总人口的77.7%；马来人382,656人，占14.1%；印度人190,907人，占7.1%；其他民族28,575人，占1.1%。新加坡自1819年以来就是英帝国的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曾被日本占领，1959年成为英国属下的自由邦。1963年结束英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脱离联邦，建立了共和国。基于上述历史、地理的条件，在1950年以前，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移民，一直是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岛内华人的母语主要是闽、粤、客家等汉语方言。岛内马来人主要说马来语；印度人也通用多种语言，但以说泰米尔语的人居多；其他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则以英语、马来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官方语言就是英语。独立之后，政府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法定的行政管理、学校教学语言，享有一家独尊的特殊地位。新加坡政府之所以选择过去殖民者的语言为第一官方语言，主要是岛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数较多的民族以它为母语，用它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可以显示其无所偏袒的公平态度，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它继承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所需的各种语文传统，并能继续保持与西方社会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
新加坡政府在独立之后所采取的另一项引起世人关注的政策，便是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各族人民在把英语文作为第一语文来学习的同时，还需把本族语文作为第二语文来学习。对于华人来说，汉语方言不可能作为第二语文，因此，首先在全体华人中，大力推广华语。所谓华语，其实也可说是汉语普通话在新加坡的一种变体。根据我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和新加坡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都认为新加坡的华语，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和汉语普通话均存在一些差别。新加坡政府不选择当地华人中最流行的某种汉语方言作为华人的共同语，而偏偏选择了当地很少有人以它为母语的华语来推广，其原因颇有点类似选择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上面已经提到过，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大多是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渔民或手工业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不掌握中国的“官话”、“国语”和后来的普通话，主要使用自己的方言。在殖民地时代，使用方言也是他们抵制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时，各个同姓的宗祠和各地的同乡会不单是各姓氏、各地区华人互助共济的组织，而且也是他们的代言机构，并在调解纠纷、办学兴教等社会自治、公益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不但在居民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威望甚高，即使行政当局也不能完全无视它们的意见。在这些宗祠和同乡会中，使用的自然是各自的方言。为了与不同姓氏、特别是不同地区的华人交流，新加坡的华人大多能说一两种乃至三四种、甚至更多的方言或语言。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消除狭隘的宗乡观念，而代之以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为此，就不能不选择一种可以不偏不倚、显示其一视同仁的共同交际工具。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华语。另一方面，华语是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上，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标准、规范的语言；它不但是中国大陆汉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也是世界华人通用的、被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这些都是闽语、粤语或任何其他汉语方言所不能比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在华人中大力推广华语，力图以它去代替五花八门的方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新加坡华人对待当地通用的各种语言是什么态度呢？由于新加坡通行的汉语方言数目太多，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分析；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汉语方言归并成为“方言”，与“华语”、“英语”相对，进行研究。
新加坡华人对待当地通行的各种语言的态度，可以从我们所作的一项社会语言调查中得到说明。（注：本论文的统计数字是陈松岑、徐大明所作“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调查”(1996)正式开始前，较小规模的探索性调查材料的一部分。它们来自对两所中学、两所小学（分别为两所英校，两所华校）学生家长所填写的问卷中的部分内容的统计。）我们为调查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设计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对英语、华语、方言的评价。我们列出了“好听、用处多、有身份、精确、文雅、亲切、有权威、友善、容易、方便”等十个特点，要求被调查人指出三种语言中，哪些语言具有上述优点。这十个优点中，“好听、亲切、友善”完全是属于说话人或听话人主观的感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用处多、精确、有身份、文雅、有权威”则主要取决于该语言的使用功能和社会对该语言的评价；“容易、方便”主要取决于说话人或听话人掌握该语言的能力。
