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洲际对话——世纪焦点的系统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焦点论文,世纪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洲际对话——世纪焦点的系统观照》一书是1997年4月25日到27日在深圳银湖旅游中心召开的《SSWE'97》（国际系统科学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的一项重大成果。
银湖洲际对话的重要性首先取决于对话参加者在国际系统科学理论界的广泛影响。三位对话者分别为：
亚洲·中国：乌 杰 教授
美洲·美国：拉兹洛E教授
欧洲·德国：哈 肯H教授
银湖洲际对话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恰恰发生在世纪跨越的时间关口上。乌杰教授认为：2000年的“千年情结”，使自然时间的某一恒常时刻变得极不寻常。这一个世纪转换似乎格外醒目，引发了更多问题，引起更多思考。拉兹洛E教授认为：本世纪只剩下1000多天了， 我们有责任把本来就是一个系统的世界变成一个大家都能认识到的系统，时间使责任更加紧迫。哈肯H教授说：我们期待着这次对话，因为世纪之交， 许多全球性危机更迫切地期待着解决。从世界不同地区汇集到这里——中国深圳银湖，用系统思维来探讨迫切问题，使我们对世界性危机的解决感到十分乐观。
深圳银湖洲际对话的深远影响在于对话话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对话涉及：
——世纪转换与观念转化，世纪之交人的思维模式转变……
——系统的结构与因素的理论研究，社会系统和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
——自然界、社会的多元性、开放性、边缘性、协调性、多重矛盾性，本世纪的主导思维方式与下一世纪的思维方式……
——世界·社会·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理性和非理性，一般发展和突变，21世纪出现的突变……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世纪之交的验证，世界的困境与出路……
——能源问题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人口危机、人口问题与地球生态系统……
——世界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等等。
银湖洲际对话是在长时间准备之下举行的，参与对话的三位世界系统科学的知名专家已经在对话之前的六个月，相互约定，分别从各自理论体系拟定了对话提纲。1997年4月27日上午， 当阳光开始照耀深圳银湖宾馆6号别墅的时候，三位对话者聚首在绿茵草坪上， 然后立即进入对话主题。
《跨世纪洲际对话·世纪焦点的系统观照》是三位系统科学专家对话的实录，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栏目的记者不失时机地将对话展现三位专家的最新观点摄入了历史的镜头。
对话之际，三位专家各自带来自己近年来的丰富著述。本次对话是三位专家三种不同理论体系的相互碰撞和切搓，在系统科学发展史上，这种交汇互论的对话场面是空前的。银湖对话，极其简洁，极其深刻，其背后是三位专家丰厚的著述。
现摘选《跨世纪洲际对话——世纪焦点的系统观照》一书中部分对话内容，在系统辩证学学报上发表，以飨读者。
乌 杰：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就要到来，处在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格局。
所谓分化表现在多极性、多元性、多样性等方面。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业已结束。美国独霸天下的奢望也在实践中证明是好梦难圆。随着欧共体、日本、东南亚等国的日益强盛，随着民族国家数目的不断增加和地区经济集团的风行和壮大，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极、多元、多样的世界已经到来。
所谓整合表现在信息化、一体化、全球化等方面，这是指：
第一，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以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全球迅速走向信息化社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把全球连接成一个整体。信息化不但使全世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也使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具有国际化的内容。因此，信息化就其实质来看，突出表现为整体化，如在一些国家之间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迅速膨胀、跨国公司的愈加兴旺、地区经济集团化、对外开放度加大等方面。虽然一体化还远不是整体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的整合步伐。
第二，根据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生活的整合趋势之中的一种更加普遍因而亦更加有意义的东西，就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全球观念或曰全球意识，可以认为，我们业已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诸如建立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全球计算机网络、全球金融系统、全球生态保护运动、全球反毒运动、奥林匹克运动等等，都是这种文化上的全球意识的现实化，或者说是全球意识这一巨大蓝图中的一些具体设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孕育了一场最深刻的革命：思维范式的转换，这里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是由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所促成的，也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另一方面，新的思维范式反过来又重新塑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面貌。
拉兹洛E：我们面临许多20世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思考，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思维方式一刀两断，而是意味着思考模式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我知道您（乌杰教授）的系统辩证论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做了有益的尝试。我认为今天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思维必须有新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应该建立在最好的预见、最好的科学观点基础上。用系统的语言来清楚全面地刻划人类面临的处境将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因为当今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联系，在此之前，对许多人而言，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印度是另一个世界，欧洲有所不同，美国也有其独特的性质。