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我国高等教育_大学和学院论文

科学发展观与我国高等教育_大学和学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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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结论。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对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教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靠什么呢?要靠教育,特别是我们强调的政治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需要大力发展教育。

根据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发展观作这样一个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提高适应性,全面协调质量、数量、结构、效益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

第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学位水准。

第三、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

第四、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

第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一、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

1.数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数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离开了数量,高等教育发展就无从谈起。从表1比较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供给水平仅能满足不到19%的适龄人口的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毛入学率来看,加拿大为102.9%,美国为81.1%,韩国为52%,情况都比较好,而我们国家为19%,跟这些国家比较,也还差得很远。从我们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的水平来看,2002年我国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这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的要求跟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需要扩大规模。

表1 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校率

国别

适龄人中在校率

国别

适龄人中在校率

国别

适龄人中在校率

美国 72.2%

  加拿大

 71.2% 芬兰48.2%

新西兰44.5%法国

  39.6% 韩国

  37.77%

台湾(地区) 34.13%泰国 23% 中国

 小于19%

另一方面,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对教育的要求来看,也要继续扩大规模。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的智力强弱、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这种变化它自身推动着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美国作过统计,美国2000年65%的工作是技术性的,而1950年只有20%是技术性的。这种变化显然反映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也刺激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兴趣。以美国为例,美国知识经济时代四大产业的雇员中约50%的是所谓的知识劳动力;而旧经济时代以石油为基础的四大产业雇员中只有约18%的是知识劳动力。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将长期存在,也说明了发展高等教育很有必要。又如,2003年美国消费与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接近6%的高水平。这是历次经济复苏罕见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变革:第一,企业效率增长高于产出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生产增长了3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8%。2/3的失业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造成的。第二,企业的核心业务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吸纳蓝领工人就业岗位有限。目前,在美国主要制造业基地底特律,白领工人已占50%多。失业者有近一半是中学文化以下的劳动者。这说明在知识经济社会里头,没有大学学历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社会对这种知识的要求更高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高校注册学生中有近50%是25岁及以上的成人,而在1970年只有28%。其最大原因就是面临失业的危险。知识经济社会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也要受高等教育。

2.教育投资的收益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综合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也包括在就业中的优势、生活质量的提高、抓住机会的能力等。同时教育投资还有心理收益,包括获得的尊重、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人际互动中的有利地位、自我实现等等。这些就是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综合收益。

美国有这样一个统计:20世纪70年代,美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33%,到了90年代却高出80%,大学毕业生工作一生比高中毕业生多挣60万美元,而且研究生平均收入比本科生多一倍以上。这就说明学位越高,工资也越高,这种情况我们国家也是类似的。

从整个社会来看,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表现为:进行科学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直接或间接贡献经济增长;发掘与培养学生的潜在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正面影响;培养具有适当理想与态度的工作者;增进学生和工作者适应职业变迁的能力,以减少失业机会;培养各级师资和科学家。社会方面的收益也是很多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比如说对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的作用;对减少社会未来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可降低犯罪率及相关法制支出;促进社会凝聚力增强;减少失业;促进技术普及和技术变革等。这个社会收益反过来又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依然要推动教育的发展,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的发展的必然性。

3.协调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

面对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严峻形势,全面协调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就显得极为主要。当然,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质量标准必须多样化,不应该用学术性做为惟一的标准来衡量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但是,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高等教育,必须有一个基本大致的统一的质量要求,各种类型的学校也必须有基本大致统一的质量要求。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质量不合格。而要达到这些基本要求,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必要的师资及教学设施、设备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些是需要承认的。所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必需把握好发展的节奏,把质量放在首位。

那么质量是指的什么呢?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所谓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就是说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这种人才培养是不是达到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说得通俗一点,比如北大、清华着重培养的是学术型人才,那么就要用学术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是不是满足了现在社会发展对你这种学术型人才的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技术人才,那么就要用高技术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你是否达到了社会的要求。总之,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它的标准也是多样的。因此,各类学校应有各类不同的标准。但是也应该有统一的要求,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也应该具备一些必要的标准。正如德洛尔所说的那样,“每个国家应不时地在教学方法、内容和管理方面改革它的教育制度。然而,不论这些改革有多深入,学校教育均会将其现有的主要功能保留到下一个世纪,而它的生存发展无疑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持其‘质量’和‘针对性’”。[1]

