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非农化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效应——中日两国比较研究兼论中国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中国论文,中日论文,人力资源开发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长期坚持积极、务实的人力资源开发，形成了相当强的就业扩大效应。特别是在其战后初期的就业非农化时期，这种积极效应更为突出。当时尽管日本就业人口转移的规模大，速度快，潜在失业人口又很多，失业压力极大，但它借助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开发效应，仍有效地扩大了就业，使失业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使整个经济得以实现向高速增长阶段的平稳过渡。我国90年代中期进入就业非农化时期以来，也面临着与当时日本相似但更为难解的严重失业压力与就业难题。因此，当前对此进行具体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有针对性地借鉴日本经验，进一步采取有效对策切实强化与改善人力资源开发并解决新时期的就业难题，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和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与特点
中日两国在就业非农化大转换时期，都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但由于两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不同，以及实际开发力度不同，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进程、特点及其达到的现实水平也差距很大。
日本这个时期（1947—1955），正是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尽管当时资金极度匮乏，但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却最大，投入的增长速度也最快，并实现了教育的超前发展。整个人力资源开发也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据统计，早在1950年日本国家财政一般会计的教育文化投入已达210 亿日元，占同期该一般会计支出总额的3.3％，1955年更猛增至1249 亿日元，5年间几乎增长5倍，占同期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增至12.3％。（注：王琥生等：《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323页。根据该书数据自行计算。）而且，到1954 年日本教育经费投入已占同期国民收入总额的5.6％， 超过同期美国（占3.3％）、联邦德国（占4.4％）的同一比率。而同年日本的人均GNP却只有247美元。此外，当时日本企业、 团体的教育培训投入规模也很可观，而且越是优秀的大企业，投入的越多。这些为日本大规模的超前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首要的物质前提。结果，这个时期日本人力资源开发取得的直接成效也很显著。每年都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保证了就业非农化大转换所需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日本早在1947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就依法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并由国家负担学生的全部学费、书费，初中入学率很快就达到99％以上。到1955年，高中毕业生人数已达71.6万人， 比1950年增加182.6％，年均增加23.1％；大学毕业生达9.47万人， 比1948年的1.98万人（1951年前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几乎增加4倍，年均增加25.1％。（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9年、92页。）每年毕业生的增加速度，比同期经济恢复性增长的速度快1 倍以上，而且越是急需的高级人才，开发的速度越快；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也是大学快于高中，高中快于其他各类学校。此外，企业的教育培训（含脱产）更进一步面向实际，开发了人力资源的潜能，每年都为企业培养出数以十万计的各类各级人才，不仅开发了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继续创新能力，而且培育了作为“企业人”的敬业精神，甚至可达到使之把大部分潜力和创造力都发挥出来的地步。这也正是在当时外国公司的工资收入比日本高几倍，且国内失业压力又很大的情况下，日本人却很少高就外国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一切主要成果便几乎可全部为本企业所独占而较少外流，从而就使它成为企业收益最高、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并由此形成了不断推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新机制。
我国的就业非农化时期（1994年起），正是世纪之交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已更明显地受到重视，产学各界对此呼声也最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实际开发投入和开发力度仍严重相对不足并仍处于严重滞后状态。直到1995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05％， 比日本相应时期低得多，比同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低，甚至比同期印度的3.5 ％还低得多。（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这是我国教育投入连年相对下降造成的：1995年的投入比重低于1993年的2.18 ％， 更低于1991 年的2.46％和1990年的2.49％，结果1995 年就比1990 年下降了0.44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同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大幅度地上升了9.8个百分点，即从1990年的24.4％上升至1995年的34.2％。同期，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规模也很大，而用于职工教育培训的投入，有的企业甚至每年人均不到10元。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及其地位的相对下降，使我国本来已经滞后的人力资源开发更加严重滞后。直到1995年我国中学毕业生人数仅为1636.9万人，比1990年只增长9.3％，年均增长仅1.87％，大学毕业生只有80.5万人，比1990年的61.4万人增长31.1％，年均增长5.57％，都比日本相应时期低得多。（注：沈利生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第92、97页。）这种状况势必造成今后5—10年这个关键时期我国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甚至可能出现某些新兴产业部门因缺乏最低限度的急需人才而举步维艰的危险。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我国“十五”计划已明确提出，到2005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达60％，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将力争达15％，今后5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将大幅度增长，整个人力资源开发也可望出现新局面。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突破。按照这种新趋势，今后1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甚至可望接近日本相应时期水平。但这又必须以对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的重大突破为条件，亦即今后5—10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NP的比重至少应接近当时日本或90年代中期埃及等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4％，1995年），超过印度 1995年的水平（3.5％）。而如此巨大的投入增量，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但我们必须为此目标的实现做出极大的努力。
