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之于古汉语研究十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于论文,文献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出土文献，是指考古遗存所得的甲骨文、金文、玉石文、陶文、玺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等商周两汉文字资料，以及晋唐碑刻、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等。史籍载，汉时已有古文经书和前代有铭青铜器的发现（注：参《汉书·艺文志》、《论衡·案书篇》、许慎《说文解字·叙》。），这是有关出土文献的最早记录。上世纪末以来，大量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等文献资料纷纷重见天日，新发现带来了新学问。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都十分重视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坚持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证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学、敦煌学已经成了世界上的显学。关于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裘锡圭先生曾经作出很好的阐述。（注：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年6期。 ）五十年来新发现古文字资料对古文字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曾师经法先生尝就此加以周详论述。（注：曾宪通：《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学术研究》1990年2期；《近五十年来古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日本中国语学会1996年年会上的讲演（大阪，关西大学）。）本人不自量力，想在这篇小文对十年来利用出土商周两汉文献研究古汉语音韵、语法、词汇的情况作一概述，而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可以划入近代汉语研究的范畴，这方面的成果暂不入于介绍之列。
一
有关音韵方面的研究。十年来，既有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某一历史阶段的音系，也有只研究某一类声纽或韵部的分合演变。赵诚先生探索过商代音系（注：赵诚：《商代音系探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郭锡良先生将商代甲骨金文中已为专家确释的1000多字置于周秦音系之中，进而考察它的分布特点，并上推殷商音系，构拟出声母19个、韵部29个（包括阴、阳、入三大类），每个韵部只能分开口、合口各二等，最多四个韵母，声调可能跟周秦时代相同。（注：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6 期。）陈代兴则把900余已识甲骨文纳入中古41声类和王力先生30 韵部的框架中，从而得出如此结论：殷商时代单声母17个，复声母10个，韵部5类15部，入声韵不独立，无后代平上去入四声之别。 （注：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结论与郭说略有出入。
八十年代初，余逎永曾有《两周金文音系考》之作（注：余乃永：《两周金文音系考》，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0年。）。郭锡良又据《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西周一栏新增金文录出672 字，审定它们在《诗经》音系中的地位，并同殷商甲骨金文的分布情况作对比，从而得出西周金文音系：声母27个；韵母系统已形成《诗经》音系的格局，开合各四等，各部的韵母数普遍多于殷商音系；声调系统应与《诗经》音系相同。（注：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赵诚专门论述了上古谐声现象与音系的关系，指出上古汉字往往在不同音系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谐声关系，而上古谐声字的形成与后代谐声字的形成在方式上并不一样，商代甲骨文就是先假借而后形成谐声关系的，从商代音系来看，商代甲骨文的假借和谐声是同音的。（注：赵诚：《上古谐声和音系》，《古汉语研究》1996年1期。）
有的学者利用古文字中的谐声材料以及出土文献中的韵文和通假字材料，对上古某些声纽或韵部作了更深入的探讨。陈初生运用甲金文材料与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充分论证了上古见系声母在发展中与端组、照二组声母的历史联系。（注：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古汉语研究》1989年1期。）
