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183;田野工作#183;教育研究———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工作论文,人类学家论文,人类学论文,信念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2-0005-08
访谈时间：2004年1月6日上午10:00——14:30。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办公室。
受访人：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人：巴战龙，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巴战龙（以下简称巴）：滕教授，您在国内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上最引人注目，取得了许多令人赞赏的成果。您曾在国内外都开展过田野工作，首先，请您回顾以下您的田野工作的经历。
滕星（以下简称滕）：好的。在谈田野工作经历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一个看家本领，也是它的学科标志。人类学有它的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田野工作、民族志的撰写和文化理论的建构，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有特色的一个研究方法。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和教育学交叉形成的一个综合性边缘学科，田野工作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最近10年做了一些田野工作，先后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做了田野工作。在美国主要做了夏威夷土著的教育、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教育、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黑人社区的教育、旧金山中国城华人子弟和亚裔移民子弟教育的田野工作，这些都是我在西方做的，那时候主要是接受田野工作的训练。1995年回国后，我先是在四川凉山彝族社区做彝汉双语教育研究，1997、1998年在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社区做维汉双语教育研究，然后就是在云南澜沧拉祜族社区做女童失辍学问题研究。2003年7月至9月去台湾做了原住民教育的研究。近10年的田野工作，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去体会和总结。
巴：这次想请您主要谈一谈您在中国云南澜沧拉祜族社区开展的研究。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情况。
滕：这个项目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1996年我为亚洲开发银行做项目的时候，曾经到过拉祜族社区，对拉祜族教育做过初步的调查，拉祜族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民族一共有46万人，其中26万人在澜沧，澜沧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拉祜族自治县。在解放以前，拉祜族基本上还处在原始社会，他们居住在山洞里和树上。解放后他们才移居到地上，至今还有许多人住在草棚里，生活贫困，社会发育原始、落后，是一个相对不被关注的小民族。因此，1996年以后，我就感觉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研究，通过这个研究，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重视。
我做的这个项目的田野点是在中缅边境交界的一个叫木戛的乡。三四年间，我一共去了四次，每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带了五个研究生下去调查，这次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第三、第四次调查。
这个研究取得了这样几个成果：第一，给福特基金会提交了一个研究报告：《关于中国云南省澜沧县木戛乡拉祜族社区女童失辍学问题的研究报告》。第二，在木戛乡建立了由该项目资助的一个女童班。这个班招收了由于极端贫困无力供子女上学家庭的45名女童，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可以受到资助，目前他们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第三，对当地教师进行了一次集中培训，编写了一部《多元文化社会女童教育》师资培训教材。
这个项目完成后，引起国际上一些机构和人士的注意和重视。国外的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例如，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项目和女童班的情况，配了大幅的照片。像英文报刊《南华早报》和国内媒体《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另外，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都纷纷到那里去参观访问，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应该说，这个项目引起了一些反响。
巴：在拉祜族社区的田野工作中，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滕：第一个印象就是拉祜族的贫困。尽管解放以后，拉祜族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限制、社会发育的落后，导致现在的拉祜族还十分落后。我们调查的这个木戛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大概一年缺三个月左右的粮食，家里除了草棚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几乎全乡都是文盲，尽管已经有中小学设在乡政府，在一些村落也布了教学点，但是由于教育教学质量太低，实际上学校教育没有达到让拉祜族获得进入现代化的门票的要求。这是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印象是，拉祜族社会本身是一个带有母系制残余的社会，妇女在社区里的地位比较高，一般家庭当中是妇女说了算。要想使这样一个社区获得发展，妇女教育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妇女几乎都是文盲，这样一个社区它就很难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当地的拉祜族干部基本上是男性，所以，我们在当地访谈成功的拉祜族女性时，在选择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个对女童失辍学问题的研究项目，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我们又招收45个女童，让他们接受比较严格的初等教育，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他们能接受初级中学教育，现在正在进一步筹款。将来这些孩子回到当地社区，我相信会对社区的发展有一个长远的作用。
第三个印象是，学校实质上是外来文化伸入到传统社区的一个组织，它的功能是传递外来文化知识，让拉祜族的年轻一代走出拉祜山区。然而，由于偏低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这个功能没有发挥出来。50多年的当地学校教育，几乎没有培养任何大学专科以上的人才，仅有的一两个，也是外来教师的子弟。因此，我对当地学校教育的功能、作用产生了怀疑。当时我在想，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对拉祜族有用的教育，建立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对拉祜族有益的学校。
