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蓬起义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探析
徐蒙翔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 1929年6月29日，震惊全川的遂蓬武装起义在四川省蓬溪县牛角沟镇爆发。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地区红军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遂蓬起义建立了四川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打破了白色恐怖的危局、播撒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有力地配合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正视起义失败的事实，分析失败的原因，对于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遂蓬起义；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政权
1929年6月29日爆发的四川遂蓬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一次罕见的地方军阀部队成建制的武装起义，参与起义的三千余名官兵不畏艰险、不惧强敌，历时近一个月，转战一千余里，震惊全川。遂蓬起义爆发正值全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期，起义有力地鼓舞了全川人民的革命斗志和信心，在四川革命历程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当时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遂蓬起义的历史意义
遂蓬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进行红军武装力量扩充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此次起义因起义部队理论认识、革命信仰与政治素养不足等主观性因素，以及外部反动势力强大的军事镇压、红军人力物力资源严重匮乏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最终失败，但遂蓬起义在四川乃至中国革命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为早期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武器，王右木、吴玉章、秦青川等一大批进步青年成为早期四川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四川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运动之中。受大革命风潮和中共中央对四川地方军阀部队开展军运工作的影响，遂蓬起义的主体——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很早以前就建立起了各个层级的党组织，旷继勋、王文鼎、王汉章、黄孔乡等该部中下层军官相继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逐渐在部队内传播开来。
遂蓬起义爆发以后，起义的第七混成旅日夜兼程，于6月30日凌晨解放了蓬溪县城，“摘下了国民党蓬溪县指导委员会的吊牌，捣毁了衙署机关，没收了县衙大印，烧毁了粮册档案，释放了在押人犯，并成立了‘蓬溪县苏维埃政府’，由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委派随员刘汉秋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1]，这是四川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四川民主化进程和四川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解放蓬溪后，起义部队随即派士兵向民众进行革命宣传，号召打倒地主劣绅，组织工农暴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随后，在转移的过程中起义部队又建立了“新政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土匪恶霸的行动，枪毙、清算了一大批鱼肉乡里、为非作歹的官僚和土豪劣绅，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遂蓬起义中两个红色政权的建立，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培养了民众的革命意识，使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二)打破了白色恐怖的危局，震慑了四川反动军阀的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严重受挫，国民党反动军阀统治大大加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内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作为大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开始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发展严重受挫，全国各地都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宁汉合流”后，国民党“统一”宣告完成，但彼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系军阀为增强自身实力和党内话语权，纷纷加强对地方的争霸扩张和反动统治。
健全、通畅、完善的党组织系统，是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增强党的领导力的前提。遂蓬起义开始前，党组织敏锐地发现了部队内存在“把连支部的组织取消，改为营支部，这样使支部脱离了群众，而发生不健全的现象”，以及“党员成分不好，吸收党员没有一定的标准……口头革命非常之多，投机分子亦复不少”[9]的情况，并试图进行纠正。但是起义的爆发打乱了党组织的计划，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组织战斗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上，基层党组织完善工作滞后。也正是由于部队中没有经过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革命意志不强、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党员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支部建设不健全，才导致党的思想和命令难以贯彻影响到最底层的士兵大众，党对基层士兵的领导力日渐薄弱和下滑，党的领导作用难以发挥，“党成了军事行动的尾巴，完全失掉领导作用”，导致起义最终失败。因此，应坚持“将‘支部建在连上’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0]，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组织和宣传功能，密切官兵、干群关系，同时严格党员发展机制以吸收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党员，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
(三)播下了民主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表1是1981—2017年柑橘产量与年平均气温、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0℃积温、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积温、年降水量、降水量天数、年日照时数的相关系数。
研究表明，CLA可以通过激活PPARγ途径调节炎症反应。Yu等[18]使用CLA处理巨噬细胞，发现CLA异构体混合物能降低细胞因子如IL-1和IL-6的生成，认为CLA具有抗炎症反应至少是部分依赖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的调节，Yang等[19]也发现cis-9,trans-11 CLA具有类似的作用。Bassaganya-Riera等[20]的研究表明，CLA可以通过激活猪结肠PPARγ降低炎性因子TNF-α的产生，从而调控结肠炎的发作时间及损伤程度。
(四)锻炼了大批无产阶级战士，支援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遂蓬起义在政治上是极其成功的，它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取得了一定的革命成果。但不可否认起义最终还是由于主观上的组织和战略准备不足，客观上的军阀武装镇压最终失败。作为在全国革命陷入低潮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形式、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可以从中总结出了许多经验教训。