黄绮从“甲骨文的造字与谐声”、“金文的用词与押韵”等方面论证上古音“之”、“鱼”不分，“鱼”读入“之”。（注：黄绮：《之、鱼不分，鱼读入之》，《河北学刊》1992年2期。）段玉裁、 王念孙等乾嘉学者已注意到上古音幽、脂通转这一特殊的音转关系，惜无定谳，何琳仪从异文、异读、异体、谐声、分化、方言、译音、声训、互训、语助、合音、合韵等十二项加以验证，并初步地探讨幽、脂通转的变化规律和原因。（注：何琳仪：《幽脂通转举例》，《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何文使用的出土文献资料十分丰富。
于省吾先生尝以甲骨金文的原始音符为据，论证上古冬部不能独立而应并于东部。（注：于省吾：《释
、
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吉林大学学报》1962年1期。）曾宪通师发现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有一个由二“虫”重叠组成的原始音符“
”，既作冬韵字的音标，又作东韵字的音标，这一现象与王念孙东冬不分的主张正相吻合，且可为于说佐证。论文还以金文韵文材料说明，东冬合用自西周已然。（注：曾宪通：《从“”符之音读再论古韵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罗江文对金文韵文材料作数量统计，用得出的数据来检验音韵学家的各种古韵分合观点。（注：罗江文：《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古汉语研究》1996年3期。）结论颇有说服力。喻遂生指出， 过去的研究认为东阳合韵、之幽合韵、真耕合韵、真文合韵都是“楚音”的标志，但金文用韵的资料表明，这四组合韵出现的区域广，延续的时间长，不能作为“楚音”的标志。（注：喻遂生：《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西南师大学报》1993年2期。）
钱玄、罗福颐、周祖谟、赵诚、张儒、吴九龙、赵平安等先生都对简帛通假字各有阐述，（注：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3期。罗福颐：《临沂汉简通假字表》， 《古文字研究》第11辑，中华书局，1986年。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年。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2期。吴九龙：《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赵平安：《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4期。 ）时建国从银雀山汉简、长沙楚帛书的通假字验证了黄侃古音十九纽的可靠性，指出古声十九纽在秦汉之际的齐楚两大方言区仍然成立。（注：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西北师大学报》1993 年6期。）从文字学、音韵学的角度研究银雀山汉简通假字固然成绩不少，但也出现了种种疏失，陈伟武就此作了某些辨正（注：陈伟武：《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辨议》，《古汉语研究》1997年3期。）。
从音韵的角度研究出土文献的专著，有李玉的《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注：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该书收集秦汉简帛通假字6800多对，运用以几率统计为主的统计法，结合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和类型学拟测法，对秦汉时期的语音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
古汉语语法研究是最早应用出土文献材料的分支方向，十年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根据语法意义和语法地位将词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是语法学进步的标志之一。赵诚对甲骨文词类有过系统的研究，如对动词系列的探索，指出甲骨文时代的某些词，可以同时用作动词和名词，不像后代那样是所谓“本用”和“活用”的关系。（注：赵诚：《甲骨文动词探索——关于动词和名词》，《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土文献的虚词研究一直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既保持了传统小学的特色，又在材料上和方法上突破了传统小学的藩篱。张玉金专门讨论了卜辞中“暨”的用法（注：张玉金：《卜辞中“暨”的用法》，《中国语文》1990年1期。）。 詹鄞鑫认为过去人们对卜辞“率”的解释有误，应看作范围副词，表“悉”、“皆”、“全都”之类的意义。（注：詹鄞鑫：《释卜辞中的范围副词“率”》，《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6期。）