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讨论会,一致认为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应具备三条标准:(1)坚实的专业基础,并掌握所攻读的学科的方法论,方法论比专业更为持久。(2)具有把所修学科知识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同其他学科的成果相结合的能力,(3)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乐于听取别人意见,能把他们的知识进行国际交流。这是讲的一种智力因素方面的,有理论、有方法、有实践的能力,也有非智力因素的要求。就当前来讲,在树立质量和数量这个关系上,仅仅从教学的硬件条件考虑,我们要注意防止质量滑坡,这是当前的主要倾向,这也是教育部为什么今年把专科的招生指标收上去的原因。

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适应性

这里讲的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层次结构、设备结构、地区结构,也包括办学结构、办学主体结构。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第一,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第二,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第三,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这是教育部对普通高校布局提出的三个目标,就其的服务面向有全国性的、区域性、地方性;从内在需求的差异性来说,也就有了研究型、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型、教学型和高职、高专之分;从学科结构来讲,又分为综合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单科性院校;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合理布局。

1.协调层次、类型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培养人才的层次、类型和规格都要多样化,这既是知识经济本质特征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但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和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与这种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要用改革来改变这种状况。

另外,培养人才的类型、规格比较单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这种弊端又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唯理论是尊、“卑薄技术为不足道”(毛泽东语)的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而克服起来也就更为困难。例如高等教育中的盲目追求“学术性”和“升格风”屡煞不止就是其典型表现。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有一种盲目攀比之风,最近教育部高教司召开了一次理工科各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各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学校都是在近年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增设的相关专业,其实很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开设相关专业的师资条件和设备条件,也不知道如何去办相关专业。这表明目前高等学校发展模式趋同现象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大学是什么”、“如何办大学”缺乏足够的认识,社会盲目崇拜大学与学历,对带来的实际后果考虑不多。二是政策导向有问题。211工程原计划选择各类型各层次顶尖学府,现在却都是重点大学,从而引导大学走向同一模式。三是学校管理者缺少自己的个性。重点学校模仿国外大学,普通院校模仿重点大学。很多专科或高职校不顾条件上本科,本科院校上研究生教育,单科或者多科学院追求综合化。但是我国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这种盲目的追求高层次、学术型,却忽视了技术性人才的培养。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社会急需高级技能人才,即所谓“银领”人才,另一方面,职业技术学院则出现招生难、毕业生就业难。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职的定位不正确,往往都是按普通高等学校的模式培养人才,办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一些办得稍有成绩的学校,就忙着要“升级”,改办普通本科院校。这种情况跟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中外校长论坛上说到他的一次访问英国的经历,在这期间,他看到一所大学贴出的标语是:“培养世界一流劳动者的大学”。“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很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因为我们的办学方针一向是培养普通劳动者,而培养一流劳动者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我们也应该提倡。我们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培养高端人才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要有多元化人才培养的责任感和质量标准,要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标准,这样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能多元化,每所高等学校也就各安其位。“卫星要上天,马桶也不能漏水”。中国的工程师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的马桶漏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连如此低层次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培养高技术人才从何谈起?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前几年,我们的卫星上天后不久发生爆炸,后来分析其原因,不是尖端技术问题,而是我们焊接不过关以至承受不了压力导致爆炸。焊接这个技术问题需要的不是科学家来解决,而是需要高级技术人才来解决。因此,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的结构一定要全理。

从国家的需求来看,需要分出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这一方面,美国就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它们提供大量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基石。社区大学提供收费低、课程灵活、以就业为目标的基础大学课程。美国人念完社区学院后,可以去就业,也可以报考大学。周济同志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总结会上也指出: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各个国外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分层次、多类型的。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从国家利益看,必须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盲目地追求“大而全”。当前要注意防止的一种倾向就是学位贬值。英国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们虽然不至于“满街都是大学生”,但要注意全面协调高等教育内部的层次、类型、结构,防止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贬值,这是当前要注意防止的一种倾向。

2.协调办学结构,促进民办高校发展,适应高等教育持续发展要求

截止2004年,具有独立颁发毕业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228所,比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的2002年增加95所,增长71.4%,民办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39.63万人,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0.47%,比2003年提高3.16个百分点。这个数字说明我国的民办高校近几年发展很快,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就是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要求。

