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对东亚安全提出了一些新设想，其中包括以倡导新安全观和建立新型安全机制的多边安全或合作安全构想，还有以东南亚国家发起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为基础的安全共同体的设想，这些设想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东亚安全的规模与范围；(2)东亚新安全模式的探索与可行性选择；(3)东亚多种安全形态共存的可能性和时效性；(4)可替代的具有普适性的安全模式产生的条件；(5)东亚安全的限度。
其核心问题是东亚安全新旧安全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是长期共存、并行不悖还是能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段里实现安全模式的全面置换。
一 实现东亚安全的困境
从理性的分析入手，我们将发现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实现东亚地区的权力分配和安全关系的根本改变，冷战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冷战时期的战略对峙结构依然存在。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边界、领土、领海权益争端以及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等仍然为地区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
诚然，东亚地区结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地区安全问题的全球战略意义相对降低，地区化与全球化之间既有良性互动，也呈现出因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所带来的相互排斥。地区化的安全利益与全球化的大国利益之间出现新的矛盾。第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如领土纠纷之类的传统安全问题与新型的能源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又比如朝鲜半岛问题既有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对抗，也有围绕反核扩散问题的大国合作。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安全组织既可能针对共同的威胁，也可能针对不同的安全威胁，有些国家还互为威胁对手。第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普遍加深，给危机的管理、安全关系的强化带来了复合影响。第四，新型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意识得到广泛的推广和重视，相关实践和探索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如围绕着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以及东盟安全共同体路线图的提出使得新型安全合作模式初现端倪。
然而，东亚的安全困境却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差异问题使合作步履维艰。从东亚地区内部看，差异问题十分突出，既有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有观念的差异，还有区域内部的差异。亚洲地区一方面在观念上强调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国家特性突出，国家间认同比之欧洲地区差，一体化程度较低。互不信任、互不认同使国家间的隔阂难以消除，这在一些国家关系上体现为既合作又相互防范，既冲突又依存，既是伙伴又是对手。
第二，从东亚安全模式的角度看，新安全机制缺乏普遍性和机制化的安排，普适性还不强。1993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确立的东盟地区论坛为东亚和亚太区域安全体制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但东盟地区论坛还是一个立足于东南亚的组织，难以涉及东亚地区所有的安全问题，即使“涉及亚太地区的传统热点，比如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等传统安全问题时，东盟地区论坛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注：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eds.,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Order,New York:M.E.Sharpe,2004,p.17.）从东亚整体安全而言，仅有东南亚安全机构是不够的，同时也是不对称的。
第三，从东亚地区合作的角度看，新旧安全模式之间缺少交集点，新旧安全观念的碰撞十分突出。美国主导的多组双边联盟仍然是这一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形式。联盟的存在是以威胁为基础的，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的指向性导致了地区安全的潜在对立，使得联盟外的国家除了寻求传统的力量均势之外，难以实施新的安全构想，更难以创立和推广新的可替代或可涵盖传统安全模式的方式。
第四，倡导新安全观的国家自身也在强化传统安全力量，没有放弃对大国制衡的依赖。东亚一些国家认为美国军事存在对维护它们的安全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希望通过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制约，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盟内外的一些国家仍对传统安全模式尤其是联盟模式抱有期待，相信通过传统的力量制衡模式可以确保一些中小国家的安全。另外，东亚地区对传统军事实力的追求仍然比较突出，从深层次分析，这体现了中小国家谋求中立与自主同大国谋求主导权之间的矛盾。
因此，东亚地区缺乏整体的安全机制，而是呈现分割的、块状分布的态势，“目前，东亚安全机制是一个松散的混合体，其中美国的军事存在、东盟地区论坛和‘10+3’都起着作用”。（注：Jusuf Wanandi," The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for a Durable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转引自阎学通、周方银编：《东亚安全合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简介，第XIV页。）这主要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强调部分国家安全的传统的权力均衡模式和倡导共同安全的新安全模式。从本质上看，这两种安全模式体现了两种安全观念的较量。
同时，倡导新型安全的国家自身也无法摆脱传统安全的困境。这使得新型安全观和安全模式的推广和实践步履维艰，尤其是一些大国对新型安全模式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甚至排斥新型安全探索。（注：比如日本以主导权之争为名，对东亚新型安全合作持消极态度。）这就导致了一些国家采取灵活的复合政策：一方面积极呼吁和倡导新型安全观，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另一方面仍然无法放弃强硬的传统对抗方式——无论是公开对抗还是暗中较量，即使是美国的东亚政策也包括合作与对抗两个侧面。
总之，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绝不是指日可待的，其安全合作是有限度的。
二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建立之可能
东亚地区两种安全体制的冲突、较量与共处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存在体制之间的差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前提下，如何导向合作并如何使这种合作能够持久，这是东亚安全模式的首要前提。