裘锡圭补正于豪亮、李零、陈初生诸家之说， 读金文“引”为“矧”，训为“况”，又训为“亦”。（注：裘锡圭：《说金文“引”字的虚字用法》，《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张玉金认为甲骨卜辞中的“惠”和“唯”不是语气助词，应归属于语气副词，均对它们后面的词语起强调作用，而“惠”字一般强调主观意愿，“唯”字则强调客观事实，两者在语气上略有差别。（注：张玉金：《甲骨卜辞中语气词“唯”和“惠”的差异》，《辽宁师大学报》1985年6期； 《甲骨卜辞中“惠”和“唯”的研究》，《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 ）张书锋、张世超亦讨论过卜辞中“唯”、“惠”的用法（注：张书锋：《殷墟卜辞“惠”、“隹”用法比较》，《广西师大学报》1988年2 期。张世超：《论“是”、 “之”复指的宾语前置句》， 《古汉语研究》1994年3期。）。在另一篇论文里， 张玉金分类讨论了卜辞中表示一事为另一事时间背景的虚词惠、即、于、邲（必）、戠、由等（注：张玉金：《论卜辞中表示一事为另一事时间背景的虚词》，《古汉语研究》1990年1期。）。 季旭生将出土文献中“惠”的用法同《诗经》相证验，指出《诗经》中过去未得确诂的几个“惠”字作语气词用，可释为“真的”、“的确”。（注：季旭生：《从古文字谈〈诗经〉中几个特殊的“惠”字的解释》，《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玉金指出《诗经》、《尚书》中的虚词“诞”是由动词“延”字虚化而成，可溯源至甲金文的虚词“延”。（注：张玉金：《〈诗经〉、〈尚书〉中“诞”字的研究》，《古汉语研究》1994年3期。 ）赵诚对金文“隹·唯（虽·谁）”的用法作了细致分析，还归纳了金文“于”用作名词、动词、介词、连词和助词的条例。（注：赵诚：《金文的隹、唯（虽、谁）》，《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金文的“于”》，《语言研究》1996年2期。）王晖以大量金文资料与传世典籍合证， 指出“在”的两种罕见用法，一表“初始”义，一表“今”义。（注：王晖：《试释“在”的两种罕见用法——兼论表时空概念的“正反同辞”》，《古汉语研究》1989年2期。）赵长才认为， 上古汉语的“亦”有疑问副词的用法，这种用法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陈述句中表承上类同的“亦”（注：赵长才：《上古汉语“亦”的疑问副词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1998年1期。）。人们过去从传世古籍出发， 认为“毋”和“无”是同一个词的两种写法，日本学者大西克也对此提出质疑，首先全面描写了“毋”和“无”在秦汉出土文献中的用法，得出结论：分A、B两式， A式：动词用“无”，副词用“毋”；B式：不管动词或副词，都用“毋”；A式都是思想或历史方面的作品，B式都是科技、法律或行政方面的实用性著作；西汉以前“毋”与“无”语音不同，“毋”读入之部，“无”属于鱼部。然后再论述“毋”和“无”从商代甲骨文到汉简的演变。（注：大西克也：《论“毋”“无”》，《古汉语研究》 1989年3期。）何莫邪考察了马王堆帛书《老子》和秦简律文中“弗”字的用法（注：何莫邪：《马王堆汉墓〈老子〉手抄本和〈秦律〉残卷中的“弗”》，《古汉语研究》1992年4期。）。 张丽君以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结合传世医籍，考释了针灸量词“痏”和“壮”，认为“痏”之语义演化系列是由创口而针孔而穴位，再由针刺穴位引申为针刺的量词。“壮”用为灸法动量词则是由于借为“戕”，灸灼一次即伤体一次，故曰“壮（戕）”。（注：张丽君：《针灸量词“痏”、“壮”考释》，《古汉语研究》1993年1期。 ）张万起指出，量词“枚”产生于汉代初期，或者更早些，在汉代简牍中，量词“枚”的用法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有了泛用的趋势。（注：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1998年3期。）
前辈学者对上古汉语代词多有阐述，但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演进，成说不断地得以修正。郭锡良突破传统的观点，论证了先秦指示代词不是分为近指、远指两类，而是一个含有近指、远指、中指、泛指、无定等类别的更复杂的系统。（注：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载《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赵世举认为至少在殷商甲金文及《尚书》时代人称代词不存在所谓变格现象（注：赵世举：《〈尚书〉甲骨金文中人称代词的“格”问题》，《古汉语研究》1990年1期。）。喻遂生经过论证， 指出甲骨文人称代词“我”可用作单数。（注：喻遂生：《甲骨文“我”有单数说》，《古汉语研究》1996年2期。）洪波使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材料， 论证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意义上有谦敬功能的不同，“余（予）”是谦称形式，表谦卑义；“朕”是尊称形式，表尊崇义；“我”是通称形式，不具谦敬之义。（注：洪波：《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朕”的分别》，《语言研究》1996年1期。）唐钰明以数量统计为依据， 对代词“其”、“厥”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分布及消长作了细致的描写，认为“其”用作代词必在西周中晚期之后，商周书面语已存在文、白的差异。（注：唐钰明：《其、厥考辨》，《中国语文》1990年4期。）
