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教育】
从方法论的角度浅析人类学对跨文化 交际学发展的贡献
勾禹迪
摘 要 研究表明，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具有多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诞生初期受人类学的影响最大，而跨文化交际学者和研究人员也从人类学过往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受益最多。本文以格尔兹和拉图尔提出的经典方法论为例，浅析了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从人类学方法论中可以得到的借鉴，以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传统方法论所受到的挑战及新方法的可用性。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学；人类学；方法论；多学科
一、跨文化交际学从人类学说起之因由
从文化特性上讲，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社会遗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学通常可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各个方面，侧重于世界各民族之间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思想行为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描写和研究[1]，本质上为跨文化对比研究。
从学科性质上讲，跨文化交际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多学科性质”，它的理论与实践材料来源包括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英语中既指跨文化交际这一现象，也指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但汉语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有的学者将它译为“跨文化交流”，有的译为“跨文化传播”，甚至“跨文化传通”“跨文化沟通”。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译法，就是因为各个学者都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因此，他们对于如何定义这门历史不过百年的新兴学科，所出发的角度也是不同的[2]。众多传统学科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都有所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人类学。
修改的内容包括要素的名称、描述、属性、几何制图表示以及要素关系等。对于要素名称，主要进行了扩充；将要素描述修改得更准确，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属性进行了扩充和修正；对几何制图表示进行了修正，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关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此次修订共修改要素86个。
从实践上讲，早期的跨文化交际学受人类学影响最大，跨文化交际学者也从人类学中受益最多。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Harman和Briggs[3]对跨文化教育训练和研究学会的350名会员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中大约45%的会员填写了问卷。此次调查的目的是探索哪一学科对跨文化研究最有帮助，数据显示人类学得分最高，且人类学学者在跨文化交际学方面也是参与最多的学者[4]。
从1987年创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余华便被指认为先锋作家，而他自己也表现出与过往抒情式的写作经验决裂的心态，但从这三篇传统文体实验小说的情形来看，仅仅以先锋内部的阐释框架理解其创作，只是强化了余华的先锋作家身份，不仅没有超出文学史对余华文学批评的既有框架，也决不能整全地揭示这三篇小说在创作上的特异性与复杂性。当我们离开文学作品的本体，从文学的外围也就是文学以外的线索包括其创作的历史语境等，也许能挖掘其创作本身所附有的大量信息。
“案例研究法”(case study)是20世纪20至50年代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发明的研究方法，学者们的研究目标在于记录城市中不同的生活模式以及城市生态学对他们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案例研究法已经波及其他学科和人类学分支下的子学科中，并从美国传到了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时，“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学术界逐渐兴起并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有所交叠，文化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逐渐从历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和语篇分析法(textual approach)转移到了人类学研究法，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上尤为显著。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学在萌芽之际便与人类学结下了渊源。
二、人类学方法论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贡献
此外，人类学研究法在20世纪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许多领域的经典研究模型之一，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对美国和西欧的乡镇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对欧美乡镇发展的影响。Lynd夫妇在印第安纳州的曼西记录生活的工作便是人类学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
在20世纪初期，“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它历经变迁，逐渐成为一种人类反观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工具。该调查法要求学者与特定的一群人生活一段时间——大多在一年及以上——并记录和解读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观。这样的调查往往是在完全不同于学者自己所在的社会进行的，发展至今，该方法几乎成为进入人类学界的“通行仪式”[5]。
人类学研究法(ethnographic methods)是现代社会常见的社会调查法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学研究的中心方法论是不同的。
从理论上讲，文化人类学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人类学家Edward Hall的人类学巨著《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踏入学术领域的奠基之作。此外，“文化”的定义是跨文化交际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对比。在研究任何学科前，术语的界定都是前提，对文化定义的讨论因此成为进行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前提。关于文化的定义，历史上有上百种，跨文化交际学者主要是依据人类学家的著作进行研究。对此，探讨最深的是A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所著的《文化概念与定义评述》(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书中列举了近三百个文化定义，对现代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世纪末，人类学研究法的覆盖领域进一步扩展，甚至应用到了心理学和人类地理学领域。确实，它正在逐渐被一种普遍的、多学科性质的、促进“质性研究”(qualitative approach)的运动所吞并，但人类学也因此得以把自己独特的内涵渗入各个学科并取得长足发展[6]。笔者以为，作为同样具有多学科性质的跨文化交际学，人类学在发展中所获得的各类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鉴的。
在区域1，以图形化动态显示的方式显示出掘进机在巷道中的具体位置，包括掘进机与前方和左右煤壁的距离以及掘进机的偏航角。在区域2，显示模拟的巷道并在其中显示根据掘进机尺寸规划的截割路径，以椭圆状的动态图形显示掘进机的截割头轨迹，实现辅助导引截割。在区域3，体现了掘进机的姿态角以及距离左右煤壁的距离，并以图形化动态显示出来。在区域4，当区域2中截割头的轨迹超出模拟的标准巷道边界，报警指示灯将闪烁，直到截割头回到区域内。最后在区域5中以经纬度的方式实时显示掘进机当前的位置。
三、人类学经典方法论研究案例解读及其对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的影响
(一)格尔茨与《文化的解释》
美国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7]在他的经典作品《文化的解释》之《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中提出了“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一概念。深描，即用清晰而详细的描述性语言记录某一小范围群体、部落或民族在日常环境下每时每刻发生的文化现象，“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抽象的分析”。
特定的文化模式及其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不同的社会中重复和再现，每个特殊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大量能够被普遍接受且被日常使用的文化模式。因此，将其中最重要的文化模式分类并追溯它们之间的联系便成了一个艰难的分析型任务。每个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是普遍的，但解决方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在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更要学会观察每种文化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以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对照与对比来完成跨文化的交际。