我们要扩大规模、增加数量,主要依靠的是民办高等学校的扩张。所以,教育部新批准设置了15所民办本科高校。而在这以前,教育部一共才批准了9所民办本科高等学校。这一次就批了四、五所,这说明我们民办高等学校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另外也说明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上海为例,上海现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上海市还是鼓励企业、个人等以各种形式举办普通高等院校,争取到2010年新增10~12所民办高等院校,在校生达到10万人左右。为了鼓励发展民办教育,2005年3月上海召开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决定设立每年4000万元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民办高校的科研投入、特色学科建设和民办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改革,并奖励一批社会声誉良好、办学有特色的学校。预计今年该项基金投入将超过5000万元。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落实到位。一是将实行民办教育投资主体多样化,积极倡导多方出资联合办学或多元投资合作办学,发展混合型办学体制;二是改制一些区政府和行业举办、目前办学难以为继的高校为民办学校或多元投资体制学校,采取国有企业收购或民营企业接盘的方式,尝试引入社会资金,并在民办教育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审慎地进行;三是鼓励学校重组合并,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鼓励、支持民办学校结构重组,资产转让;四是进一步提高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金举办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高效益的各类民办教育。这些举措代表了我们国家在办学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满足个人、社会对教育的发展的需求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3.协调区域结构加强西部,适应开发西部的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由于各种的原因,东、西部的差距比较大,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加强发展教育入手。但是现在西部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因此,教育部对加强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采取了几个相应的措施,如在今年的工作纪要当中就提出要在西部每个省区重点共建一所大学;支持每一个地级市建设一所高职院校。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去年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有这样一个决定,就是今后若干年不再增加各种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而这不能适应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此教育部就西部教育问题专门做了上述这个决定。另外,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这种模式对发展西部教育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三、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

高等学校办学不讲效益,这是中外大学共同的一个失败。现在经费困难,办学效益不高,因此办学效益的提高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回顾历史,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直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库姆斯写了一本名叫《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结论是高等学校如果再不讲效益就办不下去。

我们国家也不能例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有过之而不及。大家熟悉的“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办学、学校规模太小、学科设置过于单一等等,就是其典型的表现。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这几年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合作办学、合并学校等来提高办学的效益。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校均规模比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都要高得多,具体的说,规模效益通过合并院校以后,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但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实的一种情况跟院校合并的速度有矛盾。本来我们是为了克服这种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力进行了办学和体制改革,其中的主要方式就是学院进行合并。截止2004年中,已有964所高校(其中,普通高校619所,成人高校345所)经合并调整为405所(其中,普通高校354所,成人高校51所),净减559所。强度之大,前所未有。院校合并,为提高办学效益,多学科交叉,提高学术水平,培养综合素质人才,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但是,基础并非建筑,可能也不是现实。应该肯定,有不少合并院校,正在这个基础上盖起理想的大厦,把可能变为现实。但是,更应看到,由于种原因,不少院校合并后,并不如人愿,与合并的初衷相距甚远。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有的合并院校,“专业学科重复较多,互补性很差”,“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发展方向,加之校区分散,学科专业资源不能集中调剂和合理配置,引而学科之间不协调、不匹配,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山头’”。“合并院校校区多,区域分散,增加了办学和管理的难度”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提高办学效益需要解决的。一个是学科交叉问题,一个是校区分散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后要逐步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要协调发展,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周济同志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很有针对性的指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单校区是福,要尽量避免多校区的局面。即使不得已有了多校区,也必须集中力量建设一个主校区。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利于学科的融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他还介绍:“浙江、辽宁创造了一条很好的经验,要坚决推行校园置换,有所得、有所失,轻装上阵,快步前进。”这是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路子。只有坚决按照这个路子走,才能防止资源浪费,这是提高办学效益的措施。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校区的分散,校车来回接送,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学科的交叉,但是要把若干个校区组建合并,不一定都要实行校园置换,因为这样难度很大。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发展观,提高办学效益,在今后肯定是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从办学效益角度考虑,但现在仍有很多学校还在建一些新校区,而这些校区却相距甚远,这对办学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值得我们好好深思。

四、全面协调校、院、系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全国集中在教育部,学校集中在校本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的集权制正在发生变化,学校的部分管理权限正在下放给院、系。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那些合并院校,这种放权趋势更为明显,美、英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应该肯定,这种改革有效地克服了原来管理体制中过份集中的弊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个度,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掌握好这个度,是当前这项改革所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

在细节上,目前出现了“横化管理纵向化”的改革趋势。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经费的紧缺,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所谓“横化管理纵向化”的改革趋势。这种趋势发端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后来又波及英国的牛津大学等。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改革是有代表性的,是一种趋势。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是一所包括法、商等十一所学院这内的综合大学。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许每个学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负责自己预算的制订和资金的筹措。但是,自陆登庭于1991年担任校长之后,便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努力把这十一所互不联系的学院组成较为统一的大学。陆登庭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必须进行的改革。首先,现在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把各学院组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实体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资金。其次,是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鼓励各学院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促进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面临挑战的五个主攻领域上。它们是:环境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保健、职业道德和价值、智能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热点学科领域。这位校长还认为,主攻这些目标会增强美国在世界新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也将有助于维护哈佛大学作为国家领头大学的威望。哈佛大学的这项改革,获得了大多数教授和学生的好评与认可。