调查结果表明：受不同教学语言教育（注：新加坡华人受教育的学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用的教学语言是不相同的。在19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华人的大多数子弟，进的是各个宗乡会馆所办的私塾，教学语言自然是汉语的各种方言。从“五四”运动以后，这些华人学校受中国大陆教育的影响，逐步改以“国语”为教学语言；这就是华语源流学校的开始。在这些学校中，英语是作为第二语文来学习的。从1823年开始，英殖民者又开办了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在这种“英校”中是不教华语和华文的。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推行双语教育，英语文为第一语文，本族语文为第二语文。至于教学语言，对华人而言，则有英语和华语之分，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称为英校，以华语作为教学语言的称为华校。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决定逐步把华校的非英文班级，转变为英文班级。从1987年起，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都改为英语。所以，在笔者进行调查时，学校已无英校、华校之分。但是，从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教学语言源流对它的师资、教学水平，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新加坡社会普遍认为：华语源流的学校，华语水平比较高，英语源流的学校，英语水平比较高。而一个人受教育时的教学语言，对他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都有极大的影响。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进行语言调查时，教学语言源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看崔贵强《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推行、成效及影响》，载《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台湾屏东师范学校出版，1995。）的人，对哪一种语言具有这些优点的看法，是有同有异的。相同的是，无论是教学语言为华语、英语或华、英两种语言的人，在认为具有“好听、文雅”这两个优点上，华语的百分比都超过了英语和方言；而在指认具有“有身份、有权威”的百分比上，英语却超过了华语和方言。不同之处是：在指认何种语言具有“用处多、精确、亲切、友善、容易和方便”等优点时，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受教育的人，指认英语的百分比超过了华语和方言。而用华语作为教学语言受教育的人，则指认华语的百分比超过了英语和方言。只有用双语作为教学语言受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人各有所同，又各有所异。在“用处多、精确”两点上，他们和用英语作为受教语言的人相同；而在“亲切、友善、容易、方便”这四点上，则与用华语作为受教语言的人相同。根据前面对这些优点性质的分析，很明显地反映出：被调查人从感情方面、文化传统方面（例如认为华语比英语文雅），对华语的评价超过了
英语；而在评价语言的社会地位和实用功能时，则认为英语超过了华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不少新加坡华人的母语，实际上是汉语的各种方言，而且目前的华人家庭中，某些公共场所（如巴杀（注：一个波斯语的音译词，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农贸市场。）、宗乡会馆、寺庙）中，方言的使用比例也不小，但统计仍然显示，新加坡华人对方言的评价，无论是感情方面还是理智方面，是低于华语和英语的。
关于语言态度的第二方面，我们调查了新加坡华人心目中，华语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我们列出了华语在新加坡的五方面的功能，要求被调查人把他心目中华语的五个功能，按其重要程度顺序排列，最重要的排在最前面，依次类推。这五个功能分别是：沟通不同的方言人群，作为商业用语，作为旅游用语，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统，作为华族的表征。在这五个功能中，最后两个功能，反映说话人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归附，感情的成分较重；而前三个功能，则主要是达到实用的目的，也是对语言社会地位的理智的判断。调查结果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人，把华语看成主要是实用的、沟通不同方言群体的一种交际工具；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把华语看成主要是本民族的表征；还有约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华语主要是继承华族传统文化的工具。从纯粹功利的角度，把华语当成主要是到国外（如港、澳、台和中国大陆）去发财，或有利于到这些地方去旅游的工具的人，不过十分之一强。可见大部分华人，对华语有一种民族认同感。这不单是就我们调查的总体而言，即使我们把被调查人，按他们受教育时的教学语言，区分为华语、英语、双语三大类时，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这就是说，在华语作为团结华族的工具、继承华族的文化、作为华族的表征等主要功能上，华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语言态度调查的第三个方面，是新加坡华人对方言的态度。