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时期东、中天山典型岩画分析_突厥论文

天山东、中部地区突厥时期典型岩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山论文,岩画论文,突厥论文,典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9.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743(2012)04-0056-11

岩画绝对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判定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问题,除了少量岩画可以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测年以外,绝大多数都没有找到可靠的判定年代、文化的方法和依据。近年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同仁在新疆天山中、东部一带组织或参与了较多的古代遗存调查活动,在岩画的调查中,采用了新的记录方式,对岩画信息的采集更为全面客观;并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引入岩画研究中,证明了判断岩画相对年代的可行性,使得属于不同时代的岩画能够被区分出来,从而可以进行科学的文化因素分析,进而判断其文化属性和绝对年代。①

在此基础上,经过广泛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并证明在这一带存在着一类以骑马人为主题、具有共同特征的典型岩画,可能属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即突厥时期的作品。

一、几处典型的岩画

天山中、东部地区的这类典型岩画目前发现数量不是很多,但分布较为广泛,从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到天山中部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均有发现。其中最典型的有5个地点,分别是哈密折腰沟、巴里坤八墙子、吉木萨尔西台子和呼图壁登格克霍拉沟、阔克霍拉岩画。

哈密折腰沟岩画位于哈密市沁城乡天山南麓折腰沟内的一块巨石上。岩石四面皆有岩画,其中北面共有15个个体,包括1头骆驼、2只羊和12个骑马人形象,但并非属于同一时代。骆驼和羊的颜色最深,且被附近的骑马人形象打破,在这个岩面上时代最早;右下方的骑马人颜色最浅,风格和其余骑马人差异较大,应该是晚期的模仿作品。②而剩余11个骑马人形象,颜色、风格、技法、表现形式等都非常统一,应是属于同一“幅”③的岩画。

这幅岩画由密点敲凿法制成,略经磨制,边缘齐整。表现形式为剪影式,写实性很高。11个骑马人分为左右两队相对冲锋,表现了战争的场面。人物头部明显戴有冠,手持长形兵器。马多呈奔跑状,也有站立状,马前腹下表现人物的足部。在每匹马的后腹下和人物腰间均描绘出2~3个明显的突出物形象,人物的上半身表现出圆形物体的形象,这些可能都和携带的装备有关(图1)。

图1 哈密折腰沟岩画北面

在这块岩石的南面,还描绘有一个骑马人和一个持弓人相斗的场景,其特征和北面骑马人几乎完全相同(图2)。

图2 哈密折腰沟岩画南面

巴里坤八墙子岩画 位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八墙子乡八墙子村附近,莫钦乌拉山西段腹地之中。该地点发现的此类典型岩画数量较多,其中两个画面最为典型。

1号典型岩画:画面中有2个个体,包括一个骑马人和一匹马的形象。二者颜色、风格、技法均相同,属于同一幅。划刻而成,可见明显的线状划痕。表现形式为剪影式,写实性很高。人物头戴巨大装饰的冠,腰较细,腰后有一方形的突起,左手从这个突起中抽出一长而弯的物体。马的身体棱角分明,前胸、腹下和尾下表现方形类似网络状图案(图3)。

2号典型岩画:画面中有3个个体,包括一匹马和两个骑马人的形象。左侧的马为密点敲凿法制作,颜色较另二者为深,与骑马人不属于同一幅。而两个骑马人形象应属于同一幅,其制作方法、表现形式均与1号典型岩画相同。左侧骑马人右手也从腰后的方形突起中抽出长而弯的物体,与1号典型岩画骑马人相似。右侧骑马人头上也有较大的冠,手持的长形兵器则和哈密折腰沟的岩画相同。两匹马的风格也和1号典型岩画相同,右侧的马前胸、腹下也有方形网络状图案(图4)。

图3 巴里坤八墙子1号典型岩画

图4 巴里坤八墙子2号典型岩画

吉木萨尔西台子岩画位于吉木萨尔县老台乡潘家台子村天山北麓的西大龙口河西岸名为西台子的山梁上。共发现2块包含这种典型岩画的岩石。

1号典型岩画:画面中有4个个体,表现两个骑马人和两只羊的形象。其中最右侧的羊颜色明显偏浅,显然时代较晚;而剩余的3个个体应属于同一幅。这幅岩画描绘了人骑马持弓射猎的场景,3个个体均由密点敲凿法制成,表现形式为写实性很高的剪影式。人物腰较细,所持弓箭刻画非常细致,马的形象非常丰满,弯颈下垂,短尾上翘,并表现出缰绳的形象。马前腹下表现人物足部,人的腰间和马后腹下均有突起,应属携带的装备。左侧人物在射猎其正右方的羊,而右侧人物之右的岩石有脱落,可能也曾表现出射猎的对象(图5)。

