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穆勒与政治漩涡中的苏联遗传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勒论文,苏联论文,遗传学论文,漩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3-0298-10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科学界出现了不少同情或支持社会主义的左派科学家，如贝尔纳、李约瑟、霍尔丹、约里奥—居里等。美国生物学家H.J.穆勒(H.J.Muller)①，现代经典遗传学的主要奠基者，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左派科学家中的一员。他于1933年9月到苏联工作，试图帮助社会主义苏联建立现代遗传学，1937年9月因斯大林当局的迫害而逃离。他是李森科事件的亲历者，为维护科学的遗传学以及科学独立而与李森科乃至斯大林进行了勇敢、坚决的斗争。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反对以政治来干涉科学。
从科学史来说，穆勒的科学成就、影响及其与摩尔根的关系、他在果蝇学派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苏联科学政治与文化的批评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如Garland E.Allen指出，Carlson(穆勒的学生)《基因、辐射与社会：H.J.穆勒的生活与工作》一书是穆勒的权威传记(Carlson,1981)，但应该“更多一些马克思主义”(Allen,1983)。此外，Loren R.Graham(1972)也提出，“显然穆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非一时兴趣”，因此“掩盖穆勒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是对穆勒思想发展的歪曲”。他的经历、他对李森科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一、穆勒与马克思主义
1909年，还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穆勒加入了大学社会主义学会(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②，从此他的一生就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苏联工作期间受到斯大林和李森科的威胁，穆勒也从未动摇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信念。
促使穆勒下决心到苏联工作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首要的无疑是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20世纪初期的美国，因为经济衰退、社会不公等问题，包括穆勒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贪婪、腐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与很多青年一样，穆勒也对社会主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热情，并在这一热情的促使下前往社会主义苏联工作了几年③。
在去往苏联之前，穆勒一直与苏联社会主义保持着某种联系。1922年，穆勒获得机会游历欧洲，并设法去了苏联参观④。这次苏联之行给穆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苏联，经济条件极为艰难，但苏联科学却在积极茁壮地成长。穆勒注意到，当时苏联科学家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如果一个科学家不太关心政治，那么政治问题就不是阻碍他获得职位的障碍……看起来现在比大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政治上的包容性。尽管有些科学家常常反对共产主义，但由于政府正在支持科学发展，所以他们都成为国家研究所中的一名工作者。如科尔佐夫教授曾一度因为政治问题被判刑，现在是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所长。”⑤这些都让穆勒对苏联科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10年之后，苏联科学家索罗蒙·列维特(Solomon Levit)和以色列·阿果尔(Israel Agol)来到德克萨斯大学跟随穆勒从事遗传学研究，向穆勒介绍了苏联遗传学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苏联生物学界仍然残留着拉马克主义，这让穆勒感到失望。
在德克萨斯大学工作期间，穆勒一直秘密担任“全国学生联盟”的指导教师。这是一个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穆勒一生从未声言自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对共产党目标的同情却是非常明显的。他作为这一学生组织的指导教师，主要负责该社团在德克萨斯当地的组织工作，并“协助从德克萨斯选派代表参加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发展和保护当地支持共产党的群体”⑥。此外，他还秘密资助全国学生联盟的地下出版物《星火》(The Spark)，并亲自撰写了其中一些文章，涉及就业、饥饿与贫困等问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⑦。他知道这样一份带有强烈左翼色彩的报纸是禁止在校园中分发的。结果，这份报纸只出了一期便受到F.B.I.的调查，并报告了学校当局，给穆勒造成了致命的影响⑧。