第四个印象是，我们国家正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在当地由于教育教学质量低，导致大量的儿童不能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这些孩子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社区，从事传统的生产，过上传统的生活，所以当地人对教育并没有需求。当地的学校教育，现在看来只是政府行为的教育。当地老百姓十分贫困，据政府统计人均收入仅404元，还是按实物折算的。而且义务教育不义务，还要收费。小学生在村里上学需要交50多元钱，在乡里上学需要交200多元钱，还要自己带米，在县里上学需要交2000元钱，这是当地老百姓经济能力无法承受的。由于义务教育又是强迫性的教育，如果老百姓不送子女上学，就会罚款，老百姓就要被迫卖粮。因此，这种义务教育导致的结果，不但没有改变拉祜族的贫困状态，反而使他们更加贫困了。
巴：您能否对您观察到的现象做一些解说？
滕：最近，《求是》杂志社邀请我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我的建议是，在像拉祜族社区这样的西部边缘贫困地方，我们的义务教育要义务。我有一个通过田野调查做的统计，就是人均收入在500元人民币以下家庭的子女上小学不能收费。人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家庭，如果有两个子女上学，就会有一个不能上初中。政府应该根据这种实际人均收入的情况，来分门别类地制定义务教育的政策，不能搞一刀切，从而保证义务教育落到实处。
根据在这个地方和别处的调查，我看到在贫困地区，由于教育教学质量偏低，导致我们国家投入的基础教育经费大部分被无形中浪费掉了，国家不得不二次投入经费进行二次扫盲，这对我们国家穷国办大教育是一笔不小的浪费。而且我还认为，低质量的教育实际上是教育上最大的不公平。要想求得教育公平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让边远乡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获得同样质量的教育。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失去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就意味着他（她）失去了未来，这是教育的最大的不公正！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十五期间，特别是从2004年应开始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教育上，这个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因此，就要解决像木戛拉祜族这样的最贫困最弱势群体孩子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一定要做到基础教育要基础，要达到一定的教育质量，这是十五期间国家、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第三个观点是，西部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特殊困扰就是要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尽管我们国家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上都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实施双语教学，但是由于边远贫困地区教育财政紧缺，教育资源的配置偏低，教育教学的质量偏低，双语师资、双语教材质低量少，这些情况导致了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无法顺利开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单语教育的经费都捉襟见肘，而双语教育的经费是要数倍于单语教育的一种教育模式，因此必须要扩大教育财政，实施一些特殊政策，配备双语教育师资、教材，使少数民族的孩子既能跨越语言文化障碍，融入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又能保留他们的传统社区的文化，这是我们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他们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在今后的农村教育实施当中，逐步加以落实。当然，双语教育也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区别对待，实施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还有就是，双语教育应该采用自愿原则，不能采用强迫性手段，要尊重个人的文化选择权。这样才能逐步解决教育的公平公正问题，解决社会失衡问题。
巴：我也赞同您这种“有差别地对待有差别的”的教育公平观，接下来，请您进一步就您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作些理论阐释。
滕：这个项目的研究，我们最近开始文本整理。我们遵循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上面说的三大看家本领，前两步都弄完了，目前在进行第三步，就是理论建构，所以对理论的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第一个理论思考，我们是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要解决当地拉祜族的生计问题，教育必须符合当地的生态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又包括文化生态环境，而且教育必须帮助当地老百姓改善生活。若是学校教育不但改善不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加重他们的负担，这样的学校教育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我们在理论建构方面考虑到，如何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来设计他们的学校教育，来定位他们的学校教育的功能，总的目标是通过学校教育，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既要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融入主流社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又要考虑保留当地社区的文化传统。
第二个理论思考，我们调查他们的女童失辍学问题时，发现他们的学生学业成就偏低，我们就对国外，特别是美国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学业理论，根据中国本土化的研究，进行检验和阐释。国外对少数民族低学业成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遗传决定论、文化剥夺论、文化中断论、文化资本论、文化模式论等等。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些理论能部分说明和解释拉祜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但不能完全阐释其原因。我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的理论，我希望通过这个理论模式来解释以拉祜族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让他们通过一种恰当的学校教育模式，也就是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模式，一方面能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能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力图建构的。这种理论的文本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还需要不断探索。我想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实践来印证。这是我们主要的理论立足点。