主要是了解被调查人要不要自己的子女学方言，以及要或不要的理由。在“要子女学方言的理由”方面，我们列出了六个：即与祖父母沟通，与新加坡说方言的人沟通，与其他国家说方言的人沟通，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有利于欣赏方言表演艺术，保持籍贯特征。对“不要子女学方言的理由”方面，我们列出了：没有使用价值，政府不提倡，语言学习负担太重，可能被看成没有文化等四条。问卷要求被调查人指出，哪一条是他认为最主要的理由，并把它排在第一位，对其他理由，也按它们的重要性顺序往下排。分析这些理由的内容，不难看出：要学方言的后三个理由，带有认同于本民族、保持本民族特征的色彩，前三个则出于实用的需要。在不要学方言的理由中，除了“政府不提倡”，带有上加语言态度的成分之外，其他几个，都属于下加语言态度。在回答调查的239人中，有174人表示要自己的子女学方言，占回答问题的总人数的72%；学习方言的理由中，把“与祖父母沟通”排在第一位的占66%，把“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排在第二位的占62%，把“保持籍贯特征”排在第三位的占53%。这种排序说明：这些被调查人认为，学习方言的主要目的，是在家庭中与老一辈的人沟通，这是非常符合情理的。因为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已届成年的华人，大多只会方言而不会华语，在后来政府推广华语的运动中，他们也不是重点，所以，与他们交流的最方便的工具还是方言。在239人中，仅有37人表示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方言。其理由主要是“政府不提倡”，在这37人中，把这个理由排在第一位的占56%，把“语言学习负担太重”排在第二位的占19%，把“方言没有使用价值”排在第三位的占16%。由此可见，这些家长对政府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另外，在已经实施双语教育的新加坡，如果再要孩子学习方言，语言学习的负担也确实太重了，所以，被调查人才会把这条理由排在靠前的位置。最后一条排在较前的理由，则显示了方言除了在华人家庭中，还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一席地位之外，不少人已经看出了它的使用功能的萎缩。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明确表态愿不愿自己的子女学方言，而是同时填写了学习与不学习方言的理由，我们把他们称做在这一问题上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的人。他们共有28人，占总人数的12%，也算一个不小的比例。他们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新加坡华人的方言情结是不太容易解开的。
从理论上讲，上述三个方面的语言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新加坡华人学习英语和华语的不同积极性，并从他们的语文能力上反映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对华人在英语、华语上的语文能力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是：英语源流的，在英语的听说能力上，有60%达到很好的水平，而在华语的听说能力上，只有14%达到最好水平，两种情况大约是4∶1。具有华语源流的，在华语的听说能力上达到很好水平的有54%，在英语的听说上，达到这个水平的有22%，两者之比为2∶1。可见，对比英语源流和华语源流的人，他们对自己熟悉的教学语言和非教学语言，掌握得最好的人数的百分比，几乎差了一倍。也就是说，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华人，除了能很好地掌握华语之外，还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也同时很好地掌握了英语。反过来，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华人，在很好地掌握英语的同时，却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很好地掌握华语。双语源流的华人，在这两种语言的听说能力上，英语最好的有38%，华语最好的有53%，相差数没有前面两种人那么大。在读写能力上，不同教学语言源流的人，相差更为悬殊。英语源流的被调查人，对华文“能读能写”的，是英文“能读能写”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华语源流的被调查人，能读能写英文的能力，只及华文能读能写的七分之一。双语源流的被调查人，在这方面则比较平衡，英语和华语“能读能写”的百分比是68∶55。这就是说，华语源流的被调查人，和英语源流的被调查人一样，虽然都受自己的教学语言的影响，掌握非教学语言的能力较差；但在听说能力上，受影响的程度没有在读写能力上那样深。从不同教学语言源流的人，掌握两种语言的两种能力（指听说和读写）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听说能力上，英语对受教育者给予的限制较大；而在读写能力上，华语对受教育者的限制更大。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社会普遍通行英语，华语源流的人，也不难从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提高自己的英语听说水平。而英语源流的人却得不到那么多练习听说华语的机会。但在读写能力上，华语源流的人用在学习华文上的精力，要比英语源流的人用在学习英文上的精力多得多。一方面，这和华语所用的汉字比英语的拼音文字难以掌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新加坡华人社会中通用华语而并不通用华文有关。因为学习华文的人，除了课堂以外就很少有使用华文的机会。如果把三种教学语言源流的人合到一起，那么，“用得最流利的语言”、“从小最先学会的语言”中，华语仍高于英语11个百分点；听说能力上达到最好标准的，英语比华
语高出7个百分点；在读写能力的统计中，达到最好水平的，英文也比华文高出了3个百分点，“勉强能读不能写”和“能读不大能写”这两项中，华文的比例都大于英文。这就表明：新加坡华人从总体上说是华语的听说能力还不错，可是在读写能力上却比较差。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主要是华语而不是华文。
这样的语言态度和语文能力，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对不同语言的使用。我们对华人使用不同语言的调查结果如下：