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社会主义的渴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⑨，穆勒申请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希望在德国研究一年之后再去苏联。穆勒离开美国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坚定地认为，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一定会灭亡，而苏联社会主义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为此，他在去往欧洲的旅途中就开始阅读马恩列的著作，“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希望在读完列宁之后，再进一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说：“在我有资格谈论他们之前，我得先读恩格斯，以了解他说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我怀疑，它在整体上与我们的观点十分符合。”(Muller,1932)
穆勒到德国后不久，希特勒就获得了权力。很多人开始逃离德国。而穆勒的工作环境也日益恶化。这时瓦维洛夫途经柏林，再次邀请他到苏联。瓦维洛夫是当时苏联生物学界的重要人物，全苏应用植物学研究院院长，领导着1300多个研究所。他把引进穆勒视为苏联生物学现代化的头等大事。他告诉穆勒，苏联科学院将为他专门建立一个研究所，并授予他“科学院院士”及“苏联首席遗传学家”称号(Muller,1933)。穆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瓦维洛夫的邀请，他很高兴自己将成为苏联伟大试验的一个部分。对他来说，苏联将为他提供实现科学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好舞台。
二、批判遗传学中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列宁的名义
苏联生物学有着浓厚的拉马克主义传统，非常重视获得性遗传的观念，其代表人物有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K.A.Timiriazev,1843—1920)和园艺学家、育种学家米丘林(Ivan Vladmirovich Michurin,1855—1935)。季米里亚捷夫在研究植物光合作用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他同情获得性遗传的观点，反对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将之称为“反动的”、“教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由于他的巨大声望，他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苏联生物学家，其中包括他的学生沃恰尔(Votchal)。沃恰尔对他在基辅农学院的学生说，孟德尔遗传学是“荒谬的”，不过是“一时的时尚”。李森科就是那些学生中的一员(Dobzhansky,1949)。米丘林则以自己60多年的育种经验为基础，提出了核心观点——获得性遗传的理论，强调生物体生长环境对遗传性状的影响⑩。他们的观点对苏联遗传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生物学家开始根据孟德尔以及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来反驳拉马克主义的观点。很快，孟德尔主义(基因学说)和拉马克主义(获得性遗传学说)之间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以调和，双方开始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性，科学争论逐渐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Joravsky,1961)。
穆勒早就知道苏联生物学界弥漫着拉马克主义色彩。来到苏联之后，他感到只有清除拉马克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影响，苏联遗传学才能真正获得进步。于是他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以及遗传学之间的关系(11)，最终完成了《列宁学说与遗传学的关系》一文，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出发，不仅清理了当时以摩尔根为代表的某些西方生物学家的错误观点，也着重批判了苏联生物学界流行的拉马克主义学说。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一份重要文献，在现代生物学思想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穆勒本来并不喜欢哲学，但他在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之后，熟练地掌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核心观点，并精彩地运用到对遗传学发展的分析。在《列宁学说与遗传学的关系》一文中，穆勒雄辩地证明：如果现代遗传学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列宁所赞同的一般原理，遵循列宁本人在思考科学问题时使用的方法，那么遗传科学本可以取得更加直接和迅速的发展。
穆勒指出，列宁本人在思考自然科学问题的时候，最为重视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极为精彩地分析了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真正的自然科学只能是毫不含糊的唯物主义。列宁对那些打着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旗号但实质上不过是伪装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虽然列宁对当时物理学出现的一些新发现和新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如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等，并没注意到遗传学的发展，但穆勒认为，列宁的原理完全适用于分析遗传现象。