而现在，它们都成了同一系统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然从来就是如此，生物圈也一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是在过去我们不象现在这样是这个系统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或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在世界的某一个部分对自然施加作用，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正如我们在北京或香港的金融市场采取行动，在北京、纽约和法兰克福的金融市场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缝的世界。同时，这个世界又是具有差异性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千篇一律，同时还应意识到将这些差异消除掉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政治体系是怎样同存共处的。我认为弄清这些部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将是对系统思维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这些部分仅仅能够共存是不够的。哈肯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当各部分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时，简单的共存不复存在，代之以各子系统间的竞争或合作。而现在系统间的过度竞争将把系统引向死胡同。经济中的竞争可能导致一些最有实力的公司战胜一些小的公司，导致最富裕、最有权利的一批人战胜大众。但这将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因为这种竞争将导致整个系统的解体。政府间的竞争将导致世界上的暴力冲突。我们必须学会超越竞争，并非完全放弃竞争，只是将竞争用于良好的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竞争以激发出人类最好的东西，但并非杀死对手，并非将对手彻底消除，而是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就是学会共处共存，甚至比共处更重要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协作、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能力，利用我们各自的独特文化禀赋，利用我们的经济力量，不诉诸武力，不诉诸军事手段，而是和平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争端。意识到我们必须共同在这小小的星球上生存下去，这将是我们共同的未来，也是地球系统的未来。
哈 肯H：我完全赞同乌杰教授和拉兹洛教授的观点。如前所述， 我们仍然使用陈旧的思维范式，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使用上个世纪的两种思维范式。一方面，我们从生物学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范式，它认为进化是由竞争推动的，这已经成为所有生物学的主要信条。不仅如此，而且我认为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建立在竞争推动进化这一观点之上的。另一方面，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我们必须反对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写了厚厚的几本书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我认为他作得有点过头了，这样，我们有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个是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是反达尔文主义，我认为乌杰教授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能够教我们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所以，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思路，发展新的范式。一个可能的我们可以利用的新范式就是系统科学。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必须对待不同层次上的复杂系统。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大脑是复杂系统，国家也是复杂系统。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怎样才能将这些观点发展为有关世界性的认识和发现方法。我们怎样才能使世界朝着对全人类所有的人都有用的方向发展，而不仅仅是为小部分人服务。这不但适用于同一社会的各阶层，而且适用于所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正如乌杰教授阐述的那样，这里我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需要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避免使世界变得千篇一律。正如戴高乐曾说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所有民族组成的祖国。这就是他的关于欧洲统一的观点，这主意也许并不坏。我们必须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我们具有我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同时，我们从同一种文化背景出发，必须容忍产生个人的观点、独立的文化和独立的语言的可能性。现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语言。一方面，我们有几种相当常见的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使我们能够方便地交流。同时，我们有我们独立的民族语言。我认为从这两个层次来思考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共的、大众的层次，我们有哪些共同点，我们怎样才能互相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当然，今天我们将有机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乌杰教授的研究已经为怎样处理这种两极现象和两难困境奠定了基础。显然，正如您说的那样，问题并非是是与非、黑与白那么简单。在黑与白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颜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乌 杰：本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范式。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集团在某一学科方面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学科的一种传统并为该学科的科学家规定了努力方向。可以更加广义地把范式看作是某个时代人类共有的对事物的见解、思维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库恩认为，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库恩称之为范式转换（或转变、演变）。