第三个理论，通过拉祜族的个案，结合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比如说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教育，不同的哲学观、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就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我们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在教育领域里，我们面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传承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是一种普世性知识，还是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我们同意传授普世性知识，但同时又要传授地方性知识，那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比例问题，普世性知识占多大比例，地方性知识占多大比例，为什么这样？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的课程改革有一条规定，允许地方性校本课程占18%。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是18%，这18%有什么理论根据？为什么就不能是30%、40%呢？站在什么立场？这都涉及到理论问题，而恰恰我们的校本课程研究当中，是一些毫无西部经验的东部城市教育的有关人员制定的。这样课程的改革，应该邀请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而我们的课程改革恰恰没有邀请这些专家，那么这个理论问题不解决，提出一个18%，它的依据，在理论上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我国的课程改革，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课程改革，必须邀请人类学专家的参与，而且人类学家的意见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还有两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如何处理社会文化差异和教育机会均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都是，而且特别是在当前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大论战过程中困扰国际理论界的问题。我相信通过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通过田野工作，能给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大量的实证资料。
巴：滕教授，我们期待着您的著作早日问世。现在人类学研究很讲“反哺”，有媒体报道说，您在拉祜族社区办了一个女童班，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这个女童班的情况怎样？
滕：我们这本书目前正处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关于在拉祜族地区办女童班的设想，是我做拉祜族女童失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把这一块涉及进去呢？这是我在其他民族社区做田野工作之后，获得的一个理念。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地的人经常问我：“滕教授，你来做调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开始引起我的重视，实际上这涉及到研究伦理问题。我们的调查往往会麻烦当地人，给当地人增加很多的工作和负担，因为人家要协助我们调查。可是调查完了之后，我们除了写一两篇论文和一本书之外，对当地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过去，我们总以为，我们做调查是在帮助当地人。我们一直坚信我们通过调查写点东西，是在宣传他们这个民族，让社会了解他们，这就是对他们的帮助。但是，我发现当地人的要求并不限于此，他们想见到实实在在的东西，通过你的研究，他们能确实感受到生活的改善，教育情况的改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作为一个研究者，你的研究可以对你今后的学术发展、今后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当地人呢？那么在拉祜族这个项目中，我就坚持在这个项目中要设立一块带有慈善性质的部分，这就是我办女童班的初衷，恰好福特基金会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机构，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在项目中，我们用了1.5万美金办女童班，尽管钱不多，但它带动了当地乡政府共同来资助这个女童班。通过女童班，我们募捐了其他社会资金，比如说最近我又从香港救助儿童基金会募捐到了4.1万元人民币，作为中期投入，我还进一步通过女童班，向社会广为宣传，募捐资金，使孩子们能顺利完成小学的学业。最近我又在找云南民委，希望他们能关注这个女童班，希望在孩子们三年级之后，从木戛乡迁到县城读小学，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小学六年级以后，我希望他们能进入澜沧县民族中学，完成他们的中学学习，为木戛乡培养合格的中学生。从城市人角度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对木戛乡的拉祜族来说，是重要的历史一页，也许这就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这个女童班的开班、发展一直是我生活中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班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通过这个班让全国人民、全社会政府关注拉祜族，这不仅仅是一个乡的发展，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所以这个女童班是一个标志。
最近这个女童班的班主任将孩子们三年的学习情况向我做了一个汇报。我们当初办班的时候，同时办了两个班，女童班作为实验班，还有一个汉族班。他们同在一个校园环境中，由同样的老师教。我们假设一年以后，可能拉祜族女童班的学业成绩要低于汉族班的成绩，二年级以后尽量追平，如果做不到，争取三年级的时候两个班的成绩能拉平。但是实际上经过教师们的努力，在二年级后，女童班的成绩超过了汉族班。这个实验说明，如果我们配备相应的教育资源，尽管拉祜族孩子还存在着语言文化障碍，但是我们通过一定的教育方法，能够使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绩获得满意的提高。这个实验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政府、社会、家长尽了自己的责任，少数民族地区低学业成绩是可以获得改善的。如果他们能够享受现代学校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从而改善生活质量，改变东西部差距的失衡状态，教育公平公正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巴：您觉得您的这一行为，同慈善家或慈善机构的行为有什么异同？
滕：我想这一行为确实是带有很大的慈善性质，但是和一般的慈善行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一，这是一个实验，通过这个实验给我们的政府、社会以启示，从而为发展西部教育树立信心，这不仅是一个研究项目，也是我们教育人类学的一个实验场。第二，慈善有不同的性质，一般的慈善仅仅是给予经济的援助，而最大的慈善不仅是物质的援助，而且要给他们一种能力，能改善自身发展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让他们通过获得某种适当的教育，从而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根本性的慈善行为。在民族地区，从那种简单的物质扶贫到教育扶贫，是我们扶贫工程的一个重大转折。今后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教育上，从根本上改善西部人自身的生活质量。教育扶贫是一个工具，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我们西部开发最重要的一环。我想这个女童班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可以让社会、政府获得一种新的扶贫模式，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办女童班的一个初衷和目的。
