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康有为论文,命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
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
“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为在中国立稳脚跟进行传教，把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引起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兴趣，他们一方面大胆地学习西学，一方面受牢不可破的祖先崇拜思想束缚，认为中国先圣先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发明了各种科学技术，可惜失传了，而外国人得其绪余，踵事增华，转而为中国所不及，因此可以承认今人在科技方面有不如西人处，但不能说中国古代贤哲不如西人。他们努力寻求证据，证明西方科技中国古已有之。康熙便说西方代数是“东来之法”，即中国之法。清初最负盛誉的天文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均花费大量精力论证：“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阮元：《畴人传》第35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36页。 ）他们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非学西方不足以自强。随着学习西方规模不断增大，“西学中源”说日益流行。甲午战争前，倡导学习西方的冯桂芬、张正牧、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宋育仁、陈炽、汤震、曾纪泽等都鼓吹“西学中源”说，他们把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机器等都说成是中国人首先发明，即便是议会制席也是由中国古代国人议事制度发展而来。（注：参见拙作：《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
康有为原本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879年初步接触西学，1883年更“大攻西学书。”（注：康有为：《康甫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光绪八年。）19世纪80 年代正是“西学中源”说较为流行的时代，他接受了“西学中源”说。1886年，他在《民功篇》中说，黄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凡生民千制百学，至黄帝而大备，后世加者寡矣。”但是，后世不仅少有发明，反而使先圣先贤的很多发明先后失传，而“裔夷得窍其余绪，而擅其长”。（注：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同年，康有为又在《康子内外篇》中说：“地体浑园之说，出于《周髀·周公问》。（注：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185页。）他还对给谏洪右臣“驳诘洋人政事制度， 详斥洋学者之非”表示异议，指出洪右臣“于洋人情事利弊，似未甚得其綮肯。既未足以折西人，亦不能服讲洋学者之心。”还说：“公谓西国之人专而巧，中国之人涣而钝，此则大不然也。我中人聪明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自墨子已知光学、重学之法，张衡之为浑仪，祖日桓之为机船，何敬容之为行城，顺席之为自鸣钟，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注：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535、537页。）
二“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异曲同工
从1892年起，康有为开始构筑“托古改制”论。不少论者从龚自珍、廖平那里为之寻找思想源头。康有为曾经崇拜过龚自珍，龚自珍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也受过廖平的影响，1888年，见到廖平的今文经学著作，“乃尽弃其旧说。”（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56页。）其旧说为古文经学。 不少论者据此而认为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源于龚廖。
其实，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今文经学形同而实异。当时人已看出这一点。
廖平说，康有为的《孔子制考》祖述了他的《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注：寥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事实正是如此。《知圣篇》大讲孔子为素王， 受命制作。但是廖平反对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孔子未生之前，中国“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大约与今西人相等。”孔子对此不以为然，遂定“新制，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春秋》于大夫、诸侯尊卑仪注，极为区别。”又说：“孔子特建纲常，以拨其乱，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谓此耳。”（注：寥平：《知圣篇》，李耀仙主编：《寥平学术论著选集》（一），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219页。 ）而康有为却说孔子主张平等、民主，和廖平之说恰恰相反。梁启超指出，康有为和廖平等“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廖平等拘于《公羊》之例，不能放开眼光深探其中微言大义，“故还珠而买椟”，仅得其表，不能得其真谛；康有为“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所谓“知来”，就是看到孔子所预示的社会未来发展。还指出康有为与以往的今文经学家对“改制”有不同的解释：“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57页。）可以说，廖平等是作为经学家研究今文经学；康有为是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利用今文经学。梁启超说康有为利用经学有“高尚之目的”：“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即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章太炎、谭嗣同等也看出康有为讲今文经学的真正用意。谭嗣同说：“然今之鸿生硕彦，争趋乎此（《公羊春秋》——引者）而腾空言，其意不在乎稽古，盖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为说，欲假之以行其道，此固经义孳荫而冀有以辅时及物，则贤于之抱残守缺而翦翦沽名者远矣。”并指出“固时会使然”。（注：谭嗣同：《致唐绂臣》，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8页。）
显然，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在经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和今文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他不过是借用今文经学的语言传布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哲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并非偶然。“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说有大致相近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相近的目的。
