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城乡社会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城乡论文,视野论文,社会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4-0138-06
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具有丰富多彩的特色。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在社会学界、人类学界均得到很高的赞誉，“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3-6。因费氏“考察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所以也被历史学者称为“基本框定了近代市镇研究的路径和取向”[2]。费孝通对社区历史的追溯、地理环境的关注、城乡关系的探讨、小城镇腹地的研究、区域类型和模式的分析以及地图学、人文地理学等方法和概念的运用，均在不同程度地蕴含着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内容与方法，其分析问题的视角与历史地理学关注区域分析、历史时期环境变迁以及城乡互动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具有极大的一致性。本文尝试通过对费孝通相关学术著述的认真研读，从乡村社会研究、小城镇研究两个方面，对其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作初步的研究，并进而分析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具有历史地理学视野的学术背景，希望能够对深化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体系有所帮助。
一、早期乡村社会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色彩
早期以《江村经济》为主要代表的乡村社会研究是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费孝通运用微型社区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开始。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功能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对人类事实进行全面的功能分析，注重文化体系内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文化体系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3]。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学术思想之影响，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也必然带有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他在《江村经济》前言中首先明确指出了写作的宗旨：“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1]8。费孝通强调研究的主旨在于“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尝试通过微型社区的典型研究“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这是基于功能学派的主张使然，但同时也带有了鲜明的人文地理学色彩。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是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为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强调社会环境关系和区域变化[4]302-303。为了达到功能主义社会学强调文化体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目的，费孝通自觉地借鉴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并运用于江村研究，并开创了“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1]6的先例。实际上，在费孝通早期的乡村社会研究中，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一，关于乡村社会研究区域的选择标准，借鉴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费孝通选择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调查，除了对这个村庄比较熟悉和有姐姐这个亲戚关系以外，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村庄有下列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其一是“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其二是“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其三是“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1]22。由此可知，区域的代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是费孝通选择调查区域的主要依据，而且他对于开弦弓村上述特性的确认，在很大程度正是基于这个村庄的人文地理特征。
第二，重视研究区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背景的分析。在《江村经济》的主题研究开篇前，费孝通对研究区域的地理状况作了全面的论述和介绍，包括该村的地理位置、所处区域的地貌状况、气候特征、交通状况、人口密度、村庄布局及与市镇的关系等，既涉及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的内容。他首先明确地揭示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并依据地理学家G.B.克雷西所著《中国地理概况》(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一书有关长江平原的地理概况的论述，指出“这个地区之所以在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交通上的有利位置”。他通过论述“每个村子仅与邻村平均相隔走20分钟路的距离”，“如从空中俯视，可以看见到处是一簇簇的村庄”，形象地说明研究区域的人口密度和村庄布局。他还注意到市镇是数十个村庄的中心，是连接城乡的过渡地带[1]12-14，同时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论述了开弦弓村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嘉兴等长江平原各主要城市以及该村所依傍的市镇震泽的区位关系，并特别地绘制了两份地图(即《地图I长江下游流域》和《地图Ⅱ开弦弓周围的环境》)[1]14-15。
第三，对开弦弓村的人文地理状况展开了综合研究。费孝通利用193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村里的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和职业类型，并注意到外来移民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本地人的差别[1]21。他还注意区分土地类型、耕地与居住用地的比例和居住区的空间分布问题，指出住宅区仅占相当小的部分，就在三条小河的汇集处，而房屋则分散在城角圩、凉角圩、西长圩和谈家墩(吴字圩)这四个圩的边缘[1]17。费氏又研究了村落的规划与交通运输系统的联系，指出“由于船只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位置，为便利起见，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河道沿岸，大小村庄应运而生；大一些的村子都建在几条河的岔口”，并进而利用地名学的原理分析说，一条主流河“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开弦弓便由此而得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拉开的弓”[1]18。他认为这种村落规划决定了村落的内部布局，由于“这个村的陆路系统不能形成完全的环行路”，因此村中的几座桥便成了交通中心，这就造成“小店铺大多集中在各桥附近。特别是集中在村子西边的桥旁”。他还分析说，“村子的总部”位于村子东端合作丝厂里面，而“厂址的选择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河A(引者按：指村子南部的小河)的水自西向东流。由于河A供给沿岸居民的日常用水，所以把厂子建在下游，以免污染河水”[1]18。他还用村落布局扩展和更新的观点分析学校和合作丝场的位置，指出这些新的公共机构“只有在老的住宅区外围找到地盘。它们的位置说明了社区生活的变化过程”[1]19。这些研究成果，都集中反映在一张地图之中(即《地图Ⅲ村庄详图》)[1]19，作者尝试对其研究区域的全面把握，使其自觉完成了开弦弓村人文地理状况的系统研究。