二、失业压力与就业扩大效应
中日两国这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就业人口转移的数量大、势头猛，城乡过剩劳动力人口多，形成的失业压力都很大。但由于各自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不同，以及为这一大转换创造的人力资源条件不同，两国最终形成的就业扩大效应相差就很大，消化转移人口与失业人口的能力自然也就很悬殊。
日本这个时期之初，本来城乡过剩人口就已很多，加上就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加快，更使失业压力空前加大。但由于日本超前人力资源开发为其供给了足够的优质劳动力，从而形成了较强的就业扩大效应，才使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在这短短的8年中， 日本已从第一产业占就业总人口54.2％，转换为第二、三产业占绝对优势的59.8％，其间至少有900万以上的就业人口亦即相当于第二、 三产业最初就业人口总数六成以上的人同时涌向那里，以致使失业压力特别是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压力急剧增大。此外，由于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被各产业部门排出的相对过剩劳动力也日益增多，从而使城市的再就业压力也同时更加突出。这样一来，就使当时的失业压力更进一步加大。但是，如此严重的失业压力当时却奇迹般地得到了缓解。日本不仅消化了城市中数以百万计的再就业人口，而且还较为顺畅地另外吸纳了960多万劳动力就业。而这些就业和再就业人口中， 绝大部分又都是经过较充分开发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 据日本官方统计， 仅在1951— 1955年期间，日本就培养出大学毕业生（含短大）36.5 万人，占同期第二、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口总数511万人的7.14％； 高中毕业生约有200万人就业， 占同期新增就业人口总数的39 ％； 其他各类学校的330万毕业生，至少还有230万人左右被吸纳就业，占45％。（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 1979 年、114页。 ）这些经过不同层次较充分开发的人力资源，正是当时第二、三产业急需对口补充的劳动力。因此当其向那里转移时不仅适应力强，而且其内在活力和竞争力也较强，从而绝大部分都被较顺畅地吸纳并实现了有效就业。结果，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仅从1948年的0.7％上升至1955年的2.5％。我国这个时期就业人口转移的绝对规模最大，再加上近年企业下岗多、冗员多以及潜在失业人口多，实际失业压力将比日本当时更大。而且由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滞后等负面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这种有效就业扩大效应一直不大，失业率尚未完全得到有效控制并仍在缓慢攀升中。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预计我国在2010年左右还要完成就业结构非农化这一根本转换。就业人口将从1994年第一产业占就业总人口的54.3％，转换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60％，其间将有近1.5亿就业人口转移到第二、 三产业。转移就业人口的总规模相当于日本当时的16倍。今后十年我国面临的现实失业压力也将大于当时的日本。从形式上看，直到2000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1％，似乎已接近日本1955年2.5％的低水平。但实际上我国正受到“两面夹击”的失业压力：一方面，城市下岗、失业以及企业冗员已数以千万计，而且随着国企改革和兼并力度加大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下岗和失业还将进一步增加，从而城市的再就业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农村富余的1.5亿劳动力，今后5年至少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4000万人，再加上同期城镇每年新增的800 万劳动力人口也要就业，那么这种就业压力又会加倍增大，形势相当严峻。而这个时期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就业扩大效应尚未完全形成，就更使失业问题陷入一时难以解决的困境。在1994—2000年期间，我国第二、三产业虽已新吸纳了数千万人就业（其中1996年后城镇新吸纳3560万人），但并未完全实现有效就业（其中有的甚至成为新冗员），而且就业还很不充分，失业压力仍在日趋增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种严重的失业压力，又主要来自结构性失业。某位专家对我国1998年官方统计的分析表明，该年我国结构性失业与总量过剩失业之间竟是228万人与22万人之比， 即10∶1，即大部分是结构性失业。（注：数据见《1999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第124—127页。转引自《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3期，第54 —56 页。）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8月23日公布的对沈阳、南京等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在失业者中35岁以下青年占53％，且低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大。这显然都与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以及开发结构不尽合理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当前只有紧紧抓住人力资源开发这个关键并取得重大突破，才有望形成较强的就业扩大效应，从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如此严重的失业压力。
三、就业扩大效应的实现条件分析
研究与总结中日两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力资源开发就业扩大效应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并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实现出来。而这些条件一般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在这里，条件和条件的创造又是极为重要、决定一切的。就当时日本的情况来看，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或主要经验，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以下四点。