洋务运动时期，虽有少数明达之士倡言西学，但是，整个社会的保守风气仍有固结不解之势，敌忾替代了理性思考，一般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士大夫也是如此，“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者则益憾。”（注：郭嵩焘：《复姚彦嘉》，《养知书屋遗集》第11卷。）守旧势力如此之大，以至“喜闻谈洋务之言”，要“冒险负谤”，（注：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30页。）重视西学之士被社会目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旧派攻击新派的主要理论武器是“夷夏之防”论。例如通政使于凌辰说，以西学为难能，必将“举所谓礼义道德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注：《通政使于凌辰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出版社，1953年版，第121页。）于凌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学西方，开风气，必然会冲击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最终会使封建思想体系解体，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好事。但其时新派决没有勇气敢于公然向“夷夏之防”之类旧教条挑战，而且在主观上他们还是旧封建思想的拥护者。既要学西方，又要符合“夷夏之防”，于是“西学中源”说应运而发展而流行。新派赋于“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任务是“正名”。张自牧说：“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注：张自牧：《瀛海论》。）其所著《瀛海论》《蠡测危言》旁征博引，证明西方各学分别源自中国某书。这二部书产生较大影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批评士大夫们：“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噫，异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恃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野，此其时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郑观应在工商界有相当号召力。宋育仁是正途出身，是士大夫阶层中人，著有《时务论》、《采风记》，把学习西方和“复古”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因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注：宋育仁：《时务论》。）就是说，学习西方既不违背“夷夏之防”，又符合祖先的传统；而不学习西学便是数典忘祖，不遵古训，是儒者之耻。
戊戌维新时期，公开反对西学者并不多见，但以种种借口反对变法的人所在皆是，新旧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监察御史杨深秀所说：“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注：《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戊戌时期的守旧派较少像甲午前的守旧派那样公然反对一切西学，但每遇新派提出变法要求，则“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面对现实，康有为知道：“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中国人历史习惯最突出者之一便是祖先崇拜，尊古为上。鉴于此，康有为说：“非托之古，无以说人。”（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而为“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莫过于孔子。于是他“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还说，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借先王名义的阐述改制思想，是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页。）这分明是夫子自道。康有为是自觉地把“托古改制”论作为工具使用：一方面用其动员人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参加维新运动；一方面又把它作为防卫盾牌，使守旧派“无可借口”去打击新派。其时，梁启超常常用“西学中源”说鼓吹维新变法，严复颇不以为然，写信予以批评。梁启超复信说自己并不相信此说，“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注：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第1卷，第108页。）可见康梁在宣传变法时，不惜用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和“托古改制”论都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与事实不相符合。它们之所以能流行于世，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西学缺少足够了解。洋务运动时期自不必说，戊戌变法时期也是如此。时代骄子、举国闻名的梁启超在1897年春给严复的信中坦承对西学“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说”（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其新思想多为道听途说加上猜想。康梁如此，其他人则更等而下之。梁启超说：“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又说，其时“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彀，汲而易竭。”是个“学问饥荒”时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无论人们怎样苦思冥想，也只能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71页。）。“西学中源”说是这种“新学”，“托古改制”论也是这种“新学”，它们形异而实同。
三、“托古改制”论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
比较一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不难看出，两者也有很大差别：所托之古不同，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同。
“西学中源”论者杂引诸子著作，如《墨子》、《管子》、《淮南子》以及《周髀算经》等，以证明西学源于中国，被他们引用最多的则是《周礼》。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遂远非中国所及。”（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陈炽认为西方讲公法，办外交，“尤秉《周礼》。”（注：陈炽：《盛世危言·序》，同上书，第230页。）宋育仁说，西方议会制度源于《周礼》，”其上院则如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并说：“《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之睹，非汉唐以下人所得见。”（注：宋育仁：《采风记》，《时务论》。）汤震说：“大抵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注：汤震：《危言·中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内容上的差异体现了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理论上差异。二者在理论上有两个显著不同点。其一，变法哲学不同。早期维新派的变法哲学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如何呢？久则生弊，又要经历一次穷、变、通、久的变化。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循环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没有根本的冲突。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社会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1895年春由严复首先提出。他说，天地山川、植物动物、人类社会无一不处于不停地变化过程中；一切生物都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或在竞争中发展，或不适应竞争而败亡灭绝；人类也是如此，各色人种凭民德、民智、民力高下定优劣，劣等民族最终会遭淘汰的命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德、民智、民力均不如欧美，如不急图改革，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其二，政治理论不同。早期维新派重视发展近代经济和近代教育，提出办报纸、建议会，使民有议政之权，对民自身的权利和参政权，除郑观应外几乎无人提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应享有自由权。还是严复，首先在1895年春指出：中西之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和种种观念的差别，说到底是“自由不自由异耳”，“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还说，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历代君主都是些强横的窃国大盗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