早期红军成分复杂，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队习气，必须引起重视并对其进行思想引导和改造。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业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11]遂蓬起义中，由封建农民、无业者和反动军阀士兵构成的起义部队，带有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性质相悖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队习气，如小农思想、流寇主义、自由散漫等，这样的封建性质不经过思想引导和改造加以去除，起义就缺乏坚定的主体力量，也难以取得成功。
绍兴“祝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绍兴几个景区以文化景观的形式得以展示，在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同时，更为绍兴对外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构地域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文化展示的真实性在这一方面显得至关重要。
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地区革命形势迟滞不前，遂蓬起义为后来四川地区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和环境条件。轰轰烈烈的遂蓬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辗转一千余里，一路上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使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暴动等思想深入人心，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起义部队的影响下，为躲避蒋介石的大屠杀而返回蓬溪任教的王武林、蒋瑞琪、刘孔庸等进步人士深受感染，于是他们联合南充中心县委委员苏俊开始在蓬溪发展党组织，并于次年在蓬溪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夺取了蓬溪县的教育大权，使蓬溪县教育界面貌焕然一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四川地区的发展。尽管起义失败，但遂蓬地区的武装斗争仍延续不断，先后出现了广汉武装起义、遂宁吉祥寺兵变、东乡民团暴动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都与遂蓬起义留下的深远影响息息相关。“这些起义运动不仅直接削弱了地方反动军阀的实力，一大批经过军事训练、军事实力强的官兵的到来增强了革命军队的实力，而且减轻了工农运动的压力”[4]，调动了人民参与革命运动的积极性，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二、遂蓬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5]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理论的重大发展，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理论的影响，此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多以进行游击战争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目标。遂蓬起义开始前，四川省委关于起义路线的指示也强调：“兵变之后，只能形成游击战争，努力去实现革命政纲……如果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自然可以走地方暴动的前路，建立地方政权。”[6]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路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既没有打造出一支长期存在的红军游击队，也没有建成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或游击区，起义虽然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在结果上不免仍然存在遗憾。
(一)应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1927年的“三湾改编”中首次提出的，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开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先河，对推动党组织建设发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践证明，革命军队中完善的基层党组织“不仅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使党找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8]，从而保证了党领导作用的发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
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可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燎原之势。遂蓬起义虽然仅持续了一个月，但在四川地区播下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种子，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四川地区有良好的民主革命历史和基础，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了保路运动、四川独立斗争、响应“二次革命”、参与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等，“并在北伐战争时期归顺国民政府，在客观上起到了削弱北洋军阀反动集团力量的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地区各军阀之间混战不止，底层士兵和群众生活困苦，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和追求变革，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积蓄力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在分散而暴虐的军阀统治之下出现了许多权力控制的缝隙，这种局面也为中共的武装斗争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机遇与运作空间”[3]。遂蓬起义的爆发正是党中央针对四川地方军阀因地制宜地开展渗透和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四川军阀发端于清末军事改革时期四川新军的建立。土地革命时期，盘踞在四川地区的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各军阀之间互有矛盾、勾心斗角，加之地理和政治环境影响，四川地区形成了独特的“防区制”。反革命政变开始后，四川地区的军阀都开始加强自己防区内的反动统治，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党的组织，党在四川地区的活动也陷入了低谷。而激流勇进的遂蓬起义的爆发正如漫漫长夜里的一簇明亮的灯火，指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进方向，激励了全川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心和斗志，成功地打破了白色恐怖的危局。同时，成建制的武装部队起义极大地震慑了地方军阀的统治，动摇了敌人的军心。因害怕自己部队效仿起义，驻守遂宁的军阀陈鸿文、谢德堪“妄图挽回局势，派专人给旷继勋写了一封信……言誓死保证旷个人安全和部队出路”。又如罗泽洲、杨森等地方军阀则与旷继勋保持联络和默契，对旷部进行资助，以避免对他们的刺激。虽然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有敌无友”的政策下被认为是向反动军阀的妥协，受到了四川省委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遂蓬起义引起了反动军阀们的强烈不安，害怕起义会动摇军心，起到了震慑反动军阀统治的作用。
(二)需重视革命军队农民性质，注重思想引导和改造