第四，关注地理环境与区域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费孝通将“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这一研究目的贯穿于开弦弓研究的始终，这种研究视角，与人文地理学的关注点是一致的。例如费氏分析了人口和土地的复杂关系，指出“现有的土地已受到相当严重的人口压力。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强烈因素”，因而村民通过溺婴或流产的办法限制人口是为了预防贫困，从而影响到人口性别和年龄比，而一些有着较大产业的家庭不受限制地有更多的子女，从而使土地的拥有量趋向平均化[1]27-28。他研究了区域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对于乡村居民消费的双重影响，指出“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但是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1]77。
第五，采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乡村贸易网络和区域市场体系问题。费孝通论述了乡村贸易网络的构成及其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认为乡村贸易网络主要由社区内的商店、城镇来的小贩和与集镇联系的航船三部分组成，三部分之间是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作者指出乡村的“购销分成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购销是在村庄社区范围内交换货物和劳务，外部购销是村和外界进行的交换”，由于“职业分化程度小，这使社区内部市场非常狭窄，人们靠外界供应货物和劳务”[1]152-153。从城镇来的小贩有其固定的贩卖区域和贩卖周期，“每一个小贩都有一个习惯卖货的地区，有时是几个村，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小贩能走多少路，能赚多少钱。售货的次数也取决于上述因素”[1]154。村里的日常必需品主要通过航船从城中购买，航船也充当村民的销售代理，是连接城乡的主要纽带，它促使附近的城镇有了特殊的发展。村中的商店因“主要出售香烟、火柴、糖果、纸张、蜡烛、纸钱及其他带宗教色彩的物品”[1]154，无力与航船竞争，只能处于航船的“辅助性地位”[1]157。这样在这个区域就构成了一个以城镇为中心，航船为纽带，小贩和商铺作为补充的区域贸易网络。
此外，费孝通关于区域市场体系的研究也相当精彩，他已经认识到贸易区域的大小决定于运输系统——人员及货物流动所需的费用和时间，消费者直接购买货物的初级市场局限于这样一个区域，即买者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以致妨碍他的其他活动便可在其中买到货物；贸易区的大小决定了初级和中级市场的分层，由于商店和杂货店的存在，村子内部构成一个初级市场，但由于航船限制了村里初级市场的作用，并使远处的城镇不仅是初级市场的零售商用批发价格购买货物的中级市场，也成为乡村“消费者初级购买的中心”，从而使城镇兼有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的双重作用，但初级市场超出乡村的范围大小取决于航船的一日能够往返的距离，“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航船主能把他所有的时间用于这一活动。因此，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的距离便延长到适于当日往返的旅程。实际距离取决于船的速度，估计每小时为1.6英里。能够派出航船到镇上代购货物的村子，其最远的距离不能超出5英里以外。因此，这样一个购销区域的直径是8至10英里”[1]160。
总的来看，在费孝通早期的乡村社会研究中，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不过，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经济背景的介绍则属于历史材料的运用。为了说明蚕丝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费氏引用了阿诺德·赖特(Aronld Weight)编写的《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20世纪印象记》中1908年的“辑里丝”的情况，并引用刘大钧编写的《上海的缫丝工业》和《1935-1936年中国年鉴·对外贸易》中关于20世纪初中国蚕丝业对外贸易史的情况。另外，费孝通还从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出发，十分关注乡村“社区生活的变化过程”的研究，尤其关注区域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人们日常娱乐的影响，注意到过去盛大的地方群体的定期集会因为乡村经济的萧条而大规模停止[1]83。针对研究区内最近十年“小媳妇”的数字也在增加的情况，费孝通分析了“小媳妇制度”与经济状况的联系，指出“这一制度本身是受到轻视的，因为它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产生的，而且通常是贫困的人家才这么做”，并用太平天国运动后曾流行的谚语来说明经济萧条与“小媳妇”制度的关系，并指出“一旦情况恢复正常，传统婚姻就取代了这种类型的婚姻”[1]39-40。以笔者看来，虽然费孝通早期的乡村社会研究中人文地理学的成分较为浓重，但多少已具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色彩。
二、小城镇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视野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其研究重心从乡村转向小城镇，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小城镇研究的热潮。研究伊始，他就强调必须“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各种体例、规章制度，都应全部总和起来看一看，理理清”，在研究工作中“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协作，不仅是社会科学方面，将来还需要有自然科学方面”[5]45-46。在关于城市住宅的社会学研究中他又提及不仅要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而且应当努力“与兄弟学科通力合作，共同发展，为研究和解决住宅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5]49。他还特别指出，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长期的科研项目，需要进行“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在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之前，需要“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5]82-85。进而，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小城镇研究是个多学科交叉的，结合实际的，有理论指导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能用来解决问题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么一个课题”[5]122。