1.属于英语教学源流的说话人，只有在家庭中对父母、兄弟等谈话时，才主要使用方言，在工作单位或其他公共场所主要使用英语。
在涉及不同的话题时，只有在和出租汽车司机交谈，使用方言的比例，超过了使用英语的比例；其他话题中，都以使用英语的比例为最高。
2.属于华语教学语言源流的说话人，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除了对父母、兄弟交谈以方言为主之外；其他情况下，都以使用华语为主。
在不同的话题中，只有夫妻之间的争论，以方言为主；其他话题仍以华语使用比例最高。
3.属于双语教学语言源流的人，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些双语人的语言使用，比较能代表新加坡社会中华人的总体情况：
从场合来看，工作场合正式性最强，使用英语为多，占73%；家庭是正式性最低的场合，主要使用华语，占53%；一般公共场所中，使用英语和华语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是53%和55%。
从交谈对象来看，他们对父母仍以说方言为主；对兄弟等同辈人使用英语、华语、方言的比例几乎相等；对配偶使用英语、华语的比例相差不多，而使用方言的比例则比这两种语言差了十几个百分点；对子女使用英语与华语的比例相等，但都大大超过了使用方言的比例。
从我们列出的话题来看，双语人与朋友议论新闻，和到购物中心购物，以英语、华语为主要工具，比例相差不大；到银行办事，则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比例高达85%，而华语和方言只有25%和10%；向陌生人问路，与出租汽车司机交谈，都以华语为主；当夫妻发生争论时，他们使用的语言，三者比例大体相当。
根据这些统计数字（注：由于新加坡华人大多为双语乃至多语人，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又未限定只能写一个答案；所以同一个被调查人有可能提供不止一个答案；统计百分比时，不同教学语言源流的人的百分比之总和，有可能超出100。），我们得出的初步印象是：新加坡华人基本上都是多语者，他们在家庭中对老年人以说方言为主，对兄弟姐妹等同辈人，使用方言的比例仍很大，超出了其他语言的使用。至于配偶，虽然也属同辈人，但因可能属于不同的方言区，所以谈话时，英语源流的人主要说英语，华语源流的人主要说华语，双语源流的则兼用英语和华语。对子女谈话时语言的使用，与对配偶相似。在家庭以外的公共场所，英语、华语使用的比例大体相等；只有在工作场所，使用英语的比例超过了使用华语的比例。
与熟人闲谈和到购物中心购物，英语、华语使用的比例相差不大；到银行办事，使用英语的比例高居其他语言之上，因为这里既属工作场所，又是与陌生人交谈，正式性很强。向陌生人问路，与出租汽车司机交谈，虽然也和与朋友交谈一样，都属于非正式性场所的非正式性话题，但由于交谈对象变了（在新加坡人看来，出租汽车司机属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蓝领工人，对陌生人的语言能力又没有把握，使用英语或方言都不大合适），使用的语言也以华人的共同交际工具——华语为主。夫妻争论这一栏明确了话题，写上面笼统的“与配偶交谈”相比，百分比数字虽不相同，但三种语言的使用比例却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使用方言的，在对父母、对兄弟之外，有第三个较高的比例。总而言之，调查结果向我们显示了，新加坡华人视场合、对象、话题的不同，而分别使用三种语言。
我们还从另一个角度，调查了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这就是，要求被调查人写出，在他们的心目中，在不同的公共场所，新加坡的华人会分别使用哪些语言。这项调查统计的数字表明，不同教学语言源流的人，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同也有异的。相同的是，无论何种教学语言源流的人都认为：使用英语最多的场所是政府机构和教堂；使用方言最多的场所是寺庙和巴杀；使用华语最多的场所是餐馆和小贩中心。不同的是，属于英语教学语言源流的人认为：在购物中心，使用得最多的是英语，比例高达78%；而属于华语教学语言源流的人和属于双语教学语言源流的人都认为，购物中心使用得最多的是华语，比例是71%和80%。这种有趣的现象，如实地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分化：新加坡的购物中心，类似我们的大型商场，它们一般属于中、高档消费场所；中档的购物中心，使用华语的人不少；而在高档的购物中心，不但顾客多为使用英语的较富有的阶层，好多售货员也主要使用英语，很少会、甚至不会华语。由此可知，属于英语源流的人，多去使用英语的购物中心；而属于华语源流的人，多去使用华语的购物中心（这是符合新加坡社会中，英语好的人可找到好工作，报酬也较高的现实的）。难怪他们分别认为购物中心多使用英语或华语。只有双语源流的人，可说是左右逢源，两种购物中心都可能经常光顾，所以在英语使用的指认比例上，比华语源流的人高得多。但从其他调查内容上看，双语源流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与华语源流的人类似，所以指认华语的使用比例，仍旧高过英语。上述统计数字，当然也和新加坡华人掌握三种语言的能力有关。
上面这些调查结果，单从共时平面上是难以说清语言态度的决定性作用的；幸好我们还可以把过去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拿来对比。新加坡教育部对华裔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常用语的调查表明：1980年时，这些家长的日常用语中，方言占64.4%，华语占25.9%，英语占9.3%（注：转引自周清海《新加坡华人语言模式的转移》，载《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新加坡环境发展部1979年对全国的9个市场和熟食中心调查时发现：顾客与华人商贩之间的用语，53-55%的情况下使用的是福建话，这个比例已远超出福建话的母语人口在华人中的比例，说明当时的福建话，有华人的共同语的功用（注：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湾正中书局，1983。）。这些材料都说明，在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广华语之前和那以后不久，华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是远低于我们现在的调查数据的。这种使用上的改变，显然和华人的语言态度改变有关。新加坡华人历来以汉语的各种方言为母语，他们对自己母语的态度、对他们过去并不熟悉的华语的态度，何以会改变到今天这样，能促使华语的使用比例上升那么多呢？显然这是由于上加的语言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某种语言更多的使用，当然有助于该种语言能力的提高。语言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推动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更多地使用这种语言。正因为这一系列的连锁变化，华语在今天的新加坡才会有较大的使用人群。
