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沛[1]2000年在《国企预算约束与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表明作者认为将产权制度与预算约束模式结合起来分析，是理解国企问题的内在原因和外部表现的关键。现实中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在于产权制度紊乱，二者具有合乎逻辑的一致性。根据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历史及其创新的一般过程，国企改革须在国企分类基础上，以产权交易为突破口，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达到预算约束的硬化，从而最终建立起符合企业性质和市场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刘明越[2]2013年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陈俊龙[3]2013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软预算约束，首先是由Kornai提出的。随着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软预算约束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经济范围，成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经济学概念，与多种经济理论联系密切，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极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纷纷跨出国门，开始利用“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海外投资日益成为中国国有企业跨国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涉及范围日益扩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充分显示了国有企业的显著成长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过度投资、投资决策不科学、巨额亏损等等，而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软预算约束。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找出其产生的根源、效用及解决对策，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与国际竞争力；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实现保值增值；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革进程。本文研究的是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其次是文献综述，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及理论基础。再次，对于研究思路及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首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特点进行研究。随后，本章以D-M模型作为一般条件下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基本模型，然后逐步引入了开放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贸易壁垒、汇率，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产权不清、委托代理、高交易成本、政策性负担）及心理因素，不断丰富基本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第三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历程与现状。该章主要是为后面章节的分析提供历史与现实分析基础。首先，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分为了若干阶段：初步发展时期（1979-1985年）、稳步发展期（1986-1991年）、波动发展阶段（1992-2001年）、入世后的发展阶段（2002至今），对各阶段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状况及特点进行了概述。然后，从海外投资绩效、国际影响力、海外投资领域及方式分析等四个方面剖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第四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软预算约束。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与海外投资风险高、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创新、国有资产流失等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软预算约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要想切实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就必须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五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合理性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是市场失灵的必然。其次，本章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良性结果，包括加快转型，保护国家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安全，特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等。最后，对何为适度的软预算约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第六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治理对策。本章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了相关治理对策。对于适度的软预算约束，指出应当通过构建高效的财税政策体系，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三个方面来保持或实现适度的软预算约束。对于恶性的软预算约束，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推动跨国国有企业重组，培育跨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等市场与非市场政策来治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对本文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得出了若干结论，包括软预算约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及解释力，可以用于研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软预算约束实质上是外部性问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存在着诸多体制性矛盾；软预算约束具有双重效应；要制定区别对待，分类治理的治理对策。本文从软预算约束视角剖析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软预算约束，并进行了实践创新，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由于作者本身能力有限，对于软预算约束本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些绝对化，扩大了其外延，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论证。此外，由于统计口径、保密及本人收集能力的原因，本文难以收集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相关信息，例如海外投资净利润、海外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等等，无法准确地描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及其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状况，更多地是从中国企业的总体情况去推断，也就难以对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再者，本文在运用各种已有理论的过程中，受限于作者的认知能力，可能会对一些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影响到论点的严谨性。这些都是本文存在的不足，构成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蓝定香[4]2009年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文中指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李艳[5]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著,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曹雪松[6]2009年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及目标模式探索》文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中坚支柱,不仅覆盖范围广阔,而且对国家和经济的影响深度也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迅速建立起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等弊端也日益暴露了出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等方式来希望搞活国有企业,但这些办法都没有找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直到我国有了新的理论创新,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企业改革才开始步入正轨并逐步发展壮大。但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显露出了其众多问题,既有传统体制的历史束缚,又有新时期的新问题。历史的选择决定了今天的选择,因此,结合特定历史背景和生产力发展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训和经验必定将对此后国企改革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详细考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时期中我国国有企业各个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对发展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分析和思考,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对国有企业与我国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进行了总结。
