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稳定的模式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稳定论文,模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119-04
一
政治稳定是在一种社会状态下，一定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势力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相对平衡，使社会的政治生活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性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1]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
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每当两种社会结构转变时，都会发生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这是政治上的过渡性引起的。现代化的一些成果，如科技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动员等，都加重了政治统治体系的运转负荷，同时也由于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公民的参政议政要求不断扩大，这些因素也都加剧了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要消除或减少这种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提升现代化程度和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对此，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如果说穷国显得不稳定的话，并非由于它们穷，而是它们想致富。正因为在政治发展中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在政治发展中寻求政治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政治稳定不但是政治统治体系自身存在和运作的需要，而且也是促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在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无序运作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是一句空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稳定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政治的连续性，一是政治的有序性。具体说是指没有大规模的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动，政权性质不发生变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等。因此，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统治体系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维持一种有序的社会政治态势。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结构的调整，各个集团、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组织之间的利益迅速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许多因素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容易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如果说意识形态冲突或者说政治理念冲突是早期政治不稳定的核心的话，那么改革中期基本矛盾则是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程度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官员运用权力的任意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通过高定价或不合理收费牟取暴利；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寻租”，搞权钱交易，获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些人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大发横财。另外，严重的制度缺陷也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立法和司法力量薄弱、文牍主义等。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超过中等不平等程度(指基尼系数超过0.4)，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者明显成为一个弱势群体，为了生存，这些弱势群体对这些分配状况产生强烈不满，成为一个不稳
定的因素。三是下岗人员增多，真实失业状况令人堪忧。由于社会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功能与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目前的再就业工程对解决下岗职工失业问题的作用不太明显，已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四是农民负担过重，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失控。农民负担过重是制约农村发展和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重要原因，在乡镇组织机构中，财政供给人员猛增，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28人供养1个吃“皇粮的”。这样造成各级财政困境日益加重，不得不向农民进行摊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不稳定因素加剧。
二
利益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跨度来看，利益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利益问题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焦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都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P82)
马克思进而分析道，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明出来的需要。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社会主体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通过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占有和享有才能实现，社会主体与社会劳动产品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是利益”[3]。这一观点揭示了利益的实质，就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各种需要的总和。人们的利益形形色色，归结起来，无非三个方面：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在这三个方面利益中，经济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都是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经济利益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可见，需要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必然性。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而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们的需要通过这些社会关系而转化为人们的利益，同时，人们的利益也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才能够得到满足和实现。由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人们在社会中满足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是实现人们利益要求的基本途径。经济关系体现和制约着其它方面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广泛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领域，但最集中的还是反映在分配领域。分配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又影响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般情况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发展经济被放在首要位置，并被看成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第一目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加，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问题也正由此产生。“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并不代表社会每个成员的收入平均增长，特别是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分配体系很难同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规则是论功行赏，谁经济效益好，收入就多，这也刺激着人们努力工作，使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产出不断增加，而在市场中不那么顺风顺水的人，收入分配自然就减少。这样，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尖锐矛盾就会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影响政治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名的《贫困的挑战》一书中，便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平等在社会公正和国家生活中的独立价值。他认为：“在寻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它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种独立的价值，对国家的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5]这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的矛盾会导致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政治后果。