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苏联文学与苏联解体——读《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札记论文,文学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书札记
苏联文学，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治局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经历了苏联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动荡，经历了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大变化。同样，苏联文学，随着苏联国家的解体，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不再存在。
张捷同志的《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次系统地向我们展示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界在苏联国家剧变过程中的很不寻常的景象，突出地反映出苏联文学和文学界的大动荡大变化与苏联政治和社会的变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本书，是张捷同志在从事多年的苏联文学研究基础上，尤其是对1985年以来的苏联文学进行跟踪研究，并到苏联进行实地考察，积累了足够的材料以后而完成的苏联文学阶段史研究专著。
作者在“引言”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几年苏联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与政治斗争结合得非常紧密。因此，尽管本书作者主观上希望尽可能少谈政治，专讲文学本身，但是看来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样做，不符合这几年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本书作者有意要多讲那些被有些人认为属于文学‘外部规律’的东西，而是迫不得已”（《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第1页。下文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
“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影响着整个苏联社会
随着1985年“改革”开始，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了从政治体制入手的“改革战略”和“新思维”，实行所谓的“民主化”。在1986年苏共27大的报告中，他强调“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又说“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在1987年年底他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并在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公开性要求对内改革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舆论多元化”，要“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此后在回答西德《明镜》周刊编辑部问题时，他继而提出批评无禁区的主张，为最后搞垮苏联制造了舆论基础。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苏联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立主义和右翼反共势力纷纷破门而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苏联社会，开始陷入了危机和动荡之中。苏联的宣传媒体在舆论上形成一边倒的趋势，谁攻击漫骂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谁就是“改革派”，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谁就是僵化“保守派”。右翼的激进派利用“公开性”和“民主化”，一方面连篇累牍地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猛烈地攻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自由化的所谓“保守派”。右派势力作为一股破坏力量，控制着整个意识形态的导向，实行舆论的“独裁统治”。于是，在苏联的宣传媒体上，充斥着否定苏联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列宁、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形成一股反苏反共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气候影响下，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一些意志薄弱者则渐渐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文学家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程中，逐渐变成为“政治活动家”，成为社会上一种有影响的势力。在这些人中，有的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有的则怀念俄罗斯传统，与社会上的反共势力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同声应和。因此，苏联文学界不仅出现各派力量的重新分化和组合，而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学创作受到这种政治气候的严重干扰和冲击，过去得到公认的成就遭到怀疑和否定，过去被批评的作品则奉为文学的真正代表，许多文学杂志成为反苏反共的舆论阵地。文学论争超出文学范围，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来，“公开性”、“民主性”和“多元化”推动着右翼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公开打出否定社会主义的旗号。一时间，公开反对列宁和公开否定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笼。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十月》1989年第6期发表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这是“苏联第一次对列宁主义和政治家列宁个人的公开批判”（第35页）。小说大讲列宁性格的两重性，认为列宁的胜利是“为不自由服务的”，“列宁的悲剧不仅是俄国的悲剧，它成了世界的悲剧”（第36页）。在作者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隐蔽的奴隶制度”，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先导。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继在自由派控制的刊物《新世界》（1989年第8期到11期）上发表，作品公开指责列宁，把列宁说成是包括设立劳改营在内的一切镇压措施的始作俑者。众此以后，文学界以攻击列宁为时髦。