陈梦家、赵诚、张振林都对语气词有所论述。传统上认为语气词具有表示多种语气的功能，郭锡良则提出语气词单功能的观点，并论证了常用语气词所表示的特定语气。（注：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1989年1期。）陈永正曾经专门研究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虚词，分作联结词和语气词两大类加以描写和分析。（注：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6年；《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赵长才对先秦28部古籍的语气词连用现象作了穷尽性调查统计，从而考察先秦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在所调查的28部古籍中，《孙膑兵法》、《战国纵横家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均属出土文献。（注：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中国语文》1995年1期。）
在赵诚的《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实词和虚词兼收并蓄（注：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则是第一部集中甲骨文虚词研究成果之作。（注：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1994年。）
出土文献用于句法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句式始终是人们研究的热门课题。甲骨文中的疑问句到底包括卜辞的哪些部分呢？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主张卜辞命辞是疑问句，近年来海外学者如吉德炜、舒莱、倪德卫、夏含夷、雷焕章、高
谦一等，则主张命辞不是或不全是问句，国内学者如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也认为卜辞中有些命辞不是问句（注：李学勤：《关于
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 辑，中华书局，1980年。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1期。）。陈炜湛、张玉金、唐钰明、 朱歧祥等学者坚持认为卜辞命辞是问句的传统观点。（注：陈炜湛：《关于甲骨文“印”、“执”二字的词义问题》，《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甲骨文“不”字说》，《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 《论殷虚卜辞命辞的性质》，载《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张玉金：《论殷墟卜辞中的语气问题》，《古汉语研究》1995年3期。唐钰明：《甲金文词义辨析两则》， 见注①④所引书。朱歧祥：《由“不”的特殊句例论卜辞命辞有属问句》，见同上书。）张玉金从语气上把甲骨文的句子分为疑问句、陈述句、感叹句和祈使句，指出这四种句子出现的频率不同，疑问句最常见，陈述句次之，而感叹句和祈使句都罕见。（注：张玉金：《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古汉语研究》1997年4期。）
唐钰明用甲骨文、金文、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合证，论述了古汉语中主动句与意念被动句的变换、意念被动句与被动式的变换、主动句与被动式的变换。（注：唐钰明：《古汉语被动式变换举例》，《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 ）“先秦汉语已有判断动词‘是’”的观点可否成立？唐钰明通过马王堆帛书、秦简同传世文献变换参证，指出上述观点可成定论。（注：唐钰明：《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中国语文》1991年5期。）
赵平安先后讨论了两种传世典籍罕见、而青铜器铭文习见的句式，一是“某作某器”的特殊兼语句式，一是“主语+之+谓语+器名”的句式。（注：赵平安：《论铭文中的一种特殊句型——“某作某器”句式的启示》，《古汉语研究》1991年4期； 《试论铭文中“主语+之+谓语+器名”的句式》，《古汉语研究》1994年2期。）