李福成[7]2011年在《新型国有企业定位与效率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中坚支柱,同时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不仅覆盖范围广,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类型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搞活国有企业,但始终没有找到国有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直到我国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才逐渐步入正轨。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包括新时期的新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结合历史背景与生产力水平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才能得出经验教训并对以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新型国有企业重新定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继续推进与深化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前入研究基础上,本文侧重于分析新型国有企业的定位及效率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如下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哪些问题?新型国有企业面临着什么样的角色困境以及如何对新型国有企业进行准确定位?在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讨论了新型国有企业的绩效及行业布局,以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新型国有企业应该如何创新,从而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不断完善新型国有企业。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提出本文的论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进行了分析,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认识到转型时期新型国有企业面临着严峻形势与挑战。同时,提出了本论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的框架与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对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分别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流派之争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分析其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最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历程进行评述,发现目前国有企业还存在诸多问题,弥补这些理论与实践中的不足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第三章在对新型国有企业进行定位的过程中,首先分析了新型国有企业的界定及角色,在对新型国有企业进行角色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有企业具有的两重属性,即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作为一般企业,要评价其经济效益的高低,是否亏损,是否具有竞争力；作为特殊企业,要评价其是否体现国家意志,是否实现了公共福利。最后从功能、规模以及政策三方面来认识与把握新型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第四章首先对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进行了理论回顾,认识到效率争议的三种理论,即国有企业绩优论、绩差论和产权中性论。同时,通过对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与否,不仅要从微观经济层面考察,同时也要注重宏观经济层面。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各项制度安排的战略意图。只有在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注重社会利益,才能使改革有序、顺利地进行。第五章在对新型国有企业行业布局的讨论中,首先对国有企业行业布局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在探讨布局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影响国有企业进退的内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有企业进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路径、领域、策略三方面对新型国有企业的进退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在对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分析中,主要是以新型国有企业为对象,对改革的方式、公司治理、政企关系以及新型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本章提出了新型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应构建横、纵向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建立资本预算制度以及国有企业授权经营制度。
吉富星[8]2014年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权即“财产权”,兼具经济学及法学涵义。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产权改革、国企产权改革等多个领域成绩斐然,但是,快速发展的背后也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矛盾。从整体上看,公共产权依然是当前产权改革的难点和重心,其改革仍处于“半拉子”工程状态,引致了效率低下、贫富差距、寻租腐败、阶层固化等诸多问题。公有制应有的权益、经济效率、公平性并未真正得到体现,造成了“跛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悬置”。其中,“公有制悬置”是一个深层基础性问题,即公有制存在于上层建筑,但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而悬在半空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产权制度的残缺,未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起点与西方国家不同,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本文旨在以公共产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与法律、历史与逻辑、现实和理论等多个层面,探索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产权改革深化路径这一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命题。通过研究,以期使公有制很好地与市场经济相容、发挥其经济效率,又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完善公共产权制度与财政预算体系。在行文上,全文内容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界定了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分析了国内外产权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思路与内容。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困境,框架式描述了当前各种现实问题、弊端和深层负面影响,以及产权理论固化与滞后问题。第三章是基于法律、社会、经济视角的现有理论分析,系统梳理和评述了两大财产法系、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西方产权理论。对比分析认为,法律与经济互相影响,产权理论各有利弊。