牛津大学也进行类似哈佛大学的改革,即大学的中心权威在加强。众所周知,牛津大学内部管理实行的是自治制:各个学院在组织和财政方面和大学独立;每个学院都是一个小社会,俨然象一个小家庭,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大学作为一种中心的权威正在加强。进行这种加强学校中心的权威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世界在缩小,统一的压力在增大,学院的自治正受到削弱;其二,实验室仪器越来越精密复杂,越来越昂贵;其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别的学科系去完成学业;其四,牛津大学的视野正在扩大。

从哈佛到牛津进行的这场改革,都是适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综合化趋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要求,因此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有间接意义的。1999年9月15日,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院士,在接受国际制造工程师协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奖牌时曾发表这样的体会:学科要争一流,要出大成果,仅靠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研究室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大学科的概念下实现跨教研室(研究室)、跨院系、跨学科乃至跨校、跨国际的联合,走国内、国际联合之路。走跨学科联合之路,对我们的许多合并院校来讲,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首先要坚决按教育部的要求,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结构、统一制度、统一财务和统一规划。在实现这五个统一的基础上,使多校区走向集中,为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已有的经验,“磨合”就是“摩擦”。过多的犹豫,过多的考虑安排干部,把学院越分越小,专业重复叠加,就会滋生“小作坊”,导致山头林立。这也就背离了院校合并的初衷。

为此,我们在管理方面要推进组织创新和管理。这是教育部在这一阶段以来对高等教育,对高等学校内部的机构、教学研究的组织机构改革所提出的一个新的思路。教育部要求要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壁垒,搭建科技创新大平台。要克服学校现有的院系管理组织的弊端,打破人才部门和单位所有的壁垒,打破影响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壁垒,探索和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凝炼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基地的机制,组建一批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创新团队建设。

周济同志在《职责规章》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没有大团队,就不能搭建大平台、争取大项目和取得大成果,就不能造就学术大师、多出快出人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也难以提高。”周济同志在讲四大金矿的时候,提到了现在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我们高校去争取这些经费的努力比较少,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大团队,没有能够搭建好一个大平台。科学院的研究所他们的团队就较容易搭建,因为他们的领导比较统一,容易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是我们今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经验表明:学术大师加创新团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要求。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更应着重培养和造就创新团队,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创建团队上。这方面搞得好的话,高校就会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教师队伍建设也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当前高校还普遍存在着力量分散的问题,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无法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自然也很难提高学科水平,难以出“将才”和“帅才”,也培养不出大批人才。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用特别的努力、举措和办法,改变这一状况。教育部对基层学术组织机构性改革作了这样一种安排,周济同志在第二届中外校长论坛的总结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进行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他说:“高水平大学必须承担起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任务。但是,总的来看,科研这个中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有把科研提高到世界水平,才能真正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大学和经济、科技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大胆地进行高校科研体制的改革和科技创新,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形成体制性、结构性的优势,不仅将有力地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能够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营造更加宽广的舞台。我们必须有勇气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一次领先性的探索,这应当是实施二期“985工程”的一个战略突破口。在实践中,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调整,已经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院系管教学、所室管科研

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过去主要是以教研室为主,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工作,比如在院系内部,建立了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研究机构,提高了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缺点是缺乏承担大的科研项目和创新工程的实力。

第二种模式:建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

在院系的体制之外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组织模式。比如设立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一些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正如我们在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这个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化、柔性化的结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这个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点,既属于纵向的院系结构,又属于横向的研究基地。今后,“985工程”和“211工程”的主导方向,要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使之在2至3年内有能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并获得国家更大投入,形成研究型大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第三种模式:产学研结合,共同建立创新和研究基地

产学研结合,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学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参加这次论坛的华威大学、奥斯汀大学、巴黎十一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学有直接参与科研成果转化和知识服务的经验,这种模式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当前产学研合作新的趋势,是从零散的、小型的、短期和项目式的合作,转向系统的、有规模的、中长期的和机构性的合作。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高校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设立思想库,大型企业和高校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签订了长期科研合作合同等,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这既是高校为现代建设服务的主要途径,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近教育部科技委化学化工学部有关专家指出我国高校科技体系将朝着以下三大方向发展:

一是以课题组为核心的基层学术单元继续发展。

专家们指出,以课题组为核心的基层学术单元是我国高校从美国大学那里学到的组织方式,即由一个教授带一批研究生组成课题组。从世界范围看,研究型大学都具有这种相似的基本研究结构和研究组织方式。研究型大学就是由大量的专门学术单元组成的有机体。由科学家个人兴趣驱动的研究具有专门化与独特性,依靠这些个体独特、高度活跃的学术单元的运转,才有大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组织方式适合于小型的创新性课题,适合于基础研究领域的活动。但是,专家们也提出,这种研究组织方式在我国高校过度发展,也给高校研究工作带来一些问题,如课题组小型化、力量分散、无力建设高水平的仪器设施、无法承担大型研究项目等。这样既制约了原创性研究,也制约了重大应用性研究,还影响了高层人才的培养质量。

二是横向联合的研究组织方式快速发展。

专家们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将推动横向联合的研究组织方式快速发展。一是随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性的强化,面向明确目标的研究不断增多。如“973”、“863”等重大研究计划,单靠一个小型的课题组已无法承担该类项目所要求的任务,多个课题小组的联合随之发展。二是我国大学在研究方面与国内外的合作不断增长,特别是与国外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的合作的重要载体。三是我国高校的合并,使大学的综合性、多科性增强。学校政策的引导及科研的内在驱动使跨学科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设立成为一种趋势。这些都要求我们客观的发展这样一种组织,同时也提供了这样一种条件。

三是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迫在眉睫。

为什么要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专家们指出,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技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弱,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原创性科技成果相当少;另一方面是教师队伍和学术团队的整体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从我国高校的科技体制来看,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着这样的差距,一是未能发挥高校多学科的优势,对战略性基础研究和工程领域的重大基础研究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态势尚未形成,且尚未吸引和稳定胜任此类研究的研究队伍;二是现有研究与技术平台的建设水平还不够,运行机制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满足高水平研究的需求。因此,急需创造一种新的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使我国高校能适应各科学的急速变化,组织有力的研究团队,创造一种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环境,促进新专业、新领域的开拓,促进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专家们还认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必须能弥补现有科技体系的缺陷,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科技创新平台要成为统一学科建设与可以发展的载体;成为强有力的学术发展与管理的重点单元;成为集中交叉学科优秀人才的研究基地和高层次人才的孵化器;创造一流的仪器设备与服务水平,实现充分的资源共享。总之,从周济同志的讲话到专家组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一种团体创新平台,这一个问题是建设性的。为什么是建设性的呢?我想用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S.莱曼的讲话来说明,他说:“在这个似乎越来越为科学技术所主宰的世界中,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应对科技挑战时,要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学科,使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充分结合。”我们要组成的大队伍就是这样的队伍,而要真正使这些学科综合起来,就需要学校有必需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管理上就不能太松散,校园就不能太分散,要相对集中。

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包含三层含义:在自然层面,强调对人的尊重,满足人才的合理要求;在社会层面,强调为人才的发现、使用、成长和评价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人才的创新活动;在精神层面,强调对人才的理解、尊重和关心,激发人才的创造力。

1.以人为本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应该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高等学校还肩负着发展科学文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但是,它们的开展也应不脱离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为了完成上述根本任务和重要职能,必须要吸收人才和用好人才,即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2.“以人为本”的主要内涵

高等教育发展科学观的“以人为本”,主要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从培养人方面来讲就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来讲就是要吸收人才、用好人才,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3.“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主题

“以学生为本”是“以人为本”在高等学校的体现,而“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主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任务,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考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这已经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识。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耶鲁大学“以人为本”的培养模式。耶鲁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无不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选择生源时关注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多方面的潜能,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培养过程中,充分注重青年人的生理、心理成长规律和特点,既尊重学生的选择性,又有“导师制”和一支由高年级学生兼职的辅导员队伍在关心、指导和影响学生;同时组织多个社团,让学生按其兴趣、爱好、特长来参加不同的社团,发展自己的个性优势。这方面是很成功的。我们都知道,美国连任的总统以及跟小布什竟争的克里都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克里是辨论会的会长,而小布什是政治学会的会长,都是有这种社团的锻炼,使得他们有各方面的能力。他们还提出“家庭式管理”模式,这所大学的校长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大学首先应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大家庭”。他说:“一直以来,耶鲁大学非常强调大学的社区感,学校的宿舍规划必须确保学生的沟通和师生的互动十分便捷。”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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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我国高等教育_大学和学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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