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聚合形成模式的中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论文,中外论文,模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和Civatas，意指城市居民和社会，含有“城市化”或“城市的形成”等意义。城市一旦形成，便意味着史前生产方式和村落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束，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宣告了文明时代的来临。正因为城市对文明社会具有特殊意义，V·C·柴尔德才将社会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1]。
公元前9000—6000年，约旦河谷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雏形——耶利哥城。公元前4000年前后，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早期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以埃利都、乌鲁克、乌尔等为代表，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公元前3820±350年前后，古埃及出现了梅里姆达城。公元前30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兴起了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座城市。公元前3000纪末叶到公元前2000纪，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出现了早期城市，河南郑州商城、古蜀三星堆、古蜀成都……与西亚、南亚诸城遥相呼应。这些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各有特点，不尽相同，其发展道路也多种多样，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聚合模式。在城市形成的早期阶段，城市内部结构、功能体系、空间组织以及主要发展方向，基本上都是由聚合模式所决定的。城市聚合模式不同，城市起源、形成的道路就不同，城市的性质也就不同。因此，在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形成研究中，城市聚合模式的寻求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将以成都城市聚合形成为主要对象，研究成都城市的聚合形成模式，并与中外城市聚合形成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一、早期成都城市的确认
这里所说的成都城市，是指早期成都城市，或指最初成都城市，即城乡分化初期阶段的城市。
对早期城市的界定，学术界曾有多种标准，其中，为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界所公认的比较权威的说法，有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en Childe)在1950年发表的《城市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10条标准。柴尔德认为：“有10以考古学材料演绎出来的抽象标准，可以把甚至是最早的城市与任何过去的或当代的村庄区别开来。”它们是：1.大型居住区，2.人口构成和功能与任何村庄都不同，3.剩余财富的集中化，4.巨大的公共建筑，5.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6.文字，7.历法学和数学，8.专职艺术家，9.对外贸易，10.以居住区而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2]。此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亚当斯(R.M.Adams)认为，城市形成过程中最本质的转变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变化，即社会的规模加大，复杂性增多，同时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有新的机构出现[3]。柴尔德的演绎抽象，强调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式；而亚当斯则注重政治组织领域内的机构性变化和机制转变，他的论述建立在对中美洲、秘鲁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前苏联学者B·N·古粱耶夫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界定早期城市，他根据对古代东方和中美洲古代文明材料的研究，提出古代城市形成的标准和特点为：1、出现了统治者及其王室居住的宫殿群，2、出现了宏大的寺庙和圣所，3、宫殿、寺庙建筑群与平民的房舍隔离开，4、圣区与住宅区明显不同，5、具有奢华的王陵和墓葬，6、产生了大型艺术品，7、有了文字(碑铭石刻)，8、数量上的标志是：大型广场、大量住宅和公用房屋、较密集的居民等等[4]。
西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普遍认为，城市革命进程中其他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在特殊的及相互依存的地区间进行商品交换和商品再分配的机构；通常是在城市革命的核心部分形成以后，人口才有所增加[5]。这些观点与柴尔德、亚当斯、古粱耶夫的看法基本一致，也是界定早期城市的通行准则。
依据这些界定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准，根据考古、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在殷商时代，成都已经形成为一座早期城市。
在今成都市西部十二桥遗址，发掘出商代的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其中有大型宫殿建筑遗迹。在主体建筑周围，发现了呈密集型排列的小型干栏式建筑遗迹，它们是大型宫殿的附属建筑群。大型主体建筑与小型附属建筑相互连接，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组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体。遗址内还出土数批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并在商代地层内出土刻有文字的陶轮。这些，都为证明商代成都已形成为一座文明古城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在成都十二桥以北的羊子山遗址内，清理出了一座始建年代为晚商的高大土台建筑[6]。土台形制为三级四方，每层有登台土阶，最上层31.6平方米，台底103.6平方米。土台用泥草制土砖筑墙，内以土夯实。土台用土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面积1万多平方米，高10米，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显得倍加巍峨。羊子山土台应当是早期成都最宏大的公共建筑，是城市的礼仪中心。
