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当代解读——重新审视“发展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命题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78年，英国学者柯亨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该书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激起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争论的热点问题除“功能解释”外，就是“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柯亨明确提出他要在该书中为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作辩护，而他对“首要性命题”（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和“发展命题”（生产力具有发展的内在趋势）的解释，尽管因为使用了分析哲学的工具而稍显复杂，但其实质内容与我们现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并无本质区别，这些论述可以在《联共（布）简明党史》找到出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联共（布）简明党史》，第136页）
1982年英国著名马克思学专家卡弗出版《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一书，针对的就是柯亨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特别是“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卡弗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的文本出发，得出了“生产关系首要性”的解读结论，并对柯亨所谓的“发展命题”提出质疑，认为从马克思的1859年《序言》根本不能得出“发展命题”的结论。尽管卡弗的这本小书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和争论，但却是英语世界朝着柯亨的“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开的第一炮。
紧接着质疑“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的，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布伦纳（参见鲁克俭、郑吉伟）。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出版后，在英语世界形成了以“9月小组”为核心成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布伦纳是“9月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在1986年出版的由罗默编辑的著名论文集《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布伦纳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柯亨的论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布伦纳进一步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在内的“早期”，和以《大纲》（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时期”，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仍然受新斯密主义的影响，相信生产力发展的自发性，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强调“财产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东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趋势。在布伦纳看来，马克思相信前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是通例，而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反倒是特例。布伦纳在他所谓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起源，认为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导致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英国率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1987年，英国马克思学专家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个批评性导论》一书中，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深入探讨了“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并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文本既支持对唯物史观做“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的解释，也支持相反的解释。但“发展命题”是“首要性命题”的出发点，放弃“发展命题”，就必然拒绝“首要性命题”；反之，坚持“发展命题”，也必然会得出“首要性命题”的结论。因此，“发展命题”是“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里格比指出，从文本来看，虽然马克思确实假定生产力是发展的，但他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确实肯定了生产力的增长，但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断言生产力的增长，而只是把生产力的增长作为一个前提性假定。在《哲学的贫困》中，当马克思说“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时，他只是把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至多只是描述了生产力的这种演化。在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发生“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生产力会发展，而只是把它作为论证的前提。马克思告诉我们说，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演化着的生产力，以便社会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因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但这仍然没有解释生产力为什么会首先发展。生产力确实发展了，这一点只是被马克思看作是体现为社会分工日益发展趋势的经验事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表明过为什么生产力“非得”演化。马克思没有把“发展命题”看作是贯穿所有时代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做具体历史分析时强调，生产力会在长达几个世纪里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在生产力确实进步的时候，那是由于具体的原因而非“生产力具有内在发展的趋势”这一超历史规律。生产力可以停滞几个世纪以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使社会生产率得到系统发展的趋势，这是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观点。马克思把东方社会看作是静止的。比如印度的社会条件自其最遥远的古代到19世纪头十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根本谈不上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前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缺乏这一点。资本主义受生产力发展内在规律的驱动这一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它解释为市场扩大的结果，而在《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则强调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技术创新和新机器的采用。因此，“发展命题”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在那里生产力没有内在发展的趋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来说也是不必要的，因为生产力的增长可以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阶级结构来解释。（参见鲁克俭，2006年，第7章第4节）
为什么生产力具有发展的内在趋势？柯亨承认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答案，而他给出的解释是“人性”使然。这一解释当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赖特等人在1992年出版的《重建马克思主义》中，批评了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并为他们所谓的“弱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赖特等人指出，尽管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进化理论，但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存在着生产力发展的“弱冲动”（竞争的结果）而非柯亨所谓的“强冲动”（超历史“人性”的产物）。(Wright，et al.)加拿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韦尔在去年访问中国的学术演讲“解放生产力”中，也明确否认“发展命题”是贯穿所有时代的一般规律。总体来看，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现在已不再把“发展命题”当作神圣的教条看待。
二