遂蓬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起义锻炼了一大批无产阶级战士，为后期红军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人才保障。在历时近一个月的遂蓬起义中，涌现出了以旷继勋、罗世文、罗南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起义失败后，部分党员干部转移到地方，有的到军阀部队继续从事兵运工作，而有少数人历尽艰辛去了鄂西，投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并成为革命骨干。1930年春，红六军在湖北监利成立并开创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后中央派旷继勋任红六军军长，组织领导洪湖革命根据地建设。在旷继勋的带领下，红六军先后攻占了龙湾、老新口、潜江、郝穴等地，并成立了鄂西联县政府，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为贯彻党中央的意志，“旷继勋率红六军南下，先后攻下了华容、石首、南县等七座县城，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红六军和红四军在湖北公安胜利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7]。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边、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以旷继勋为代表的一大批经过遂蓬起义洗礼的政治军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根据地的开拓工作。旷继勋同志更是先后参与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思想的转变是起义部队成功改造落后性质的前提。遂蓬起义开始前后，针对部队内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认真思考过改造问题，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不足，缺乏思想先行、政治挂帅、党指挥枪、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位的意识，加之起义过程中形势严峻，部队多数时间都在转移和战斗，最终由于主观认识、客观时间和环境等问题的限制而难以进行深入认真的思想引导和改造。这导致起义部队中红军所提倡的官兵平等并没有实现，有军事负责人“养轿夫多至十余人者”；经济公开未能贯彻，“抢得的东西沿街出卖”，“筹到的款子又不归经济委员会管理”；党支部生活日渐退化，“所谓按时开会，不过是奉行公事而已”。起义部队中无产阶级思想未能占据指导地位，封建性质迟迟未能加以改造，凝聚力和战斗力大打折扣，最终被地方军阀所镇压。因此，应坚持以思想引导为着手点对起义军队封建性质进行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全军，增强组织纪律，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是遂蓬起义的一个重要经验。
(三)应合理选择发展建设策略，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
科学合理的策略是革命胜利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这一策略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共产党人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主要内容和根本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曾强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2]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合理选择斗争策略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245 Risk factors of restless leg syndrome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从革命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合理地选择斗争和发展策略至关重要。遂蓬起义开始后，虽然起义部队党组织试图贯彻四川省委的路线，将部队向下东地区转移，或者将队伍编为几个小队与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受当时物质匮乏和交通联系不便等条件的影响，起义的第七混成旅未能从起义前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面临的现实情况与省委指示之间徘徊，起义计划一变再变，未能选择最为合适的时机。起义后又因对地区情况不熟悉，“忽略了兵变之后应当立即开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错解省委的指示应向下东移动，以为只有下东，才有办法，才是好革命的地方”[13]，未能选择正确的斗争策略，致使起义最终失败。因此，既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遂蓬起义的又一个重要教训。
三、结语
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进步并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的重要手段。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着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这更需要党回顾在主要关键节点上经受考验的历史，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把握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4]在遂蓬起义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深刻总结和吸取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目前，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络市场上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建设自己的网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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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Experience of Suipeng Uprising in Sichuan Province
XU Meng -x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 On June 29th of 1929， the shocking Suipeng Uprising broke out in Niujiagou Town of Pengxi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establish Red Army’s power and revolutionary base in Sichuan area during Land Revolution Period， this uprising produced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got out of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of terror， sowed the seeds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cooperated in expanding the revolutionary base in the west of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failure of the uprising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reasons will be enlightening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building， to consolidate the administrative status and to realiz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Suipeng Uprising； Land Revolution Perio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 D231； K263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徐蒙翔(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4-0038-05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4.007
(责任编校：夏玉玲)
标签：遂蓬起义论文; 土地革命时期论文; 红色政权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