用库恩的范式观念考察自16世纪以来人类的认识活动，不难发现，400 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几乎被一种力量统治着：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分析”的范式（亦即哲学上的所谓分析传统）。分析范式的基本假定是：
第一，所有的事物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并且要素可以由其他的事物替换，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
第二，要素之间只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的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质的整体。因此，可以割裂相互联系来研究要素。
第三，可以把要素的性质和规律加起来推导出总体的性质和以简单性著称的规律。换言之，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问题。
第四，事物及要素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即一个原因必然决定一个结果。以此类推，事物之间存在一条直线因果链。
第五，事物及要素的运动过程是可逆的，不存在时间之矢，因此事物不存在进化发展。
第六，在价值观上，认为要素好，整体一定就好。
分析范式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以分析做为逻辑思维起点的科学方法论，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思维范式。在哲学上，分析范式不仅造就了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前全面统治人们头脑的机械论，而且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种主流的哲学传统。在自然科学方面，它是全部经典理论的基石。在生产方面，它不但引发了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流水线生产。在管理方面，它的典型代表是“泰勒制”：通过将生产过程进行细分来排除所有的浪费，促进科学的合理化管理。在经济学上，它成就了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主义：在经济过程中，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达到均衡，即通过自然价格机制实现需求和供给平衡，等等。
20世纪以来，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方方面面的挑战。特别是自40～50年代以来，随着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一切范式转换的革命正在发生，这就是全新的系统范式开始逐步取代分析范式。系统范式的基本假定是：
第一，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层次）构成的系统。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产生其要素在孤立时所没有的新质（这种性质称为突现）。不能用要素在孤立态时的性质和规律来解释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即还原论是不可取的。
第二，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整体结构具有复杂性，认识整体不仅应立足于认识要素，更重要的是应立足于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系统服从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正是系统内、外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系统自组织地生存和发展。
第四，系统是进化的，它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这是不可逆的。
第五，在价值取向上，以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作为最高目标，以此作为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合理性的标准。
总之，系统范式为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分析范式大相径庭的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是指客观事物是由一个要素、结构、功能而组成的并每时每刻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整体；一切系统事物和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结构、层次，并形成运动发展着的系统核、系统链和系统环：任何系统事物和过程都遵循着整体优化、结构质变、层次转化和差异协同规律在发展着；同时把认识主体、实践、客体系统地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思维的方法。因此我们说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对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作了具体的丰富和发展，增添了新的多极的非线性的思维范畴和概念，因而给予人们的思维以新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辩证论对现代领导的思维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具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系统辩证论与矛盾辩证法的关系，是方法论这个整体系统中两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好似于高等教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矛盾辩证法是方法论、认识论和世界观的统一。而系统辩证论是在矛盾辩证法的基础上，汲取当代科学成果，尤其是系统理论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它也具有方法论、认识论和世界观的意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同层次的关系，是丰富和发展的关系。
现代领导者应从实际出发，把握住系统辩证论的基本原理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更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系统辩证论对现代领导的思维方法的指导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优化的思维。
系统辩证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成系统的，系统是由物质、能量、信息并通过要素、结构和层次形成的有机的系统整体。