康有为吸收和改造了严复的新思想，并借用孔子名义宣传新思想。他用三世说鼓吹进化论。说“古今进化”是“大道”，孔子作《春秋》，寄托了三世进化思想，“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依据时代先后，以鲁隐、桓、庄、闵、僖五世为“有传闻世”，文、成、宣、襄四世为“有闻世”，昭、定、哀三世为“有见世”。三世分别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2卷，《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71页。）在《孔子的改制考》中，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有些变化，他把尧、舜、文王请了出来，：“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还说由据乱而升平，再进太平，“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致精华。”（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3页。）文王所行的“君主之仁政”即君主立宪制，是康有为当前所追求的。梁启超用“三世六别”说诠释三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每世分别分为二世：一君之世含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分为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君民共主制度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肯定地说，君民共主制度一定要代君主制度，“既及其世，不能阏之。”（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阏者，阻塞之谓也。
康有为还在孔子的大旗下鼓吹平等和民主思想。他说：“《谷梁传》述孔子之大义，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谓天之子也可，谓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故王者称为天子，不过取尊称云尔，实则凡人皆天之子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为不同于凡庶的天子，康有为却说“凡人皆天之子也。”并且是在上皇帝书中说的。又说，孔子“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孔子称民，盖预知民主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还说孔子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尧典》一字皆孔子作，……惟《尧典》特发民主义。一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若斯之类，皆非常异意托焉，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钜制，莫过于此”。（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8页。）在康有为笔下，孔子成了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奔走呼号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概括言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借前代贤哲大名推阐西学。不同的是，“托古改制”论以封建社会最大权威孔子作为旗帜，倡导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哲学思想，与维新变法运动相一致，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四、以“西学中源”说作为“托古改制”论的补充
须要指出，康有为等在用“托古改制”方法鼓吹变法的同时，还经常使用“西学中源”说宣传西学。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注：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1册。）1897年他在《两粤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又再次这样说。梁启超更反复告诉人们：“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1卷。）谭嗣同、唐才常等也是这样，一面鼓吹“素王改制”，一面讲“西学中源”，唐才常尤喜讲“西学中源”，称得上“西学中源”说之集大成者。
还要指出，康有为等一边攻击《周礼》等古文经学是“伪装”，如梁启超说：《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同上书。）一边又不断用古文经、主要是用《周礼》为维新变法服务。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称《周礼》是“经国家”（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之书多次引用《周礼》作为举办新政的根据，以《周礼》中的“
人”、“考工”篇作为兴办近代矿冶、工业制造业的依据；据《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提议设立“警惰院”强迫无业游民学习技艺；又说：“《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惹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而民隐咸达，百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注：《康有为政论集》第124、127、129、158－159页。）还说“《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集思广益，还可以“结合民志”，上下一心，共纾国难。（注：《康有为政论集》第135页。）梁启超利用《周礼》呼吁建立议院，说，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古籍中对此多有记载，其中《周礼》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注：见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10册。）议院既然古已有之，又有如此之多好处，今日自当恢复。
由以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康有为既用“托古改制”论宣传新学，又用“西学中源”说宣传新学。前者主要用于鼓吹进化论、民主论、变法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等；后者主要为办各种具体新政提供“理论”依据。二者并行不悖，而以前者为主。二，康有为既利用今文经学比附新学，也利用古文经学比附新学，讲“托古改制”时用今文经，讲“西学中源。”时常用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也是同时使用，并行不悖。
康有为将“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并用，特别是把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用，与其扬今文经斥古文经似乎很不协调。其实并不难理解。关键是如何给康有为以恰当的定位。康有为写的学术著作之多，在改革家中极为罕见，然而他不是为经学而研究经学，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做学问家，而是做政治家、思想家。他讲经学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他的性格、作风也促成他这样做。“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71页。）“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他把维新变法作为目标，“托古改制”论也好，“西学中源”说也好，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好，苟有益于变法运动，皆可以一用。谭嗣同把《春秋》、《王制》等比作“新约之类”，这里的《春秋》是指《公羊春秋》，把《周礼》等比作“旧约之类。”（注：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第263页。）这一也可以说是康有为等对经今古文的态度。
五、“托古改制”论的命运