显然，他倡议的关于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研究课目[6]299，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可见，在费孝通看来，小城镇问题固然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研究的视角却不宜局限于狭义的社会学方面，需要多种学科的协作，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开展多视角多领域的研究。费孝通在小城镇研究中身体力行，注重多重视角的分析和研究，而历史地理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第一，费孝通是从城乡关系的高度对小城镇进行定位，强调其作为“城乡的结合部”[6]299，“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5]86。在他看来，这种城乡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城乡经济的发展既有“大鱼帮小鱼”模式，又有“小鱼帮大鱼”模式。他强调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我们感到农村不能一个个独立地发展，它必须依靠许多农村一起发展，并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市镇”[5]39。他用细胞和细胞核来形容城乡关系，“农村好比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活动的社区，这样就成为我们江南水乡的一个集镇”，“集镇是农村商业经济的重心，同时也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中心”[5]42。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费孝通还从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出发，通过“文革”期间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带动了苏南地区乡村工业起步的例子，说明城市工业的辐射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5]101-102，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大中城市工业的扩展和帮助，即所谓的“大鱼帮小鱼”[5]106。费孝通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带动小城镇复兴的主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城市工业是以乡镇工业为后方的，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大”，“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5]154。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会推动城市工业的进步，他在《农民要买汽车》一文中对这种关系作了分析，“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需要疏通流通渠道；疏通流通渠道需要物质条件，运输汽车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汽车制造厂立刻受到加速生产的压力，不能安于现状了。这是一环促一环，是一个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农业促进了工业，工业又回头来促进了农业”，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里不仅有“大鱼帮小鱼”的一面，也有“小鱼帮大鱼”，是一个“大小相辅促进”的模式[5]143-144。同时，他在分析建国以后小城镇的衰落问题时，则指出小城镇的衰落也与乡村经济的衰落有密切联系，“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发加剧”[5]95。
第二，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进一步发扬了早期乡村社区研究中重视历史地理学视角的研究传统，而将“兴衰”问题列为小城镇研究10字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强调社区研究固然要对当时当地情况做详细的调查，但“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个村子同另一个村庄的关系，都对这一个村子里居民的生活有影响”[5]71，因此小城镇研究不仅要从城乡关系入手，也强调从小城镇的兴衰史和历史传统入手。他根据自己实际调查的经验和掌握的历史资料，分析古书上记载的“日中为市”问题，并涉及集市的位置与贸易区域的关系，认为“因为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来卖，从住的地方走到这儿，最远的地方要半天”，“最远处的人走到这儿是‘日中’，所以叫‘日中为市’”，“到日中的时候人最多，各地方的人都来了”[5]40。他还用《康熙字典》引《周礼·地官》“五十里有市”的材料说明集市上交换商品的来源区大小，指出受距离、交通工具等条件的限制，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大小不一[5]56。他还利用《康熙字典》的资料分析了“市”和“城”之间的区别以及“镇”的起源问题，认为“其实城和市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城是地主阶级的堡垒，他们和农民对立，所以害怕赶集、赶街之类的活动，主要是怕四乡的人聚集在一起闹事，不好维持和掌握秩序。一般城和集市在地点上是分开的，常常在城区的外面设立固定的地点作为赶集的人交换货物的场所。以后定期聚合的赶集赶街的贸易方式发展到固定化和经常化，从12天一次，6天一次，发展到3天一次和天天赶街。商人也随着在此开设固定的店铺，这就出现了镇。‘镇’，《康熙字典》解释为‘重也、压也’、‘言镇守也’。镇是有人管的集市”[5]57。他还利用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成果，强调我国的丝织业历史传统，并用解放前盛泽镇的丝织业生产情况说明丝织工业的分布[5]58。
第三，对小城镇的类型分析，是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其分类的依据是小城镇的历史地理特点。费氏认为小城镇的特点“是各镇的具体历史形成的”[5]92，因此他从各个城镇的历史演变中归纳其特点。费孝通通过具体的研究揭示，民国时期的震泽镇通过几百条航船与周围乡村保持着商品流通，“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盛泽镇早在明代就有上万的人口，家庭丝织手工业“这个传统在民间已存在近千年”，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地理基础，“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是一个丝织工业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松陵镇“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惟独松陵是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增长”；“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所以“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形成北通苏州、南通杭州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5]86-92。
第四，费孝通结合自己的实地考查，利用历史文献分析研究了某些早期城镇的内部空间结构特征。他通过研究地方资料，认为“早期吴江县城主要有四样东西：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一个城隍庙”，《吴江县志》中记载县城外的长桥有一个市场。实际调查所见的云南某县城的布局也是如此，“里面就是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连城隍庙都没有。离开县城一里路，有一个很大的赶街的空场”，从而说明“早期的城(镇)同集(街)”是分开的，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商业中心[5]40。