与商代十二桥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成都各古遗址，以十二桥建筑群为中心，在沿古郫江故道分别伸向北面和西南面的弧形地带密集分布，覆盖面积约10多公里，文化特质均与十二桥遗址商代文化层各期相同[7]。其中任何一个遗址均未发现边缘，表明它们是同一个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各遗址出土陶片极为丰富，文化层中每一平方米范围内(厚约20厘米)，可发现碎陶片200—1000片[8]，可见人口的集中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表明商代成都已具相当规模。
十二桥遗址早期的第一段，即木结构建筑的地层，其年代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相当，不晚于殷墟一期，十二桥遗址早期的第二段在殷墟三期左右，十二桥遗址早期第三段在殷墟四期前后[9]。这组年代数据说明，十二桥遗址早期各段是连续性发展演进的，各段的连续使用年代也是相当长久的，完全达到了自身的稳步发展状态。而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南北延伸分布的古遗址群，年代与十二桥基本一致，表明它们作为早期成都这个巨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是同步发展演进的，其共存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而在布局和级别上，十二桥大型建筑群体显然又是早期成都遗址群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其建筑规模、气势、主从配置，还是建筑物形式，都远在其他遗址之上，因此它无疑是早期成都社会的控制系统所在，即权力中心之所在。这个权力中心所在的宫殿式建筑，与位于其北的羊子山土台大型礼仪建筑遥相对应，这种格局恰是作为一座早期城市最明显不过的标志。
2001年，在十二桥遗址西北面发现了金沙遗址[10]。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发掘、清理出房址、陶窑、墓葬、窑穴、灰坑、象牙堆积坑、石器及猪牙等文物分布区，整理1000多件出土文物，包括金器、玉器、石器、铜器、陶器及骨器等种类。
从金沙遗址发掘情况来看，其出土的不同遗迹、不同质地文物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分区。可以大致推测整个金沙遗址的规划布局：金沙遗址东部可能是宗教礼仪活动区或作坊区，金沙遗址中南部是人们的生活区并有一个小型墓葬区，金沙遗址中部应先为居住区后废弃为墓地，金沙遗址东北部很可能是大型宫殿建筑区的一部分。
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置于整个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去分析，可知在成都平原宝墩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一些文物、遗存，体现出宝墩文化晚期、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形态，但其主体文化与十二桥文化最为接近。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主要有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颈罐、瓮、高柄杯形器座、喇叭口罐等，都是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因此，可以比较明确地认定，金沙遗址是成都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之一。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建筑遗址和金沙遗址所体现出来的技术的专业化发展，文字的应用，力学、几何学、算学等学科知识的进步，动员、组织、支配劳动力资源、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广泛深入，更加寓意深远，足以证明成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集中化权力的政治中心在支配着大批手工业者、建筑者、运输者、掌握科学知识的专业人员、各级管理者，以及为这些脱离食物生产领域的社会各阶层提供食物的大批农业生产者及其剩余劳动。所有这些社会阶级、阶层，在一个拥有众多建筑物而其空间分布又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如此地集中，发生着种种复杂的关系，这恰恰是一座古代城市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结构，说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组织已经形成，雄辩地证明商代成都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早期城市。
二、成都城市起源的时空背景
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8座史前古城，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大邑盐店、高山等，根据文化特质，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宝墩文化”[11]。从时间上分析，宝墩文化分为四期六段。第一期，以宝墩遗址的早期为代表。可分为早、晚两段，分别以宝墩遗址的第Ⅰ段和第Ⅱ段为代表。第二期，以芒城遗址和宝墩遗址的晚期为代表。第三期，以古城村遗址的早、中段和鱼凫村遗址早期为代表，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古城村遗址的早段和鱼凫村遗址的早段为代表，晚段以古城村遗址的中段为代表。第四期，以鱼凫村遗址的晚期和古城村遗址的晚段为代表[12]。
根据宝墩文化古城的并存关系，可以把这批古城址群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即形成期。以最早诞生的宝墩古城为代表，稍晚又产生了芒城村古城，形成古城址的并存关系，这是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形成的时期。第二时期，即演变期。有双河村古城、古城村古城、鱼凫村古城等三座古城并存。第三时期，即衰落期。这不仅是宝墩文化古城群的衰落期，也是整个宝墩文化的衰落期。
就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群的性质而论，从古城城墙建筑、城垣功能、社会等级的制度化、大型礼仪性建筑、文化分期及特征、古城群的堡垒化现象、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可知这些古城都分别控制着足够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进而表明各座古城的统治者必已统治着众多的人口，控制着各自地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控制着各种各样的劳动专门化分工和各种类型的生产性经济。这不仅意味着各座古城人口的增长、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分析，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发生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出各座古城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始的血缘氏族制水平，达到了酋邦制发展阶段。城垣是统治者及其权力的象征。城内等级制度不但已经产生，而且还达到了定型化的程度。大型礼仪性建筑在古城中拥有崇高地位，应是早期的宗庙，大型礼仪中心的形成，表现出宗教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它是宗教和政治领袖控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这正是酋邦制的一大特点。