穆勒认为，唯物主义在遗传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运用，就是承认遗传学研究对象的物质性，也就是说所有遗传学的研究都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孟德尔法则证明了遗传物质也就是基因的存在。那些反对孟德尔主义的人，也肯定会反对基因的存在。如列宁一再批判的唯心主义者卡尔·皮尔孙(Karl Pearson)就是反对孟德尔主义最著名的一位。他的反对使得遗传学在很长时间内偏离了正确发展的道路，并阻碍了其他几个相邻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未能利用科学遗传学的原理。除了皮尔孙等公开的唯心主义反对者之外，年轻的遗传学还面对着第二种形式的反唯物主义观点：他们接受孟德尔的法则，但却将之置于一个尽可能模糊、笼统的基础上。如像倍特森(Bateson)这样的英国遗传学家，就认为将孟德尔单元等同于染色体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这种错误观点误导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遗传学家，使他们一直游离于遗传学发展的主流之外。穆勒深刻地指出，倍特森并非因为唯心主义而拒绝接受遗传的染色体理论，而是因为他的经验主义立场，这与列宁攻击的马赫主义的“经验批判论者”如出一辙。此类生理学家，往往躲在诸如“生理”、“动态”之类的词汇之后，以反对“形态”、“静态”为名，逃避、反对描绘一个具体明确的遗传物质结构，忘记了一个辩证法的原理，即所有的物质结构同时都有自己的运动形式，即是“动态的”。穆勒说，列宁早已提醒我们，这样的似是而非的“唯物主义”比坦率的唯心主义更加危险。
除了遗传之外，遗传学处理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变异，也就是基因的变化。正是遗传和变异两种过程的组合导致了进化。但是，在变异的问题上，因为一些反唯物主义的立场，研究受到了更大的阻碍。穆勒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很快就会认识到遗传物质中发生的变异的本质，是不能由有机体的“需要”来决定的，因为这将暗示有某种目的性的指导，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最终势必引向一个追逐终极因的目的论。海克尔在遗传进化问题上对目的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指出达尔文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生物的适应不过是(非目的性)变异受到自然选择的结果(Muller,1934a)。这些变异都是偶然性的，与其后来的用处或适应完全是偶然的关系。穆勒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地认识到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列宁也“很高兴看到海克尔阐明了达尔文主义的非目的论本质……证明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因此，穆勒指出：“如果我们遵循列宁对物理学中马赫学派的处理方式，对头脑清楚的生物学家来说，他们有责任去揭露那些伪装成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理论……包括获得性遗传的思想。”穆勒说，拉马克主义者假定获得性遗传是通过某种机制来进行的，但这样一种魔幻般的、让人难以捉摸的机制最终只能用有目的的创造行为来解释。作为现代基因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果蝇学派的核心人物，穆勒指出：“果蝇小组中的一部分成员，具有工人阶级的联系和阶级意识，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整个小组的选择与方向产生了影响……正是这一部分成员在1911—1945年间，最有力地促进了接受一个清楚分明的、普遍化的遗传和变异的基因和染色体理论，以及反目的论的进化概念。”(12)
穆勒说：“所有这一点绝不是说唯物主义必须要为所有的自然现象提供现成的说明，或者每一个过程都必须具有某个对象或事物作为它的基础以一一对应。它的意思是说，科学必须时刻致力于去发现事物运作中的具体过程，即可用明确方式予以描述的，也就是给定物质的运动。科学的道路就是去寻找这样的说明，并进而检验其真理性。这远不是笼统地谈论‘趋势’、‘动态’关系等。”(Muller,1934b)
总之，穆勒的核心观点是，苏联遗传学家们相信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否定遗传载体的思想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最终不过是唯心主义目的论的变种。但是，尽管穆勒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极为清晰地阐述了科学的遗传和变异理论，指出了包括拉马克主义在内的很多理论的错误性质，但当时，苏联生物学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李森科(以及背后支持他的斯大林)的阴影之下；穆勒以列宁的名义来捍卫的科学遗传学即将被摧毁殆尽。美国学者格雷汉姆(Graham,1972,p.453)遗憾地说：“如果穆勒的观点在苏联得到广泛传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李森科不可能能够控制苏联生物学界。”
三、穆勒与斯大林、李森科的直接交锋
遗传学与优生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优生学与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斗争又紧密相关。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在欧美掀起了一场广泛的优生学运动。作为遗传学家的穆勒从大学时代起就梦想着在优生学领域中真正利用遗传学的科学成就，以促进人类人口质量的提高。在离开美国之前，穆勒参加了1932年8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三届美国优生学大会。他提交的报告一度让组织者目瞪口呆，并试图削减穆勒的发言时间，但受到穆勒的强烈抗议而未果。穆勒在报告中强烈批判了美国优生学运动中弥漫的种族主义情绪和资产阶级优越感，指出很多家庭的贫困、愚昧，并不是因为基因上的缺陷，而是社会经济制度不公导致的结果。穆勒指出，真正的优生运动在当时美国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在一个社会指导的经济体系中实现”(Muller,1934c)。穆勒的社会主义立场公布于世。
