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文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是富于特色的，它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专制的阴柔与残暴，渗入了近代法西斯主义政治集权的独裁与血腥，而且还涂上了些许西方民主政治的色调。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矛盾，它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近代化转变的时代特征。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政治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主要包括政治思维、政治伦理、政治人格和政治思想等内涵。本文将从这几方面来评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
一 一元化的政治思维
政治思维实质上就是一整套适用于政治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包含着对传统的因袭和现实对传统的异化。以血缘宗法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强调“以民为本”的“开明专制”，强调万众归一的思维特性。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本应借助时代的推力，发挥出超越和扬弃传统政治思维的想像力。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却面向传统去寻找政治统治的灵感。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承继，使一元化政治思维在党内形成了压倒优势的思维惯性。
国民党始终将三民主义视为衡量一切思想的标准。蒋介石曾说：“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种思想，来扰乱中国。”[①a]国民党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之理论为反动与腐化思想之标准”[②a]作为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1928年10月颁布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为了达到使民众政治思维一元化的目的，国民党开展了“民众训练”运动。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训练大纲》，第一项即为“思想的训练”，强调对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唯一参谋部和领导者”[③a]。为了防止一般民众思想的“混乱”，1937年公布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④a]。将俗文化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也是国民党政权进行思想禁锢的又一特点。意图通过对三民主义声象的耳闻目睹，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于一元化的逻辑思维。
控制教育，将一元化政治思维灌输给民众，以营造专制政治的群众基础，是国民党在整个中国实行思想禁锢的重要步骤之一。
1929年，国民党就将“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写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同时，在全国各级学校设立“党义”教师的职位。其任务是接近学生，“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之行动”[①b]；全国各级学校还普遍设立了“党义”课程，由指定的党义教师讲授，党义课程成了衡量学生政治与品德的关键。抗战伊始，教育部又下令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导师可以对学生思想、学业、生活等“施以严密之训导”[②b]。1947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将各校训导机关的完善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俾学生剩余能力有正常发挥而防止奸党藉端利用”[③b]，同时还规定：各大中小学校训导人员一律由国民党员担任[④b]。国民党将之视为钳制青年思想的重要手段。
舆论管制既是一元化政治思维的必然产物，又是强化一元化政治思维的必要前提。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1929年，国民党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就明确宣布，各种宣传品的审查标准是国民党的政纲、决议案和法令等。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曾部分地开放了对舆论的管制。但随着其在政治上“防共、溶共”政策的确立，国民党对新闻界的管理方针又再度逆转，对舆论的压迫与日俱增。1938年9月颁布的《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中规定：各省市报刊的所有文稿包括广告，都必须“交由各级新闻检查所检查”。抗战后不久，国民政府曾废除《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战时书刊审查规则》，但又以直接训令的办法来控制舆论导向。国统区的舆论界，除了中共办的几份报刊外，依旧是千刊一声，万报一音。
一元化的政治思维特征是其专制体制的精神基础。国民党及其政权实行严格一律的思想控制，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形成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以求政权的稳固。但思想的禁锢，既使民众闭智塞聪，也使国民党人固步自封。强权压制下的众口皆缄，使国民党人无法了解民众苦难与自身弊端何在，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压力，自身活力下降，机制僵死并导致最终覆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培植一元化的政治思维，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二 传统式的政治伦理
传统的政治伦理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遵循感性自律原则，形成了伦理型政治的运行程式，即从个人品行中产生出伦理原则，进而由它决定社会政治形态，并通过伦理途径实现本体性超越的“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政治伦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然构成其政治伦理的主体。