从各阶段制陶技术、工艺文化变化可见，文化的较大变化与古城的衰落同时发生，正是政治组织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宝墩文化古城陶器文化特征上的兴起、繁荣、稳定和衰落四大阶段，正好与酋邦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演变相吻合。从古城群的堡垒化现象可知政治组织间的关系，这几个古城之间尽管存在各自的利益，但总体上是友好邻邦，政治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在文化上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共同兴起，共同衰落，就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反映。尽管成都平原各座古城内部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大大突破了氏族制的樊篱，但这种分化是在各个族体内部进行的，并没有扩大到不同地域的不同血缘集团。同时，在社会内部分化中由于权力的集中化发展所产生的统治者集团和广大的被统治者，也都分别是以继嗣群这种血缘组织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这也正是酋邦组织的特征，并以这种特征区别于国家组织[13]。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
然而，宝墩文化各座古城的使用时间都不长，古城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是逐步衰落，直至废弃。与此同时，成都平原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城市三星堆却逐渐形成、发展起来了。
根据对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初步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应当属于宝墩文化的范畴，涵盖了宝墩文化的第一期至第三期，年代跨度较长，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叶[14]。其后，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废墟之上，逐步形成了古代城市。考古发掘出的商代早期修建的巨大城墙，提供了确认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实证。在三星堆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古遗址群，是古蜀都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乡村。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
现有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是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展开布局的。在中轴线上，分布着蜀王国的宫殿区、宗教圣区、作坊区和生活区，构成商代三星堆蜀都平面规划的四个基本要素。在宫殿区和宗教圣区的玉器坑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和黄金制品，有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表明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昌盛以及国王、寺庙的权势；作坊区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陶窑、石璧成品半成品等文物，还发现陶坩埚、铸造所遗泥芯，这些文物和遗迹表明有大型铸铜作坊存在；生活区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密布，既有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也有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甚至还有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展示出一幅复杂社会中分层的生活方式图景。高耸的城墙，深陷的壕沟，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早期的文字，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分野的标志。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金器、青铜器和玉石器，显示出一个巨大权力中心的崇高权威。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人口的集中、生产的专门化、剩余财富的集中和以神权、王权为核心的阶级统治的形成。而所有这些，正是形成一个古代城市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是否形成城市的最主要标准。
在三星堆都城形成之后，成都平原另一古城—成都也逐步聚合形成并发展起来。
三、早期成都城市的聚合模式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分析，在早期成都城市聚合的动力系统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是王权，宗教神权力量虽然也构成动力之一，但并不占有主要地位。早期成都城市惟一能够充分体现神权权威的考古遗迹是羊子山大型礼仪性土台建筑。但这座土台的建筑年代为商代晚期或商末周初[15]，晚于成都城市聚合过程标志的一系列考古遗迹——以十二桥下文化层早期、抚琴小区下层(距今4010±95年)、方池街第7层、金沙遗址和黄忠遗址商文化层以及其他遗址所构成的遗址群，因此成都城市最初的聚合核心不是大型礼仪性建筑，而是代表王权权威的十二桥、金沙等遗址。而羊子山土台实际上是一座大型礼仪中心，是进行包括各种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16]。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这座高达10米的三级四方形土台倍显巍峨，它是古蜀国王权无限强大的象征。
迄今成都商周时期遗址出土的大量卜用甲骨，绝大多数出于一般性遗址，并且均为无字甲骨，钻凿形态极不规整，反映了占卜行为不由王室巫师集团掌握，而为民间自主进行的情况。此即《国语·楚语》所谓“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一般民众均可自主接神，自定位序，自作享祀。这也表明，早期成都还没有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神权政治集团。
虽然，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祭祀礼仪有关的遗物，但并没有发现如像三星堆文化那样的神权重器。并且，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体量都不大，体量较大的玉器则多为礼器而非祭祀用器。从性质上看，金沙遗址更像是早期成都的金、铜、玉、石制品的生产制作中心和基地，以及礼仪用器和宗教用品的贮藏地，而不是所谓的祭祀中心。