周锡
指出：在甲骨文里，使动用法还只限于动词，而在西周金文里则扩展到了形容词。（注：周锡：《汉语句法在周代的若干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1期。）甲骨文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为动用法、连动句、兼语句，以及两周金文中的被动式和使动式，都有其他学者讨论。（注：李曦：《古汉语中最早的使动意动用法》，《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董莲池、高云海：《甲骨文使动、为动用法举例》，《古汉语研究》1991年3期。郑继娥：《甲骨文中的连动句和兼语句》，《古汉语研究》1996年2期。周清海：《两周金文里的被动式和使动式》，《中国语文》1992年6期。 ）陈昭容对甲骨文被动式研究的诸家学说加以检验，只承认甲骨文中存在“于”字式被动句，认为被动句式在甲骨文时期仍属于发轫阶段，而“见”字式、“为”字式被动句在卜辞中是不存在的。（注：陈昭容：《关于“甲骨文被动式”研究的检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张玉金将甲骨文“宾”字句分为十种类型，剖析其句法意义。（注：张玉金：《论宾字句的句法结构》，《古汉语研究》1993年2期。 ）陈年福分析卜辞“御”字句型（注：陈年福：《卜辞“御”字句型试析》，《古汉语研究》1996年2期。）。 张显成从简帛文献考察古汉语使成式形成的过程（注：张显成：《从简帛文献看使成式的形成》，《古汉语研究》1994年1期。）。
一般语法史学者讨论古汉语动量表示法，只论及“数+动”式，未及“动+数”式，唐钰明将后式上溯至西周金文，并通过论证得出结论：先秦动量表示法以“数+动”式为主，但从西周金文开始已有“动+数”式的萌芽；秦汉以后，“动+数”式越来越占优势，至两汉终于出现了“动+数+量”式。（注：唐钰明：《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古汉语研究》1990年1期。 ）胡长青重新探讨了先秦分数表示法及其发展（注：胡长青：《先秦分数表示法及其发展》， 《古汉语研究》 1996年3期。）。
陈初生认为甲骨刻辞中某些祭祀义动词有表事、表人、表物三个宾语，揭示了甲骨文中三宾语句的存在，同时考察了这种句式消亡的轨迹。（注：陈初生：《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中国语文》1991年2期。）
唐钰明确认甲骨文宾语前置的方式是“唯宾动”式，否定了“甲骨文的宾语可以自由前置”的流行看法，指出“宾是动”是“唯宾是动”蜕变的中介环节，三者属于不同层次的历史变体。（注：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3期。 ）“主之谓”结构是先秦汉语中最显著的语法特点之一，大西克也对出土文献进行调查，构拟了上古时期“主之谓”结构演变的全过程，特别指出主谓式宾语不插“之”在西周时已经很普遍，所谓“主之谓”结构的衰落并不是西汉开始的，先有“主谓”，后有“主之谓”。战国时期六国地区普遍使用“主之谓”，周秦地区就不用，这是因为前者接受这种变化而后者未受其影响。（注：大西克也：《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主之谓”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年。）
姜宝昌综述了殷墟甲骨刻辞的句法特点，概括讨论了基本句式、语序、补语与宾语、使动与意动等方面。（注：姜宝昌：《殷墟甲骨刻辞句法研究》，《殷都学刊》1990年3期。 ）郭锡良则对上古汉语各种不同句式及非常规词序作了分类叙述，带有总结性的意义。（注：郭锡良：《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古汉语研究》1994年增刊。）
沈培专门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语序，除了有单篇论文，还有专书行世。（注：沈培：《殷墟甲骨卜辞介词结构语序研究》，载《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孟蓬生探讨了上古汉语大名冠小名的语序问题，认为甲骨文中采用小名冠大名语序的主要是方名和一些地名，采用大名冠小名语序的主要有人名等。（注：孟蓬生：《上古汉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中国语文》1993年4期。）
赵平安讨论了两周金文中的后置定语问题，指出金文中的后置定语数量多，类型丰富，包括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介词词组、数量词及其词组等，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注：赵平安：《两周金文中的后置定语》，《古汉语研究》1990年2期。）