蒋介石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败，不在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由于“中国人太自由了”，“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失去了以“四维八德”为特征的传统政治伦理的“国魂”。因此蒋提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争取个人的自由，而且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争取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⑤b]每个人要“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全孝”，进而就是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命令，“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⑥b]。国民党人以为，只要将“四维八德”“培植在一般受教的人的心坎之中，使人人具有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精神”[⑦b]，只管“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⑧b]。这种传统愚民政策的现代翻版，目的在于造成政治蒙昧主义的氛围，为国民党专制奠定心理基础。
蒋介石还极力效法曾国藩搞“仁政”、“德治”，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传统的政治伦理。显然也是希望借民族复兴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使人人都听从于其个人的摆布，把全国变成其蒋家王朝的大兵营；做到整个民族的“军事化”、“纪律化”，把蒋看成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号召人们依照传统的君臣关系去效忠他，甚至为他“杀身成仁”。
这一时期政治伦理的另一个标点，是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伦理意识。30年代初江西“剿共”活动中，国民政府曾公然宣称要“实行革命军连坐法”。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保甲制度，更是在“五户一保，十户一甲”的规范中渗透着“株连九族”的精神。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而蒋介石又把最重要的兵权交给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和浙江籍军官组成的亲信。据统计，抗战后浙江籍军官占国民党高级将领总数的23%，“黄埔化”的趋势在中级军官中更加严重。在血缘或扩大的血缘关系铸就的网络中，蒋介石通过伦理的途径，强化了其掌握的政治权力。
三 分裂型的政治人格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22年中，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与传统式的政治心态共同铸造了集权制的政治结构，这种体制对于当时的民众及国民党人政治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1931年，蒋介石提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主义的观念，没有一个中心的信仰，”“就无由造成完善之人才和优良的风习文化，也无从建设新的社会和强盛的国家。”蒋介石声言，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也就是我近来提倡的‘礼义廉耻’四维”。要求“无论是家庭、学校、社会、军队一切的教育，都要以‘四维’、‘八德’来做基础”[①c]。显然，在对民众人格的导向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基石的。
国民政府专制政治要求民众的是绝对服从，把一元化的政治思维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推广，从而导致民众人格萎缩和心理上的奴性。蒋介石公开强调，国民党要“一方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方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国民党人明白，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知识与文化界，其才识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群体。为了达到精神统一的目的，国民党以金钱和权位拉拢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依附权力的文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利益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不依附于其政治以求人格独立者，却要以贫穷、孤独、抑郁甚至沉沦社会底层为代价。这种巨大的反差又强烈地刺激着知识阶层，造成他们心态的不平衡。人格的追求与世俗的力量常常导致知识界陷入一种痛苦和忧闷的状态。而对于不识“时务”、拒绝与国民党为伍的清高、正义之士，国民党不惜以特务手段威逼甚至杀戮，迫害“特立独行”的鲁迅，并使闻一多、李公朴喋血昆明便是明证。
威仪的道统、残酷的高压、腐败的政治，造成了国民党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心理矛盾和认知悖论。在暗对人性与明受压制的境况里，国民党人中开始出现了典型的分裂型人格特征。以轻浮无聊的心态蔑视威仪的道统，以沉默寡言的隔膜冷对残酷的高压，以顺应从众的风气承受腐败的政治。玩世不恭、得过且过；金口难开，不谈国是；假公济私，过犹不及。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卖官鬻爵，表面则慷慨激昂地宣誓效忠党国；为了中饱私囊，可以置难民死活于不顾，表面则如丧考妣般地涕泪交流；为了争权夺利，可以在战场上静观友军在作战中全军覆没；为了个人私欲，可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人格的分裂与扭曲，造成了国民党内的人心涣散。无能与腐败在忠诚的旗号下虽说加强了集团的稳定，但却降低了效率，损伤了士气，导致国民党组织功能的严重衰竭。
尽管蒋介石意识到了党内离心离德和扭曲人格的严重状况，也试行了改造国民党组织、倡导三民主义的精神信仰、提倡新生活运动等措施，以求用儒学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重铸国民党的“党魂”。但他却无法认识到分裂人格形成的制度弊端，所以无法收到聚气凝神、扭转乾坤的功效。
民国时期曾流传过一首改编陶渊明《陋室铭》而闻名的《官吏铭》[①d]，正是这种社会风气与分裂型政治人格的典型写照：
民国官吏，人才济济。金钞运动，一本万利。
贤愚不分，公平交易。上行下效，毫无顾忌。
攫得头衔，扬眉吐气。姬妾电车，西式宅邸。
狐群狗党，花天酒地。消遣应酬，麻雀挟妓。
一挥千金，何须算计。优缺美差，舍命夺取。
一朝就职，营私舞弊。孔方要多，办事勿细。
大帽请托，欢迎勿拒。对于夫人，不可不惧。
综此方法，抱定主义。面厚头尖，心黑帽绿。
首在可怜，继拍马屁。再能巧言，适合上意。
苟狗营蝇，效法奴隶。如此禄位，世袭罔替。
一个政治集团中，一旦集体性人格精神堕落到如此地步，其组织功能会迅速衰败。而且，这种分裂型人格会随着权力象瘟疫一样到处扩散，政治的腐化也会迅速演变成为社会性的腐败。
四 虚妄性的政治思想
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极力把“一党治国”论宣扬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政治思想。