1991年“八·一九事件”，推动着文学界各派力量从打笔战进入到政治上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文学界各派的斗争反映着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斗争，核心必然是政权问题。在“八·一九事件”中，紧急状态委员会努力争取社会主义阵地。但右翼的反对力量也利用强大的舆论声势，竭力煽动群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苏联文学界的各派，在事件中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自由派的诗人叶夫图申科以朗诵诗《八月十九日》和讲话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与此对立的传统派的作家普罗哈诺夫则认为，事件“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自由派的喉舌《文学报》采取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在事变的第二天分别排出亚纳耶夫的命令和叶利钦的命令的两个清样，看哪一方取得胜利就刊登哪一方的命令。在事件后，苏联作协书记处的一些人夺取了掌握在传统派手里的领导权，免除了现任的组织书记利洛夫和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并要求包括邦达列夫、拉斯普京在内的几位书记和理事辞职。叶夫图申科“决定由他自己领导书记处”，并且向莫斯科市市长控告俄罗斯联邦作协，要警察当局查封该机关。而俄罗斯联邦作协的领导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抵制，于是形成了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苏联作协已失去原有的意义，但在作家当中，一些人仍继续着一场争夺作协财产及所属基金会的斗争。
从戈尔巴乔夫打出所谓“改革”的旗号，提出“公开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到苏联最终解体，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界，在短短的七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张捷同志的专著，使我们比较全面地看清了在这种剧烈的变化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现象及其之间联系的主线。当然，它的意义，却又不仅仅如此。
文学界的论争是社会思潮的反映
“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促使了苏联文学界各派力量的分化和组合。苏联文学界的论争是苏联社会思潮的反映。
论争主要在传统派、正统派和激进的自由派之间展开。其中，正统派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自由派否定社会主义文学方向，曾自称或被称作为激进派、改革派，自由派、民主派、西方派。三派开始形成于50年代。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给苏联文学界带来思想上巨大的混乱。一些转向的老作家和被称为“20大庞儿”的新作家组成了自由派，他们“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全部过去的历史”（叶夫图申科语），形成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的浪潮。与自由派针锋相对，以柯切托夫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作家，即正统派，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就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自由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进入60年代末，某些知识分子对苏联历史和50年代的政治动荡进行所谓的“反思”，他们既怀疑十月革命后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又感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强大，俄罗斯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于是掀起了一股复古浪潮。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派。传统派的观点，既为正统派也为自由派反对。
1986年6月，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在会议前夕，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要求作家为“改革”大造舆论，这就为大会确定了基本调子。在会上，正统派及担任作协领导的作家和评论家，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击。迫于当时的政治与舆论的压力，正统派内部发生了变化，有的人沉默，有的人靠向自由派，还有不少的人企图寻求传统派的支持。传统派则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下，企图与正统派联盟，组成能够与自由派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并不完全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与自由派的论争往往超出文学范围，包含比较浓厚的政治争彩。传统派与自由派的争论，问题主要是：怎样认识“改革”后文学界的形势，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如何估计七十年来的苏联文学以及如何评价作家作品，等等。自由派打着所谓的“改革”旗号，贬低过去苏联文学的成就，否定苏联文学的基本原则，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倾向。他们大肆鼓吹“改革”后的苏联文学“成就”，极力推崇西方文化。传统派和正统派认为这是自由派向“进步力量”的进逼。顺季克指出，当时文学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与苏共20大后发生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在社会上出现的公开攻击列宁、公开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苏联国内的局势更加复杂。同样，苏联文学界三派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分化和组合，情况也更为复杂。
最为突出的是，在怎样看待革命领袖列宁的问题上，自由派与传统派由原来的势不两立转向一致，都把十月革命描绘成为一次夺权的阴谋活动，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描绘成一场给人民带来“众多灾难”的“痛苦的试验”；都热衷于暴露苏联社会的黑暗面，美化过去曾被否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事物。自1989年年中始，自由派继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之后，大量发表反对马列主义、否定十月革命的言论。传统派的某些人也出来反对列宁，最突出的人物是索洛乌欣。他在《读列札记》、《在光天化日之下》等文章著作中肆无忌惮地否定十月革命攻击列宁。传统派与自由派尽管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看法，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却达到惊人的一致。
如果再深究下去，人们又不难发现，在对待马列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上，自由派是从崇尚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角度进行反对和否定的，而传统派则是从反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回归到旧俄罗斯的老路上去这个角度进行反对和否定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殊路同归，共同归于反动。