图5 吉木萨尔西台子1号典型岩画

2号典型岩画:此岩面上表现的个体形象较多,共11个。根据颜色、打破关系、表现形式和内容风格等可分为若干幅。其中本文所讨论骑马人形象位于画面最下方,和其左侧的羊属于同一幅。这幅岩画也表现了骑马射猎的场景。骑马人手持弓箭,整体风格和表现手法与西台子1号典型岩画很相似。人物头部戴有冠,马的胸前和腹下有较大的方块状突出物,形状和巴里坤八墙子岩画马腹下的网络状图案相似(图6)。

图6 吉木萨尔西台子2号典型岩画

呼图壁登格克霍拉沟岩画 位于呼图壁县雀儿沟镇雀儿沟村东南天山北麓的白杨沟内北侧的山体崖壁上。崖壁上刻画形象较多,但由于所采资料有限,目前仅确认一个骑马人形象属于此类。

此骑马人用密点敲凿加磨制法刻成,凿点较大较深。表现形式为写实性很高的剪影式。人物腰较细,所持长兵器与哈密折腰沟、巴里坤八墙子岩画基本相同,人物腰部以上的身体部分也和折腰沟岩画一样,表现一个圆形物体的形象。马前腹下表现人物的足部(图7)。

呼图壁阔克霍拉(宽沟)岩画 位于呼图壁县雀尔沟镇雀尔沟村南阔克霍拉沟(宽沟)内山体崖壁上。崖壁刻画形象很多,共28个个体。因为石质特殊,除个别个体年代相对较早以外,其余的很难判断相对年代关系。但在刻画面中部的5个骑马人、3个人物和3匹马、2个骆驼的形象,相似程度很高,应该属于同一幅。

图7 呼图壁登格克霍拉沟岩画

这幅岩画的每个个体均用磨刻法制作,边缘线条齐整,磨制光滑。表现形式均为写实性很高的剪影式。所有骑马人都手持长形兵器向右侧行进,和哈密折腰沟岩画的很相似。人物腰较细,有的头部似戴有冠。马的形象比较丰满,弯颈下垂,呈站立状,有的表现出缰绳的形象。有的马前腹下表现人物足部。与之属于同一幅的2个持弓人所持弓箭刻画细致,形态和吉木萨尔西台子岩画骑马人手持弓箭相似,人物腰后还表现出一个突起物(图8)。

图8 呼图壁阔克霍拉(宽沟)岩画

二、典型岩画的文化因素分析

上述的几处岩画分布较零散,岩画的制作方法、内容、场景也各异。但是,它们仍然拥有一些强烈的共同特点,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

在题材上,这几处岩画都以手持兵器的骑马人为主体内容,应该是描绘了骑兵的形象。在表现手法和风格上,它们都以写实性很高的剪影式表现,马匹表现得尤为丰满,动态感强,生动有力。在内容上,它们都详细刻画了所表现形象各个部位所携带的各种装备,并且相似程度也很高,如人物头戴的冠、手持的长形兵器和弓箭、人物上身的圆形装备、人物腰后和马腹下的突出状装备以及马具等,基本都是相同的,并且这些装备本身也描绘得非常细致,容易分辨其具体的形制特征。

相较这一地区其他同类题材的岩画而言,这批岩画显得非常突出。骑马人等形象本是常见的岩画题材,但大多数骑马人岩画仅表现了人、马和兵器等简单的轮廓,远没有像这些典型岩画表现出如此多的细节。尤其此类典型岩画制作得精细程度、独特的风格和韵味,是非常难于制作和模仿的。因此,这些相似的特点都表明了这批典型岩画应当属于相近的年代,包含着某种共同的文化因素,并很可能是由专门人员创作的,是一个时代艺术风貌的代表。所以,辨识这些岩画所描绘的各种细节的性质和含义,总结其艺术风格特点,并使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和年代较为确定的相关题材的艺术品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推断其绝对年代和文化属性。