系统整体按照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发展着。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优化是系统事物乃至整个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也是人类不懈的价值追求。系统整体的性质和属性，存在于其组成的各要素、层次、以中介而联系起来的结构之中，系统整体的功能大于其组成部分功能之和。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不仅要把研究对象及客体作为有机的系统整体来对待，从整体出发，从综合入手，把系统的要素、结构、层次和系统整体的物质、能量、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去把握其系统性、组织性、有序性、辩证性等优化的原则。而且领导者及其主体也要把自身放入到主体、实践、客体这一范畴链中，去研究这一新的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传统的思维方法，领导者只研究客观对象的整体优化性，而忽略主体自我和实践过程与手段的整体优化性。主体的整体优化、实践过程的整体优化、客体的整体优化组成一个新的整体优化体系。那么这个新的系统整体才能按优化的原则发展。领导者（主体）……领导过程（实践）……被领导者（客体）……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不能看成是一个机械的孤立的部分。传统的思维往往孤立地认为“你如何，他如何，我如何”；现代的思维方法是“我和你，你和我，你和他，他和你”，或是“我们如何”。只有后一种思维方法才是系统整体优化思维的方法。
现代城市建设，不是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一系列要素组成的大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要素、多目标的系统整体。如何使城市工作达到整体优化，这就要求城市的领导者们要学会运用系统辩证的整体优化思维方法来研究城市，来规划城市，来管理城市，来建设城市，使领导机制实现廉洁、科学、文明、高效的整体优化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法，一定要从传统的“单一”思维、“两极”思维中跳出来，转到“三极”的、“多层次”的、立体的非线性的整体优化的思维方法上来。
第二，结构层次的思维。
系统辩证论认为，系统整体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系统的结构是由系统要素的质量、要素的数量、要素的结合方式来决定的，它是一系统区别于其它系统的内在规定性；结构、涨落、功能组成范畴链，三者的关系是系统的辩证；开放系统都与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形成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一种非平衡动态稳定的有序结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们的领导者要学会运用结构、功能、层次、中介来研究客观事物的思维方法，并注意结构在涨落中的变动，会引起功能的改变；要达到某种功能，就要适应内外部的涨落条件，不失时机地调整其结构，来实现领导者的决策意图。领导者要善于把自己的系统变为非平衡的动态的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领导的系统单位更有活力、有竞争力，不至于落后于周围环境。另外，领导者在分析、研究、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注意系统的层次等级秩序原理，尤其是在问题矛盾不易解决时，要特别注意寻找层次之间的中介，经过中介使问题矛盾的层次发生转化，以求问题的解决。例如，在现代化城市管理中，利用结构层次的思维方法来指导工作，最为有效的方法是推行“目标管理”。城市是一个大系统，而各个问题、行业、委办局，一直到基层单位，又是城市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各个系统根据系统的目的性，采用优化的方法进行结构层次的目标管理，以期使目标达到最佳的效果。
从城市整体来看，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及目标：其次要有达到目标的运行机制，包括机构配置合理化，管理制度的规范化，信息控制的科学化，领导决策的民主化；再次是选用人才，从市政府、委局办、区旗县到基层单位，按系统结构层次进行目标管理。人人都是目标的制定者，又是目标的执行者，自上而下形成一个由若干层次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反过来，又自下而上层层负责完成本职范围内的目标任务，并按跨度实行首长负责制，一级抓一级，有层次、有秩序地分级归口管理。这就形成了由干部和职工全员、全过程、全面参加的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差异协同整体。推行目标管理，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系统的结构层次的思维方法，是推行目标管理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领导实行科学管理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三，信息控制的思维。
系统辩证论认为，系统的运动和发展都有其目的性，而这种目的的实现过程，要排除种种随机因素的干扰和许多发展的可能状态，这就要对系统反馈信息进行控制，使系统运动趋向于同一个目的。系统的控制、信息、反馈组成范畴链。任何系统的信息输入、加工和输出，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控制。只有充分利用和控制信息交流，才使系统能够维持正常的有目的性的运动。我们的领导者应该把信息的重要性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去对待，去研究。同时我们要善于借助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定量分析，制定最优目标。使用控制机制，来保障系统整体优化。在这里，我们的领导者一定要由传统的只注重物质和能量的思维方法，转向现代化的物质、能量、信息并存的思维方法上来，这不仅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系统离开信息就无法控制；更重要的是信息是无形的财富，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信息是雄厚的基础。
第四，非线性的思维。
系统辩证论认为，非线性思维就是要从系统内外的多要素、多联系、多变化、多功能、多趋向的变量中去思维问题，去求解问题。组成问题的因素是多方位的，是随机变化着的，是交叉关联的，是多因果的联系。因此，它比线性思维更符合事物变化的实际，更具有立体性和丰富多彩性。线性思维把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加分析地一概当做是按等比变化或近似等比变化的线性关系。线性思维只考虑其中的两个因素为变量，而对于其它因素变量则略去不计，这就人为地把立体当成平面，把网络当作平行线，把曲线当作直线。线性思维实质上就是我们传统的“两分法”、“两点论”、“一刀切”和“单打一”的思维方法。例如，线性思维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对生产力的促进越大；在分配问题上，不管简单与复杂劳动，只要劳动时间越长，报酬似乎就要越多；在投入产出关系上，以为投入的越多，产出的也就越多；在群众与效益上，以为群众运动越轰轰烈烈，经济效益就越大等。这种传统的两点一线的思维，使我们的领导在决策上酿成偏差和失误，已有了沉痛的教训。
非线性思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一定构成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不只是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关系的也不只是生产力，而两者都受其所处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地理条件、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牵制，两者之间在坐标中，不是只有一个单值的对应点，而是有一个多值的对应区。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生产关系有关，而且还与生产者的素质、管理水平、生产手段有关，生产关系越出一定的阈值时，生产力不仅不能得到发展，相反还会被破坏。
