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女平等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3X（2000）04—0094—07
人类历史的陈迹，显示了“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①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使广大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鸦片战争前，已有学者为封建桎梏下的妇女发出不平之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输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萌发了。它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日趋成熟。这一演变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是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蹒跚脚步的特征。
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男女平等思想的萌发
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阶段。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的东来和早期维新人士的宣传，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尤其是后两者，在推动男女平等思想产生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1、太平天国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全面地触及了妇女问题。洪秀全的思想已包含了某些男女平等的朦胧要求。
洪秀全认为，男女均是上帝子女，因而都是“同胞手足”。②“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③因而主张太平天国内部“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列尊卑，不分贵贱”。④由这种男女平等思想所决定，加上战争的需要，妇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女子有与男子平等参加革命、担任官职的权力。据研究，当时女军最多时有40军，约14万人，女军帅以下女官多达6584人。⑤此外，天国还规定男女同样分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缠足、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等残害和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俗。因而，天国范围内广大妇女有可能短时期脱离小家庭，进入广阔的社会舞台。她们与男子一样从军打仗，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尽杀妖”，⑥就是她们形象的生动写照。对此，当时一些外国人大为惊叹，盛赞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⑦
但是洪秀全等人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其男女平等思想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男女平权，而是一种抽象的宗教平等。它只表明人们不分男女，在信仰皇上帝、“共击灭阎罗妖”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信仰和忠实于皇上帝的共同义务，而决不是说人们在世俗上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并且，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⑧随着洪秀全、杨秀清等具有特权的“教主”们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封建等级制度，甚至相互残杀，那种名义上兄弟姊妹式的平等也就荡然无存了。他规定：“军师妻呼称王娘，丞相妻呼称贵嫔，检点妻呼称贵姒，指挥妻呼称贵姬，将军妻呼称贵嫱。”⑨在这里，原先所谓的男人兄弟之辈和女子姊妹之群，已完全遗忘。他还模仿封建帝王的做法，选民间秀女入宫，并规定了所谓“十该打”和“十不准”，凡是嫔妃“服事不虔诚”、“硬顽不听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该打之列。洪秀全在《幼学诗》和《天父诗》中还宣称：“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⑩在这里，已无男女平等的踪影，全然是三纲五常的旧版。
造成上述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是来源于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和农民战争平均平等的朴素要求。另一方面，洪秀全作为小生产者，其一切活动仍摆脱不了几千年封建意识的束缚，更不太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当时不可能具有近代的男女平等思想。诚如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11)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则在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斗争中才提出来的。太平天国虽然未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但它如狂飚猛烈地冲击了数千年来束缚广大妇女的传统观念和陈腐教条。这种冲击，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
2、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男女平等思想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输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诸如，介绍西方人“既娶妻不准纳妾”，“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导”；(12)英国女子从军、美国女医生外出、美国妇女发起“禁烟运动”等。二是从国外引进一些近代生活方式，来改良中国落后的歧视妇女的风俗习惯。如外国妇女身着“奇装异服”，随便出入公共场所和自由交际等。三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关于女子教育，传教士撰写大量文章宣扬兴女学的意义。说，基督教“男女并重，而悉数以读书，使女子亦得列于俦类之中，不存菲薄之心”。并指出：“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之成效昭然矣”。(13)在开展宣传的同时，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了首批近代女子学堂。最早的当属英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于1844年成立的宁波女塾。此后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缠足陋俗，也是教会抨击的重点。他们出于“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14)的宗教观念，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所以女子缠足“实超越于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大获罪于上帝”，(15)为此，传教士们通过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其中上海“天足会”的活动影响较大。这些具体活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起着某种启迪作用。
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无须全面考察他们的活动，其中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理论，这无疑对中国有识之士有所启迪，并为戊戌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借鉴。
但我们还应看到，传教士出于布道之目的，未将西方女权学说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且其宣传往往以“上帝造人男女并重”为基调，使那些带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蒙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因而，其启迪是有限的。
3、早期维新派萌发的男女平等思想