从细节看,这些典型岩画着重表现了人物和马匹所携带的各种装备。如较确定的有人物头戴的冠、手持的兵器、马具等;还有一些暂不能确定性质,如人物上半身的圆形形象、人物腰间和马腹下的突起形象、马前胸和腹下的网络状形象等,但根据其出现的位置看,仍应该是骑兵或战马所配备的各种装备,可以通过与反映骑兵形象的其他艺术作品进行对比来推测它们的性质。根据比较,可确认这些装备的种类有矟、弓、弓袋、胡禄、盾牌、具状、甲胄等。

1.矟和弓:这批典型岩画中所表现出的骑兵装备,最易确认的一种是折腰沟和阔克霍拉岩画中人物手持的长形兵器,从形状观察无疑属于矛、矟、枪一类的直刺兵器。矛是古代最常见的兵器之一,而矟产生于东汉晚期,是一种较长的矛,专门为骑兵配备,从魏晋一直至唐代都很流行。⑤岩画中的长兵器均为骑兵使用,其长度和外形也与这一时期的壁画中骑兵所执矟非常相似,可见应该也属于矟(图9)。

图9 执矟骑兵

1.阔克霍拉岩画局部;2.敦煌130窟东壁南侧壁画④

在折腰沟、八墙子、登格克霍拉沟岩画中还有另一种长形兵器,形状似矟,但在末端一侧还描绘出2~3个平行的短斜线,应该是武器头部的附加物。从外形看有些类似于有多个戈的连体戟,但戟主要是一种车战、步战兵器,虽也曾有装备骑兵的马戟,但在魏晋之后逐渐被马矟所代替,⑥尤其是类似岩画中有2个或3个戈的连体戟目前在古代骑兵形象中从未出现过,因此岩画中这种兵器是戟的可能性不大。

而在魏晋至隋唐的壁画中,一些骑兵所持矟头部常有带旒的旗帜或缨络等装饰品,岩画中的兵器头部这种平行的短斜线,类似于旒或缨络的简化形象,因此,这种兵器仍然应该是矟。如敦煌285窟壁画,就表现了手持这种矟的骑兵作战的场景,与折腰沟岩画所表现的场景可相互参照(图10)。

另外,西台子、阔克霍拉岩画中人物所持的弓箭也是常见的兵器。历代弓的外形大同小异,根据岩画的描绘很难确定其具体年代。但从岩画中的弓制作的精细程度看,已经摆脱了原始的风貌,至少是历史时期的作品。

2.弓袋和胡禄:折腰沟、八墙子、西台子岩画中的骑马人腰间和马腹下,以及阔克霍拉岩画中的站立持弓人腰间,都表现了几处明显的突起,从位置看应该骑兵腰部的装备。南北朝之后,中国古代的骑兵装备趋于成熟,不少骑兵的艺术形象也描绘出了随身携带的各种装备,可与这些岩画相对应。

图10 带有旗帜和缨络的矟

1.折腰沟岩画局部;2.装饰带旒旗帜的矟⑦;3.敦煌285窟壁画的执矟骑兵作战图⑧

八墙子岩画人物腰后的装备有两种。一是1号典型岩画骑马人和2号典型岩画左侧骑马人腰后的突起物,形体较宽,上端呈方形,其中放置长而弯的物体,一半暴露在外。西安发现的唐开元年间的杨思勖墓出土的4号石俑,人物手中和腰间携带了4件弓袋,又名鞬或韬、韔,是置弓的器具,⑩弓在其中放置时一半暴露在外。岩画中的这种物体形状和大小比例均与这种弓袋相似,携带位置也都处于人物腰间。岩画中的人物正在从这种装备中抽取长而弯的物体,应是表现了骑兵正从弓袋中抽出弓的场景(图11)。因此,这种突起物应该表现了放置有弓的弓袋形象。

图11 弓袋

1.八墙子岩画局部;2.杨思勖墓4号石俑弓袋复原⑨

八墙子2号典型岩画右侧的人物腰后还表现出另一种装备,形体较窄长,呈弯月状。在杨思勖墓4、8号石俑(11)、懿德太子墓三彩骑马狩猎俑、阿斯塔那墓地骑马俑上人物腰间均表现了相似的弯月形装备,有的还露出弓杆,可见也是一种弓袋,弓在其中放置时弦是松弛的,(12)故可做成这种形态。岩画中物体的形状、比例和佩戴位置,也和这种弓袋相符(图12)。