“发展命题”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作“决定论”解释的理论基础。对“宿命论”（“宿命论”是“生产力决定论”的必然结论）不满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只要不对“发展命题”提出质疑，自然会对唯物史观本身产生怀疑和否定。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年第一版中，柯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重建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有效性的辩护是合二而一的。而在受到各种批评之后，柯亨在该书2000年第二版中最终放弃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有效性的辩护，而坚持自己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重建。（柯亨，2008年）任何坚持逻辑彻底性和一贯性而不满足于折中主义的严肃学者，都必然面临柯亨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坚持“发展命题”，还是放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有效性的辩护。
“发展命题”来源于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解释。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通常被看作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实质是经济决定论或宿命论。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简明党史》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继承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教科书式的简明阐述。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包括英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受到其影响，从而它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统”解读。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忘记了《联共（布）简明党史》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后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解读可能性，而越来越将它看作是唯一正确的“解读”结论。前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脱胎于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基本上与前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同出一辙。
实际上，20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有一股反叛第二国际历史唯物主义“正统”的潮流。1917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充分发挥革命能动性，在落后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战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中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相继失败。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既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又基于对各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深刻领悟到第二国际对唯物史观所作“宿命论”解释的根本错误，从而开始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其要害是强调长期以来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忽视的马克思理论中实践性即主体性的方面。应该说，在强调主体能动性方面，卢卡奇、葛兰西与列宁是相通的。但列宁在理论上并没有像后来的卢卡奇、葛兰西那样走向极端，明确否定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从而打开了通向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潘多拉盒子。有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列宁尽管在政治路线（特别是关于革命家组织的建党理论）上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针锋相对，但在哲学理论上却完全继承了普列汉诺夫。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号召布尔什维克学习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参见鲁克俭，2008年）当然，列宁也并非完全因袭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而是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从而一定程度上对普列汉诺夫的决定论思想（或曰“一元论历史观”）作了纠偏。因此，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列宁通常被西方学者看作是“唯意志论者”，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上，列宁却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列宁身上恰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第二国际“正统”的反叛，那么二战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则是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新“正统”。但物极必反。在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强调终于导致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逆反。此后，“历史主体（agency，或译代理）”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就一直成为国际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争的标准话题，尽管其理论实质仍然是“决定论”（或“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二元对立的重演。在英国，也存在类似的运动。英国本来并不存在原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舶来品。但英国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存在与英国共产党有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传统，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老一辈的代表人物，都是享誉世界的职业历史学家。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总的倾向是反对“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强调历史主体特别是阶级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并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宣传他们的观点。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曾经多次发生学术争论，最后一次是汤普森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严厉批评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调情”，而安德森则于1980年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做出回应。但安德森后来逐渐转到科亨所坚持的正统立场上去了。
回顾后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解读的历史可以看出，列宁通过高扬唯物辩证法而使“十月革命”这一带有很强唯意志论色彩的革命实践获得了理论合法性，但列宁并没有在理论上彻底解决唯物史观解释中“决定论”（或“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关心的是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如“阶级意识”、“实践”、“意识形态”、“交往”等概念）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革命实践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践），因此并不太关心马克思唯物史观内在的逻辑自洽性。这样，“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似乎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没有“解”的难题。于是有西方学者干脆断言马克思思想存在内在矛盾（参见鲁克俭，2006年，第4章第2节），而囿于前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学者则满足于以“辩证法”之名，行“折中主义”之实，历史唯物主义也变成了缺乏实证历史科学支持的一锅清汤。
英语世界近30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及取得的进展对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中国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联共（布）简明党史》所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从而对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再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哲学划等号了。
以“实践”概念取代“物质”概念，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哲学界突破前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关键一环（笔者并不赞同以“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哲学，但完全承认“实践唯物主义”在突破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要突破前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以马克思文本为基础，重新审视“发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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