早期维新派中不少人，均直接或间接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他们以“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为根据，抨击礼教，倡言女教，反对缠足，萌生了男女平等思想。
（1）、抨击封建礼教。他们认为， 宋明理学“假君权以利私说”，使“夫为妻纲”成为捆绑妇女手脚的绳索。(16)于是对三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妻，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17)把三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把妇女问题与整个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可以说找到了中国妇女问题的关键所在。后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沿着这一思路，来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挖掘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2）、倡办女学。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女子，溺杀女婴，全是“由女学坠废所致”，于是，主张女子应受教育。“倘得重新女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18)他们还大量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及女子教育发达情形，来开通国人的眼界。
（3）、反对妇女缠足和溺杀女婴。他们对缠足恶俗提出了批判。他们痛斥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是“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绝无仅有的陋俗，它既造成妇女“迫束筋骸，血肉淋漓”的惨状，又使她们难以操持家务，遇水火盗贼只能坐以待毙。(19)因此他们力倡严明刑法来戒缠足。他们对当时溺女恶习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女学坠废所致”，并赞扬外国“生男亦善，生女亦善，无所轻重也”的男女平等观，主张通过教育来改变这种“轻视妇女之心”，“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20)
可见，在早期维新派中有相当一批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其兴女学、禁溺女、废缠足的主张，对封建社会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这种冲击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他们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严格来说，其思想尚不能称为男女平等思想。他们所提倡的女子教育，并不是出于女子切身利益考虑。废缠足、禁溺女的主张，是在看到西方文明和中国落后时激于民族感情时提出的，并没有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礼教是缠足、溺女的根源。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二、戊戌维新时期：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
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在与洋务人士和外国人士接触过程中，吸收了“天赋人权”观，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产生了近代中国初具理性色彩的男女平等思想。综其男女平等思想，大致有五方面的特点：
1、内容新颖性。如前所述， 早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主张是基于对女子的同情和整肃伦理道德之目的提出来的，其认识尚嫌肤浅，大多是直观认识。而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基于他们思想深处的人权观念和平等观念，其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天赋人权”说，而且其思想已初成体系。它们既有对封建女性陋俗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鞑，也有对男女平权必要性的阐述，对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的探索。可见，维新派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更深化了。而且，维新派还将妇女解放放在国强种进的高度中来考察，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对缠足恶俗，维新派除了继续从实用、文明、卫生、人道等角度痛斥其危害外，还从强国强种的高度来探讨缠足的弊端，反复强调，缠足的结果是把“四万万人变成无用之物”，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21)在女子教育方面，他们不仅继续对反对兴办女学的陈腐观念进行猛烈抨击，而且把兴女学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认为，“欲强国，必由女学”，并从抚育人才和增加社会财富两方面来剖析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22)对男尊女卑现象，维新派除继续从封建伦理纲常挖掘其根源外，还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阐述了男女平等之必要：“女子与男子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职而不可失，同任国职而不可让焉。”(23)可见，维新派男女平等思想，已较少早期维新派那种怜悯之情，而是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意识及对天赋人权学说的理性认识，故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戊戌时期的男女平等思想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
2、政治实践性。与早期维新派不同，维新派没有停留在兴女学、戒缠足的理论探讨上，而是把它们化为实践行动。他们所掀起的不缠足运动和创设女学堂活动，可谓轰轰烈烈，其规模、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康有为是不缠足运动的首倡者，梁启超是创设新学堂的带头人。他们主要通过发行报刊、开演讲会、联结团体、广贴告示等方式，使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波及到维新派以外的阶层，连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开明派也参加进来。张之洞就是一位热心主张戒缠足的洋务官僚。
3、中西融汇性。维新思想家一方面以西方近代人权思想为依据，指出：男女平等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将孔子从高高在上、不可企及、为君主立言的至圣先师，改造成一个平等可敬、人人可以效仿、倡言男女平等的改革圣王。这一做法有助于人们接受近代思想，自觉参与改革。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不仅为专制思想的还魂留下可乘之机，而且使他们并没有把摧毁封建主义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仍旧在改良主义的圈子里寻找方法，当然不会有出路。
4、影响深远性。这可从这两方面来把握。其一， 唤起了女性的初步觉醒。维新派兴女学、戒缠足的宣传与活动，极大地促使了少数先进女性的觉醒，使她们在投身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的过程中，公开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她们也从“天赋人权”说出发，认为男女有别，是自然之理，并没有尊卑贵贱本质区别。男人与女人虽然“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也”。(24)“天地之生人，阴阳平等，无有偏毗”，(25)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否定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妇女观。同时，她们还揭露和抨击了男女不平等的诸种社会现象，宣传了男女平权、男女同受教育、婚姻自主、妇女参政等主张。马克思曾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6)一批觉醒女子参加到社会变革中，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也是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其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维新派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这在当时封建礼教如蛛丝网罗、恶习陋俗似洪水猛兽的年代，犹如一股清新空气，使人们麻木的头脑有所清醒，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动摇。同时，他们提出的这些新见解，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所以说，戊戌时期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成熟准备了条件，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