折腰沟和西台子岩画表现的人物腰间装备则有所不同,其形体较长,悬挂于人物腰后可一直延伸至马腹下,下端基本呈下大上小的梯形。这种装备和南北朝至唐代的流行的盛箭器——胡禄非常相似。从殷商至南北朝前期,中原地区的盛箭器有长方形、梯形和圆筒形等几种,多以竹、木制成,箭室较短,箭杆大多露在外。北朝晚期,一种新的盛箭器——胡禄开始在中原出现,其以皮革制作、箭室较长,近似圆筒形,多呈口小底大状,箭杆基本全部置于其中,唐代甚为流行,(15)并在壁画等艺术品中常常表现。岩画中的形象,符合胡禄形体较长、中部较窄、口小底大的特点,而其悬挂的位置也和此时期胡禄的佩戴方式相符。阔克霍拉岩画中站立的持弓人腰间的装备可能也是胡禄(图13)。

图12 弯月状弓袋

1.八墙子岩画局部;2.懿德太子墓三彩骑马狩猎俑(13);3.阿斯塔纳墓地206号墓骑马俑(14)

图13 胡禄

1.西台子岩画局部;2.高昌赫色勒摩耶洞唐壁画《分舍利图》(16);

3.阔克霍拉岩画局部;4.敦煌壁画着甲引弓射手(17)

弓袋和胡禄经常配套携带使用,如杨思勖墓4、8号石俑和阿史那忠墓壁画中人物都同时装备两种器具。而在骑兵形象中,如唐李贤墓等壁画中的骑士,也是在腰间右侧悬挂胡禄,左侧悬挂弓袋。可见折腰沟岩画马腹下后方的两个突出,应该一个是胡禄,一个是弓袋(图14)。

图14 胡禄和弓袋

1.折腰沟岩画局部;2.唐李贤墓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局部(18)

3.盾牌:折腰沟、登格克霍拉沟岩画中的骑兵,其身体部分在腰部以上都呈较规整的圆形,显然不是躯干,从位置看应是保护身体的防具,最有可能属盾牌一类。古代的盾牌,从战国到南北朝,大多是双弧形或长方形,主要为步兵使用。唐代,形体较小的圆形盾牌才开始出现,并且是专为骑兵配备。《唐六典》载:“彭排之制有六,一曰膝排,二曰团排,三曰漆排,四曰木排,五曰联木排,六曰皮排。”(19)其中的团排,就是骑兵使用的圆形盾牌。宋代成书的《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圆形盾牌的用法:“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系之,以捍飞矢。”(20)可见其装配位置与岩画中是符合的(图15)。

图15 骑兵盾牌

1.折腰沟岩画局部;

2.《武经总要》中的骑兵盾牌图(21)

4.具装:八墙子、西台子岩画马前胸和腹下有大块方形网络状突出物,显然是战马的装备。从大小和外形看属于马的防具——即所谓“具装”——的可能性最大,方形的网络正是表现了甲片的形状。为骑兵的马加防具始于曹魏之后,而完备的马铠——具装则出现于十六国时期,流行于南北朝,和披甲的骑兵合称“甲骑具装”。唐代之后甲骑具装开始衰落,但仍然继续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完整的具装,主要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鞍具及镫等几部分组成,(22)岩画中的马头顶有较长的突出,应该是面帘上的装饰,马前胸的网络状突出应该是鸡颈和当胸,而马腹下应该是马身甲和搭后等几个部分。这已经是较成熟的具装了,年代至少应在十六国之后(图16)。

5.甲胄:这批岩画人物的头顶部大多都有突起状物体,尤其是八墙子岩画,两个人物头顶还有较复杂的装饰形象。而古代骑兵头部多是戴有兜鍪的,这些突起和装饰应该是表现了兜鍪的形象。在南北朝和隋唐的陶俑、壁画中,经常可见甲士所装备的各种兜鍪,有些和岩画中的形态非常相似(图17)。

八墙子、西台子、登格克霍拉沟和阔克霍拉岩画人物身体腰部较细,而肩部和膝上部较宽,整体呈“8”字形,显然是表现了具有膝裙的铠甲的形象。但是属于何种铠甲就无从得知了。