出土文献专书语法研究也有相应的成果。王鍈、冯春田对睡虎地秦简语法特点有过一系列的论述（注：王鍈：《云梦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语言研究》1982年1期。冯春田：《关于秦墓竹简中有无“补充式”以及“疑问句疑问代词宾语的位置问题”》，《语言研究》1983年1期；《〈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 《中国语文》1984年4期；《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分析》， 《语言研究》1986年1期；《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札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十八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高一勇也分析了秦简《法律答问》中各种问句的类别（注：高一勇：《秦简“法律答问”问句类别》，《古汉语研究》1993年1期。）。大西克也通过描写《五十二病方》的若干语法现象来评价它在汉语语法史上的地位，指出其中的使令句特点极其突出，不用“使”字，是历史上最早专用“令”字的资料；其中的补语句一般不用介词。（注：大西克也：《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的语法特点》，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张丽君把《五十二病方》的物量词概括为四类加以论述。（注：张丽君：《〈五十二病方〉物量词举隅》，《古汉语研究》1998年1期。）徐莉莉取材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肆）》， 考察了十一种帛书和四种简书中的称数法。（注：徐莉莉：《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见称数法考察》，《古汉语研究》1997年1期。）
郭锡良全面论述了先秦汉语构词法从殷商时代到战国时代的历史变化（注：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年。）。
三
出土文献用于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零碎。有探讨某类专门词语的，也有论述某种词汇现象的，还有考释出土文献中的个别词语的。
李仲操集中讨论了两周金文中的妇女称谓，先分为间接称谓和直接称谓两大类加以描写，再进而提出区别妇女称谓的方法。（注：李仲操：《两周金文中的妇女称谓》，《古文字研究》第18 辑， 中华书局，1992年。）陈公柔汇释西周金文中“讼”、“告”、“许”、“即”、“讯”、“封”等八组诉讼词语（注：陈公柔：《西周金文诉讼辞语释例》，见注①④所引书。）。刘信芳考释了包山楚简关于户籍管理、司法程序及刑法、经济管理法规等三类司法术语凡29则（注：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曾宪通师考释了包山楚简中“易岁”、“以其古敚之”、“攻解”、“速疽”等七组卜筮词语（注：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孔仲温也有系列论文考释楚简的卜筮祭祷词语（注：孔仲温：《望山卜筮祭祷简文字初释》，《第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1996年；《再释望山卜筮祭祷简文字——兼论其相关问题》，台湾彰化师大，1997年；《望山卜筮祭祷简“
、
”二字考释》，《训诂论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楚简中有关祭祷的几个字词试释》，见注①④所引书。）。曾师以齐玺文等出土资料同传世典籍印证，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秦晋称为“盟誓”，东方齐鲁则多称作“誓盟”。（注：曾宪通：《论齐国“誓盟之玺”及其相关问题》，《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唐钰明将“眼”、“船”、“猪”、“狗”等口语词的词源追溯至上古汉语，如为了说明“猪”这个词早在先秦就活跃于口语中，作者以《左传》、《墨子》、《荀子》等典籍同天星观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出土文献相参证。（注：唐钰明：《上古口语溯源》，《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2期。 ）赵平安考察了青铜器铭文中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相关替代”现象、“同义连用”现象、“连类相及”现象。指出“偏义复词”之说不科学。（注：赵平安：《铭文中值得注意的几种用词现象》，《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 ）陈伟武以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为依据，探讨了先秦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及其偏义现象，分析了甲骨文反义词的分布规律及形式标志。（注：陈伟武：《论先秦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及其偏义现象》，《古汉语研究》 1989年1期；《甲骨文反义词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