在东亚的现实环境中，实现东亚安全合作关键取决于3个方面：第一，能否扩大安全共识，形成有效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机制，尤其是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时，合作安全能否得到提升，比如反恐、反核扩散问题的机制建设。第二，能否促使各国决策中的权力自律意识得到增强。第三，这种安全机制能否使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得到抑制。
在复合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具有新的可能性。
第一，东盟与中国等国倡导的东亚安全合作有了重大进展，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安全对话机构：“东亚各国最近已就建设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而实现这一目标较为现实可行的路线图可能是：东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保持领先一步的态势；东盟经济、安全、社会共同体的建立领先于东亚共同体的推进；与此同时，中日韩三个地处东北亚的国家将在这一总框架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注：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载《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7页。）东盟与中国共同推动的贸易一体化与安全合作正在探索着一条适合东亚自身特点的安全模式。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地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注：《中国-东盟将成世界第三自由贸易区》，载《新京报》，2005年3月23日。）这种由贸易引导的区域合作将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会对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重要影响，很有可能是走向东亚全面安全合作的正确途径。
第二，形成一个具有较大涵盖面的安全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分割的安全机制实现初步合作或使安全机制的范围得到拓展是一种可能的尝试。
在一个存在对抗关系的地区形成可兼容的安全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该是可行的。新安全机制不同于安全共同体，它的要求比安全共同体要低。因此形成一个可兼容的安全机制符合东亚地区的现实。“安全机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者对整体联系、合作、一体化或相互依存感兴趣。”（注：[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等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同时，谋划中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开放体系，而且应该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后成为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的体系。从安全合作的角度而言，公开性或开放性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以在合作中或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避免新的分化。
第三，大国之间的合作具有新的发展潜力和契机。虽然东盟论坛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这一地区安全合作的构建还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因素在东亚安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理应在东亚安全合作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美国的联盟体制与其他国家看待联盟的态度是一个关键。目前，这一地区的危机预防和管理实践为新型合作安全模式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未来美国在东亚安全中的作用，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共建思想值得关注，福山认为冷战的安全制衡体制已经无法适应东亚安全的现实，“一直以来，亚洲缺少强有力的多边政治机构。亚洲的安全不是靠多边条约，而是通过一系列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双边关系，尤其是《美日安全条约》和美韩关系来确保的……它们越来越不适合正在形成中的政治格局”。福山建议在东亚设立常设性五国机构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新秩序提供基础，“它可以成为中、日、韩、美、俄之间沟通的直接渠道……通过从外部支持和引导这些多边机构的演变，而不是充当妨碍者的角色，华盛顿可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利益”。（注：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 Foreign Affairs,Vol.84,No.1 ,Jan./Feb.,2005,p.75.）
第四，中美之间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和太平洋最有影响的国家，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东亚安全合作构建中的关键。中美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中国已经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在安全利益上也有互补性——比如在朝鲜半岛事务和地区安全方面。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而中国可以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而目前两国之间的冲突多数为理论上的“推演冲突”，是完全有可能抑制的。
当然，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必须与这一地区关系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包括与朝鲜核危机、中日关系的改善联在一起，它必须按照阶段性的、符合东亚安全发展进程的节奏向前推进。
三 实现东亚安全合作的途径
新型安全合作必须是观念更新后形式和内容全面变革的产物，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发展方向。大国努力营造的新型合作模式，应该是开放的、共赢的、互利的、普适的、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
面对分裂与统一、自主与依附、冲突与依存、合作与防范相互交织的东亚地区现实，这一地区只有在倡导克制、自律、包容的理性原则指导下，逐步形成普遍的安全共识才有可能走向安全合作的新目标。
建立和发展安全与信任措施(CSBM)是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关键。安全与信任措施立足于规避冲突，而不是针对外在对手的直接反应，也不会导致正式的或默契的联盟(Tacit alliance)。（注：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eds.,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Order,p.10.）
已有的大量实践表明，官方与非官方、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相互促进的方式能够带来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第二轨道联系方式的随意性和灵活性，可以涉及更多的敏感话题，从而促进官方渠道对话的展开。无论是“东亚研究小组(EASG,East Asia studies group)”还是“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它们在这方面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通过合作监督机制来增进信任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注：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 Resolv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Building Confidence through Cooperative Monitoring," Asian Survey,Vol.XLI,No.2,March/April,2001,pp.354-360.）