此外，他还从人口变化、商品流通、行政机构的调整、自然灾害和地理变化等因素分析了解放后吴江县小城镇衰落的原因[5]94-98，又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分析苏南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社队工业遍地开花的原因[5]100-103。
从费孝通有关小城镇研究的具体行文中交织地使用“历史条件”、“历史发展”、“历史传统”、“历史现象”、“地理位置”、“自然灾害”、“自然地理”等学术名词，以及一再强调各个城镇的特点“是各镇的具体历史形成的”、其兴衰演变是“由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区域小城镇研究“不能不从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考察”等言论来看，历史学分析和地理学分析相结合正是费氏小城镇研究的主要特色所在，而这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取向。这充分说明，在费孝通后期的小城镇研究中，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已得到了充分重视和运用。
三、费孝通社会学研究具有历史地理学视野的学术背景
费孝通运用历史地理学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以上所引只是其浩瀚论著中的冰山一角。以笔者看来，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在费氏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有其学术渊源，有必要稍作分析。
费孝通的历史地理学视野，首先应当说与家学传统有关。费孝通从小喜爱地方志，他在《暮年漫谈》中提及父亲“在江苏省视学的时候，经常到全省各地的学校巡视，做调查。有时候他会带回一些地方志，这些书常常引起我的兴趣”[6]295。也许正是因为对地方志的兴趣，使对各地历史、地理的论述成为其相关社会学研究著作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其开山作《江村经济》也被人们看作“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7]。实际上，费孝通晚年也曾把自己60多年的学术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8]10。
费孝通的历史地理学视野，受其功能主义的学术线路、重视历史背景的学术态度的影响更大。费孝通研究的乡村、小城镇被称为微型社区，乃是师承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并受到美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功能主义学派“主张对人类事实进行全面的功能分析，即确定所观察的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注重文化体系内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文化体系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费孝通正是从功能主义学派的主张出发，进行最早的中国社区研究，即“强调社区内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为了搞清楚这种联系和各部分的功能，有必要对社区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历史传统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3]。他在1987年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对谈时，也曾再次强调过这一点，“我们必须把社区看作是整体来研究，考虑这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环境”[9]203。除了重视人文地理学方法以外，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已经表明其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正是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的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1]5。即强调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作用，并主张两种方法互为补充。受其影响，费孝通在实际研究的基础上，也非常强调社区研究中要重视“历史背景”，甚至明确地说“我认为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后来，他又将对历史的态度进一步发展为“把‘事物’看作是不同时间上变化的集合体”的动态历史观，并强调“希望大家加强历史意识”，“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6]312-313。强调历史意识，重视历史背景和社区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使费孝通将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背景的考察自觉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使其研究建立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坚实基础上，有助于得出符合社区实际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费孝通基于功能学派的立场进行社区的历史、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使其学术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历史地理学的色彩。由于功能主义强调各方面的联系，从乡村社区研究开始的费孝通也注意到乡土社会并不是自洽的，它存在于与城镇社会的有机联结之中，因而促成他从历史地理学视野出发，将乡村研究置于城乡联系的层次中进行分析，研究城乡的贸易网络，“乡脚”的大小，进而上升到以城乡联系为基础的小城镇研究。
费孝通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也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费孝通早年就学燕京大学时曾经深受顾颉刚等历史地理学家的影响，利用方志资料进行婚俗地理分布研究成为其学术研究的起点。他曾经撰文提到，顾颉刚“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变迁”[6]298。
总之，费孝通自觉进行多重视角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蕴含丰富的内容。通过对费孝通城乡社会研究中所具有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之初步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费孝通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是其家学传统、功能主义的学术线路、重视历史背景的学术态度以及历史地理学的影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费孝通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伟大财富，也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借鉴。目前，历史社会地理学已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10]，通过对费孝通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视野的分析，借鉴其多重视角的研究思路，也当有助于历史社会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学科理论的进步。
标签：费孝通论文; 地理学论文; 小城镇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村庄规划论文; 人文地理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江村经济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学论文; 康熙字典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