考释个别词语的论文甚多，下面所举主要偏重于词义考释。如：张玉金认为甲骨卜辞中“至日”指到某个日子，不是“日至”；“即日”指就在某个日子，“戠日”从裘锡圭先生读为“待日”，指等到某个日子。（注：张玉金：《说卜辞中的“至日”、“即日”、“戠日”》，《古汉语研究》1991年4期。）甲骨文的“易日”， 郭沫若读作“晹日”，孙海波释为变天，认为指天气由好变坏，陈年福补证孙说，否定郭说。（注：陈年福：《甲骨文“易日”为“变天”说补正》，《古汉语研究》1995年2期。）
自本世纪初以还，王国维等学者就金文常用词“初吉”的涵义反复论证，讫无定说。张永山对含有“初吉”一词的250 篇春秋战国青铜器铭文作了研究，得出结论：“初吉”不是月相名词，既不能固定为一月之始的朔日，也不能看作是初一至七、八日的时段，而是初一至初十当中的某些干支日，有人称为“初干吉日”是有道理的。（注：张永山：《金文“初吉”新考（之一）——东周金文“初吉”整理研究》，见注①④所引书。）赵诚对金文中“攸”、“肇”、“整”、“攼”、“效”等15个疑难词语的语义作了辨析（注：赵诚：《金文词义探索（一）》，见注①④所引书。），还将金文“友”的用法分析为20项（注：赵诚：《金文的“友”》，《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吴振武根据词义同步引申的原理，指出“攻”有“攻伐”义，又有“攻治”义，故“伐”有“攻伐”义，亦有“攻治”义，战国赵铍铭文“伐器”犹他铭言“造器”、“冶器”，“伐”正作“攻治”解。（注：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训诂论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曾宪通师认为，江陵望山楚简代月名“
月”，包山楚简作“月”，实即“焌月”，同于秦简“爨月”，指楚历十一月；长沙五里牌楚简“长
”与包山简“相
”相当，指椁室尾部的脚箱。（注：曾宪通：《楚文字释丛（五则）》，《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裘锡圭读睡虎地秦简“骚马”为“搔马”，释“游士”为“外来的、没有固定户籍的人士”、训“稍”为“逐渐”等，纠正了原来整理小组的误注。（注：裘锡圭：《读简帛文字资料札记》，《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刘乐贤对睡虎地秦简日书有过通盘的研究，对整理小组的注释，或改正讹误，或补充证据，或增加新注，如谓“小夫”义近于“匹夫”、释“诘咎”为禁灾、谓不开花结果之棘为“牡棘”、读“今鬼”为阴鬼、以“水亡伤”为水神“罔象”等等，（注：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注释商榷》，《文物》1994年10期。）均能中肯綮，得精义。刘钊读睡虎地秦简“濆”为“坌（坋）”，谓“濆以灰”、“以黄土濆之”即“蒙盖或撒上灰”之意，释“久故”为“旧故”，读“离散”为“篱栅”，读“宽俗”为“宽裕”，以“
黑”为“黩黑”等，（注：刘钊：《谈睡虎地秦简中的“濆”》，《古汉语研究》1995年3期。 ）都可信从。黄文杰指出睡虎地秦简“
相易也”意为把髹黑色漆和髹黑色漆和髹红色漆的先后次序搞错了（注：黄文杰：《秦系简牍文字译释商榷（三则）》，《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 3期。），而前此对“”字的释形考义都搞错了。陈伟武对睡虎地秦简“间令下者”、“兴徒以斩垣离散”、“乏徭”、“徼人妇女”、“始杀”、“祠常行道右”等词语的训释也有所订正（注：陈伟武：《睡虎地秦简核诂》，《中国语文》1998年2期。）。
何九盈以甲骨文“入日”证《山海经》“入日”，纠正误释误译，指出“入日”就是“日入”，谓语在前，主语在后。（注：何九盈：《词义琐谈》，《古汉语研究》1988年1期。）张世超以云梦秦间、 侯马盟书与《左传》合证，谓“有渝此盟”为盟辞，“有如……”为誓辞术语，而汉代“渝”读归鱼部，与“如”音极近，故汉人误合为“有如此盟”。（注：张世超：《也释“有如”》，《古汉语研究》1991年3 期。）张标调查了《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尸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和《睡虎地秦墓竹简》八种古籍，得出如此结论：在汉以前，除了屦用作屦外，以履为屦的现象早已产生并颇为流行，而且使用频度略高于以屦为屦。（注：张标：《屦、履考》，《中国语文》1989年5期。）廖名春考释马王堆帛书导引图题记， 读“
欮”为俛屈，属同义复词，指一种屈身俯地的练功招式。（注：廖名春：《帛书导引图题记“欮”考》，《古汉语研究》1994年2期。）“熊经”一词既见于《庄子》等传世文献， 又见于马王堆帛书导引图题记。历代注家释“熊经”歧说纷纭，何九盈指出“经”或作“径”或作“
”，当作“直立”解，“熊经”就是像熊那样直立，为导引术的一种招式。（注：何九盈：《词义质疑》，《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吴辛丑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异文校通行本，解决了“突如”、“臣”、“燕”、“斯”和“衢”的训诂问题。（注：吴辛丑：《〈周易〉语词小札（五则）》，《古汉语研究》1992年1期。）