图16 具装

1.八墙子岩画局部;2.南北朝时马具装示意图(1.面帘2.鸡颈

3.当胸4.马身甲5.搭后6.寄生7.鞍具及镫)(23)

图17 兜鍪

1.八墙子岩画局部;2.冬寿墓出行图(24);3.八墙子岩画局部;4.西安红庆村独孤君妻

元氏墓陶彩釉天王俑局部(25);5.折腰沟岩画局部;6.敦煌壁画着甲引弓射手局部(26)

在岩画中,上述这些装备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相互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组合关系,这些也都可以在南北朝至唐代骑兵形象中找到对应之处。尤其矟、弓和胡禄的组合,符合唐代骑兵的标准配置。如敦煌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骑兵,就描绘出甲骑具装和带有旗帜的矟、胡禄、弓袋的形象,和八墙子岩画的骑兵装备基本相同;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骑兵手持带旗帜的矟、腰左侧悬挂弓袋、右侧悬挂胡禄,和折腰沟岩画如出一辙。这种特定的组合,不但加强了对岩画中各种装备性质判断的可靠性,而且也加强了年代判断的准确性(图18)。

从艺术风格看,这批岩画均用写实性很高的剪影式图案表现,人物和动物以及各种装备相互之间的比例把握的较好,显然是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绘画理论和技巧,摆脱了原始粗犷的风貌,应该是较为晚期的作品。图1、4、5、6、8中,与这些典型岩画处于同一岩面上的岩画个体较多,通过打破关系和颜色对比,也能证明这些典型岩画相对年代的确在其中属于较晚者。

最突出的是马的造型上的描绘,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除了八墙子岩画的马因身着具装,显得线条刚硬外,其余的马都显得非常丰满,体型圆润,线条流畅。马的颈部都较长,颈根部非常粗壮,而头相对较小,整体显得雄壮有力。并且马的动态非常丰富,显示出成熟的艺术表现力,远超过普通岩画的描绘。如折腰沟奔腾飞跃的马的造型,更是生动鲜明,目前仅见此一例。这些艺术特征也都符合南北朝至隋唐尤其唐代艺术中对马的表现。(27)西台子、阔克霍拉岩画中的勾首状马,本就是唐代马的几种固定造型之一,在陶俑、壁画中尤其常见。而折腰沟的奔腾飞跃状马,是盛唐艺术的典型代表,和唐李贤墓墓道东壁的狩猎出行图,马球图等中马的动态描绘几乎是一致的(图19)。

图18 各种装备的组合

1.敦煌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骑兵(28);

2.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中的骑士(29)

图19 勾首马和奔腾飞跃状马

1.西台子岩画局部;2.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陶马(30);

3.折腰沟岩画局部;4.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马球图局部(31)

综上,这批典型岩画中所描绘的各种骑兵武器装备,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基本都可以确认性质,并辨认出具体形制。而这些骑兵装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它们在古代的使用时间,尤其是形成固定组合的使用时间,大多集中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同时,这些岩画的整体艺术风格也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同题材的艺术形象相一致。因此,这批岩画的绝对年代,也应集中在这一时期。

岩画一般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作品,古代汉族人没有创作岩画的传统。而上述用来对比的材料又多属于汉文化,或至少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作品。但是应该看到,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是十分频繁的,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地同属一个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西域与中原艺术相互影响是非常正常的。敦煌莫高窟、高昌赫色勒摩耶洞和阿斯塔那墓地,本身就距这些岩画分布点较近,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是可以进行方便交流的。并且,中国古代的骑兵装备,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就一直在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尤其魏晋之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如具装、胡禄等都是从游牧民族处得来,岩画中出现与中原相似的骑兵武器装备并不奇怪。

关于这些岩画的作者,则应该从这一时期居住在当地的游牧民族中寻找。魏晋时,东、中部天山一带的民族形势较为复杂。而到了南北朝时,突厥崛起,整个天山地区都成为突厥的领地,突厥的遗迹大量出现,有些还可能与这些岩画有共存关系。如哈密、巴里坤县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突厥墓葬;(32)位于吉木萨尔的唐北庭故城遗址前身就是突厥的可汗浮图城,(33)是突厥人活动的一个中心地带。在西台子岩画分布区西侧紧邻的二工河遗址,发现突厥文刻铭石碑和突厥墓葬,(34)更是突厥人活动的证据。而呼图壁县,也发现有突厥石人等遗物。(35)可见,这批岩画分布在突厥人的活动范围内,很可能就是突厥人的作品。