在穆勒到来时，苏联的遗传学发展正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原因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要想在苏联捍卫遗传学并重提优生计划，穆勒势必面对极其严峻的政治挑战。
这种政治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优生学运动已经被苏联官方明确定性为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1930年，苏联现代遗传学的主要奠基者I.菲利普申科(Iurii Filipchenko)和科尔佐夫(Nikolai Koltsov)被解除职务，伊万诺夫(Ivanov)被逮捕。在斯大林的影响下，1931年出版的《大苏百科全书》中的“优生学”条目中称：菲利普申科的优生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尔佐夫的优生学为法西斯主义的，而塞勒布罗夫斯基(Alexander Serebrovsky)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代表(13)。二是来自李森科的直接挑战。李森科从1927年登上《真理报》(Pravda)以后其地位迅速上升。他先后提出了春化理论和阶段发育理论，并在普里森的帮助下，以持拉马克主义观点的米丘林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理论，李森科称之为“米丘林主义”(因斯大林本人强调米丘林的重要性)。1935年2月召开全苏第二次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斯大林亲自与会。李森科在会上发言，给反对他理论的科学家贴上了“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标签。在他讲话结束时，斯大林激动地为李森科叫好(Rossianov,1993)。
面对这样的威胁，在苏联科学家被强权噤声的状况下，为了捍卫科学的遗传学和优生学，穆勒采取了勇敢但却是“致命”的行动。首先，1936年5月，他将自己的优生学著作《走出黑夜》(Muller,1935)寄给斯大林，并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科学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优生学的要点，对获得性遗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信中，穆勒声言，“他所阐述的内容提供了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之关系的辩证观点，只有以这些观点为基础才能进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讨论”。穆勒指出，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既不同于纳粹及其同党的“种族清洗”，也不同于自由派的消极观望。他告诉斯大林，这种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就是他在《走出黑夜》一书中提出的观点(Muller,1936a)。斯大林倾向于获得性遗传的观点(Rossianov,1993)，在读了穆勒的来信之后，马上命令有关部门将《走出黑夜》翻译成俄语，并组织反攻(14)。
形式越来越严峻。几个月后，在苏共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医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穆勒的学生列维特被谴责为纳粹的支持者。1936年12月，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次大会召开，开幕式上宣布了穆勒的另外一位学生阿果尔为“人民的敌人”而被逮捕的消息。在会议召开前，当局命令这次会议不得讨论人类遗传学问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遗传学中的两个方向”。农科院院长穆沙洛夫(A.I.Muralov)(15)在开幕式致辞中宣布，大会目的是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世界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对不同遗传学理论进行广泛审查”，“为实际育种工作提供统一的方法”。显然其目的是为了正式树立李森科主义的合法性。在会议上，李森科的支持者第一次明确将现代遗传学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Roll－Hansen,2008)，而塞勒布罗夫斯基被迫对他以前发表过的观点作了检讨(16)。
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威胁，穆勒不顾瓦维洛夫和塞勒布罗夫斯基的劝阻，在发言中对李森科所谓的实验和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评。穆勒指出，在李森科所谓的“春化”实验中，整块田中仅有一粒种子幸存过冬，而李森科却以仅存的这一粒种子来证明他的春化理论，所有其他死亡的种子被无视了。而仅存的那一粒种子，很有可能是变异了的品种，或者是样本污染，或者是杂合了其他能过冬的基因类型。很明显，李森科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接下来，穆勒提供了基因理论的证据，描述了果蝇小组的工作，用图示详细解析了基因存在的证明。他着重指出，李森科理论的拉马克主义是与基因理论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穆勒尖锐地说，在基因理论和李森科理论之间进行的选择，“类似于在医学和萨满教、天文学和占星术、化学和炼金术之间进行的选择”。更严重的是，穆勒声言，认为环境可以改变遗传的李森科主义才是种族主义的，因为那意味着长期生活于恶劣环境中的农民和无产者与生活优裕的资产阶级将在遗传上存在优劣之分(Muller,1936b)。