巴：从您的田野工作出发，您觉得要改革拉祜族社区的教育，应从那些方面着手？
滕：前面我讲到，拉祜族社区学校教育是一个外来文化伸入到拉祜族社区的组织机构，从过去50年的教育结果看，这种低质量教育，没能达到让拉祜族的学生通过教育这个途径，接受外来文化，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发展的目的。大部分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只获得了不完整的、很少的知识，毕业后又从事父辈们几千年如一日的工作，受了学校教育反而不适应传统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文化的边缘人，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从这50年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对拉祜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到底该怎么办，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教育，本来是为了使年轻一代顺利地、公平地向上层阶层流动，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通过教育阶梯能够进入中上层社会的还是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回归当地的社区。作为选拔性的学校教育，另一个负面作用是制造了大量的失败者，他们没有从这种教育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反而获得了负面效应。因此，我们的教育不仅仅要有选拔功能，更多的是要有提供地方性知识的功能。从这个现象看，要对学校，特别是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学校的教育功能重新定位，这就要进行教育改革，关键是对学校教育观念、目标、体制、内容、方法等方面作一个大的变革。比如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当地社区没有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学校教育要改革。在地方，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学校是否能为社区提供可持续发展，是否与社区发展、与家庭生活贴得近一些，从而办成当地社区所需求的学校，这是我们通过拉祜族社区教育调查获到的心得。
第二个方面是教育资源的配备。我们国家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的差异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资源的配置、效率公正问题？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效率优先，也不能片面强调绝对的社会公正，因为绝对的社会公正是不存在的，绝对的效率优先导致道德上的缺失。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问题，是改革中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我想农村教育的发展，要做到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另外，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处理好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普世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暨文化的普世主义和文化的相对主义问题，处理好国家人才选拔与地方人才需求问题。
巴：中国有句古话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田野工作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滕：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师范大学普及人类学知识，推动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做教育研究，特别是我最近几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学校为他们的研究生开设人类学课程。因为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辩式的书斋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脱离实践。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编过一本《中外教育名人词典》，收集了20000多个中外教育名人名家，这是中国第一本中外教育名人辞典。当我查阅文献时，发现日本有一部世界教育名人词典，当中只收入了3位中国教育家，他们就是梁漱溟、陶行知和晏阳初。当时我在想，为什么日本人仅仅就收了3位中国教育家？而这3位恰恰是做乡村教育的，他们毕生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而那些搞文献的教育家却没有被收录。
为什么日本人选择这3个人呢？我考虑，第一，中国是一个80%人口为农村人口的社会，大部分人在农村生活，中国教育的发展，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恰恰这3位在致力于解决这80%人的教育问题。因此他们对中国社会教育的贡献比其他的教育家要重要得多，我想这大概是日本人当初收录教育名人的标准吧。
今天，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面临的还是农时人口占人口大部分的现实。目前的教育现实是要“普初”、“普九”，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数人口的教育，那么教育研究就将是一句空谈。要做农村教育，就不能躲在书斋里，就不能仅仅拿文献作为研究的依据，必须进入田野，即进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根本还是教育理念的改革。当然，田野工作方法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它必须和文献、和社会学统计相结合来研究。田野工作方法也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我想通过推动田野研究，来改变教育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另外，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个案研究，反对那些毫无个人经验的宏大叙事。也就是说，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必须是他（她）能够亲眼观察到的、亲身体验到的和亲自了解到的，民族志的撰写和理论建构必须是建立在这种经验基础上的。
巴：对于很多人来说，“田野”带有一种浪漫的情调和对他者的想象，那么，是不是只要到田野中去，就有收获呢？
滕：我想，做田野工作，只要下去肯定就会有收获。通过你的观察、体验，你就会改变你的思想、情感、立场、思维模式。但是，田野工作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技术，实际上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经典的田野工作经过将近100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不同的流派。总体上来说，应用田野工作方法，做一个合格的田野工作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用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专家艾尔·巴比的说法，做田野工作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不仅仅是想象的过程，更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记得，我在做拉祜族社区研究时，我对要下去的研究生做了几个月的培训，我们形成了整整一厚本的田野调查提纲。但是我把他们带入田野场，我发觉问题接踵而来。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观察。