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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洛姆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思潮热中，弗洛姆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费洛伊德的主要追随者，屡屡被人提及。只是他的著作没有象弗洛伊德那样被大量地译成中文。因此，人们对弗洛姆的了解也往往停留在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上。尽管这种状况弗洛姆本人会非常不满意（假如他泉下有知的话）。但检看他的生平，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他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弗洛伊德一样，弗洛姆也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血统的家族中，只是他比弗洛伊德小了44岁。也就是说，在弗洛姆出生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工作。恰恰是在弗洛姆出生的这一年（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著名的《释梦》一书。而当22岁的弗洛姆从海登堡大学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弗洛伊德完成了将精神分析理论从一种单纯的疾病治疗方法升华至理解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的转移，并于1923年出版了《自我与本我》一书。
这些看上去互不关联的事件，冥冥之中影响了弗洛姆的一生。事实上，1928年，弗洛姆就进入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大学精神分析社会学院学习深造并担任讲师。1934年为逃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之后，更是先后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精神分析学教授或研究员，直到1980年逝世。
弗洛姆为什么会不满意于将其看作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者呢？这首先不是虚荣心的问题。粗略地看，弗洛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是在从事着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的工作。但细加推究，我们就会发现，弗洛姆和弗洛伊德是学术背景和学术目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将两人混为一谈确实不合适。
学术背景方面，弗洛伊德是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其职业是医生，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地带有自然和生物的属性，其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精神疾患的治疗方法提出来的，即使晚年弗洛伊德将其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其学术的基本兴奋点也还是针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弗洛姆读的是哲学专业，其学术背景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学术兴趣在于社会批判和拯救，他所关注的是群体的命运、宏观的社会趋势。严格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是弗洛姆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除弗洛伊德之外，对弗洛姆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和中国的禅宗。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潜意识的概念，从而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弱点和局限性，并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潜意识因为受到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以及宗教信仰的压抑而深深地埋在人们的心理深处。但潜意识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通过对潜意识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分析人，并最终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
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所受的专业训练是医学和生物学的，因而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最终导致了弗洛伊德的偏颇。因为人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性动物，既是生物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抛开哪一面都不能完整全面地认识人。而在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和认识上，西方世界尚无人能够超过马克思。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张扬始终是马克思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建立在人性研究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59页。）应当说，弗洛姆的这种认识确实来自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述过这一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注：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既然如此，如何认识人性，认识人的本质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人与自然基本关系即劳动入手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生产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弗洛姆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和资本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范畴；它们是人类学的范畴，这些范畴中包含着植根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价值判断。资本是被积累的东西，它代表着过去；而另一方面，劳动则是或者当劳动是自由的时候，它应该是生命的表现。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是他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就是享受。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劳动的异化和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这样，劳动不仅是人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重要途径，而且，人们通过对劳动的认识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痼症。如果说在对人性及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弗洛姆是融合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那么，在社会批判方面，弗洛姆则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将劳动、资本等经济学概念引入人类学范畴一样，弗洛姆也将交易、生产、消费等经济学概念引入人格研究和社会批判，并将人的性格分为生产型和消费型、交易型。
交易型性格的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强调的是投入与回报的平等，它根植于视自身为商品、其价值为交换价值的经验之中。“人格市场上的估价原则与日用品市场相同：一个销售人格，另一个销售日用品。两者的价值都是交换价值，对它们来说使用价值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注：弗洛姆《自我的追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3页。）同日用商品一样，人格的价值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实际价值，而是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求程度。人自身的价值已经市场化，同工业化时代的其他商品一样，人格也被按照市场需要批量制作，照此推衍下去，其结果必然是真正人格消失或异化。
消费型人格分为接受、剥削、囤积等几种情况，其共同的特征是无视或吝啬于自身的人格价值，不想为社会付出任何东西，而只想获得和索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或消极等待，或巧取豪夺。因此，消费型人格对社会来说最具破坏性。
生产型人格是弗洛姆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是人运用其力量和实现其固有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所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就是指他必须是自由的，不依靠某个控制他力量的人；此外，我们还指他为理性所引导，因为，他只有认识了自己的潜力量是什么，如何使用它们以及为什么使用它们，他才能利用这些力量。”（注：弗洛姆《自我的追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54页。）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生产性是指人自由地、自觉地运用自身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潜能。生产型人格不仅仅是指物质创造，同时也包括精神创造如科学、艺术、文学等。
三种人格类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弗洛姆认为，交易型人格则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尤其是生产型人格，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态度，除非他在心智上和情感上有毛病。”（注：弗洛姆《自我的追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77页。）我们所要做的是增加生产型人格的因素，减少交易型，杜绝消费型。
现在，读者也许可以明白，弗洛姆和弗洛伊德两人学术背景和学术目的不同造成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同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弗洛姆的兴奋点始终在于社会批判和拯救。精神分析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其实现社会批判和拯救的手段之一。所以，弗洛姆在他所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前加上了“人本主义”几个字。称之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从心理学发展史上讲，弗洛姆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开了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社会批判方面，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都是优秀的，其论点常常一针见血，但在社会拯救方面都显得苍白无力。如同一个医生，能够准确论断出患者身上的疾病，却开不出有效的药方。这一点弗洛姆也未能幸免。
弗洛姆当然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主要应通过人性的改造来实现。改革的目的就是把人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还原为真正的人。而要改造人性，一是要培养生产型人格，二是爱。生产型人格是产生真爱的前提，爱是实现人性改造的核心。《爱的艺术》一书集中阐述的就是这一思想。与一般的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是，弗洛姆在强调人性改造的时候，主要把修习禅宗当作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他认为禅宗所追求的物我两忘境界，就是回到本我，回到真正的人。我们不知道是弗洛姆对禅宗的理解存在偏差，还是他所认为的本质意义上的人就是如此。但无论怎样，熟悉禅宗的中国读者不会完全赞成弗洛姆把禅宗当作救世良方的观点。也许这里存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互补的问题。盐吃多了希望来点糖，糖吃多了又希望加点盐，历史好像一直就是这样左右摇摆着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