会后，苏共负责科学的官员鲍曼(K.I.Bauman)、苏联农业部长雅科夫列夫(Y.A.Yakovlev)和农科院长穆沙洛夫约见穆勒，对他进行了谴责，重申了对李森科的支持(Muller,1937)。最终，穆勒的讲话并没能阻挡这次会议成为苏联遗传学的一次公开的灾难，却引发了李森科及其支持者们以及苏联当局对遗传学家们的新一轮侮蔑、攻击和迫害。不久，穆勒的科学活动开始受到干涉(17)，甚至有消息称穆勒可能会遭逮捕。于是他和瓦维洛夫商议，设法逃离了苏联。苏联现代遗传学很快被摧毁殆尽，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在这一场运动中惨遭清洗(18)。
四、极权统治下的科学：穆勒论李森科事件的实质
逃离苏联的穆勒面对着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他当初离开美国，是因为憎恶美国资本主义的贪婪，以及美国社会中的不公、种族歧视和剥削。他到了德国，亲眼目睹了纳粹的疯狂、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军国主义的猖獗。后来，他来到曾一度认为是自己梦想之地的社会主义苏联，却见证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的被捕、“认”罪和消失以及无处不在的恐怖统治。
辗转几年之后，穆勒回到了美国(19)。与此同时，斯大林一直在国内对科学进行着粗暴干涉和迫害，同时却对外鼓吹苏联科学家享有充分的自由(20)。这让全世界都无法认识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一些西方左派科学家，如贝尔纳、李约瑟等人，一直相信苏联官方声称的：公开进行科学争论并且任何真理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李森科甚至被描绘成生物学领域的“伽利略”。李约瑟曾撰文表达对李森科的高度同情和支持，说“李森科学派像瓦维洛夫学派一样经受了实践的无情检验”(Needham,1938)。穆勒写信给李约瑟揭露李森科的真实面目(21)，但为了保护几轮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学生和同事，他并没公开谴责。直到1948年，苏联高层(斯大林亲笔批示)正式确立了李森科主义的合法地位，并对涉及生物学、医学和农业科学的教学研究、新闻出版等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清洗；更严重的是，其影响还扩散到其卫星国甚至西方国家；作为现代遗传学的主要奠基者和李森科事件的亲历者，穆勒终于忍无可忍，发表公开信辞去了苏联科学院院士的称号(Muller,1948a)，并多次讲演、撰文，向世界揭露苏联生物学受到的政治上的野蛮干涉和残酷迫害。
穆勒指出，那些未受现代科学训练、不能或不愿进行科学思维的政客，因为不喜欢遗传学的一些观点，就对其进行大肆摧残，这不仅事关遗传学，而且对所有科学家乃至普通人，都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只是关涉科学家之间或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争论。它是对人类知识的野蛮攻击。”就苏联政治来说，穆勒还指出了一个“更具反讽性”的事实，即“绝大多数惨遭清洗的遗传学家都在政治上是彻底忠诚的。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是苏联体系和领导人的先锋队”。
作为亲历者，穆勒很清楚，李森科和普里森不过是斯大林和苏共当局手中的工具，他们能走向反科学的前台，完全不是自己所能做到的。穆勒说，因为一开始苏共当局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名望的生物学家愿意攻击遗传学，他们就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李森科，为他树立和积累所谓“遗传学家”的声望。苏共遗传学的第二号人物普里森本来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同样不具备任何科学素养。他们显然不能理解何谓“受控实验”，更无法理解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但却被树立为遗传学的代言人。他们以“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主义”为名义，宣扬的不过是前达尔文时代的、早已被现代生物学证明是错误的理论。
穆勒指出，在李森科获得权力之前，苏联早已开始了对生物学的清洗。1930年代以来，每一个苏联生物学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有不少一流的遗传学家被流放和杀害。如享有世界声誉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在1936年受到《真理报》连篇累牍的批评之后即被解散，几百名科学家失去科学研究岗位。其中一项罪名是“企图把遗传因素置于环境因素影响之上”。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该所所长不得不“承认”科学上的错误。但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随后他就永远消失了。穆勒悲愤地指出，“他们都是斯大林及苏联体制的坚决拥护者，因为没能无条件地宣扬环境对遗传的决定性作用，就被视为拥有危险知识的科学家，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Muller,1948b)。
更让穆勒气愤的是，苏共还精心设下圈套，邀请生物学家们自由表达他们的真实观点，事后却对其加以迫害。在1947年的遗传学大会上，苏联生物学家信以为真，严肃地批评了李森科的种种观点。但李森科在最后亮出底牌，即他得到了斯大林本人的直接支持。那些在会上批评李森科的党员科学家纷纷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异端观点。一批杰出的生物学家被解职。穆勒说，这些生物学家都不是遗传学家，但从事着相邻的工作，因为这时的苏联已经几乎没有真正的遗传学研究了，所以与遗传学相邻的领域成了攻击的目标。随后，《真理报》展开了对生理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批判，谴责他们“支持孟德尔主义的观点”，犯了“客观”的错误，忘记了科学的“党性原则”(Muller,1951)。