关于如何看待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问题，长期以来，在苏联文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末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在“改革”后，传统派强烈地感到西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受到猛烈的冲击，因此，他们在警告人们文化面临毁灭的危险的同时，提出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弘扬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的口号。作家拉斯普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俄联邦作协理事会书记处梁赞会议的报告中认为，“文化的民族所有制不能废除”，文化必须要有根基，在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应为我们所利用（第95页）。评论家洛巴诺夫认为，“文化永远都是民族的文化，它在吸收其他民族的珍品的同时，并不失去其独特性。”（第96页）但传统派的一些人在颂扬爱国主义的同时，往往又把它同国际主义对立起来。诗人库尼亚耶夫在《为了大地上的生活》一文中就这样讲，“在故土的根基上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要比国际主义精神更为理想（第91页）。与传统派不同，自由派则是轻视民族传统，甚至否定民族文化，他们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文化。诗人兼小说家奥库扎克讥讽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复杂的感情。这是一种生物学的感情，就连猫也有这种感情。”（第98页）政论家切尔尼钦科说，“愤怒和所谓的‘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本性”（第98页）。批评家多勃连科在《……我的房子没有台阶》一文中则认为，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过于长久地迷恋于肯定民族思想的创造力和古典作品——昨天民族思想是进步的，……今天它是有害的”，因此应该提倡一种“世界主义”文化（第99页）。
自由派在“公开性”的鼓动下，又提出把“写真实”论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他们提倡写暴露社会阴暗面和否定现实的作品，主张“暴露等于真实”，同时又把戈尔巴乔夫“全人类占有优先地位”的观点套用于文学上，试图割裂全人类价值与民族和阶级等价值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理论的鼓噪之下，苏联文学界的这几年，把“否定的文学”作为一种时髦，出现了一大批以揭露批判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内容的作品，形成了一股暴露文学的浪潮。对此，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家巴拉诺夫指出：“我们需要全部的真实，毫无畏惧地分析生活产生的矛盾。但是不允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甜腻腻的无冲突走向尖酸刻薄地只讲缺点。”（第70页）邦达连科则提醒人们“不要随着这种‘新的真实’的出现而被淹没在新的谎言的泥潭中”（第70页）。普罗哈诺夫指出：“‘新思想哲学’、‘全人类价值优先于阶级价值’论，实际上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忽视以及对帝国主义寡头政治的野心的满足。”（第73页）文艺理论家乌尔诺夫则说：“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全人类的东西总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74页）柯日诺夫也说：“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不断的和不调和的斗争，是我们全部生活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社会主义进行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阶级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人类利益。”（第75页）两种观点，截然对立。
问题不能不涉及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被确定的“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多年来苏联文学界一直在理论上进行不断完善的探讨。但是如今，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冲击下，这种创作方法已经被1989年苏联作协章程抛弃。批评家佐洛图斯基说这一方法是“统治了文学五十年的理论怪影”，“半个世纪来捉弄我国文学，把作家分为‘好人’和‘牛鬼蛇神’“（第116页）。图尔苏诺夫也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附庸”，“为愚弄人民出了力”（第116页）。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的一种时髦。
在这种否定倾向的同时，这几年的苏联文学界出现的是“回归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所谓“回归文学”，主要是指那些在过去受到批评的文学作品，以及过去流传在国外无法在苏联出版的作品现在能够“回归”到读者中间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的明显倾向，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列宁、揭露现实黑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日瓦戈医生》、《古拉体群岛》、《一切都是流动的》等，是“回归文学”的代表之作。在自由派看来，这些作品代表了全人类价值，它在苏联的公开发表，是“正义”与“公理”的胜利，它们才应该作为苏联文学的正宗和主潮，因此文学史应该以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主线重新撰写。在这种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里，有的人贬低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有的人要求把马雅可夫斯基高大的身材缩短……可以说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史上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正统派和传统派尽管把“回归文学”的发表看作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必然，但同时却认为应该给予限制，在苏联文学发展史上，它们并不能占主导地位。
苏联文学界“三方”的论争与演变，显然影响文学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与思考。
纵观来看，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的推动下，苏联社会政治局势发生剧变，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苏共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解体。尽管它是苏联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方面因素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但包括文学在内的宣传舆论的作用，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信仰的动摇，理想的丧失，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文学的否定开始到政治的否定，从历史的否定开始到现实的否定，从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否定开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实际上走了一条西方帝国主义企盼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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