尽管在出发前已经讲解、讨论过，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不知道怎么观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我想这是一个理论到经验的转化过程。举个例子：访谈分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在临行前重点讲解过。到田野场，他们注重正式访谈，忽略了非正式访谈。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一天的正式访谈结束以后，晚上11点要睡觉了，忽然，乡党委书记、乡政府的干部来敲门，邀请我们去吃烧烤。我就叫研究生一同去，他们说：“滕老师，我们累了，你自己去吧。”第二天我把这几个研究生叫过来，我说这个吃烧烤活动，是当地人为了表达他们的热情，是要把你当作自己人的一种私下的会晤。在吃烧烤过程中，他们会谈论许多正式场合不能谈的东西，这些信息恰恰是正式访谈场合中不能说的真实信息，正式访谈中得不到的信息，而这些研究生的头脑中却认为是社交活动，不是获得田野资料的绝好时机。这就说明，尽管之前做过大量的训练，但还是不能理解访谈中这种非正式访谈的重要性。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知道了研究生的训练不仅仅在课堂，更重要的是在田野场里。那么，这里要提到文化唯物论者马文·哈里斯的主客位方法。我在凉山彝族社区的研究就采用了这种文化主客位研究方法。它是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有不同的话语，他们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者的话语，还要呈现、解释被研究者的话语。主客位的方法强调，读者有权利知道，对同样一件事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各自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一种田野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文本撰写方式。
这里还要再讲一个田野工作的伦理问题。艾尔·巴比在他的《社会研究方法》中，专门有一章讲研究的伦理问题。进入田野，我们的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研究会给当地人带来好处吗？我认为至少在伦理学上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坏处。第二，我们的研究若是参与性研究，这将会改变当地人的行为，这样获得的东西，是真实的吗？你告诉读者的是真实的吗？这些也涉及伦理问题。所以田野工作中不仅有技术的问题，也有伦理的问题，这些需要不断地从工作中总结。我想，田野工作将是今后教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日志是一种很好的研究的文本形式，通过田野日志，可以记录到很多正式研究文本中没有的信息，田野日志不仅描述了客观的事实，还抒发了许多个人情感。我现在要求研究生做田野工作都要写田野日志，因为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当地社区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情感起伏。
巴：您认为应该怎样衡量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质量，有哪些标准？
滕：我想要衡量田野工作的质量，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首先，田野工作是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资料的收集，是通过访谈、观察、体验等不同的方法来获得的，这样就要求要尽可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怎样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呢？这就需要完善田野工作的技术和方法。我一般采用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仅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一般要结合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我用问卷获得社区总的背景知识，如受教育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然后用访谈做深度个案研究，深入挖掘问卷当中未涉及的比较深入的问题。比如说，用问卷了解当地的家长对语言文化选择的态度，是同意母语教学还是汉语教学，但问卷只能解决表层问题，只能看到选择母语教学和选择汉语教学态度的人数的比例，可是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要用访谈深入挖掘，通过访谈和观察来进行追因，了解表象下深层的东西。因此，我在做田野工作时，往往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和现状，用问卷法大面积地抽样了解宏观背景，用个案法实地观察体验，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 study（个案研究），也就是说，我做田野工作是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力图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享实的东西。我想，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去获得真实的东西，真实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质量的高低，这些资料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第二个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是，你的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但是往往一个人有他（她）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预设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避免掉入由预设导致的文化困境当中去。比如说，木戛乡的拉祜族学生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一开始，研究生们就说他们教育观念落后，我跟研究生讲，从功能主义的立场看，如果学校教育能使拉祜族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他们肯定愿意送孩子上学，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还因为要收费而加重他们的负担，使他们更加贫困，他们就不愿意送子女上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思考，这是他们在“义务教育不义务，基础教育不基础”的状况下的一个合理的选择。另外，要做好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类型学上的区别。也就是说，要了解对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阶层、族群、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的人存在的不同或相同的反应。如果我们就某一个问题，只了解某一个群体或个人的反应，某一个群体或个人的心声，就缺乏真实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做田野工作必须反应不同群体或个人的声音，特别是要反应那些弱势群体的声音，这是做田野工作必须要记住的一条。
第三个标准是，田野工作必须进行及时的记录，要有一个客观的文本，记实的文本，否则的话，时过境迁靠回忆来写文本的话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说，民族志的撰写很重要。在撰写过程中，特别要区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让读者了解到哪些是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哪些是被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不能只反映一方面的东西。