穆勒指出，李森科主义坚持社会环境对遗传的决定性影响，与纳粹的种族主义虽然有表面上的不同，但同样会导致种族主义的结论。按照李森科主义获得性遗传的观点，那些长期生活于恶劣境遇之下的个人或人口将不断获得并积累低劣的遗传性状，一代代传递下去，而那些生活于优越环境之下的人将获得优越的性状，成为内在优越的种族。特别是他们声言(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那些获得低劣遗传性质的人，如果生活在好的环境中，将在两代到三代人之后，其遗传性质得到改善。但无论多少代，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今日世界遗传学上的种族和阶级等级与政治和经济的等级秩序相符。穆勒尖锐地指出，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内在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种族，就像纳粹无耻宣称的一样”。
与之相比，科学的遗传学并不否认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对个人发展的巨大影响，但并不认为那些在文化和经济上落后贫穷的人天生就是低劣的。穆勒指出，也许正是科学遗传学的这个观点与李森科主义潜在的种族主义相矛盾，使得苏共当局不愿意允许第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穆勒说，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李森科主义一定要被称为一种迷信，这一迷信类似于相信地球是平的”。这是一种危险的迷信，“因为它不仅导致对人和自然本性的错误认识，而且还会导致错误的社会和医疗政策，最终会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性”。
为什么苏共如此强烈地推崇李森科主义的观点并如此残酷迫害遗传学家？穆勒认为，答案非常明显，这是因为其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黑和白，是和不是，战友和敌人。他们无限夸大事物的矛盾、对立及冲突的不可调和，认为这种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成为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任何与之不同的观点一定是错的，是黑的，是敌人，要消灭掉。瓦维洛夫被指控为叛国通敌，仅仅是因为他谨慎地指出，遗传学家需要5到6年才能培育出预期的改良麦种，而不同于李森科声称的只需1年半就可得到结果。遗传学被指控为“唯心主义”和“机械论”，不符合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成为异端，受到剿杀。
实际上，如此极端的思维方式来自权力的最核心——斯大林，正是他个人对遗传学的厌恶导致了一场“科学史上空前的巨大灾难”(Muller,1954)。这无疑是极权主义体系无法避免的结果。穆勒形象地把整个极权主义的苏联体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其半径所及范围内的所有事物，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科学，都处在一个中心和一个全知全能者(斯大林)的绝对控制之下。在这个结构中，从中央向外围发出指令，而绝对禁止外围发出对来自更中央的决策的批评。尽管斯大林本人以及其他中央官员并不能理解和欣赏科学的思维方法，但他对科学发表的观点却被赞颂为最高的启示，“就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
这种极权统治势必会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和独立的思考。为此目的建立了各级、各种组织以控制所有宣传、教育和传播的工具，包括学校、媒体、电影、电台、科学组织、体育、工商协会以及公共集会。同时建立与之相应的各级情报机构以进行全面监控，收集、上报和镇压各种形式的不满和异议。在这样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的控制下，“不仅提供了几千万彻底沦为奴隶的劳动力大军，剩余人口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的、身体的，陷入了可悲的屈从。而且，服从必须是彻底的，在行为上，言辞上，甚至在面部表情上”。其结果是，多数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的重要分支都遭受了直接的攻击，而“那些没有遭受直接攻击的科学分支，科学家们的活力，他们自发、冒险的精神，自由批评和客观的精神，以及利用世界各地的科学成就造福人类的精神，都在斯大林无所不在的专制的限制、干涉及其导致的不安全感和恐怖之下消失了”。穆勒问道，“还有比这更不利于科学基本精神的环境吗？……如果在一个文明中，人们的心智被封闭，生活在一个由教条和幻觉构成的虚伪、不真实的、又禁止逃离的世界，那么这样一个文明到底有什么价值？”(Muller,1951)
五、结语
穆勒一生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李森科主义导致的悲剧并没有动摇他这一信念(22)。在批判苏联的同时，他绝不会忘记提醒人们，苏联早期短短10多年间就在社会、经济以及科学等许多方面迅速取得了伟大成就(Muller,1948a,1948b,1948c,1951,1954)。他并没有把李森科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23)。他认为列宁以及苏共早期的其他理论家，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德波林都不会有那么极端、偏执的思维方式和极权主义思想(Muller,1954)。
穆勒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清楚科学之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他告诉人们，一种文明，一旦没有了可靠的基本科学的指导，势必变得肤浅，由于无法判断各种充满隐患甚至错误的过程，而不断衰落下去。尽管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人类漫长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却极为短暂。她就像一根幼苗，需要人类的细心呵护和合适的土壤。实际上，她却常常受到干涉和伤害。穆勒提醒人们，不仅是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即便是西方自由世界，也常常会因为科学挑战了人们的信仰和偏爱的观点而受到憎恨甚至迫害。