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岩画,或者说,突厥时期的岩画,以往虽有人做过研究,但所选取的材料不典型,往往只是根据孤立、个别的特征来推测,而没有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了一类特征非常鲜明的岩画,从细节和风格等方面入手,通过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同时结合了与岩画共存的其他遗存,证明了它们是突厥时期岩画的一类典型代表。

新疆突厥时期岩画的数量应该非常丰富,但绝大部分难以从其他时代的岩画中区分出来。而这类典型岩画的确定,则相当于为岩画的绝对年代建立了一个标尺,通过探讨同一遗址中所有岩画与此类典型岩画的相对年代关系,就可以将突厥时期的大部分岩画辨识出来,也能区分出早于和晚于突厥时期的岩画。

例如,在图5、6、8中,与这些典型岩画属于同一幅的羊、马、骆驼等,也应该属于突厥时期,这样就等于确定了突厥时期更多的岩画形象。然后,再在整个岩画分布区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与这些形象共存的其他岩画形象,从而能将整个分布区的绝大部分突厥时期岩画确认出来。之后,就能进一步研究突厥时期岩画的总体特点。

而图1中的羊、骆驼,图4中的马,图6中上部的羊、狗和图8上部的羊,颜色较这些典型岩画深,或被这些典型岩画所打破,是早于这些典型岩画的形象;图5右侧的盘羊和图8下部的羊和其他动物,颜色较这些典型岩画浅,是晚于典型岩画的形象。根据同样的相对年代分析,就可以将一个地点早于和晚于突厥时期的岩画分别确认,从而产生一个初步的分期,使得岩画研究的脉络和框架更加清晰,这能为进一步研究打好可靠的基础。

①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②同一岩面上,岩画个体之间的相对年代是可以判断的。有些个体之间存在有打破关系,必然是打破者的年代晚于被打破者;有些个体有颜色差异,这是因为经过了不同的风化时间,颜色深代表风化时间长,年代可能较早,颜色浅代表风化时间短,年代应该较晚。见何军峰:《穷科克岩画分类及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③一“幅”岩画指一个岩面上由一个作者一次性完成的作品,是一群能反映完整意义的个体的有机组合,表达了一种思想、情景或事件。同一幅岩画中所有个体的年代都是相同的,并且相互间有紧密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属于同一“幅”的岩画个体,常出现在同一刻画面上一个较集中的位置,有相近的颜色、相同的制作方法、表现形式和风格,以及完整的内容或场景,有时连个体的大小、相对位置、朝向都较为接近或有一定规律可循。见何军峰:《穷科克岩画分类及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④摘自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3页图四三。

⑤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63~164页。

⑥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155~189页。

⑦摘自范淑英:《唐墓壁画中所见的仪仗用具》,陕西历史博物馆主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图9-2。

⑧摘自王援朝:《胡禄源流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

⑨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78页图四九。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5~7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75~78页。

(12)钟少异,王援朝:《唐杨思勖墓石刻俑复原商榷——兼说唐墓壁画中的虎韔豹韬》,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58~164页。

(13)摘自宋振兴:《陕西陶俑精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五七,2。

(14)摘自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52页图45。

(15)杜朝晖:《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王援朝:《胡禄源流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

(16)摘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图一三九。

(17)摘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356页图一三八。

(18)摹自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页局部。

(19)《大唐六典》卷之十六,三秦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十三页。

(20)《武经总要》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七○二页。

(21)摘自《武经总要》卷十三,器图,七○二页。

(22)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23)摘自杨泓:《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1页图四○。

(24)摘自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第32页图十一局部。

(25)摘自陕西省文物管委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27页。

(26)摘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356页图一三八。

(27)蔡昌林:《唐墓壁画中的动物》,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7~284页。

(28)摘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37页图九五。

(29)摹自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贤墓壁画》,第2页。

(30)摘自陕西省文物管委会:《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第160页。

(31)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贤墓壁画》,第17页。

(32)《哈密文物志》编撰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178页。

(33)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63页。

(34)调查资料,尚未正式发表。

(35)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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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时期东、中天山典型岩画分析_突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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