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其实质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整利益关系。其中的每一步骤，诸如物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养老保险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都会使旧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虽然这种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趋向合理，满足人们不同的利益需求，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这种利益的分配与增长并不会是平均的。在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书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一种新的制度安 排，未必能使每个当事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何况制度变迁在更多的时候意味着法律制 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定或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 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在根本上具有利益分化的内涵[6]。当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利益分化与利益矛盾也有明显的表现。市场的发育打破了以往由政府决定利 益分配状况，市场提供的机会，改革中利益主体自主性的增长，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 场竞争中具有不同的利益。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成员所得到的条件和机会也不 平衡，从而导致他们在利益分配上的分化，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的发展 ，使不同利益主体不仅在利益实现条件、实现方式、实现时间上存在差别，并且在利益 实现程度上差别更大。
三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实现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可能产生政治不稳定，而且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中均衡也会产生不稳定因素，现代化发展速度过程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稳定和发展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并成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目标。“发展是一个社会中最终的目标。没有发展，任何一个社会迟早要走向崩溃。稳定是一个社会得以持续的条件，也是发展的一项重要制条件”。因此，“发展与稳定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之处。发展总会带来变化，而变化对稳定则是一种威胁。稳定意味着社会处于平衡状态。而发展积累迟早会打破原有的平衡”[7]。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便会有两种平衡，一种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平衡即动态平衡，另一种则是停滞不前的僵化平衡。同样，也会出现两种类型的稳定，即发展中的动态稳定和阻碍发展的僵化的稳定。僵化的稳定是指政治格局僵化，政治生活不发展，自始至终保持其固有的状态。由于这种稳定格式比较僵化，同时也是靠外力的强制得以实现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稳定确实可以维持下去，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动态政治稳定则是“指社会在发展中的稳定，是政治事物处于发展和前进之中，在前进中不断发现不合理的组织成分，并予以根除和调整，使其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达到在发展中获得新的、更加完善的和谐，通过这种和谐的稳定，达到更加可靠的和谐”[8]。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国家，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的政治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自秦建立封建专制国家以后，至清朝前期，曾出现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背景下的超稳定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历史也证明，这种稳定状态保持得越久，走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就越难。这说明，这种僵化的稳定在社会发展中并不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而动态稳定强调的是发展中的稳定，也可以说是在稳定中的发展，它与当前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需要的是一种发展中的稳定、动态的稳定。因为社会转型是社会的一种总体变化，它促使社会向更加合理、更加民主的目标前进，其本身包含着政治稳定的方面，同时在转型时期由于所有的政治体制、经济秩序、文化生活被打破，使得权力结构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且政治发展也往往伴随着社会其它方面的改革，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对改革持某种欢迎态度，因为改革总是为了消除积弊，可能带来某一方面的利益或优越条件，如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改进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等。但是，人们经常会对变革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组织变革一般是以组织的整体利益作为发动和衡量变革的价值尺度，这就很难同时均衡地顾及每一个单位和每一位成员。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主体有可能采取反对态度。第二，变革要打破某些稳定性、传统性和习惯性，建立新的平衡体系，这容易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第三，由于人们对变革的方向缺乏了解，对不了解或不完全的东西人们本能地持怀疑态度[9]。这些态度和心理失衡，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由于体制和秩序不健全，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爆发，就会引起社会某些方面的动荡，控制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发展的速度就会极慢甚至停滞，同时也损害了要求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利益，又潜伏下了以后不稳定的因素。政治发展就是这样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选择发展易于导致不稳定，选择稳定有可能影响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发展中的稳定是惟一可以选择的政治稳定模式。只有把政治稳定放在发展的过程中，放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政治稳定的意义才能更加突出。因为社会转型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与改革、发展紧密相连，它是改革中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这就决定了转型期的政治稳定，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而是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以实现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政治稳定也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这种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更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同时，只有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才能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良性运转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通过制定有效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社会稳定目标，并采取措施促进就业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分配过程中的差距过大状态、惩治腐败现象等，来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此外，转型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是一种相对的政治稳定。转型期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打破平衡，对旧有的稳定态势进行突破，对已有的体制结构和利益结构进行调整，因而也会出现局部的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政治稳定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绝对的政治稳定是不存在的，某些局部的不稳定因素是不能否定政治稳定的。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是不可能的，而问题的关键是用一种什么方法、模式来迎接这种情况的出现，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正确看待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消除“不稳定恐惧症”。正如邓小平所讲：“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目前，我们讲稳定，要把稳定放到改革、发展的关系中去研究。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改革、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样只有搞好改革、促进发展，才能真正保持稳定。
收稿日期：2003-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