现代领导要把握住非线性思维，但也不能简单地抛弃线性思维，而是把线性思维当作非线性思维的一部分或基本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比传统的线性思维更全面地反映系统事物多结构、多功能、多前途的本质和规律。
第五，差异协同的思维。
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是指根据系统辩证论中差异协同规律进行思维的方法。
我们看待系统物质世界，不仅是一个整体优化的同一体，而且是一个在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存在着结构层次的差异性、协同性、和谐性，并贯穿于系统整体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中。系统事物的差异协同性，决定了系统事物发展的多极性、非线性、多因多果性和多趋向性。差异具有普遍性，差异的各要素当中，对立是少数的，斗争是个别的，绝大多数方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程里，系统的差异处于协同、融合、和谐、一致的状态中。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差异，通过协同、共振，转变为合力与动力，来推动系统整体优化的发展。协同产生合力，协同产生动力，合力大于分力，合力比分力更能推动系统整体的发展。
现代领导者要善于在差异协同中寻找协同与和谐。例如，“求大同存小异”、“比、学、赶、帮、超”、“取长补短”、“竞争机制”、“优化组合”等都是在差异中寻求协同的思维方法。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不仅仅承认系统的差异性、协同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协同性不是双方的、对立面的、双值的、线性的思维方法，而是系统的多因素、多极、多重、多值、多趋向、多结果的非线性与非对称的差异与协同，是整体性的差异与整体性的协同。
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承认系统事物的产生与消亡、绝对与相对等方面，承认事物、过程、系统都是具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还有相互转化的一面；既有产生的那一天，必然要有消亡的那一天，更重要的是在产生与消亡之间还有生存的那一漫长的过程。差异协同思维方法，更注重系统生存的那漫长过程的整体优化，更注重研究生存的合理性、稳定性和优化性。
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与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的区别在于，它们看问题的着眼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问题发展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注重问题的多因素组成的整体差异协同；解决问题是系统在随机性；因果性、目的性中，从要素、结构、功能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情况下，从复杂的多因素中求解出整体优化方案；其结果是协同、和谐、竞争、融合，也包括消亡，即结果的多向性。而后者则只注意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和斗争、产生与消亡等；解决问题只靠抓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结果只能是一方吃掉一方，即结果是唯一的。因此，我们说对立统一的思想方法更适应于革命战争年代，是斗争的哲学；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更适用于经济建设的年代，是建设的哲学。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我们要注意生产者的主体性、等价交换性、供需平衡性、政府行为的规范性、经济增长的适度性；同时还要注意市场的完善性、信息的准确性、零通货膨胀率、零失业率；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不完善、信息被扭曲、供需不平衡、非零通货膨胀率、非零失业率的动态的非平衡状况下，如何求解整体优化的发展，这就是系统辩证的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差异协同的思维方法，适应经济建设，适应改革开放，并能对时代性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以上我们论述了传统的思维方法、矛盾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我国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应用着，我们提供思维方法的这种结构层次性，要与领导所处环境的生产状况、政治文化等条件相适应，不能简单地肯定与否定传统思维方法的好坏，也不能一刀切地推行现代的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我们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使生产力的结构呈现出多极的层次来。多层次结构的生产力要求我们的思维方法也要具有结构的多层次性。现代化大生产、大经济、高科技的研究，国家、部门、地区的宏观领导，只能运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进行工作，这属于现代的高层次的思维方法；一般的领导者、管理者，起码应当运用矛盾辩证的思维方法；比较落后的农村、手工作坊、家庭等仍在运用传统的家长式、经验式、父母官式的思维方法。这说明生产力水平、政治文化现状、意识形态的不同，就需要不同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层次性的状况，不能说明沿用传统的思维方法的绝对合理性，只能根据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来逐步推行现代的思维方法。在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运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去规划系统的改革与系统的开放政策。现在，我们相当多的领导者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局限性，这就不能不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
总之，思维方法不是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能把它看成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它仍然是领导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把它同实践相结合，同千变万化的系统整体和外部环境相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以提高我们现代领导的水平。正如斯大林讲的：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以下有关拉兹洛E教授和哈肯H教授的对话暂略。
（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办公室供稿）
收稿日期：199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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