因此，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经济上的支持，更需要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和提高他们的境遇”，如此才能“保证有足够的个体具有科学活动所必需的原动力和创造力”。也就是说，“这需要一个高度的民主制度”。穆勒说：“自主思考的权利，质疑的权利，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这不仅构成科学发展的首要的道德基础，实际上，也是人类全部思想生活的基础。”(Muller,1951)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倒退到野蛮状态。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物学教授、穆勒的学生E.A.Carlson教授为本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特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3-01-08
注释：
①H.J.Muller因为对X射线引发变异的研究而获得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除此之外，Muller对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作出了广泛的贡献。他是果蝇学派(科学史上被不恰当地称为摩尔根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果蝇研究中思想、观点和实验方案的主要提供者；他关于基因的大小、本质，基因与性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此外，他关于物种形成、性别进化的研究，也在生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经典遗传学最主要的奠基者之一。另外，摩尔根对穆勒等3位学生科学成果的侵占也是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依靠主要由包括穆勒在内的3位学生完成的染色体与基因研究的成果，摩尔根被誉为现代经典遗传学的主要奠基者，经典遗传学被称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而果蝇学派也被称为“摩尔根学派”。穆勒本人及不少科学史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澄清。参见Johnson(2002)和Kohler(1994)，特别是Schwartz(200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穆勒多年来对发现优先权持续提出异议，导致摩尔根一直很厌恶穆勒，并对穆勒进行了排斥和打压，这也是穆勒下决心去苏联工作的原因之一。
②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ISS)是1905年于纽约成立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学生组织，曾吸引了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非党派性组织，但ISS通过资助和组织讲座、办杂志、研讨班等形式，在大学校园内传播社会主义理念。1921年，ISS更名为“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ISS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现代学生运动的发端。关于ISS详细介绍，请参Horn(1979)。
③当时很多像穆勒一样的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热情，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尚无认真的研究。
④据穆勒本人的描述，在此之前，穆勒曾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纽约和英国与瓦维洛夫(Vavilov)、鲍罗丁(Borodin)以及伊万诺夫(Ivanov)等人会面。在他们的邀请和帮助下，穆勒的苏联之行最终获得成功。见Muller(1923)。
⑤Muller(1923)。科尔佐夫(Nikolai Koltsov)是苏联遗传学的奠基者，后来于1930年被解除职务，他创立并领导的遗传学研究所也被解散。
⑥这是穆勒自己在一个笔记中记录的他作为这一学生组织指导教师的职责(现存印第安纳大学Lilly Library)。
⑦The Spark,vol.1,no.1(June 1932).如第一版的标题中有“学生与工人：形成统一阵线”、“为保护资本主义投资将牺牲学生与工人”以及“关于学生的调查揭露出惊人状况”等。
⑧就在穆勒离开美国前夕，F.B.I.将关于穆勒的调查报告发给了德克萨斯大学校方。这份调查报告称，穆勒不仅“涉嫌宣传苏联并获得活动资金，而且还支持出版学生共产主义报纸”。参见W.Weaver,Diary experts,October 30,1933 and March 2,1936,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R.G.1.2.Series 249.Box 1.Folder 6。转引自James F.Crow and William F.Dove(1988)。
⑨促使穆勒离开美国的另外两个原因是他与摩尔根的争执(他抗议摩尔根及果蝇学派其他成员侵占他在果蝇研究中的成果)和家庭出现的问题。详见Carlson(1981).pp.161-162.及Schwartz(2008).pp.248-249。