张显成的《简帛药名研究》，集释简帛医籍药名共717个， 是出土文献专类词汇研究的专书。（注：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
出土文献中词语的考释往往与文字考释纠缠在一起，一时难以厘清，这方面的成果只好暂且割爱。
四
十年来，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研究古汉语，成绩斐然，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变换方法解决汉语史疑难问题的论文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理论研究薄弱的弊端依然无大改观，对出土文献语言诸方面的研究很不平衡，语法研究最有成效，音韵研究次之，词汇研究最为薄弱，漫无统系，疑难问题俯拾即是，词语考释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使用出土文献资料还不时出现技术性疏失。例如：
一篇讨论汉语结果补语式起源的论文，全文仅有“《甲》3479”“往田，不来归”一例，引书简称亦未注明。（注：宋绍年：《汉语结果补语式的起源再探讨》，《古汉语研究》1994年2期。）另一篇论文写道：“甲骨文中已开始出现不用‘又’的数目词组，如《小盂鼎》的‘万三千八十一人’。这种用法汉代已趋于定型。”（注：钱宗武：《〈史记〉引〈书〉虚词修辞》，《古汉语研究》1989年4期。 ）甲骨文与金文的差别都弄不清。《武威汉代医简》木牍88甲牍《治妇人膏药方》“朌膊”，原注谓“难以确释”，张丽君以为“朌”当读作“肪”，属双声通假字，“肪膊”义为猪肉脂肪。（注：张丽君：《朌膊考释》，《古汉语研究》1995年1期。）其实， 仅凭双声即断为通假，未免草率。《汉语大词典》释“四节”为“兽类四肢的关节”，张显成以为“四节”也是一个中医术语，属于人体部位名，指“人的四肢关节”，举张家山汉简《脉书》为证：“身寒热，渴，四节痛，为疟。”（注：张显成：《从中医文献看传统训释——兼谈中医文献的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3期。）所说近是，但未准确， 仍拘泥于“节”的关节义而训释。其实，“四节”犹言“四支（肢）”、“四体”、“四梢”，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盈四年，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其状类益，少麋，墨，四支不用。”张万起认为量词“枚”在汉代简牍中有了泛用趋势，这是对的，作为传世文献的《说文》可为之补证：“梃，一枚也。”“梃”、“枚”都指条状器物的单位，而“隻，隹二枚也”则以“枚”指称有生命的东西。如何在古汉语研究中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改善的。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武也小人，出身农家，自认老土，喜爱出土文献有年，连带爱及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于是写了这篇小文。只是孤陋寡闻，概述十年来有关成就肯定挂漏多多，补苴罅漏，唯有留待异日了。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出土文献，许多语言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此。出土文献的刻铸或抄录年代往往离其著作年代较近，而且少经历代辗转移录窜乱，面貌远比传世文献真确。因此，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汉语在材料使用上是占了先机的。十年来，《古汉语研究》十分重视刊用这方面的成果，对古汉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去年冬，曾宪通师赴会长沙，《古汉语研究》新老主编李维琦、蒋冀骋两位先生盛情相待，畅叙间，曾师建议开辟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专栏，使刊物原有的优点凸现、特色更加亮丽夺目。出土文献中多有古字难字僻字，刊载有关论文，人们往往视为畏途，《古汉语研究》杂志却知难而上，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对历任编辑的感佩之情油然而生。衷心祝愿《古汉语研究》的事业蒸蒸日上，并能继续支持出土文献语言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标签：甲骨文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中国语文论文; 语言研究论文; 古汉语论文; 古文字研究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文物论文; 诗经论文; 考古论文; 金文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通假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