5、思想不成熟性。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 维新派男女平等思想带有明显不成熟性。其一，重义务，轻权利。维新派追求的直接目标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不是争取人权。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妇女为救亡图存尽义务、做贡献，而忽视她们应该获得的各种权利。其二，维新派还不能也不愿意和某些封建意识决裂。他们把解放妇女的目的，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里，提出女子受教育后，“学成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这种观点，自然与男女平权的主张相悖。
上述这些特点，展示了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展示了这股新兴社会势力具有的朝气和活力。但这些特点又十足地反映出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娘胎中，带出的先天性软骨病和畸形症。
三、辛亥革命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成熟
20世纪初，随着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一个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热潮蓬勃发展起来，西方女权学说开始大量输入中国。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尔的《女权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于1903年正式在中国出版。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道考》于1903年正式成书。一些报刊还纷纷介绍了有关妇女方面的文章，诸如《泰西妇女近世史》、《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贞德传》、《世界十二女杰》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一些观点在报刊上也有片断的介绍。这些学说的传入，促使一批有志之士继维新人士之后又重新关注女权问题。其代表有丁初我、陈以益、沈敦如、金一、秋瑾等。他们围绕女权，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一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思想界》、陈以益主编的《神州日报》、沈敦和主编的《天会报》等影响甚大。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戊戌以来的男女平等思想日趋成熟。
综观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文章及演说等，其女权思想与戊戌时期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思想更为深化。与维新思想家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同时，更注重女子的天赋人权。金一，时称“中国女界之卢骚”，在《女界钟》对女权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把女子应当享受的基本权利定之为：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参政议政六种权利。认为权利和个人的关系，就象“空气之于天地”，至关重要，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一旦被侵犯，就要“竭一身之力，以战斗之”。觉醒的女性对女权也极为重视。秋瑾为伸张女权特作《勉女权》歌来表达她争女权的雄心：“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27)炼石坚定地说：“女权不复，勿宁死。”(28)综观这时期女权思想，有三个方面特点。其一，争自由，复女权，目的是成为一个“女国民”，或曰造成一个新世界。所谓“女国民”、“新世界”等，概括她们的话说，就是敢于冲决网罗，勇于接受“新文明”，成为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名符其实的“国民一分子”。其二，争自由、复女权，首要谋求国家独立。秋瑾在弹词《精卫石》中写道：“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列担。”号召“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翻清王朝共同战斗。(29)把争女权同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三，争自由，复女权，要通过切身努力而非坐等“施舍”去实现。金一告诫女界，女权“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必“自出手腕，拼死力以争已失之权利”，“苟不得此权利，则虽酿四万万胞男女之脑血、心血、颈血以购之”，在所不惜。其结果，争女权自然直接与反清爱国革命相联系。这与维新思想家用改良方式争女权，无疑大有进步。维新思想家选择兴女权和禁缠足两点作为解放妇女的突破口。辛亥时期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从经济自立、妇女参政等方面来探寻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深入发展的标志。他们认识到，女子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自营生计能力。“欲摆脱男子的范围，非自主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0)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1)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沿着这一思路来寻求妇女的经济独立和解放道路，比戊戌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此外，他们指出，女子参政是世界性潮流，“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并尖锐指出，“专制君主国无女权”，欲恢复女权，只能靠奋斗争取，“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矣”。号召人们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溅以泪、迸以血、助以剑、“破坏而建设”，实现女子参政，(32)显然，这与维新思想家那种幻想清政府恩赐的朦胧的参政认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主张“家庭革命”。“家庭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醒人耳目的口号。他们认为：“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33)他们要求妇女们只有革去“三纲”中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才能实现家庭民主，才能实现男女平等。这说明当时对婚姻家庭的认识已更加深化。
特点之二，思想涉及面更广。如果说，戊戌时期，倡导男女平等思想主要集中于维新变法的几位“前识者”和几位先进女性身上，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国内的有志之士，也包括大批的出国留学生；既包括名扬遐迩的鸿儒硕学，也包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进步青年。其中赫赫有名者既有维新派巨魁梁启超，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蔡元培、秋瑾等；既有政府主义者何震、李石曾等，又有进步学者金一、何大谬等。主体的多样化，也决定他们的各自认识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比如，在家庭问题上，改良派总是囿于平和缓进的方式，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家庭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更趋激进，提出了“废婚毁家”论。这种复杂性在戊戌时期较少存在。
上述特点，集中地表现辛亥革命时期处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壮大与成熟，也展示了这股新兴社会势力所具有的革命性和主动精神。