“西学中源”说问世后，社会反映比较平淡，没有引起什么尖锐的批评。“托古改制”论则不然，一经公开提开，便有如“地震”在各方面产生强烈反响。大批“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说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注：叶德辉：《叶吏部与古醉六书》，《翼教丛编》第6卷。）一时，康有为之“声气可席卷天下。”（注：叶瀚：《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0页。）不少原本对古文经学有相当造诣者，如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改宗今文经学，大讲“托古改制”；御史宋伯鲁、学政徐仁铸等一批官员也奉“托古改制”论为圭臬，积极参加变法运动。书商们看到康有为的有关“托古改制”著作销路甚佳，竞相“射利翻刻”。（注：见《湘省学约》，《翼教丛编》第5卷。）
守旧派对康说流行深为恐惧，发起猛烈攻击。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道，看过康所著深感不安，“尤堪骇诧者，托词孔子改制，……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他认为康有为类同明之李贽、陈启新，“犹复胆大妄为，不安本分，性非安静”，云云。（注：文梯：《严参康有为折稿》，《翼教丛编》第2卷。）“托古改制”论在湖南最为流行。湖南守旧派的反对也最激烈。在籍的原吏部主事叶德辉是他们的领袖，他写了不少文章对康说加以挞伐，指责“托古改制”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注：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瑞、黄郁文两生书》，同上书第六卷。）又说：“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注：叶德辉：《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第6卷。）所谓“尊夷”是指导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又说：“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窗，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辨之少正卯也。”（注：叶德辉：《牢奠轩今语评》、《翼教丛编》第4卷。）又说康有为“假索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注：叶德辉：《长兴学纪驳义》同上书第4卷）把康有为比作少正卯、张角，欲置康有为于死地而后快。深受顽固派领袖、大学士徐桐欣赏的曾廉攻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又说，康有为“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已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他请光绪皇帝：“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恶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回家自安。否则恐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也。”（注：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2页。）戊戌政变前，敌视康有为的大有人在，但公开请杀康梁以安天下的却极少。守旧派对“托古改制”论绝对不能容忍。向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翁同龠张之洞等一批高级官员也积极参加围剿“托古改制”论。翁同龠曾向光绪推荐过康有为，看到《孔子改制考》后，改变了态度，对光绪说康有为“居心叵测。”（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记。）孙家鼐看了康有为所著书后，认为其中有的书“最为美善，”但对“托古改制”论著则明确于以反对，说，“孔子改制称王”绝非孔子所为，即使是后人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累王可作，……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注：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侯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1页。）张之洞指斥康有为发明孔子改制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又说“假如今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宗经》，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和顽固派一样，他也把康有为看作是扰乱社会人心的乱臣贼子。在高级官员中，湖南巡抚陈宝箴最具改革精神。在他的支持下，湖南改革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也批评“托古改制”论，“穿凿附会”，“伤理而豁道”，不利于“厘正学术，造就人才。”为使人们不致“误于岐途”他请光绪帝，“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注：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8页、359页。）语言虽温和一些，态度却很坚定。张之洞等洋务派和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都有变法的要求，双方曾经相互合作光办了不少新政，各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洋务派不同意我民权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而“托古改制”论正是为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大造舆论，因此，洋务派和康有为等反目成仇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就方法而言，二者没有质的差别，“西学中源”说力图证明西学之根在中国；“托古改制”论则把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圣人，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呐喊。“西学中源”说与洋务运动相适应，“托古改制”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维新运动比洋务运动更深刻。其主要目标是变更政治制度。“托古改制”论受欢迎的程度和受攻击的程度，绝非“西学中源”所能比拟。拥护者的政治热情之高掩盖了理性认识的不足，攻击者多政治上愤慨而少学理上评析。其在学理上批判止于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是真正的今文经学，对于西学和传统文化有无关系则不知所云，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西学都不甚了了。19世纪末精通西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中国人当首推严复，他批评“西学中源”论者：“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已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指出，这并不能真的给国人以荣耀，只能“诟弥甚耳”，增加耻辱。又批评把孔子说成“生知将圣”于学无所不知，“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蔀障。……故今人意中之孔子，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注》，第157、158、155页。）他反对借古人名义宣传新学，因为先秦诸子之前文明史仅有2千年，今人知识是5千年文明史的积淀，因此，今人的知识，“不特为祖宗所不得知，且为圣智所不及料。”严复对“西学中源”论和“托古改制”论的批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当时应者寥寥。进入20世纪，大批学生留洋，新思想新学问潮水般涌向中国。“托古改制”论“西学中源”说都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很少再被人提及。“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并对其师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屡起而驳之”。（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文集》第34卷、第63页。）他的转变，标志“托古改制”论以及“西学中源”说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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