早期成都基本没有防御体系，文献记载所谓“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17]，是说构木为城，没有什么防御作用。就是在秦灭蜀后，成都开始筑夯土城垣，也还是“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阑”[18]，木构遗风犹存。考古资料也证实，秦以前成都确无夯土或泥砖城垣。过去有人认为，成都之所以无城池，在于“成都无土”[19]。此说虽然影响颇大，却并无根据。假如成都无土，何以在晚商时修筑起高达10米、用土量超过7万立方米的羊子山土台？又何以秦筑成都城，能够达到“周回十二里，高七丈”[20] 的巨大规模？地质研究表明，在十二桥遗址早期的时代，成都城区主要是粘土，完全适应于营造城墙。成都有土而不以土设防，这只能说明，成都是一座自由都市[21]。
早期成都是一座自由都市，是由于在它的聚合形成过程中，工商业发展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从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黄忠小区遗址来看，商代晚期成都已经开始向着早期的工商业城市方向发展，拥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作坊。由成都的大量人口所决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商代至两周成都各考古遗址曾出土不少卜甲，其中的主要品种陆龟并不产于成都平原。《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良龟即形体丰硕、甲板宽大的大龟，成都商周考古所见此种大龟的甲板不少，当取之于此，可见大龟或其腹甲必在成都有销售市场。成都无铜锡，其青铜作坊生产原料也必定是仰给于商品交换。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成吨象牙，也决不可能取之于成都平原，必定是从南中地区甚至缅印地区贸易而来的。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孢粉组合中不但发现了成都平原所不产的铁杉、珙桐，以及最近几十年才引进成都的雪松花粉[22]，还出土了仅产于川西高原的白唇鹿犄角标本，这些观赏性很强的动植物，显然都取之于交换。
至迟在春秋时代，成都的早期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发展成为一座比较典型的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代四川荥经、青川等地墓葬中出土大量有成都制造(“成”、“成造”、“成亭”)烙印戳记的各式精美漆器，都是在成都市场上出售的[23]。至于漆器铭刻不用巴蜀文字而用中原文字，其意图显然是为了销往巴蜀以外的地区，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属于典型的外贸产业部门。这也意味着设有专门的官方外贸机构。如果再联系到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成都，而以成都为中心，分布及于川东和盆周山地的广阔空间内，又出土不少南亚、中亚以至西亚文化风格的制品来看，说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是古代中国西南和长江上游的工商业中心，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四、成都城市的功能、结构和地位
商代成都城市的规模就已经很大，聚集了大量人口。东周时期成都遗址的分布范围，从西到东5公里，从南至北3公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根据对战国时代临淄故城面积与人口的比例计算[24]，东周时代成都应有户55970，口279850。如此巨量的人口并非处于杂乱无章的自然状态，而是在城市控制机制的作用下，各谋其生，各操其业，绝大多数人口被纳入阶级、阶层和等级的结构框架中。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成都城市人口构成，按阶级划分，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其中各阶级之内又划分不同的等级，还有从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各阶层。按职业划分，有王室、官吏、幕僚、将军、武士、商贾、宗教人员、工人、农民、艺术师以及其他职业。作为城市人口集中化和人口构成复杂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工商业的大幅度发展。
成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工商业，其城市经济功能的不断完善，主要是通过商业网络的扩大，从而为巨量的城市人口提供从生活必需品到艺术品以至奢侈品等商品及其交换场所和手段等来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地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生产性经济之间商品集散地和贸易机构的形成来实现的。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记载，成都在东周、秦汉时期，就是商贾云集，贸易四方乃至域外、国外的国际贸易都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经济功能和对外文化交流功能[25]。
早期成都城市依江山之势，沿郫江古道成新月形布局，城市聚合之初的核心部分是十二桥、金沙、黄忠等连续地域，而羊子山土台是城市地域内最高大宏伟的建筑。早期成都城市的规划布局完全不存在中轴线，它最显著的特点有二：一是无城墙，二是不成矩形。这两点紧密相关，而又恰好与成都城市的工商业主导功能相互适应。
商代成都平原腹地有两座城市，三星堆古城和早期成都，一南一北，构成蜀国的早期城市网络体系。在神权政体时代，一切社会功能都要为神权的存在服务。因此，作为神权政体的都城，三星堆拥有毋庸置疑的首要地位，是蜀国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成都是次级城市，无论从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来说，都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西周到东周时代，伴随着三星堆神权崩溃，王权代兴，尤其是战国时期蜀之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极大地推动了成都城市的经济发展。随着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大和加深，蜀地又陆续产生了一批城市，如郫城、瞿上、广都、新都等，与蜀地的中心城市成都共同构成蜀国的城市网络体系。这个城市体系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盆周山区，其空间组织形态日益表现出稳定性和成熟性。在这个城市网络体系中，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起着统领、组织、协调和推动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不仅对先秦、秦汉及整个中古代，而且对近代四川城市网络的继续扩大和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五、成都城市聚合模式的中外比较