⑩米丘林的观点本身并不像季米里亚捷夫那样极端，但极为抽象和笼统。苏共专门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里森(I.I.Prezent)协助米丘林整理他的手稿和文章，以确保他的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不相互冲突，但米丘林生前拒绝对他的手稿和文章进行修改。米丘林死后被宣传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位传奇人物，他的错误理论则被李森科夸大为“米丘林主义”，并在后来逐渐控制了苏联生物学界。普里森曾为了同样的目的找了瓦维洛夫，试图将其打造成苏联马克思主义遗传学的代表，但为后者所拒绝，于是又找到了李森科。
(11)在Lilly Library中存有穆勒于1934年写的两篇笔记：“Marxism and Darwin”以及“Marxism and Genetics”。这是他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批判拉马克主义进行的准备。
(12)当时果蝇小组主要由3个人组成，穆勒、阿尔弗雷德·斯特提范特(Alfred Sturtevant)及卡尔文·布里奇斯(Calvin Bridges)。后来，穆勒的好友阿尔滕伯格(Edgar Altenburg)也加入了进来，并做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实验。这个小组中穆勒是核心人物。后来阿尔滕伯格由于强烈憎恶摩尔根对学生特别是对穆勒思想、成果的剽窃，自行退出了这个小组。阿尔滕伯格和穆勒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穆勒有此说。
(13)详见Adams(1959)。他指出，对科学家的这一轮清洗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用无产阶级科学家代替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运动相关。Joravasky(1959)指出了斯大林对这一争论的直接干预。另外，穆勒的社会主义优生学思想深受塞勒布罗夫斯基的影响(通过列维特和阿果尔)，前者的很多观点和论证与后者几乎完全一致。
(14)E.A.Carlson(1981,p.229)认为，斯大林直到1937年初才看到这封信和已经翻译成俄语的《走出黑夜》，然后下令对穆勒进行反击。
(15)穆沙洛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曾担任苏联农业部副部长。1935年担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被降为副院长。1937年夏，穆沙洛夫被逮捕。
(16)穆勒当场表示抗议，并坚决要求会议组织者记录下他的抗议，但被否定。会后，他的抗议及讲话被大量删改。遭受严重审查的会议文集和记录一度被列为禁书，不得出版。
(17)穆勒准备的一份遗传学文献评论被科学院书记N.F.Gorbunow下令删除若干名字，其中有几位外国科学家和10多位已被捕的苏联科学家的名字(Muller,1937)。
(18)为了保护他在苏联的同事和学生不受牵连，穆勒选择了迂回的方式离开苏联。他先报名参加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领导的国际医疗救援组织，帮助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希望以此使他本人和苏联国内的朋友免遭指责。后来这一医疗救援组织因为内部纷争瓦解，白求恩几年之后去了中国。而穆勒在巴黎等地短暂停留几个月之后于1937年9月回到苏联，很快又以参加巴黎国际学术会议为名离开了。在穆勒离开苏联的第二天，他的学生阿果尔即被枪决。不久，费里、谢特维日科夫、塞勒布罗夫斯基、列维特、列维茨基等人也遭杀害，科尔佐夫突然死亡(死因不明，他的妻子随后自杀)。穆勒曾向瓦维洛夫追问列维特的去向，但瓦维洛夫告诉他“这个问题太敏感，不要问”。详见Carlson,1981.pp.231-240.瓦维洛夫本人也在几年后被捕并惨死于流放地。穆勒曾求助于赫胥黎，希望他能影响苏联当局，以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但没有成功。
(19)在赫胥黎、霍尔丹、约里奥-居里等著名左派科学家的帮助下，穆勒陆续在巴黎、爱丁堡等地得到了一些短期职位。1940年，穆勒回到美国。因为他在苏联的经历和摩尔根的暗中阻挠，穆勒一直无法获得固定的职位，直到1946年才成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之后不久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详见Carlson,1981.pp.274-289。
(20)1936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发文称瓦维洛夫已遭逮捕，其他一些遗传学家面临着被捕的威胁，而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已经被取消。21日的苏联《新闻报》(Известия)发表社论，称“只有在苏联才存在真正的研究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因为这里的科学家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的。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对这篇社论亲自进行了修改和编辑。详见Krementsov,2005。
(21)穆勒在致李约瑟的信中说：“李森科在苏联被描绘成新遗传学的伽利略，面对着全世界科学家的压制，他在1936年12月的苏联农科院大会上证明了遗传学家们的错误……但这根本不是真的。”穆勒说，“科学家们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站起来，为他们赢得的真理而奋斗”。转引自Carlson,1981.p.321。
(22)穆勒晚年的同事T.M.Sonneborn说，尽管穆勒对苏联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并没有动摇社会主义信念。见Sonneborn,1968。
(23)他在写给H.H.Plough的信中说：“我相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们一定会接受遗传学的原理，并发现他们的哲学与之非常相符。”参见H.J.Muller to H.H.Hough,April 19,1949.转引自E.A.Carlson(1981),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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