其一，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快速恢复，使新创业企业成倍增加，创造了更大的产业空间，并且那些新兴企业又强有力地吸引新劳动力向那里转移。这是保证就业扩大效应得以充分实现的基本经济前提。由于当时废除了财阀垄断和政府经济统制，企业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新环境，加上政府又采取了“企业第一”等新政策，一时间新创业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同时在众多领域和几乎所有产业部门大量涌出来。据统计， 在1947—1955年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仅法人企业就从14.4万家猛增至41.2万家，几乎增加了2倍。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每家新企业平均吸纳30人就业，那么平均每年至少也会新吸纳100万人就业。（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7年、125页。部分数据根据该书资料自行计算。）而且在当时新创业最多、发展最快的中小企业中，有的很快又发展成为较大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就更多。如日本索尼公司1946年创业之初，只是个30人的小企业，这个时期就已发展成为较大企业，吸纳的新就业人口又增加了许多倍。这样，新企业的大量创业与发展及其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加，就强有力地促进了就业规模的扩大，保证了人力资源开发就业扩大效应的充分实现。
其二，是国家产业扶植政策和工业的优先高速恢复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产业部门增长速度的加快，从而大大增强了第二、三产业持续扩大吸纳新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这是保证就业扩大效应充分实现的核心支柱。由于政府对工业特别是重点工业部门的倾斜扶持以及集中扩大投资、优先技术引进与开发，使工业恢复与增长速度加倍提高，生产率提高也最快。在1947—1955年期间，日本工矿业年均增长率高达20.3％，比同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快10个百分点以上。（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7 年、118页。部分数据根据该书资料自行计算。）工业的优先高增长，不仅使它直接增加了对新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还同时以新技术装备了第三产业并对它的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从而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加速扩张，并吸纳了加倍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当时社会存量最大的一般劳动力扩大就业。这样，工业的优先超高速增长及其对第三产业强有力地拉动，就使日本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得到不断增强，从而使它在这个失业压力最大的关键时刻，反而吸纳了最多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这一点，也正是日本有效就业扩大效应得以充分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其三，选择跨梯度模式加快就业非农化转换，第三产业在“工业优先”的拉动下加速扩张，并以最快的速度直接从第一产业吸纳了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这是就业扩大效应得以充分实现的捷径和重要条件。这个时期，日本第三产业在工业的强力拉动下，新创业企业急剧增多，再加上这类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每个企业同量资本投入一般都需要吸纳大量新劳动力就业，这就吸引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大量劳动力，越过第二产业直接到第三产业就业。据统计，在1947—1955年期间，日本第三产业仅法人企业就从6.1万家猛增至24.5万家，即净增3倍；新吸纳的就业人口净增713万人，相当于同期第二产业新吸纳就业人口241万人的3倍，亦即同期从第一产业转移出的以及新增劳动力人口总数中的74.6％均已被第三产业所吸纳。（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7年、 115页；1979年、92页）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有效吸纳就业人口的主体。这样一来，日本既有效地缓解了城乡严重的失业和再就业压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以较低的代价和较高的经济社会效益扩大了就业，收到了双重的经济社会效益。可以想像，如果当时日本仍片面强调“工业化”而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固守英国和苏联那种梯度发展模式，那不仅会推迟就业结构非农化转换的进程并使失业压力继续积累，而且人力资源开发的就业扩大效应的实现也会面临严重困难。
其四，战后新体制的形成与人力资源的合理使用，为新劳动力对口扩大就业和有效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直接保证就业扩大效应充分实现的最终决定性条件。众所周知，日本战后改革形成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和企业用人机制，使人力资源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开发利用。它不仅比战前更能“人尽其才”和更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更能促进新一轮人力资源开发的合理化，并由此形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就业的持续有效扩大。这就使就业扩大效应在不断扩大的形态上得到了实现。而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会首先把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效应实现的道路阻滞，其他一切努力都很难奏效，最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它不仅会向新一轮人力资源开发传递“开发无用论”等负面信息，从而引发不良循环，而且会进一步形成更严重的直接负面效应，以致压迫竞争力最强的优质劳动力首先廉价地外流，甚至整个国家也会因此而沦为外国的人才供应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某些发展中国家以及90年代的俄罗斯，本国多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成果大批流向国外，印度更是每年都有大批最重要的信息技术人才不断流向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其不幸的根源也正是在这里。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效应就更难以实现了。
四、我国就业非农化时期的政策选择
实践证明，人力资源开发的就业扩大效应之形成与最终实现，都必须首先创造出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创造和成熟，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正确的政策选择。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客观规律。鉴于此，我国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为加快创造必要条件并实现理想目标，首先应在总结和升华中外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如下三项重大政策调整或根本改革。