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党国民党，成长在激荡的开放和变化之中又难脱传统的中国大地，它亲手埋葬了千年帝制，是一个以叛逆传统为特征的政治集团。作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蒋介石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国民党整体也是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市民和流氓者构成。他们中许多人具有近代的思想意识，但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却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立足点上，国民党的政治思维难以跳出“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范畴；但在近代意义的视角下，要实施“一党专政”就非有民主的旗帜作为幌子不可，这也决定了国民党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在蒋介石看来，“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②d]。1929年，蒋声称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并存的局面对国民党是极为危险的。他说：在“现在国家没有巩固，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种党派，在国里面活动，我们真正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③d]显然，他背叛了孙中山“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体制，政治便不进步”的教训。蒋认为：“‘以党治国’就是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三民主义治国。”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极力鼓吹国民党是中国命运的决定者；号召“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蒋介石鼓吹专制政治，认为中国人不是缺乏民主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盘散沙”，提倡“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至此，蒋介石的“一党治国”政治思想的本质已是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大多数国民党人对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的理解，往往陷入东方传统的思维误区。民主被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自由被视为无法无天，民主和自由甚至被看成是法治的对立物。外忧内患下具有传统政治观念的中国人，大都会支持以国家和团体的集权代替个人自由、进而达到国家强大与独立的观点。恰是在此认识下，蒋介石获得了以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历史机遇。
然而，历史毕竟从大清帝国的封建禁锢中走了出来，中国人已渐渐地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中敏感地看到封建王朝的影子。国民党陈旧的政治思想显然和当时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格格不入。中共的政治对抗、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强烈呼吁、民众的自然抗争，都使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无法贯彻于现实，只能成为一个虚幻的梦想。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是富于特色的。其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传统式的政治伦理、分裂型的政治人格和虚幻性的政治思想，不仅融合了传统的政治思维，而且也吸收了近代以来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意识。在灾难频仍、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强有力的政治易于召唤起民族主义的情感，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残暴性和反动性；更易于利用民众的情绪，抗拒世界上已成为潮流的以民主共和自由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专制具有一定的群众心理基础，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在中国仅仅只是一块招牌、而事实上却难以推行的重要障碍之一。
注释：
①a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
②a 国民党训练部档案，（9）88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
③a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④a 《民众读物改进方案》，同上书，文化（一），第58页。
①b 《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导主任工作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第1085页。
②b 《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1938年3月28日。
③b④b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6980、698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
⑤b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
⑥b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
⑦b 《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6编第4章，第55页。
⑧b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
①c 蒋介石：《为家作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1935年9月19日。
①d 佚名：《时余笔记》（油印本）。
②d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39年5月7日。
③d 蒋介石：《自由平等之真义与团体生活的重要》，192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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