形成于商代的早期成都，与形成于夏商之际的古蜀国都城三星堆古城的聚合模式是不一样的。三星堆古城的聚合模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神权政治中心性质。以神权政体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在城市起源进程中发挥着核心的聚合作用。这一点与成都城市以王权为重要因素的聚合模式截然不同。三星堆巨大的城墙始建年代为早商，直接叠压在新石器末叶的文化层之上，表明在三星堆古城开始聚合成形的时代，城墙就是最早的产物。以往的研究已得出结论，三星堆巨大的城墙并非是军事防御设施，并且与大量青铜、玉石、金银等制成的神器、礼器一起存在，显示出强大的宗教神权是同城墙一道出现的。城墙的连续使用和续有新筑，鸟头柄勺的始终存在和精益求精，以及金杖、金面罩、青铜雕像群、玉石礼器等神权政治产物的出现，都是同这座城市从聚合成形到规模不断扩大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这种神器与城墙同时出现并存续的现象，暗示着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将它们系结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宗教神权，充分证实三星堆城市聚合模式为神权政治型[26]。
中原城市的起源，一般认为与统治权力有关，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目的而兴建起来的[27]。张光直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早期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28]。换言之，中原城市首先是作为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城市起源即以此为基本条件并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张光直先生还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29]。而作为方国之都的山西垣曲商城、山西东下冯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城等，其性质实为军事据点。西周时期，由分封制所形成的诸侯国都，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虽然使得“诸侯有田，以处其子孙”(礼记·礼运)，但却如董仲舒所说“王者之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史记·吴大伯世家索隐引)，其功能显然在于政治统治和军事镇抚。因此，分封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城市，不能不具有明显的军事重镇性质，严格说来，它们只是正在形成中的城市。而邑一级的聚落，是在春秋中叶以后，随着从卿大夫专权到“陪臣执国命”的转变，才逐步上升形成为城市，即所谓“城市之邑”(战国策·赵策一)。东周时代中原出现的城市，大多数是从过去的封邑、采地转化而来，从而形成一个个区域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这与先秦成都以工商业为主要凝聚力聚合形成为城市的聚合模式，是大不相同的[30]。
在全球最早诞生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神权在城市聚合形成过程的动力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每个城市都有寺庙和自己信奉的保护神，寺庙前的广场都是市民的活动中心。但是，宗教神权在城市聚合形成的动力系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主动力是国际贸易。
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诞生的时空背景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区是沿地中海东岸的欧亚非三大洲的相连接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美索不达米亚经过。于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居民点成了非常重要的中转站。这种中转、休整、集散的聚落性质在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沿同一条河流建起的城市之间的间距令人惊异地相当，都为12.5公里左右[31]。沿着贸易线呈等距离形成城市，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这应该是长期充当货物储存点、中转站、销售处，长期为来往商人提供客栈、饭店、补给，长期提供交通工具、修理交通工具，逐渐具有城市所应有的强大的聚集和辐射功能的结果。可以推论，只有为适应长途贩运的需要，才可能沿着贸易线出现这种间距相当的聚落并最终演进为城市。
分析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资源，能够更加清楚地得知其城市聚合形成的动力。美索不达米亚土地肥沃，易于农耕，农业发达，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矿产、金属、石料、木材等资源奇缺。剩余产品需要出售，缺乏的资源需要进口，以便维持农业、加工业、建筑业等城市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城市经济强烈依赖于对外贸易。考古发现，城市中普通市民使用的陶器普遍质地较差，而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却有相当多的原产于两河流域诸城的质地优良的陶器。这表明，城市中大批量生产的优质陶器主要用于出口贸易[32]。
正是由于城市对贸易的依赖，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几乎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贸易交通线上。幼发拉底河流域著名的城市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巴比伦，底格里斯河沿岸声名远扬的城市吉尔苏、尼普尔、摩苏尔、尼尼微，从东到西依次耸立，成为国际贸易线上的重要枢纽[33]。
与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对贸易依赖不同的是，成都平原物产丰富，使得成都城市经济发展平衡，虽然工商业是城市聚合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城市经济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性并不强。进一步说，成都城市并不是因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聚合形成。
六、城市聚合模式对成都城市发展的影响
成都城市聚合模式主要特点之一，是王权在聚合形成过程中的凝聚和推动作用。这一特性决定了在蜀国为神权政体时代，成都处于次级城市地位，城市经济文化得不到较大、较迅速的发展。但当王权时代到来后，成都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成都从次级城市跃升为中心城市，在蜀国城市网络体系中起着统领、组织、协调等重要作用，影响着整个四川盆地乃至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成都城市聚合模式主要特点之二，是工商业成为城市聚合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成都工商业兴盛，城市发展成为自由都市。但又因物产丰富，经济发展比较平衡，因此既有充分的商品贸易，又不过分依赖对外贸易。这应该是成都城市经济文化长期繁荣兴旺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影响了成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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