其中,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狭隘的产权观局限,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属于“归属+权能”的所有权模式,同样具有局限性,各个理论都应在新形势下互相借鉴发展。第四章基于历史发展脉络,研究了法学层面财产制度变迁、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产权演进、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产权改革历程,总结了产权演进的趋势,公私所有制产权及其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规律,以及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与困境。据此,提出了产权结构化定义,从风险或收益度的动力机制看,产权结构化具有必然性,公私所有制都面临着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第五章系统分析了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提出了金融化趋势下的产权结构化SCP耦合范式(Structuring-Conduct-Performance),以及总体思路、路径和方式。第六章阐释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面临的特殊性及难点,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公共产权改革的框架,形成了体制保障、机制构建、公共产权结构化等方面系统思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整合新建独立的公共产权预算体系。第七章则结合以上理论,针对我国公共产权改革的重点领域,如农村土地、自然资源、国企改革三个热点领域,简要回顾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研究需改进的地方进行了阐述。本文逻辑分析是循着“所有制——所有权——产权”的线索,从法律、经济、社会、历史等多个视角展开,整体上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基于产权的“权利”本质、“契约”特性和“收益”核心,动态化构建了产权结构化理论,进而依托此理论来研究公共产权改革。突破了以往的公有制产权改革过程中线性、静态、平面思维,提出了动态的、立体的产权结构化。值得注意的是,“产权结构决定组织效率”这一线性决定论是静态的、片面的,本文提出了动态的、交互的产权结构化SCP耦合范式。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产权不完备性或残缺性、效率不确定性增大,最优产权结构是动态博弈下的暂时均衡,存在状态依存性,必须注重相机治理机制安排。产权结构化应关注无体物产权客体,重视产权或权利的平等性、可交易性、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产权制度都在不断调整。应全面认识公有制,动态化把握公共产权,实际上,公共产权涵盖国有企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自然资源等各类公有制基础上的所有权或资产,及其衍生的各类经济权利。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托于公共产权结构化改革,落脚于公共产权制度构建。公共产权改革应以“兼容市场经济、降低公共风险、有助于共同富裕”为方向,加大产权结构化改革力度,配以适宜的相机治理机制安排,有效衔接公共财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公共产权制度应进一步完善三大机制构建,即“全面覆盖、权责分明的管理机制,平等竞争、激励兼容的市场机制,公平分享、和谐共富的预算及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整合建立独立的公共产权预算体系,形成公开、透明、规范、完整、协调的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
马涛[9]200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制度演化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都领先国内其他地区。但自从我国经济转轨开始之后,由于体制和结构等原因,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日益凸现,自身经济也陷入相对停滞时期。从转轨内在结构角度看,东北地区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结构、国有企业改革和文化观念三个部分上,不仅致使其经济发展由盛转衰,而且造成了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求必须对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内在机理做出科学分析,促进合理有效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不断推进东北地区经济的顺利转轨。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深入挖掘制度演化理论、经济转轨理论以及东北地区转轨政策的合理成分,并且将论文的研究深植于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相对滞后的现状及其原因之中,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了经济转轨内在机理的制度演化一般性分析框架及其针对东北地区转轨机理的理论命题,完整研究了东北地区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约束机理、东北地区市场结构演化机理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演化机理。这样,使本文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同时,在实践中也能够发挥重大的现实作用。本文坚持系统分析和均衡分析的分析方法,创建了“主体行为—交易—制度结构—经济绩效—反馈”的分析框架,构建了“问题提出—基本理论分析—现状研究—理论命题—对策研究”的转轨机理研究路径,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数学模型和演化博弈制度分析等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东北地区经济转轨内在机理的理论和途径。本文首先进行基本理论分析,它的作用在于为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制度演化机理研究搭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经济转轨和制度演化的基本概念和概念关系界定开始,逐步分析它的行为主体构成、系统边界、结构层次、主要内容及过程,为构建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平台。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又进行了现状研究,即对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现状进行分析,对既有的解决东北地区经济转轨问题的方法与理论进行评价,并对将导致其转轨问题的原因转化为相应的制度演化理论命题,以便从理论层面上进行论证分析。然后,对三个理论命题顺次进行了讨论和验证。在对东北地区经济转轨
潘奇[10]2004年在《美、日企业产权制度比较及我国国资所有者人格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六大尤其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企出资人制度的提出,国企改革开始朝纵深发展并已进入攻坚阶段。探寻出资人制度体系所依赖的逻辑支撑及可行的操作方式,以营建富于我国特色国资监管体系,是当前迫切需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立足于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创造性地从权益契约对等的角度阐释了现代企业架构,并以此为全文展开基调,对比分析了美、日公司制企业产权在权益对等内在要求上的制度安排,从宏观、微观两个界面较深入的探讨了我国国企攻坚中国资所有者人格化命题硬核突破的路径所在。最后,通过对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例的剖析佐证了文中部分观点。 我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在于建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对等约束,并就此为国资所有者人格化突破点,勾勒责权利落实到人的国资监管体系,不但还原了国有资本经济学概念本质要求的固有的“命中注定”式的营利职能,还为我国国资共有条件下所有者含义上产权关系的特定角色的思维逻辑与行为规范的重塑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 国企预算约束与企业产权制度创新[D]. 杜金沛. 贵州师范大学. 2000
[2].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
[3].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D]. 陈俊龙. 吉林大学. 2013
[4]. 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6].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及目标模式探索[D]. 曹雪松. 吉林大学. 2009
[7]. 新型国有企业定位与效率问题研究[D]. 李福成.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D]. 吉富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9]. 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制度演化机理研究[D]. 马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
[10]. 美、日企业产权制度比较及我国国资所有者人格化研究[D]. 潘奇. 浙江工业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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