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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就开始陷入单边下滑态势。其中，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1997年增长率下降到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而今年前3个季度仅增长了2.5%，如果不出意外，将是第4个增长连续下滑年。农民收入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全国计划会议，都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放到了突出位置。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这里主要归纳了以下8种代表性的观点，并加以浅析。
规模经营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阻碍中国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经营的规模太小，规模不经济。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不仅排斥了资金的进入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而且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或隐性失业。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通过土地使用权的适当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甚至主张通过“反向承包”的方式重回集体经营的老路。
笔者认为，目前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通过规模经营来提高农民收入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一些发达地区才能实现。规模经营也只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农民自发选择的结果，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家庭经营都将是小规模的，是一种小规模的兼业经营方式。土地作为农民的“保命田”，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其使用权与受益权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既然规模经营不具有代表性，于是许多人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作秀”，搞土地集约经营。客观地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曾经给中国农民收入增加带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改革之初中国各种农产品短缺时代。
但就目前而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陷阱”，我认为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合成谬误”，或“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怎么说呢？道理很简单，在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化程度不强的情况下，农民农业结构调整中的趋同效应与模仿效应很容易使得农产品陷入“增产减收”的困境中去。这从这两年不断出现的果农将当年辛辛苦苦种的果树砍掉，养鸡场在鸡蛋价格便宜时不得不将蛋鸡杀掉等等现象中可见一斑。用老农的话说，就是：“你也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中国的现实摆在那儿，平均起来大致9个农民对3个工人，意味着9个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供3个工人消费。工人的消费能量就那么大，需求弹性就那么大，农产品增多了，价格自然下降得更快。为此，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适合于那些靠近城市消费市场的郊区农村，或交通方便，容易将农产品及时运到城市的农村，而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传统农村来说，至少在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不具备普遍性。
质量农业或优质农业
有人提出，说中国的农产品供给过剩是不客观的，否则怎么解释美国的柑橘、欧洲的牛肉以及荷兰的郁金香每年高价大举进军中国？同样是香蕉，进口的高出国产价格的几倍也有人买？看来是中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太低。但问题是含量高的农业科技供给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如何才能产生？
目前，中国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虽然比较完备，但现状是许多科研与推广单位都面临资金供给不足、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线断、鱼死、网破”对此可说是作了很好的概括。农业科技研究与成果推广落后、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足够的规模化的农业科技需求主体，这样造成“需求诱致型供给”很难发生。看来，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农业科研成果市场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更重要的还是要积极培育与扶持联系农村与市场、农民与科技的中间体。只有这样，真正优质的农业科技需求才能产生，质量农业才有保证。
农业产业化
自九十年代初萌发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得到了很快发展，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农业产业化是通过“公司+农户”等运作模式，拉长农业生产链条至农业产前与产后部门，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大农业格局。农业产业化在美国叫“食物纤维体系”，按照这种界定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规模很大。农业产业化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加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主体，为农业产销提供社会化服务，为初级农产品加工增值提供载体。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或“支柱企业”。前些时候，国家8部委审定公布了151家重点龙头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也说明了政府充分意识到了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地位。
应该说，农业产业化思路的提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获得了成功，在中国许多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目前关键问题是，中国的“龙头企业”究竟如何才能够深入到偏远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这些偏远地区的“龙头企业”究竟是内生，还是外进，都面临一些具体的困难，恐怕这也是今后农业产业化需要面对的一个“瓶颈”；同时，如何鼓励农业龙头企业把规模做大，做到国际市场上去，鼓励龙头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也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农民非农化
农民非农化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农外转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规模经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质量农业以及农业产业化都只是在农业自身上做文章，就农业谈农业，而要解决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不能就农业谈农业，要跳开农业谈农业。
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说到底是个工业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问题。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是个很好的思路，也可能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希望所在；同时取消城市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改变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政府组织有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都是可取的思路。但如何城镇化，到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
给农民减负
一些专家认为，现实是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下不来。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城市化是很好的建议，可实现这些都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困难。而粮食增产和提价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又有限，看来只有直接减少农民负担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目前减轻农民负担在政策上似乎已经没有问题，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中去不容易。这其中不仅是简单的法制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需要国家将农村财政体制改革与乡村政府减员增效放到一起来考虑，从源头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
新农村运动
林毅夫教授从提高内需角度论证了投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对经济需求的乘数效应，主张中国实施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农村运动”。从出发点上讲，新农村运动不是为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从收入到消费的渠道畅通问题，也就是农民的消费环境问题。笔者认为“新农村运动”如果组织得当，不仅可以疏通农民存量收入向消费的转化渠道问题，而且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的组织方式来为农民创造“劳动力换资本”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收人。“新农村运动”是个好思路，但要收到预期效果需要从长计议，是个长期过程，也需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现在还不是问题，真正问题将出现在加入WTO之后。目前中国的农民素质堪忧，贫困农村儿童失学率现象也比较严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儿童是农村未来，如果贫困地区儿童因上不起学而纷纷辍学，那么加入WTO之后素质较差的农民将很难抓住各种机会，农民收入提高也将无从谈起。为此，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农村的教育问题，重视农村教育也就等于提高了农民收入。
客观地讲，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没有定势，以上提高农民收入的8种思路要区别来看：其中既有长期思路，又有短期思路；既有普遍性思路，又有特殊性思路。各地只有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于本地区的措施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收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