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暨国际满学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五届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9月24日——25日，由抚顺市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北京满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暨国际满学研讨会历时2天，圆满结束。会议共收到论文30多篇，现将会议中研讨的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一、清初历史人物问题
关于清初历史人物传记编纂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家骥重点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人物的旗籍，要搞清旗民与旗主的关系，把容易混淆的旗籍问题搞清楚；二是同一人的异名问题；三是史料上对人物的错误记述。辽宁社会科学院张玉兴研究员在《关于清开国时期人物撰写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人物立传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认清时代特点、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二、认清特定人物在特定的时代中的地位与作用；三、准确地再现历史，要靠坚实的史料来支撑；四、注意所使用材料的可靠性；五、只有把史料认真辨识读好，方能洞察尘封中的历史真相。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边佐卿还提出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存在的道德缺陷问题，并以代善为例作了一定的论述。
中央党校文史部的岑大利教授的《试论清朝开国功臣——阿济格》和辽宁省档案馆副研究员程大鲲的《从战场上的英雄到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英亲王阿济格的悲剧命运》两篇文章对阿济格的一生进行了评述。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张佳生以《八旗满洲第一位诗人鄂貌图》为题，介绍了鄂貌图在清初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二、满族姓氏与谱牒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姜相顺认为，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是觉罗哈拉的支系，即本姓觉罗。“童”“佟”姓为努尔哈赤及其先祖的“萨敦哈拉”，即异姓亲戚氏族。因此朝鲜史料所记童猛哥帖木儿、佟努尔哈赤是客观存在的，即不是冒姓，也不是汉姓，只能从“萨敦哈拉”内涵中寻找。
北京满学会会长、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提出了努尔哈赤的汉译名问题。从史料中看到努尔哈赤的各类译名很多，就是在当今亦有三种译法：一是努尔哈赤，二是努尔哈齐，三是弩尔哈齐。因此在新修大型《清史》时，这是一个既需要规范画一，又需要讨论并慎重对待的问题。
关于努尔哈赤这一名字的含义，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解释。黑龙江大学教授哈斯巴特尔认为：努尔为词根，哈赤为词缀，由两部分组成，是射箭能手的意思。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莉研究员则认为：努尔哈是词根，赤为词辍，是表示像野猪一样勇猛。抚顺的学者们认为努尔哈赤是野猪皮的意思，还有的学者认为是表示用野猪皮做的衣服。
抚顺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傅波与新宾满族研究所研究员张德玉合著的《从满族谱书研究看建州五部部落联盟的形成》一文认为：建州女真迁至今新宾、桓仁后，各氏族人口繁衍剧增，氏族裂变，纷纷迁居各地，组成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新的氏族部落（村寨城池）。在此基础上，为发展生产和部落安全进而形成了较大的部落集团军事联盟。
三、满族文化方面的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穆鸿利认为，满族及其先民女真族有着自己独特丰富的文化，并且以其绚丽多彩的风格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满族人沿袭女真人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骑射、服饰、风俗、萨满教信仰等方面，成为满族最直观、最重要的特征文化。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厚生对萨满教及东北亚萨满文化圈的形成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信仰，发祥于东北亚。中国满族及其先世的萨满教最为古老、最为典型，是形成东北亚萨满文化圈的渊薮。因此，研究萨满教对于探求古人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提出了满洲研究和满学研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阐述了满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及发展。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丹卉和辽宁民族出版社社长助理吴昕阳共同论述了满族“巴克什”的产生、作用及消亡的问题，并指出“巴克什”为创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进行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满族文化的先驱。
辽东学院副教授曾慧以黑龙江省阿城出土的金代女真服饰为主，论述了金代女真服饰在其发展历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指出：从服装款式到色彩、从面料到佩饰、从冠服到常服……都体现着时代的进步。从总体上看，金代建国后承袭辽制，服装仍较为朴素，体现出特定地理环境的服装特色，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体形裤就源于金代的大口裤。
黑龙扛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赵阿平在《满族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研究》一文中，就如何将满族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语言与文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二者既不完全等同，又相互重叠、紧密相关，不可分离。因此，要在理论层面上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不断的探讨，总结出基本的教学模式。
四、满蒙、满汉关系方面的研究
蒙古国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图木尔先生在谈到清朝前期中国商人在蒙古的工业发展与资源开发时说，由于满蒙联姻，每当清室公主、格格嫁与蒙古王公时，她们随身带有的一批人数可观的陪嫁各种工匠、侍女、农户等到蒙古安家落户。为满足这些人生活用品的需求，也给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商业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推动了蒙古工业的发展。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教王恩俊在论述皇太极时期的满蒙关系时认为：这一时期，满蒙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原来的双方基本平等的联盟关系演变为君临和臣服的关系。这一变化的实现，以明朝、后金、蒙古三方力量的变化为契机，以满蒙两族的长期共存、融合为历史背景，为维护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辽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何晓芳谈了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腰站村清皇室后裔生活现状，进而分析了满族历史迁移与汉族融合问题。她指出，腰站村的满族基本上由清皇室后裔爱新觉罗家族人员构成（1984年恢复更改民族成份以前）。该村满族人口比例由于汉族人口的涌入和爱新觉罗人口的外流而不断下降，使其淹没于汉族之中，不可避免地使其接受汉族文化。但该村爱新觉罗家族没有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的原因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五、各地区满族的研究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丁海斌从人口流动情况、姓氏分布情况、经济状态、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了作为陪都时期的盛京满族大体情况和他们的特点及他们对陪都的作用。丁海斌院长认为，陪都时期的满族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同时，他们为陪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日本立命馆太平洋大学教授吉本智慧子在会上提出了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介绍了《开封满洲族寻访记》一文。文中论述了开封城西北的“里城大院”满族人生活的状况。当地曾流传着“北京大八旗，开封小八旗”的说法，这些满族人大都是“开封小八旗”的后人。
宁夏银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科部副教授高梅在《宁夏银川市满族历史及文化概论》一文中论述了宁夏银川市满族的来源及发展。雍正三年（1725年），清统治者为了屯田戍边，将一部分满族人调到银川驻防。尽管他们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但至今仍保持着满族人的信仰和民俗习惯。
六、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唐英凯在《“礼仪征伐自天子出”——清太宗时期宫廷典制的初创》一文中，对清太宗时期宫廷典制的形成原因、条件及这些宫廷制度的特点和其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论述。认为，当时宫廷典制变化的内外形势在于：对外，清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但面临与明决战；满族内部，“共治国政”体制已不适应满族共同体发展的需要，必须削弱王权，高扬皇权；必须破除旧的思维观念，实现民族思维观念的转变。当时能够推行这些典制，条件在于：儒家思想的迅速传播成为女真人强大的思想武器。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云霞在谈到清朝法律制度的民族特色时认为，清朝建立的法律制度，不仅因袭明制，维护封建法律制度体系，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在少数民族的立法中充分体现了清政府的怀柔和拉拢政策，具有形式多样化、立法原则因俗化的特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在《乾隆朝珲春协领满文档案概述》一文中论述了清沿明制，所实行的记抄文书存档制度，以及满文档案中对清代八旗驻防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记述。这些史料无疑是研究乾隆时期珲春地区八旗驻防及该地区经济、文化、风俗等问题的第一手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