四、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定位
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1、时局的严重压迫。这是驱使知识分子争自由、 复女权的动因之一。1840年，西方火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酣睡的中国人被震醒。殖民者一次次的欺侮，中华民族一次次的惨败，深深地打击和刺激了中国人。特别是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更强化了仁人志士救亡国存的紧迫感。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寻挽回补救之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的同时，在文化生活领域对比中西民族间的妇女地位，并自觉把妇女问题与救亡图存联系起来。就是在这样一个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
2、西方天赋人权说及西方女权理论的输入。 这是男女平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抨击封建礼教，要求恢复女权，贯穿其间的中心思想或理论依据，就是男女之权均为“天赋之权”，剥夺女权就是剥夺“天赋”女子之权。在这一点上，改良派和革命派并无歧异。康有为认为：“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34)谭嗣同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德之大业”，理应“平等相均”。(35)始终提倡男女平等的孙中山，在阐述这一主张时，也说：“男女本非是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36)陈天华、邹容、柳亚子、金一等鼓吹女权最力，呼唤女界奋起投身革命，争取男女平等，同样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以力争女权。20世纪初西方女权理论的大量输入对辛亥革命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化有着显著的指导意义。关于这一点，《女子世界》杂志曾形象地描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37)从那时起思想界及文学界大多已不再使用“男女平等”，而用“男女平权”和“女权”一词。
3、明清以来士大夫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无疑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在很大程度接受西方男女平等理论的影响，同时也不应忽略明清男女平等思想，已经为后来的男女平等思想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晚明以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的抨击，社会上萌动着一股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李贽公然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38)并赞扬卓文君私奔再嫁司马相如“正获身，非失身”，“当大喜，何耻为？”(39)唐甄在“人无贵贱”、“五伦平恕”的基点上，明确主张男女间的平等，他指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母不异于父”，“女不异于男”。(40)并认为男女平等，破除男尊女卑的旧规，首要之点是在于夫妇间的平等，只有这样，“夫妇之伦乃尽”。(41)李汝珍的《镜花缘》更是一部对妇女问题大胆思考的奇书，涉及到男女平等、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这些无疑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养料。
4、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壮大， 为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甲午战后，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新式学堂学生和留日学生数量激增，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发展壮大。早在戊戌变法时，这批人生气勃勃，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梁启超记叙湖南新政时，对他们的形象有过生动的描绘：“人人皆能言政治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举、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42)到辛亥革命时期，这支队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遏抑的社会力量。正是这个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为男女平等思想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阶段基础和组织人才。
总之，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一思想的价值和地位呢？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
1、男女平等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反封建的、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想。长期以来，中国妇女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束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她们被男尊女卑、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所禁锢，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只是男子的附属品，是被奴役的牛马和玩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举“天赋人权”说旗帜，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猛烈抨击，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主张，以达到解放妇女、培养新型国民的目的。这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反映着广大妇女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渴望，具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
2、男女平等思想把争自由、 复女权同谋求国家民族独立与富强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爱国精神。近代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是爱国救亡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救亡为社会中心一环。近代社会变迁的这一总体特征，决定了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必然是与之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炽灼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把争自由、复女权与谋求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紧密联系起来。诸如：“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不尽义务，焉得权利”、“扫尽胡氛地稷，由来男女要平权”等屡见于先进思想家的演说和文章中。这些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把争取女权同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这一时期新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对束缚妇女的封建“名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对妇女受压迫和束缚的阶级实质却缺乏深刻的揭示；“天赋人权”说既武装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同时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以致不能认识到造成妇女受奴役遭迫害更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这是时代的局限，对此不能苛求。
收稿日期 2000—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