实现东亚安全合作，除了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好各种安全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安全模式之间的合作路线图。由于没有一个可替代和可兼容的机构，各种安全模式纷乱杂陈，因此首先是理顺关系，形成共存共治的局面，在初步合作信任的基础上，逐渐引向更大范围和更普遍的安全合作，最后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安全共同体。
由此可见，东亚地区实现全方位的安全需要经历几个重要阶段(见图1)：
图1 东亚安全合作发展阶段
附图
1.多种安全模式共存阶段。在构建亚洲安全合作的进程中，必须要有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规划，排斥或回避这一地区现存的多种安全模式、不能处理好这些安全模式之间共存的关系是难以真正实现共同安全的。封闭的体系只能带来局部的安全而不会带来整体的安全。
首先是面对现实，在既有现实的基础上，谋求新型合作方式，加强东亚地区各国间建立于共同安全基础之上的信任。当前，东亚地区既存在着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存在着复杂的历史纠葛，一些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因此，在观念和政策上并不能强求一律，对彼此信任的期待也不能要求过高。
其次是尊重差异。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深邃的文明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厚的理论依据，有助于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如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所谓中庸是中和(非排他)、中立(非对立)、中性(非单一)、适当(非极端、非过激)的综合概念。”“薄来厚往”，（注：陈洁华对这些思想的总结，详见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9页。）这些思想对于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将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
亚洲国家历来有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传统，只要遵从平等、协作与发展的原则，完全有可能培育和形成促进宽容与融合的多元共存的合作环境。
从历史上看，即使在强调一元性、排他性的宗教领域，中国也建立起宽容的多神宗教意识，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宗教的“精神互补关系”成就了亚洲的多神和谐局面。“这种多神、多样、多元的亚洲宗教避免了欧洲式的宗教战争。中国提供的宽容的多神宗教意识对亚洲特别是对东亚和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注：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69页。）
由此可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必然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消失，两者可以和谐共存。
最后是更新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差异并不一定直接或必然导致冲突，反而是一些共有的传统观念容易引发冲突，因此，和谐共存并不一定是强求一律，而是转化或培育新的观念。树立新观念和改变旧观念应该是良性互动的过程，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国家能够改变它们在共同体中作用的理解，合作结构将可能取代现实主义强调的那种自助”。（注：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16.）
2.多种安全模式并行阶段。其目标是实现多种安全形态的合作、共同发展。在目前的安全形态之间彼此搁置分歧、互不制约，不以取代或消除对方为前提，但可以互为补充。这种互为补充更多地可以体现为无形合作，在组织上保持各自特性和适当距离，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实现合作，但不涉及机构上的重新组合。这种对话与协商不仅包括以联盟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安全模式与合作安全模式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其他合作模式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合作安全模式之间的合作更加现实也更有意义。现实的路径在于，在多种安全模式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尝试多种安全模式之间的合作。比如美国联盟体系外的国家可与美国的联盟体系进行联系、沟通与合作，但并不加入其中。（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学者葛莱仪(Bonnie Glaser)于2005年3月10日在外交学院学术研讨会上建议中国应与美国亚太联盟机制加强合作，尤其是加强沟通与协调。）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正在不断地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等。这些组织内的部分成员可以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也可以保持传统联盟成员的身份。这是体现开放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以往的共同体或联盟成员均是单一或单项选择，非此即彼。
因此，多种安全模式并存的阶段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兼容的过程，合作的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
从引人瞩目的共同体构建的进程看，现在处于东亚共同体与美国倡导的太平洋共同体长期并行发展的时期。美国老布什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北美为基点，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在内的“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注：James.A.Baker," 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1/1992,Vol.70,No.5,p.18.）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7月提出建立一个“分享力量、分享繁荣和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新共同体的主要构想就是美国积极参与并领导东亚太平洋经济与安全合作，（注：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to student and faculty of Waseda University,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archive/1993/ remarks.html.）他认为这一共同体“应该取决于美国对维持其条约联盟在日本、韩国和整个地区的前沿存在和持续的承诺上”。（注：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eds.,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Orde,p.13.）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人们期待这两个共同体的共存与并行能够在将来找到一个对接点，但现阶段只能并行，既无法相互取代也难以相互摒弃。并行阶段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够形成有形有界的联合体，或是否能够确认某个国家的主导权，而在于互利多赢的实效，是否实现互利共赢是惟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互信的关键、平等的保障。