这是不是说，上加的语言态度可以决定一切呢？当然不是。一般说来，语言的使用是语言的生命，使用在语言生活的大圆环中，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新加坡华语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新加坡的独立，为华人社会提出了“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需要；而华语作为汉语的书面语的传统地位，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华族的表征。从纷繁的汉语各方言，统一为共同的华语，是新加坡华人必然会采取的一种语言态度。而新加坡政府的上加的推广华语的语言态度，正好加强了自然形成的华人的下加的语言态度。这种态度大力推动了华人学习和使用华语，在使用中逐步扩大它的功能，并不断提高华人掌握华语文的能力，显示了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影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说得好：“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亚洲人的背景。”（注：英文percent的音译词，即“百分之”。“二十五巴仙”即“百分之二十五”。）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华人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态度的理性表述。因为新加坡华人过去通用的并非华语，所以李光耀先生在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开始的时候说：“由于我国人口中有二十五巴仙（注：李光耀《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载《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这是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在逻辑上，这项决定是明显的，在感情上，这项选择却是痛苦的。”（注：李光耀《华语或方言？》，载《推广华语运动开幕演讲集》，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编，1979。）如果新加坡华人不顾逻辑，选择了英语和方言，那么，随着华人社会整个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那时，有更多的甚至是全部的华人都接受了英语文的教育），方言由于它未发展到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必将更加缩小其使用范围而终至消亡。英语与方言组成的双言现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很小的城市国家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否则那时新加坡就会变为李光耀先生所担心* 伪西方社会。所以新加坡华人社会语言使用的特定历史，使华人不得不忍受割舍方言的感情痛苦，以保持它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的成员的自尊心。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由语言态度在语言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例子。
至此，我们说的都是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中有利于华语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中还有不利于华语发展的一个方面。在对语言的使用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评价时，英语比华语有很大的优势。语言态度的这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了英语在生活中的大量使用。从我们前面给出的几个统计数字中，已经可以看到华人在总体上，华语的听说能力虽然较好，但华文的读写能力则远不如他们对英文的读写能力。在“说得最自然最流利的语言”和“从小最先学会的语言”中，英语的比例也只比华语略低一点。而新加坡现时的语言生活正是这种状况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这种性质的语言生活没有质的变化，随着更加熟悉英语、更加经常使用英语的年轻一代的成长，不单方言的萎缩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华语作为华人双语之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如何保持华语发展的势头，使新加坡的华人真正成为既掌握英语又掌握华语的双语人，正如许多新加坡的学者所指出的，它有赖于新加坡所处的大环境，即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华人经济的发展。只有华人的经济发展了，它才能带动华语使用范围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而推动对华语的下加的语言态度，向更有利于华语的方向转变。但是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可看到，在新加坡这个特定的社会中，上加的语言态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在有利的国外大环境下，加上得当、有力的语言规划，新加坡的华人就将收获双语并行的更为硕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