谢林认为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自然是没有认识到自己乃是精神的精神；要寻找自然世界的终极答案应当向人类自身的内心深处探寻。通过理性反思，自然最后完全回归自我。因而标题中的Klosterbruder可以理解为脱离社会现实、返回内心寻找本原、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象征，或者说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家也是修士。
今年前8个月，我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1%，但是，我国商品房销售趋于理智，因此，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越南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产品低价竞争，使广东的木质家具、胶合板和实木复合地板等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格尔茨认为，寻找这种方法就是寻找每个社会的“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s)。文化并不能像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那样易于研究人员系统地处理，它更像是一个半成品、一个非系统化的概念，这种概念引导着一个普通人每天的日常生活。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手势、符号、仪式、图像、声音等具象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在各类知识体系的众多分支里，通往庞大的文化概念之路不过是由一些简单的事实构成的。在概念具象化的过程中，文化模式便形成了，文化研究由此成为一种实证科学[9]。
格尔茨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摩洛哥、印尼包括爪哇岛、巴厘岛等地的社会文化所做的深入式田野调查。他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记录并深层次地探索了巴厘岛的斗鸡文化，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适性方法论的观点：把这些在巴厘岛发展成熟的当地文化直接放到西方文化概念研究的体系框架中会显得很奇怪。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隐藏在其中不太明显的文化联系——巴厘人如何利用时间、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集体生活的情调等等，并在这些繁杂的文化联系中找到一个普适性的方法，使我们既能用其探索巴厘社会，也能普遍理解人类其他社会的特色文化[8]，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二)拉图尔与《实验室生活》
另一位对人类学方法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人类学家是Bruno Latour[10]。拉图尔认为，人类所认知的现代科学只不过是科学家们公之于众的实验室成果，而知识发现的过程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黑箱”。人们对科学的接受完全是被动的，在所谓的“真理”面前，质疑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即使学者们对这些科学技术的创造成果并不满意，即使他们承认知识是被随意定义的、被日常经验所伪造甚至是矛盾的，他们还是倾向于保留这些研究成果，以避免相对论的荒谬后果。”[11]
因此，拉图尔认为，打开科学黑箱的唯一方法是人类学方法。具体做法是，学者深入到实验室内部，考察知识在实验室里的生成过程，这也正是拉图尔和Steve Woolgar在美国加州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中的一间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里所做的事。两位学者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们通过长期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看到的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在实验室里被建造出来的整个过程，首次从人类学者的视角描述了科学事实的微观建构过程。通过本次研究，拉图尔所属的巴黎学派开始尝试矫正社会学家那种既成的、外在的研究立场，强调用普通人的立场来观察科学活动。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是雷打不动的客观规则。简言之，科学也是一种文化[12]。
在此基础上，拉图尔进一步把科学和艺术拉到了同一条战线上。17世纪以前，人们尽可能地将二者分开，人为地构建出了两个不相关的虚构世界和理性世界。拉图尔认为，艺术和科学在实践层面上——尤其是工具生产方面——从来都不是分开的。“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艺术家不使用顶尖的科学技术，一个对所处时代技术变革不关心的艺术家不是好的艺术家。”[13]巴黎学派认为，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可以归为社会建构的产物，都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个多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涉及众多传统学科。然而，作为一个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我们不可能精通每一门分支学科的具体知识。因此，拉图尔对科学实验室的参与式观察记录，及其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方法论，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借此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索科学、艺术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奥妙，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参与式观察”人类在各个领域所从事的研究活动。
四、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在新时代的挑战及其发展前景
法律人类学家Annelise Riles[14]在2001年出版的The Network inside out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一个村落、一个城市、一个群体等)，小范围的社会环境会为解释性的整理提供机会。然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很多法律文件、新闻报刊、拨款提案等可见的文化载体分布在全球各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很难被统一解读。Riles认为，这些载体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所承载的内容和知识，而在于形式本身。她以在斐济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大会为例，从美学的角度解读了本次大会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外在形式与斐济当地文化之间的联系。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是连接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球这张大型“网络”(the network)的“联络点”(focal points)，以此为前提，处于网络中的人类学家不仅是后现代体制生活中的文化载体的观察者，也是生产者、消费者和审美者。Riles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人类学方法论——将网络由内而外翻出(the network inside out)，为跨国制度理论的实践和跨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代在改变，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就学科整体发展而言，跨文化交际学的方法论发展不仅要横向借鉴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程度较大的学科，也要纵向对比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出来的不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适合信息化时代的最佳产物。
参考文献
[1]谌华玉.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人类学渊源概述[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8(5)：10-15.
[2][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19.
[3]Harman R，Briggs N. SIETAR Survey: Perceived Contribu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J].In IJIR，1991，(15)：19-28.
[5][6]Hammersley M，Atkinson P.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83.1.2.
[7][8][9]Geertz C.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M].New York：Basic Books，1963.24.360.362.
[10]Latour B，Woolgar S.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203.
[11]Latour B.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C]//Knowledge &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 Present.1986.2.
[12]杨海.关于拉图尔《实验室生活的解析》[C]//第四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2013.
[13]艺术中国.访谈布鲁诺·拉图尔：艺术与科学[EB/OL].(2015-01-20)[2019-10-13].http://art.china.cn/voice/2015-01/20/content_7621729.htm.
[14]Riles A. The Network inside out[M].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2.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12-0148-04
作者简介 勾禹迪(199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英国华威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