从另一个角度看，多种安全模式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维持东亚安全的稳定现状，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走向交叉与融合，另一种是加深对立与敌视。因此，并行阶段是东亚合作的关键时期，因为它决定着向前迈进还是倒退的趋势。和谐共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必须让位或消融于具有更大代表性的安全合作机制。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必须营造东南亚和东北亚两翼齐飞的局面，也就是说既发展东南亚的区域安全合作，也发展东北亚的区域安全合作，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强化中、日、韩3国的合作示范作用，待两个次区域安全体制发展成熟后，再形成一个更大的合作安全体。
3.覆盖阶段(或可称为涵盖阶段)。（注：这里的“覆盖”与巴瑞·布赞的“覆盖”概念不同。他指出的“覆盖”通常包括在这个区域武装力量和配置被介入并干涉的大国所覆盖，覆盖后在更巨大的模式中进行更重要的权力角逐。覆盖意味着由于对固有安全动力的压制结果，一个或多个外部大国直接介入地区复合体。由于大国介入地区安全复合体事务而带来常规性干涉。见[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笔者所指的覆盖是一种全方位的可共享的新安全模式代替或置换了原有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单一的新型模式的状况。）在此阶段会出现一个包容性强、涵盖面广的安全复合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取代或置换了原有的多种安全模式，它首先具有主导性，其次具有惟一性，最后具有普适性。这种新型模式有一个主要前提，就是具有新的覆盖功能和新的覆盖面，具有推动模式之间功能转换的作用。正如福山所言：“在现有的双边机构之外，亚洲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多边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机构可以接管双边协议承担的许多职责。”（注：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p.75.）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它可能具有新的目标和职能。“安全共同体有别于联盟……或者说安全共同体并不充当联合组织反对外来威胁的作用。安全共同体表明了国家集团内部的一种和平与稳定的关系……毫无疑问，安全共同体能够逐步形成一种更高级的联盟。另外，在安全共同体中，联盟能够双边或多边的存在(这样的安排，通常标志着成熟的安全共同体具有一种公正完善的集体认同)，但这并非是安全共同体内在的或本质的特征”。（注：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机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25页。）显然，巴瑞·布赞指出安全共同体可以成为多种安全模式之上更高一级的组织。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无论是对全球化的暂时排斥还是顺应，它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纵深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充分的，它将有可能带来新型的泛亚太安全共同体的实现。
新型的泛亚太安全共同体是以亚洲国家为核心组成的开放体系，以东北亚和东南亚两环为主轴，吸收本地区或地区外其他国家参加。在泛亚太安全共同体中形成和平区，所有国家遵循拒绝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普遍裁军、保持低水平防御军备、在区域内放弃使用核武器等原则。所以，东亚未来的安全合作必须建立在全面合作的基础上，且具有普遍的联系性和整体性。
四 结论
尽管以往历史上共同体的构建多是强调排他性的，但无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倡导新型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新型合作之路。“亚洲的复兴不应局限于一两个国家，也不只是体现在局部地区，而应是亚洲整体的发展、亚洲意识的形成以及亚洲与其他大洲建立更为互利共赢的关系。最能反映这一理念的，应是亚洲区域合作。”（注：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第56页。）
目前能够采取的措施是为促进新型合作完成基础性的工作，且关键在于使基础工作与未来的安全合作保持一致的方向。当前的任务还是推动联系与合作的发展，阻止破坏现有秩序的爆炸性因素的出现，维持稳定的现状——破坏现状会丧失新的合作可能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索新途径。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之路将有三大特征：首先是渐进。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所形成的制约，因此，分阶段论是必然的。此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安全进程与一体化进程的关系。一般而言，安全合作进程总是滞后于一体化的其他领域。一体化的过程可以带动安全合作，而安全合作又为一体化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面对一些国家还是传统联盟成员这一现实，东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不存在跳跃历史阶段而发展的可能性。东亚国家不必期待或谋求超越现实的合作和限度，必须与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总体发展相适应。“合作安全倡导通过渐进方式、多种层次的安全合作机制。在条件逐步成熟时再建立全区域性的安全机制。”（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非强制性和自愿性也决定了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渐进性。“亚洲方式强调耐心、非正式、实用、一致和渐进。”（注：Desmond Ball,"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udies,Vol.3,No.1,Autumn 1993,p.18.）
其次是曲折反复。历史表明，传统安全手段往往在关键时刻颠覆共同安全的安排，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复归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联倡导集体安全观念(类同于共同安全)，但更多流于形式，很快被传统的强权体制所取代。更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国家试图主导新型安全合作而行传统强权之路，并始终使新型安全合作处于辅助地位。与此同时，单纯的经济合作手段也不会必然引向政治与安全合作，从经济合作的初期阶段走向政治与安全合作的高级阶段还需要合作各方做出巨大努力克服阻碍。
最后是具有广阔前景。因为东亚安全共同体代表东亚国家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东亚安全的正确发展方向，随着充分尊重差异的亚洲价值观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未来的东亚地区安全模式将形成有别于欧洲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体系，为人类安全探索出更协调、适用、现实、可持续的路径。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东盟外长会议论文; 东亚共同体论文; 东盟共同体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联盟标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