最后一个标准是，一个好的田野文本要具有典型性，具有样本性，可以进行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能够提出一个同样人类群体，或者整个人类面临的深刻问题。比如说，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20世纪60年代做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通过对缅甸克钦人（景颇族的一支）的研究提出“钟摆理论”，这个理论使人们对社会发展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螺旋式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利奇的理论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又往回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型。这个理论给人很大的启示：人类是很容易忘却历史的，人类不断地在重复着历史，总是做同样成功的事和同样错误的事。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选择就是这样的，计划经济走到头了走市场经济，反之亦然。人们总是试图在正确与错误中不断地作出选择，这就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模式。利奇的研究为人类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研究的范例。
巴：今天回过头来看，您对您做过的田野工作怎样评价？田野工作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
滕：我从事少数民族教育已经20多年了。我对我的田野工作的评价是，总的来讲，我是从一个无意识的田野工作者到有意识的田野工作者，从一个没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到有一定经验的田野工作者。我的田野工作，特别是经过后10年的发展，也有很多教训。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贪大求全，设计了很大的问卷和访谈计划、提纲，收集大量的资料。但是，我发觉我费尽千辛万苦弄来的第一手资料，在文本写作的时候，绝大多数用不上。这是一般的初学者经常要犯的错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日臻成熟，我在做田野工作之前，会有更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准备，会有更多工具的准备，会有更多的思考。我会尽量地使我的资料能够有针对性，所以说，这种经验的积累，也是我做田野工作逐步成熟的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在田野工作过程中，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不断成熟。比如说，做田野工作的最大难度实际上是人际交往。当你到了一个异文化地区，如果要保证你的田野工作的质量，就必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人际关系的建立，需要事先做大量的铺垫，事先有一个有意识的互动。很多研究生经常跟我说：“滕老师，跟您做田野工作，如鱼得水，到哪儿都很方便。”为什么？因为这些田野点的人际关系，我已经有多年的维持，而且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实际上还是牵涉到研究伦理问题。如果你第一次做研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好处，第二次人家就不会再去帮助你。你为了能建立一个好的田野场，便于你今后重复地做研究，你最好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让当地人把你看成自己人，认为你做的大量工作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实际上，我在四川凉山、新疆和田和云南澜沧都建立了很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当地的官员，当地的老百姓，因为我经常要给他们做一些研究以外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要在北京办的事情，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他们的教育面临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1996年，我和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的蒋明和教授在拉祜族地区做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看到一些乡村中学破烂的危房。研究结束以后，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原国家教委，在扶贫工程中澜沧县就额外多得了700万人民币的扶贫款。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这些中学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所以那些校长见了我，拉着我坚决不放我走，拉着我吃饭。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再去做研究的时候，人家不会配合你，也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我在西双版纳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尽量替他们呼吁，争取一些资源，所以当地人很欢迎我，因为我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当然学者没有更多的资源，不可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学者可以去呼吁，以真实的情感去帮助他们，即使你不成功，他们也会感谢你。一个成功的田野工作者，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这种人际关系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不仅仅是有利于研究者，而且还要有利于被研究者。这是我的经验。很多情况下，研究的成功相当部分在于研究以外的工作。
田野工作常常被称作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我的学术研究也是在田野工作中日臻成熟的。如果说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的话，我想与田野工作是分不开的。我想，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不断地到田野中去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因为这是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天职”。
巴：对有志于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年轻人，您有些什么建议？
滕：我的建议：第一，先要下到田野中去。第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做好田野工作，必须适应当地人的生活，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特别是要把研究生、博士、学者、教授、博导的架子放下来，要记住，在田野场，你是一个普通人。只有不畏艰苦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和教育人类学家，否则，他（她）就不必做田野工作了。第三，完善田野工作的方法，不仅包括理论准备，也包括经验磨练。第四，遵循研究伦理。每次做田野工作，一定要尽量少麻烦当地人，能够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如果要麻烦当地人，必须要学会如何回报。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才能做好田野工作，才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才能使你的研究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