首先，要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和“开发优先”的基本国策，集中力量首先把人力资源开发切实搞上去，根本改变长期严重滞后的局面。这是我国新时期就业扩大效应形成并根本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前提，也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成功之本。我们首先抓住这个根本，不仅对于当前解决就业、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人本身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可以创造出我国新世纪的人力资源优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在21世纪的命运。我们只有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力资源能量充分开发出来，才有可能依靠它的巨大创造力节约已经严重匮乏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环境并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我国人口多、包袱重的劣势转换为人力强、能量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而为适应这一根本转变，就必须实行人力资源开发优先的新政策，即把原来“先物后人”的政策改革为先人力资源开发后物质资源开发的政策。换言之，就是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国家的“第一基本建设”，优先保证其一切主要投入充分到位，然后再根据余下的人财物力合理安排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物质资源的开发。这样不仅可确保人力资源开发能更快搞上去，落实基本国策并收到比原来同量物质资本投入高得多的长期经济社会效益，而且新一轮同量物质资本投入也会因此收到加倍大的经济效益，整个经济社会效益也会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后劲也会更大，发展速度会切实加快，从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能更多，扩大就业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这种人力资源开发优先战略，无论理论上还是国际正反两面的现实经验都已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我国应尽早做出这一新的重大政策抉择。
其次，要选择和实行“先开发、后就业”的就业政策，即对人力资源首先要进行最低限度或较充分的开发，然后再准入劳动力市场就业。这是我国新时期创造长期有效就业扩大效应并根本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就业政策选择。换言之，我们就是要把传统的“就业第一”改革为“开发优先”政策，使劳动力在就业和再就业之前，就要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培训并掌握必要的或较高技能之后再准予就业。这样既可保证劳动力适应市场需要，较快实现有效就业或更快向新产业部门转移，又可保证新增就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活力并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产业空间，使就业机会增多。其结果就会形成“就业唤起新的就业”的良性循环和就业扩大效应。于是，僧多就不再“庙”小，而是僧多“庙”也大了，而且“庙”还是僧自己“扩建”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人力资源初始开发和再就业开发起点的“达标”和提高，不仅可为企业的继续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使之往往只需投入不多的补充投资即可收到明显的开发效益，从而很容易启动企业的再开发投资；而且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也会从此成为最有利、收益最大的投资，从而又会进一步激发企业不断扩大再开发的积极性，使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最后就形成了“开发——就业——再开发”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就形成了日趋增强的人力资源开发效应，有效就业规模也随之持续扩大。正因为如此，日本即使在就业非农化以及后来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严重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长期有效扩大就业。日本坚持“开发优先”的就业政策的成功经验，也很值得我国重视与借鉴。
最后，要改革和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并采取强有力的配套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形成合理的用人机制。这是就业扩大效应得以充分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如上所述，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效应的实现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能否创造出必要条件以及对这些条件的运用水平。条件不同，对条件的运用水平不同，这种积极效应的实现程度也不同；条件不具备，即使开发搞得再好，其积极效应也很难充分实现。鉴于此，我们应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全力创造好这些条件。当前，除了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外，当务之急首先要创造两个最关键的条件。其一，就是进一步放开政策，优化经济发展模式，让各类企业自由创业，使之在众多领域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外延的扩大就业效应得以实现。创业是就业扩大之源。国家应支持一切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自由创业，当前特别是要扶持发展潜力最大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加快创业与发展。它不仅是我国现阶段经济高增长和就业结构加快转换的重要支柱，而且吸纳就业人口的能量、作用也最大，早在“九五”第一年的1996年，它就已吸纳了就业人口255 万人（而同期国有、集体企业就业人口几乎是零增长）。预计今后几年仅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即可吸纳就业200—350万人。（注：“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7 年、118页。部分数据根据该书资料自行计算。）如果进一步予以政策扶持，新创业企业会更多，吸纳的就业人口自然也会倍增。其二，就是要深化改革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力，从而使内涵的有效就业效应得以充分实现。这既可人尽其才，发挥其最大的能量，大大提高生产率与企业活力，并缓解人才短缺的压力，从而使有效就业增加并带来更高的经济社会效益，又可从根本上抑制人才外流，相对增加人才有效供给并形成“开发——就业”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有效就业扩大，甚至还会带来一定的“人才回流”效应。这样，我们无需增加新投资即可收到倍增的双重效益。当前这对于我国来说，更是经济社会效益最大的改革，是投资最少、效益最大、需求最迫切的“核心工程”。因此，一定要首先把这件大事做好。而且，也只有形成这种合理的用人机制，才能最后把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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